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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介绍教育技术AECT2004定义的基础上，通过对教育技术定义演变过程的分析及2004定义与1994定义的比较，阐述了对新定义的理解和由此引发的思考。
［关键词］教育技术 演变 定义
［作者简介］何荣杰（1964- ），赤峰学院教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理论、教学设计；国忠华（1984- ），赤峰学院教育系04级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学生。（内蒙古赤峰024000）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8）30-0150-03
一、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
教育技术作为一种实践已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或一门科学则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教育技术的定义一直是我国教育技术界讨论不休的问题。“教育技术”一词源于美国，萌发于19世纪末，起步于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后得到迅速发展。在1963年产生了教育技术的首个定义（1963定义），随后又经历了1970、1972、1977定义等，到了1994定义教育技术定义已广泛为人们所接受，并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后，教育技术又产生了新的定义，即AECT（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2004定义。可以看出教育技术的定义也是随着时代、科技、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也在不断完善中。
作为一个组织，AECT的前身是成立于1923年的全美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它最初的任务是促进视觉媒体在教育中的应用，1963年，视听教学部领导的“定义与术语委员会”发布了“视听传播”的官方定义，随后开始对“教育技术”进行定义。
1970年，美国政府资助的教学技术委员会对“教学技术”提出了一个准官方的定义：教学技术是一种根据具体目标来设计、实施和评价整个教学过程的系统方法。它以对人的学习与传播的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人力和非人力资源，以达到更有效的教学的目的。这个定义本身具有权威性并广泛流传，特别是，该定义在促进整个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系统方法的概念，突出了教育技术领域中教学设计的中心地位。
1970年6月25日“全美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改名为“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1971年5月25日，AECT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组织。1972年，AECT发布了一个新的定义，将教育技术作为中心概念：教育技术是这样一个领域，它通过对所有学习资源的系统化鉴别、开发、组织和利用，以及通过对这些过程的管理，来促进人类的学习。1972定义声明，教育技术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一个领域，焦点也从视听媒体、学习资源转向了创造和使用这些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反映出当时系统理论的影响。
1977年，AECT又对这个领域的定义和术语进行了整体的修订，这就是AECT1977定义：教育技术是一个复杂的、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人员、程序、思想、设备和组织，其目的在于分析遍及人类学习所有方面的问题和设计、实施、评价与管理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77定义是随着教育技术软硬件开发的不断深入，在教学理论越来越重视方法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已经开始使用系统方法来解决人类学习的过程。
1994年，AECT发布了著名的1994定义，该定义是在AECT的主持下，通过众多专家长达5年的研讨而成。1994年发表在由巴巴拉·西尔斯（Barbara Seels）和丽塔·里齐（Rita Richey）总结的《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一书中：教育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有关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该定义的英文原文如下：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sign，development，utilization，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processes and resources for learning.
2004年7月23日，在“长春2004—教育技术国际论坛”上①，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的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巴巴拉·西尔斯，在题为“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及在线课程的设计”的报告中，首次介绍了AECT的“定义与术语委员会”（Commission on Definition and Terminology）关于教育技术领域研究中的新定义，AECT新定义已于2005年5月正式公开发表，定义原文如下：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study and ethical practice of facilitating learn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by creating，using，and managing appropriate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and resources.
