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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双联”的对象是甘肃礼县白河镇铨水村。两年来，我已先后10多次到这个村子开展“双联”工作，但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未能停下脚步将自己的“对象”细细打量一番，心里委实有点遗憾。2014年，又一次到“双联”点来，适值暑期，时间宽裕不说，又领受了开展调研的任务，我想无论如何也到了揭开她的面纱的时候了。
天下大黄出铨水
铨水村位于礼县白河镇西南15公里处，下辖七个村民小组，全村人口近千，人均耕地不足1.6亩，粮食作物以小麦、马铃薯、玉米种植为主，林果产业、劳务创收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
调研伊始，礼县境内村镇的名称引起了我的探究兴趣。这些村镇不似其他地方的名称那样随意，叫某某岔、某某沟、某某面的，显得土气不说，也没有什么内涵。礼县境内的村镇名称从“礼县”开始，到“古桃”、“张坪”、“雷坝”，以至眼前的“铨水”，似乎都有着一种意蕴。查阅当地的县志文献才知，礼县属于古大秦帝国的属地，难怪连村镇的名称都这样富有古意。
那么，铨水村的“铨水”有什么意蕴呢？听了村支书老韩的解释，才知“铨水”之“铨”大有学问。据说，自古以来，铨水这个地势低洼、气候阴湿的地方就生产一种独特的药材——铨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黄，其药用价值极高，具有清热解毒、降血脂、降血压的神奇疗效。因为铨水的地域和水质，生产的铨黄品质和规格都堪称全国一流，故有“天下大黄出铨水”之说。韩支书说，铨水村不仅是生产铨黄的重镇，更是开展铨黄交易的集散地和旱码头。一年四季中，很多南方人来铨水做生意，他们大都是为了铨水的大黄来的？
我问韩支书：“目前的生产规模和产值如何？”听我这样问，韩支书的眼神黯淡下来，沉默了片刻，他叹气道：“现在种铨黄的人越来越少了。铨黄的生产周期比较长，没有两三年时间，生产的铨黄质量无法保证。这两年药材市场也不稳定，价格忽高忽低，农民大面积种植铨黄，往往价钱就下来了。这样一些因素，使大家种植铨黄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天下大黄出铨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商机啊！在此后几天的调研中，我心里都在琢磨这样一件事：能不能先行注册一个“铨水大黄”的商标，通过宣传，让当地老百姓对种植大黄树立一种信心，同时也让外界更多地了解“天下大黄出铨水”的历史。然后通过动员群众和引进外资，逐渐扩大种植规模。调研之中，我将这一想法与白河镇的路涛镇长相商，路镇长道：“这的确是一件好事，但要注册商标，恐怕有点为时过早。”他解释说：“现在铨水种植大黄的规模太小，商标一旦注册，生产跟不上，就有被外地人抢走的危险。”他的意思是，商标注册了，没有产品，会被人冒用商标生产商品。对于路镇长的担忧，我虽不得要领，但对注册商标这一想法并没有失去信心。
从北京调到礼县任职的潘副县长督查“双联”工作，我向他讲到注册商标的事，潘副县长听了我的思路，眼睛忽地亮了，他很赞同：“这一种想法很可贵，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农村的经济活动也得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作。”离开铨水的时候，他一再鼓励我：“你要推动一下这件事，如果大黄的商标注册成功了，也是你们‘双联’的成果。”
送走潘副县长，我陷入了沉思，如何才能促成“铨水大黄”商标注册，扩大铨水大黄的种植规模？靠铨水村，靠白河镇，还是靠我们“双联”单位？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统筹考虑。
在调研中，当地群众普遍称赞一件事，那就是10万元的核桃树苗。一年前开展“双联”工作的时候，了解到铨水村的经济作物除了中药材大黄，还有经济林核桃树。但近些年，当地的核桃树基本没有收成，究其原因，不外是树种老化、病虫害作祟。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专家教授向当地群众讲解种植方法、传授嫁接技术的同时，通过渠道为铨水村申请了10万元的专项款，购置了1万株优质核桃树苗。一年之后，1万株核桃树在群众的地头长了起来。
