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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宣布的三项议程都是经济问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到会218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并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里，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最早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当然，华国锋接受这一建议也还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全国人民努力生产，加速实现8年规划和23年宏伟设想。但是，他毕竟是以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按照华国锋的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会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陈云率先“放了一炮”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评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炮弹”使会议气氛炽热起来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被分在东北组。东北组召集人是王恩茂、任仲夷、肖克、杨勇。陈云同志也编在这个组参加讨论。讨论的第一天，陈云同志就发了言。……
“陈云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待掌声平息下来，陈云同志用征询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举手，‘同意！’
“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到会218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并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里，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最早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当然，华国锋接受这一建议也还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全国人民努力生产，加速实现8年规划和23年宏伟设想。但是，他毕竟是以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按照华国锋的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会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陈云率先“放了一炮”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评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炮弹”使会议气氛炽热起来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被分在东北组。东北组召集人是王恩茂、任仲夷、肖克、杨勇。陈云同志也编在这个组参加讨论。讨论的第一天，陈云同志就发了言。……
“陈云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待掌声平息下来，陈云同志用征询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举手，‘同意！’
“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