对于该定义，彭绍东教授把其翻译为：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促进学习和改善绩效的研究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的几十名研究生在黎加厚教授的带领下，经过讨论后，建议把其翻译为：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上面的两个定义虽有一定的差异，但从翻译的角度看都没有什么问题，基本内容是相同的。本文就以上海师范大学师生翻译的定义为准，进行分析与思考。
二、从1994到2004：对AECT2004定义的分析
前文对AECT1994定义与2004定义作了简单的介绍。比较二者，2004新定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一）用“研究”（Study）取代了“理论”（Theory）
在AECT94定义中，用的是“theory”，而在AECT2004定义中，起草者用的是“study”。“理论”用词太宽泛、太虚，而“研究”更具体、更实际。“study”指的是传统的研究以及反思，通过使用“研究”这一术语，新定义把教育技术的研究方法从遵从自然科学规范的科学探究扩展到了反思性的实践。研究是对于教育技术的理论性理解和实践的钻研和反思。它包括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通过调查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尝试产生新的“实践”，然后又引发新的观点和问题，通过对这个过程的反思寻找问题的答案，并进而尝试解决问题，这种实践加反思的循环过程能够改善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研究”取代“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技术的实践功能，这对教育技术到底应该侧重理论还是侧重实践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研究是很少的，正是这种研究的薄弱导致了理论基础薄弱。因此，新定义用研究替代了理论，这对中国教育技术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阐明了教育技术的特点是“技术性的”
AECT2004定义用“技术性的”一词修饰“过程”和“资源”，一针见血地指明了“非技术性的”过程和“非技术性的”资源并不是教育技术的研究和实践范畴，如果没有“技术性的”一词来限定，那么任何形式的活动都可以归入教育技术的实践领域，这样势必引起教育科学内众多二级学科相互“抢饭碗”，这一点在我国尤其突出。在日常教学中存在着大量“非技术性的”过程，如教师每天的决策过程，如果没有“technological”（技术性的）这个修饰词，任何类型的模型、协议和公式都可以包括在教育技术的范围内，这就模糊了教育技术与课程教学或教育之间的界限。教育技术所提倡的过程是基于有价值的目标的研究过程、反思性的实践过程。另外，“技术性的资源”主要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各种媒体（硬件与软件），如图片、视频、录音带、卫星线路、计算机程序、DVD光盘和播放器等。新定义的作者使用“technological”（技术性的）这一形容词限定了作为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的过程和资源，突出了教育技术的学科特点，把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与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等区别开来。
（三）教育技术的工作目标不仅是“促进学习”，还应该是“提高绩效”
AECT2004定义中“facilitating learn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替代了94定义的“for learning”，在强调“促进学习”之外，更提出了“提高绩效”的概念，这比1994定义中的“为了学习”（for learning）更进一步。在定义中，绩效指的是学习者的能力及其在新环境中的迁移能力。“提高绩效”强化了学习的新含义：它不仅仅指基本知识、技能的习得，而且还包括灵活运用它们的能力。这是现代学习理论和现代知识观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强调知识的建构性、情境性和社会性，学习是对知识的获得，显然不再仅仅是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基本知识、技能），而是获得在何种情境之中，何种条件之下，怎样更有效地运用知识的能力。这就要求现代教学必须为学习者自主的、合作的、交流的学习创设环境、提供工具，让他们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意义的建构。因此，“提高绩效”的提法更具现实性和先进性。同时，“提高绩效”表明了教育技术的研究重点已从学校教育拓展到企业教育、终身教育、社会教育等大教育领域；从只看部分产出（教学效果）拓展为既看产出（教学效果、工作绩效），也看投入（成本分析），并寻求最佳的成本—效益比。
（四）强调教育技术领域内的实践必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AECT2004定义在“practice”前面加了限定词“ethical”即“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体现了定义的作者对行业伦理规范的强调与重视，彰显了对人的尊重，也体现了教育技术这一领域在不断地走向成熟。教育技术领域对道德规范的关注正在日益增强，这里所说的道德规范并不仅仅只是一些“规定和要求”，它是行为实践的基础。事实上，与其说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是一系列的要求、界定和新的规则，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构想。2004新定义将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视为教育技术的核心，如果缺乏道德规范的考虑，教育技术是不可能成功的。
美国AECT职业道德规范委员会在2001年修订了教育技术领域的《AECT职业道德规范》。它提出了一些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目的在于使教育技术领域维持较高的行业行为水准，帮助教育技术专业人员或整个行业反思其行为是否合适、是否符合伦理与职业道德标准；反思技术的应用是否符合标准（如技术使用的公平性）；反思教育技术的应用是否对社会有价值和特殊贡献。这些规范和准则不仅仅是行为规则和约束条件，更是教育技术实践成功的基础，也是教育技术事业成功的有力保证。
AECT道德准则分为三个部分：对个体的承诺，如对获取研究材料的途径的保护，努力保护专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对社会的承诺，如对于教育问题提出真实的公众声明，从事公正、平等的专业实践活动；对行业的承诺，如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发表的著作和观点给予准确的评价。在三个原则领域中，每一个都列出了一系列的承诺来帮助教育技术专业人士知晓自己应该采取的恰当行为，不管他们的背景和职务如何，都应如此。这为那些研究者、教授、顾问、设计师和学习资源主管们提供了需要考虑的事项，以此来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专业行为和符合伦理道德的操作方式。
三、AECT教育技术2004定义的启示
AECT2004年教育技术定义对我国教育技术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已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已基本实现大众教育，网络也已社会化，面临众多变革，教育技术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学习新的定义，留给我们许多新的思考。例如，如何借鉴新定义加强创新研究、加强资源建设？如何实现教育技术领域的绩效技术并应用于实践？如何加强行业伦理道德规范建设？如何确定中国自己的“教育技术定义”？如何借鉴AECT的经验，通过我们自己的专业协会团结全国的智慧和力量，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教育技术创新研究及资源建设