在韩支书和张主任的陪同下，我们深入到田间地头。放眼望去，地里的核桃树郁郁葱葱，有一两株已经结出了果实。张主任走过去将结出的果实掐了下来，看到我们不解的样子，他便解释道：“第一年挂果会把树苗挣坏的，等明后年再挂果也不迟。”说到核桃树第一年挂果的稀罕事，韩支书在旁边说道：“桃三杏四梨五年，核桃挂果半老汉。”言下之意，核桃树挂果不容易，而这些核桃树当年就挂果了，韩支书感叹道：“这就是科学啊！”
是啊，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看来，我们提出的科技扶贫策略是正确的。
新老支书的梦想
韩支书是个憨实之人，他已经当了18年的村干部，最早是做文书工作的，没两年，老支书看他踏实可靠，就把担子压到他身上，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如今，50多岁的人了，想卸下担子享几年清福，但说了几次都被镇上驳了回来。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嫌村干部待遇低，认为出去随便打个工都比当村干部强；更重要的是，铨水村暂时还找不到一个经验老道、为人忠厚、办事公平的“当家人”。所以，韩支书就这么一直坚守着这份工作。
韩支书带领我们先去拜访了上一任老支书，也就是韩支书的老领导，今年70岁的张成俊老人。他说，老支书有一个梦想。
一到张成俊家，他的家庭境况一下子将我惊呆了，我不敢想象在我联系的村子里还有这样穷困和落魄的人，他居然还是原来的老支书——铨水村曾经的“当家人”。
老支书家徒四壁，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正面墙上挂着一张仿佛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画像，周围贴满了孙子的奖状。
我们坐在低矮的凳子上寒暄，听张成俊老人讲他的光荣历史：1971年开始当文书，1974年入党，1987年担任村主任，三年后任村支部书记，一直到1998年卸任，总共在村子里当了27年的村干部。
我让他讲讲担任村支书时他最有成就感和最难忘的事情。说起这个话题，他马上来了精神，眉飞色舞道：“那一年修路，非常费劲，群众普遍不理解，以为是给我修的路。我们点着煤油灯起早贪黑地干。不到两年，路终于通了。现在看来，修路这件事，我们的想法有点超前……” 张成俊所说的那条路，就是从白河镇到铨水的那条柏油路，那是铨水通往外部的唯一通道，上世纪80年代开通后，确实解决了当地交通阻塞、行路难的重大困难，为铨水村周边群众赶集、学生上学创造了便利条件。
张成俊一边说一边颤抖着手翻出了他当村干部以来获得的各种奖状和证书：“你看看，这是陇南市委发的证书，这是礼县县委发的奖状。当时，礼县全县10个支书被称作‘十面旗’，我是其中之一……”在张成俊自豪的叙述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人曾经拥有的荣耀。
韩支书感慨道：“老支书在铨水村的基础建设方面功不可没，值得敬佩。后来家里拖累太大了，就把村子里的重担压在我身上了……”
听韩支书如此讲，我们把疑问的目光又一次投向老支书。老支书犹豫了一下，终于说起了他的家世。父母去世得早，张成俊不到30岁就扛起了家里的重担，当时家里还有四个未成家的弟弟，大弟弟是个聋哑人，一辈子没有成家，一直跟兄长生活在一起，其他三个弟弟都在张成俊的操持和努力下成了家，立了业，现在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过着各自的生活。
张成俊安排好弟弟们的生活，刚觉得能缓口气了，自己家里又有了一摊子让他操不完心的事情。张成俊生了两个儿子，先后都成了家，有了各自的儿女。大儿子早已单过，日子虽不宽裕，却也能凑合，麻烦却出在二儿子身上。二儿子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聪明伶俐，都是学习的好苗子。但自从生了两个孩子后，二儿子夫妻两先后都得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好的时候，勉强可以照顾家里，犯病的时候连饭都吃不到嘴里，更不用说照顾孩子了。两个孩子现在只能生活在张成俊老夫妇身边，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也由老支书想办法。
我忍不住问：“二儿子两口子现在哪里去了？”老支书哀叹一声道：“他们去了外地打工，一个犯病的时候另一个照顾，糟糕的是，二儿子他现在又患上了角膜炎，是个难缠病，治不好。只有等机会换掉角膜，那得花多少钱啊……”
正说着，张成俊的两个孙子从地里干活回来了。韩支书介绍道：“他们就是老支书二儿子的两个娃，男娃在礼县实验中学念初一，学习是班上的前三四名，女娃在铨水小学念书，学习也很不错。”
在张成俊的指教下，两个孩子过来向我鞠躬问好。我问那男孩子叫什么名字，他大方地回答：“我叫张玉栋。”一听这名字，我知道他就是墙上这些奖状的主人，满墙的荣誉证书全是他的。我心里想，这样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可惜家境竟是如此贫困。如果有一个好的家庭供给他，说不定将来能成就一番事业。
思索了一会，我便问老支书，张玉栋一个月需要多少钱的生活费。他回答道：“每月生活费500元，一年下来要五六千元呢，今年我卖了一头牛，明年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
接着我又问：“您老有没有什么梦想？”老支书沉默了一阵，说道：“我的梦想就是孙子张玉栋将来有出息，考一个好大学，就这个。”
离开老支书张成俊家，心里很沉重。我想，张成俊作为村里的老支书，为村里的事情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到了安度晚年的时候，却又被家里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左思右想，我决定向北京一位叫王平的爱心人士求助，看他能不能想办法资助一下张成俊的孙子。王平听了张成俊家的情况后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只要张玉栋聪明好学，有发展前途，他愿意资助张玉栋的生活费，每年按5000元的标准一直资助到他大学毕业（2014年10月，王平先生从北京赶到铨水村，兑现了他的承诺。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韩支书，老韩高兴地说：“你把这件事办成了，等于办了一件大事，老支书的梦想可以实现了，这也是你们‘双联’的成果啊！”
说笑间，我们一路从山上下来，铨水河已经映入眼帘。我转身问韩支书：“张成俊老支书的梦想是让孙子考上大学，那么你的梦想又是什么呢？’韩支书眺望了一下远处的铨水河，神情严峻地说：“我的梦想就是在铨水河上建一座大桥，能让北山10多个村社的农用机动车开出大山……”
韩支书的梦想如此宏大，关系到铨水北山村民们的切身利益。我知道，由铨水村通往北山10多个村社，原来是有一座便民桥的，但那座桥只能供行人走，机动车是不能通行的。也就是说，铨水村北山10多个村社的机动车至今没有开进过铨水村。实际上，由于道路不通，那些村社就没有人买过机动车。他们的农产品包括中药材、林果业产品也没有走出过家门。
按韩支书的预算，在铨水河上修一座机动车可以通行的大桥，需要七八百万元人民币，但这样大的一笔经费，通过正常的渠道——政府立项是不可能批下来的。因为北山的人口和经济效益有限，国家的正常扶贫项目还轮不上，谁会将这么大的一笔经费用到这儿？
对于韩支书的梦想，我心里也没有底，想起来禁不住有点惆怅。但愿将来某一日，他的梦想能够变成现实。
撰写镇志的人
铨水村的调研结束后，我回到了白河镇。第二天上午，经路镇长介绍去见了白河镇的一个“文化人”，他就是义务撰写镇志的潘谢喜。年近50岁的潘谢喜现在虽然有着公务员的身份，但他过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当了13年之久的村支书。
潘谢喜家就在镇政府对面的山坡上，院落狭小、简陋，但早上的太阳照进来，显得十分温馨、充满情趣。主人潘谢喜为我们斟满自家酿造的豂酒，端上新鲜可口的山野菜，讲述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前半生。
上世纪90年代，潘谢喜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当上了一名种草员。没几年，村干部看他本分、能干，推荐选举他担任白河村的党支部书记。说起当村支书时干过的几件大事，他如数家珍。第一件事是动员全村人种核桃树，从根本上转变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理念。当时，群众对种植经济林还不是很接受，他便带头买了500亩荒山、荒坡，栽种了1500株新品种核桃树。潘谢喜种植的新品种核桃树第三年就挂果了，不到四五年，他不仅收回了成本，还年年有赚头。在潘谢喜的影响和带动下，白河村396户人家都开始种植核桃树，种植面积达到200多亩。