在“教育技术创新（或创造）”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要使学习者了解创新与设计、开发的联系和区别；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思维，掌握创新策略与方法；掌握各种学习资源（媒体）的设计、开发、制作、革新方法与技巧；培养对各种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调控能力；培养对各种教学系统的诊断、预测、规划、优化能力，培养对新课标、新教学模式的研究、开发、实施、推广能力。
在资源建设方面，加强专业信息资源与环境建设以及人际关系环境建设。包括专业的硬件建设、软件建设与潜件建设。特别要加强专业教学实验室、研究室、网上资源中心和图书资料室的建设，创造数字化、网络化的教学环境，积极开展现代远程教育。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深化教育改革。其中，要进一步实施“校校通”工程，特别是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营造数字化校园。要不断优化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构，探讨新的教学模式，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人际关系环境建设方面要加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家长、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针对绩效技术，扩大就业范围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求职就业是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我校教育技术专业毕业生反馈回来的信息看，今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学校对教育技术人才的需求已基本达到饱和，很多学生不得不到企业就业。AECT2004定义引入了“绩效”的概念，这无疑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把教育技术从单纯的教育领域拓展到企业培训领域。未来世界里，最重要的资源是人的智力资源，最重要的技术是开发这种资源的绩效技术。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应该抓住机遇，加强对“绩效技术”的研究，和企业建立起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选择一些技术更新较快的大企业，重点开展绩效技术人员岗位素质要求与人员需求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以便制定出科学、可行的绩效技术专业方面的研究生及本科生培养方案。
（三）规范并实施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AECT2004教育技术定义提出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正好响应了我国一直以来强调的教育要以德育为首的宗旨，在我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业道德规范，教育也不例外，在各科教育中都把德育教育放在第一位。而教育技术是一门涉及如何将技术应用于教育或者说如何使技术更好地为教育服务的学科，正因为如此，教育技术领域需要规范伦理道德实践方面的问题。
1.提高教育技术领域从业人员的思想品德素质。在教育技术职业道德中要特别强调对技术的正确认识、科学使用与责任意识。要求不得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从事对他人、对社会以及对自身有害的活动。教育技术从业人员要尊重网络上的知识产权，所有在书籍、杂志、报刊、网页、电子邮件、Blog网志、BBS等不同的媒体上的他人的文章、报告、日记、随笔、杂感、文学作品、科学作品等，都应该视为他人的知识产权，应该得到尊重。
2.对教育技术从业人员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教育技术领域的从业人员要具有良好的道德思维能力和道德认识能力。前者包括独立思维能力与批判思维能力；后者包括道德理解能力、道德推理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如果具备了这样的能力，那么教育技术领域的从业人员在该领域工作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便会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
3.在各科领域的教学中渗透伦理道德的思想。教育技术中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现象，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青少年还没有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没有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容易受到那些不良思想的侵害。所以，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渗透伦理道德的思想至关重要，教育技术从业人员特别是广大教师，在从课程设计到各个领域的教学中都要渗透伦理道德的思想，从根本上培养学生良好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成道德自律。
四、结论
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是随着该领域的发展而进行的，AECT2004定义是一个时代的印象。这个定义合理与否还需得到实践的检验。2004定义的提出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启示，特别是伦理道德实践的提出正好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教育一直以来都强调要以德育为首，即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特别是在近几年，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和学习的各个领域，各种思潮也不断涌现，致使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现象。而伦理道德实践的提出对我国教育技术从业人员特别是教师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培养自身良好的伦理道德思想意识并把这种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的教学中，才能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要求的人才，这也正是2004定义的核心价值。因此，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定义，不要拘泥于定义本身，而应该从新定义是否符合我国教育技术事业发展的国情出发，从新定义中提取有利于我国教育技术发展、有利于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建设、有利于我国教育技术人才培养、有利于教育技术概念在我国普及的东西，真正地把理论用于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
［注释］
①“长春2004—教育技术国际论坛”在吉林大学东荣大厦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马里、贝宁、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专家学者和来自国内24个省、市、自治区的280名正式代表及列席代表共4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参考文献］
［1］（美）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齐.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M］.乌美娜，等，译.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
［2］彭绍东.解读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J］.电化教育研究，2004（10）.