第二件事是小城镇建设。从1993年开始，潘谢喜带领村民平整河滩盐碱地，将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近200亩见方的闹市区，不但解决了全村人的住宅用地，而且开辟出了一个车水马龙、欣欣向荣的集市商贸区，直接受益群众达8万之多，13省49县的商人来此从事核桃、花椒以及中药材等产品的贸易活动。目前，全村有50多户工商经营户，每户年纯收入至少在1万元以上。 潘谢喜最为乐道的是“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那时候，白河镇张三嘴村27户129人全部受灾，救助方案是张三嘴村全村搬迁，越冬前老百姓全部进住新房，水、电全部到位。为了让张三嘴全村人搬迁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最大的工作任务是将白河镇东面的一个山头夷为平地，工程量很大。在解放军战士的协助下，潘谢喜领导村民连续九个昼夜实施爆破，终于攻克了搬迁中的一个重大难题，张三嘴村村民得以按时搬进了新居。说起“5·12”汶川大地震救灾中所做的一切，潘谢喜颇有一种成就感。
我忍不住问道：“那你是什么时候成为公务员的？”
潘谢喜嘿嘿笑道：“我的运气还算可以。”原来，在他45岁的时候，县上出台了一项政策，但凡在村干部岗位上干满10年、40周岁以下的村干，都可以报考县公务员。潘谢喜当年已经45周岁了，鉴于他多次获得县上的“先进个人”，县上将年龄放宽到了45周岁，他有幸得以参加考试。他想，参加考试的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些甚至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自己肯定竞争不过人家。成绩出来后一看，他居然考了第一名。就这样，干了13年村支书的潘谢喜，在50岁知天命之年到来前变换了身份，成了一个国家公务员。
这一切，都得益于潘谢喜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当村支书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他常自觉学习和理解党的文件政策，久而久之，逐渐养成了读书学习的好习惯。他不但爱看四大名著，还喜欢阅读唐诗、宋词。他甚至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练习书法？潘谢喜一边说着，一边将自己书写装裱的几张字画拿出来让我们看，大家一看，确实不错，用笔自如，颇有力道。
知道了他的这些经历，他做出的另一番壮举——撰写《白河镇志》，也就不足为奇了。潘谢喜亲手捧出了他撰写的《白河镇志》样本，沉甸甸的，图文并茂，内容翔实，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内容应有尽有。听说写《白河镇志》是他的个人行为，我禁不住问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他嘿嘿笑道：“人之所以成为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那就是应该有点文化，有点精神。你知道，我们礼县这地方的人是先秦遗民，古风和历史文化比较厚重，但现在人们都把它丢弃了。写一本镇志，就是想把我们的文化留下来，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传承下去……”
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更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说起撰写《白河镇志》的艰难过程，他唏嘘不已。有时候半夜想起一个好的素材，披衣起床，舞笔挥毫。这样的情景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他已经记不清了。
开始的时候，曾有几个人加入到他的写作班子，但因为不能给大家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加上农活、生意繁忙，都没能坚持下去。现如今，《白河镇志》的撰写全靠他一个人。虽然有点寂寞，但每完成一部分，就有一种成就感。好在妻子很支持他的工作，这也许就是他能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吧！
路镇长也感慨道：“老谢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我们一定要支持他将《白河镇志》完成。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外面的人进一步了解白河镇，帮助白河人加快经济和文化建设。”
驻村干部的思考
张新民是西北师范大学的一位处级干部，被选派到白河镇古桃村挂职任村支部副书记。数月未见，在白河镇再见他，人变黑、变瘦了，但身板结实，精神爽朗。
寒暄了一阵，问他情况怎么样。他笑呵呵道：“好着呢，感谢大家还记着我。”谈笑之间，他已完全融入当地人的思维和生活习俗，一口一个“我们古桃”、“我们白河”。问起他的生活条件，他饶有兴趣地讲了起来。
他住在古桃小学，由于学校里没有食堂，他自己起灶做饭。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菜是吃不完的。小学周边的一些老乡看来了一个新老师，隔三差五给他送自家地里的新鲜蔬菜，萝卜、白菜，还有西葫芦、南瓜等，应有尽有。
古桃小学的住宿条件很简陋，尤其是下雨天，屋顶漏得一塌糊涂，用完了锅碗瓢盆，还有很多地方漏雨。说到这里，他笑着说：“不过也没事，现在天气暖和，第二天太阳出来了，房子里又干燥暖和如旧。”
我问他驻村住校几个月的收获，他沉吟了一阵，突然严肃起来，随后讲出了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
第一个思考是关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张新民说，他来古桃快半年了，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这里的人普遍寿命短，村子里很少能见到80岁以上的老人，得病患癌症的人也较多。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这里人吃盐很重。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主人不小心将盐放多了，后来在农户家吃饭多了，才知道他们普遍吃盐重。为此，张新民将当地人寿命短、患癌症较多的现象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联系起来。对于这样一个判断是不是有科学道理，张新民暂时还拿不准，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倡导当地人追求一种合理的饮食结构，他责无旁贷。他说他已经在老百姓中宣传“少吃盐、多吃醋”的良好生活习惯。
第二个思考是关于当地人的作息时间。张新民说，麦黄六月的时候，太阳老高，八九点钟了，村民们才懒洋洋地起床，悠闲地喝过早茶后不急不慌地到地里干活。中午，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却没人回家休息，午饭在地里随便吃点，又接着干活。干到下午4点左右，天气凉了下来，按道理正是应该干活的时候了，大家却呼啦啦全回家了。张新民很是不解，跑去问当地人，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几辈人都是这样的干法和活法，习惯了。”后来，张新民每天早早起床挨家挨户喊：“起床干活了，起床干活了。”喊了多次，慢慢有几个人在他的喊叫声中开始改变作息时间，到地里去干活。张新民跑去问他们：“这样的作息时间咋样？”他们道：“张书记，你说的这个方法好，人轻松，干的活也多。”张新民想，要改变他们的一些陈旧观念还真不容易，现在虽然有些人改变了作息时间，但大部分人还顽固地坚守着他们的旧习惯，要彻底改变，还需要时间。
第三个思考是当地的卫生状况和村民们的环保意识普遍较差。张新民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是小学校园里和村子的街道上到处堆积着垃圾，他现在每天的一个任务就是搜集、焚烧和掩埋垃圾。他说，几天不清理，到处就飘满了白色塑料和乱七八糟的包装纸。村民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较差，随地乱扔垃圾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张新民说的这件事，我征询在旁的路镇长，他也同意张新民的说法，并说，这可能也是我们基层政府将来要重点研究和面对的问题。