［3］张仙.“教育技术领域新界定”的再解读对AECT05教育技术定义的理解与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05（1）.
［4］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术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张莉.教育技术新定义中的伦理道德实践［J］.教育技术导刊，2005（1）.
［6］刘志波，李阿琴.AECT2004定义解读［J］.电化教育研究，2004（12）.
［关键词］教育技术 演变 定义
［作者简介］何荣杰（1964- ），赤峰学院教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理论、教学设计；国忠华（1984- ），赤峰学院教育系04级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学生。（内蒙古赤峰024000）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8）30-0150-03
一、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
教育技术作为一种实践已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或一门科学则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教育技术的定义一直是我国教育技术界讨论不休的问题。“教育技术”一词源于美国，萌发于19世纪末，起步于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后得到迅速发展。在1963年产生了教育技术的首个定义（1963定义），随后又经历了1970、1972、1977定义等，到了1994定义教育技术定义已广泛为人们所接受，并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后，教育技术又产生了新的定义，即AECT（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2004定义。可以看出教育技术的定义也是随着时代、科技、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也在不断完善中。
作为一个组织，AECT的前身是成立于1923年的全美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它最初的任务是促进视觉媒体在教育中的应用，1963年，视听教学部领导的“定义与术语委员会”发布了“视听传播”的官方定义，随后开始对“教育技术”进行定义。
1970年，美国政府资助的教学技术委员会对“教学技术”提出了一个准官方的定义：教学技术是一种根据具体目标来设计、实施和评价整个教学过程的系统方法。它以对人的学习与传播的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人力和非人力资源，以达到更有效的教学的目的。这个定义本身具有权威性并广泛流传，特别是，该定义在促进整个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系统方法的概念，突出了教育技术领域中教学设计的中心地位。
1970年6月25日“全美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改名为“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1971年5月25日，AECT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组织。1972年，AECT发布了一个新的定义，将教育技术作为中心概念：教育技术是这样一个领域，它通过对所有学习资源的系统化鉴别、开发、组织和利用，以及通过对这些过程的管理，来促进人类的学习。1972定义声明，教育技术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一个领域，焦点也从视听媒体、学习资源转向了创造和使用这些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反映出当时系统理论的影响。
1977年，AECT又对这个领域的定义和术语进行了整体的修订，这就是AECT1977定义：教育技术是一个复杂的、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人员、程序、思想、设备和组织，其目的在于分析遍及人类学习所有方面的问题和设计、实施、评价与管理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77定义是随着教育技术软硬件开发的不断深入，在教学理论越来越重视方法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已经开始使用系统方法来解决人类学习的过程。
1994年，AECT发布了著名的1994定义，该定义是在AECT的主持下，通过众多专家长达5年的研讨而成。1994年发表在由巴巴拉·西尔斯（Barbara Seels）和丽塔·里齐（Rita Richey）总结的《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一书中：教育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有关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该定义的英文原文如下：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sign，development，utilization，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processes and resources for learning.
2004年7月23日，在“长春2004—教育技术国际论坛”上①，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的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巴巴拉·西尔斯，在题为“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及在线课程的设计”的报告中，首次介绍了AECT的“定义与术语委员会”（Commission on Definition and Terminology）关于教育技术领域研究中的新定义，AECT新定义已于2005年5月正式公开发表，定义原文如下：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study and ethical practice of facilitating learn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by creating，using，and managing appropriate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and resources.