第四个思考是关于当地人的精神状态。张新民说，这里的人精神状态普遍不太好，他来这里半年多，很少听见有人唱歌、哼曲儿，人们的心态普遍很压抑。他有时候忍不住在田野里喊上一嗓子，倒引来人们的一些误解和非议。张新民感叹道：“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小时候在地里干活，那些青年男女互相比赛着唱山歌、扭秧歌，歌声此起彼伏，场面热闹非凡。但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在这里看不到……”
路镇长搭话道：“这确实是农村目前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交流中，张新民还谈了一些诸如消费观念方面的问题、近亲结婚的问题等，不一而足。这一切似乎和“双联”没有关联和牵扯，但如果真正能帮助当地人改变一些不良习惯，让他们过上一种科学、文明的生活，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天下大黄出铨水
铨水村位于礼县白河镇西南15公里处，下辖七个村民小组，全村人口近千，人均耕地不足1.6亩，粮食作物以小麦、马铃薯、玉米种植为主，林果产业、劳务创收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
调研伊始，礼县境内村镇的名称引起了我的探究兴趣。这些村镇不似其他地方的名称那样随意，叫某某岔、某某沟、某某面的，显得土气不说，也没有什么内涵。礼县境内的村镇名称从“礼县”开始，到“古桃”、“张坪”、“雷坝”，以至眼前的“铨水”，似乎都有着一种意蕴。查阅当地的县志文献才知，礼县属于古大秦帝国的属地，难怪连村镇的名称都这样富有古意。
那么，铨水村的“铨水”有什么意蕴呢？听了村支书老韩的解释，才知“铨水”之“铨”大有学问。据说，自古以来，铨水这个地势低洼、气候阴湿的地方就生产一种独特的药材——铨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黄，其药用价值极高，具有清热解毒、降血脂、降血压的神奇疗效。因为铨水的地域和水质，生产的铨黄品质和规格都堪称全国一流，故有“天下大黄出铨水”之说。韩支书说，铨水村不仅是生产铨黄的重镇，更是开展铨黄交易的集散地和旱码头。一年四季中，很多南方人来铨水做生意，他们大都是为了铨水的大黄来的？
我问韩支书：“目前的生产规模和产值如何？”听我这样问，韩支书的眼神黯淡下来，沉默了片刻，他叹气道：“现在种铨黄的人越来越少了。铨黄的生产周期比较长，没有两三年时间，生产的铨黄质量无法保证。这两年药材市场也不稳定，价格忽高忽低，农民大面积种植铨黄，往往价钱就下来了。这样一些因素，使大家种植铨黄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天下大黄出铨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商机啊！在此后几天的调研中，我心里都在琢磨这样一件事：能不能先行注册一个“铨水大黄”的商标，通过宣传，让当地老百姓对种植大黄树立一种信心，同时也让外界更多地了解“天下大黄出铨水”的历史。然后通过动员群众和引进外资，逐渐扩大种植规模。调研之中，我将这一想法与白河镇的路涛镇长相商，路镇长道：“这的确是一件好事，但要注册商标，恐怕有点为时过早。”他解释说：“现在铨水种植大黄的规模太小，商标一旦注册，生产跟不上，就有被外地人抢走的危险。”他的意思是，商标注册了，没有产品，会被人冒用商标生产商品。对于路镇长的担忧，我虽不得要领，但对注册商标这一想法并没有失去信心。
从北京调到礼县任职的潘副县长督查“双联”工作，我向他讲到注册商标的事，潘副县长听了我的思路，眼睛忽地亮了，他很赞同：“这一种想法很可贵，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农村的经济活动也得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作。”离开铨水的时候，他一再鼓励我：“你要推动一下这件事，如果大黄的商标注册成功了，也是你们‘双联’的成果。”
送走潘副县长，我陷入了沉思，如何才能促成“铨水大黄”商标注册，扩大铨水大黄的种植规模？靠铨水村，靠白河镇，还是靠我们“双联”单位？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统筹考虑。