对于该定义，彭绍东教授把其翻译为：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促进学习和改善绩效的研究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的几十名研究生在黎加厚教授的带领下，经过讨论后，建议把其翻译为：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上面的两个定义虽有一定的差异，但从翻译的角度看都没有什么问题，基本内容是相同的。本文就以上海师范大学师生翻译的定义为准，进行分析与思考。
二、从1994到2004：对AECT2004定义的分析
前文对AECT1994定义与2004定义作了简单的介绍。比较二者，2004新定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一）用“研究”（Study）取代了“理论”（Theory）
在AECT94定义中，用的是“theory”，而在AECT2004定义中，起草者用的是“study”。“理论”用词太宽泛、太虚，而“研究”更具体、更实际。“study”指的是传统的研究以及反思，通过使用“研究”这一术语，新定义把教育技术的研究方法从遵从自然科学规范的科学探究扩展到了反思性的实践。研究是对于教育技术的理论性理解和实践的钻研和反思。它包括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通过调查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尝试产生新的“实践”，然后又引发新的观点和问题，通过对这个过程的反思寻找问题的答案，并进而尝试解决问题，这种实践加反思的循环过程能够改善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研究”取代“理论”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技术的实践功能，这对教育技术到底应该侧重理论还是侧重实践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研究是很少的，正是这种研究的薄弱导致了理论基础薄弱。因此，新定义用研究替代了理论，这对中国教育技术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阐明了教育技术的特点是“技术性的”
AECT2004定义用“技术性的”一词修饰“过程”和“资源”，一针见血地指明了“非技术性的”过程和“非技术性的”资源并不是教育技术的研究和实践范畴，如果没有“技术性的”一词来限定，那么任何形式的活动都可以归入教育技术的实践领域，这样势必引起教育科学内众多二级学科相互“抢饭碗”，这一点在我国尤其突出。在日常教学中存在着大量“非技术性的”过程，如教师每天的决策过程，如果没有“technological”（技术性的）这个修饰词，任何类型的模型、协议和公式都可以包括在教育技术的范围内，这就模糊了教育技术与课程教学或教育之间的界限。教育技术所提倡的过程是基于有价值的目标的研究过程、反思性的实践过程。另外，“技术性的资源”主要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各种媒体（硬件与软件），如图片、视频、录音带、卫星线路、计算机程序、DVD光盘和播放器等。新定义的作者使用“technological”（技术性的）这一形容词限定了作为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的过程和资源，突出了教育技术的学科特点，把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与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等区别开来。
（三）教育技术的工作目标不仅是“促进学习”，还应该是“提高绩效”
AECT2004定义中“facilitating learn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替代了94定义的“for learning”，在强调“促进学习”之外，更提出了“提高绩效”的概念，这比1994定义中的“为了学习”（for learning）更进一步。在定义中，绩效指的是学习者的能力及其在新环境中的迁移能力。“提高绩效”强化了学习的新含义：它不仅仅指基本知识、技能的习得，而且还包括灵活运用它们的能力。这是现代学习理论和现代知识观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强调知识的建构性、情境性和社会性，学习是对知识的获得，显然不再仅仅是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基本知识、技能），而是获得在何种情境之中，何种条件之下，怎样更有效地运用知识的能力。这就要求现代教学必须为学习者自主的、合作的、交流的学习创设环境、提供工具，让他们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意义的建构。因此，“提高绩效”的提法更具现实性和先进性。同时，“提高绩效”表明了教育技术的研究重点已从学校教育拓展到企业教育、终身教育、社会教育等大教育领域；从只看部分产出（教学效果）拓展为既看产出（教学效果、工作绩效），也看投入（成本分析），并寻求最佳的成本—效益比。
（四）强调教育技术领域内的实践必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AECT2004定义在“practice”前面加了限定词“ethical”即“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体现了定义的作者对行业伦理规范的强调与重视，彰显了对人的尊重，也体现了教育技术这一领域在不断地走向成熟。教育技术领域对道德规范的关注正在日益增强，这里所说的道德规范并不仅仅只是一些“规定和要求”，它是行为实践的基础。事实上，与其说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是一系列的要求、界定和新的规则，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构想。2004新定义将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视为教育技术的核心，如果缺乏道德规范的考虑，教育技术是不可能成功的。
美国AECT职业道德规范委员会在2001年修订了教育技术领域的《AECT职业道德规范》。它提出了一些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目的在于使教育技术领域维持较高的行业行为水准，帮助教育技术专业人员或整个行业反思其行为是否合适、是否符合伦理与职业道德标准；反思技术的应用是否符合标准（如技术使用的公平性）；反思教育技术的应用是否对社会有价值和特殊贡献。这些规范和准则不仅仅是行为规则和约束条件，更是教育技术实践成功的基础，也是教育技术事业成功的有力保证。
AECT道德准则分为三个部分：对个体的承诺，如对获取研究材料的途径的保护，努力保护专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对社会的承诺，如对于教育问题提出真实的公众声明，从事公正、平等的专业实践活动；对行业的承诺，如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发表的著作和观点给予准确的评价。在三个原则领域中，每一个都列出了一系列的承诺来帮助教育技术专业人士知晓自己应该采取的恰当行为，不管他们的背景和职务如何，都应如此。这为那些研究者、教授、顾问、设计师和学习资源主管们提供了需要考虑的事项，以此来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专业行为和符合伦理道德的操作方式。
三、AECT教育技术2004定义的启示
AECT2004年教育技术定义对我国教育技术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已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已基本实现大众教育，网络也已社会化，面临众多变革，教育技术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学习新的定义，留给我们许多新的思考。例如，如何借鉴新定义加强创新研究、加强资源建设？如何实现教育技术领域的绩效技术并应用于实践？如何加强行业伦理道德规范建设？如何确定中国自己的“教育技术定义”？如何借鉴AECT的经验，通过我们自己的专业协会团结全国的智慧和力量，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教育技术创新研究及资源建设
在“教育技术创新（或创造）”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要使学习者了解创新与设计、开发的联系和区别；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思维，掌握创新策略与方法；掌握各种学习资源（媒体）的设计、开发、制作、革新方法与技巧；培养对各种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调控能力；培养对各种教学系统的诊断、预测、规划、优化能力，培养对新课标、新教学模式的研究、开发、实施、推广能力。
在资源建设方面，加强专业信息资源与环境建设以及人际关系环境建设。包括专业的硬件建设、软件建设与潜件建设。特别要加强专业教学实验室、研究室、网上资源中心和图书资料室的建设，创造数字化、网络化的教学环境，积极开展现代远程教育。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深化教育改革。其中，要进一步实施“校校通”工程，特别是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营造数字化校园。要不断优化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构，探讨新的教学模式，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人际关系环境建设方面要加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家长、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针对绩效技术，扩大就业范围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求职就业是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我校教育技术专业毕业生反馈回来的信息看，今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学校对教育技术人才的需求已基本达到饱和，很多学生不得不到企业就业。AECT2004定义引入了“绩效”的概念，这无疑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把教育技术从单纯的教育领域拓展到企业培训领域。未来世界里，最重要的资源是人的智力资源，最重要的技术是开发这种资源的绩效技术。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应该抓住机遇，加强对“绩效技术”的研究，和企业建立起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选择一些技术更新较快的大企业，重点开展绩效技术人员岗位素质要求与人员需求等方面的调查研究，以便制定出科学、可行的绩效技术专业方面的研究生及本科生培养方案。
（三）规范并实施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AECT2004教育技术定义提出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正好响应了我国一直以来强调的教育要以德育为首的宗旨，在我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业道德规范，教育也不例外，在各科教育中都把德育教育放在第一位。而教育技术是一门涉及如何将技术应用于教育或者说如何使技术更好地为教育服务的学科，正因为如此，教育技术领域需要规范伦理道德实践方面的问题。
1.提高教育技术领域从业人员的思想品德素质。在教育技术职业道德中要特别强调对技术的正确认识、科学使用与责任意识。要求不得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从事对他人、对社会以及对自身有害的活动。教育技术从业人员要尊重网络上的知识产权，所有在书籍、杂志、报刊、网页、电子邮件、Blog网志、BBS等不同的媒体上的他人的文章、报告、日记、随笔、杂感、文学作品、科学作品等，都应该视为他人的知识产权，应该得到尊重。
2.对教育技术从业人员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教育技术领域的从业人员要具有良好的道德思维能力和道德认识能力。前者包括独立思维能力与批判思维能力；后者包括道德理解能力、道德推理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如果具备了这样的能力，那么教育技术领域的从业人员在该领域工作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便会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
3.在各科领域的教学中渗透伦理道德的思想。教育技术中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现象，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青少年还没有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没有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容易受到那些不良思想的侵害。所以，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渗透伦理道德的思想至关重要，教育技术从业人员特别是广大教师，在从课程设计到各个领域的教学中都要渗透伦理道德的思想，从根本上培养学生良好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成道德自律。
四、结论
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是随着该领域的发展而进行的，AECT2004定义是一个时代的印象。这个定义合理与否还需得到实践的检验。2004定义的提出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启示，特别是伦理道德实践的提出正好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教育一直以来都强调要以德育为首，即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特别是在近几年，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和学习的各个领域，各种思潮也不断涌现，致使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现象。而伦理道德实践的提出对我国教育技术从业人员特别是教师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培养自身良好的伦理道德思想意识并把这种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的教学中，才能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要求的人才，这也正是2004定义的核心价值。因此，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定义，不要拘泥于定义本身，而应该从新定义是否符合我国教育技术事业发展的国情出发，从新定义中提取有利于我国教育技术发展、有利于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建设、有利于我国教育技术人才培养、有利于教育技术概念在我国普及的东西，真正地把理论用于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
［注释］
①“长春2004—教育技术国际论坛”在吉林大学东荣大厦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马里、贝宁、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专家学者和来自国内24个省、市、自治区的280名正式代表及列席代表共400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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