在调研中，当地群众普遍称赞一件事，那就是10万元的核桃树苗。一年前开展“双联”工作的时候，了解到铨水村的经济作物除了中药材大黄，还有经济林核桃树。但近些年，当地的核桃树基本没有收成，究其原因，不外是树种老化、病虫害作祟。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专家教授向当地群众讲解种植方法、传授嫁接技术的同时，通过渠道为铨水村申请了10万元的专项款，购置了1万株优质核桃树苗。一年之后，1万株核桃树在群众的地头长了起来。
在韩支书和张主任的陪同下，我们深入到田间地头。放眼望去，地里的核桃树郁郁葱葱，有一两株已经结出了果实。张主任走过去将结出的果实掐了下来，看到我们不解的样子，他便解释道：“第一年挂果会把树苗挣坏的，等明后年再挂果也不迟。”说到核桃树第一年挂果的稀罕事，韩支书在旁边说道：“桃三杏四梨五年，核桃挂果半老汉。”言下之意，核桃树挂果不容易，而这些核桃树当年就挂果了，韩支书感叹道：“这就是科学啊！”
是啊，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看来，我们提出的科技扶贫策略是正确的。
新老支书的梦想
韩支书是个憨实之人，他已经当了18年的村干部，最早是做文书工作的，没两年，老支书看他踏实可靠，就把担子压到他身上，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如今，50多岁的人了，想卸下担子享几年清福，但说了几次都被镇上驳了回来。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嫌村干部待遇低，认为出去随便打个工都比当村干部强；更重要的是，铨水村暂时还找不到一个经验老道、为人忠厚、办事公平的“当家人”。所以，韩支书就这么一直坚守着这份工作。
韩支书带领我们先去拜访了上一任老支书，也就是韩支书的老领导，今年70岁的张成俊老人。他说，老支书有一个梦想。
一到张成俊家，他的家庭境况一下子将我惊呆了，我不敢想象在我联系的村子里还有这样穷困和落魄的人，他居然还是原来的老支书——铨水村曾经的“当家人”。
老支书家徒四壁，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正面墙上挂着一张仿佛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画像，周围贴满了孙子的奖状。
我们坐在低矮的凳子上寒暄，听张成俊老人讲他的光荣历史：1971年开始当文书，1974年入党，1987年担任村主任，三年后任村支部书记，一直到1998年卸任，总共在村子里当了27年的村干部。
我让他讲讲担任村支书时他最有成就感和最难忘的事情。说起这个话题，他马上来了精神，眉飞色舞道：“那一年修路，非常费劲，群众普遍不理解，以为是给我修的路。我们点着煤油灯起早贪黑地干。不到两年，路终于通了。现在看来，修路这件事，我们的想法有点超前……” 张成俊所说的那条路，就是从白河镇到铨水的那条柏油路，那是铨水通往外部的唯一通道，上世纪80年代开通后，确实解决了当地交通阻塞、行路难的重大困难，为铨水村周边群众赶集、学生上学创造了便利条件。
张成俊一边说一边颤抖着手翻出了他当村干部以来获得的各种奖状和证书：“你看看，这是陇南市委发的证书，这是礼县县委发的奖状。当时，礼县全县10个支书被称作‘十面旗’，我是其中之一……”在张成俊自豪的叙述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人曾经拥有的荣耀。
韩支书感慨道：“老支书在铨水村的基础建设方面功不可没，值得敬佩。后来家里拖累太大了，就把村子里的重担压在我身上了……”
听韩支书如此讲，我们把疑问的目光又一次投向老支书。老支书犹豫了一下，终于说起了他的家世。父母去世得早，张成俊不到30岁就扛起了家里的重担，当时家里还有四个未成家的弟弟，大弟弟是个聋哑人，一辈子没有成家，一直跟兄长生活在一起，其他三个弟弟都在张成俊的操持和努力下成了家，立了业，现在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过着各自的生活。
张成俊安排好弟弟们的生活，刚觉得能缓口气了，自己家里又有了一摊子让他操不完心的事情。张成俊生了两个儿子，先后都成了家，有了各自的儿女。大儿子早已单过，日子虽不宽裕，却也能凑合，麻烦却出在二儿子身上。二儿子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聪明伶俐，都是学习的好苗子。但自从生了两个孩子后，二儿子夫妻两先后都得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好的时候，勉强可以照顾家里，犯病的时候连饭都吃不到嘴里，更不用说照顾孩子了。两个孩子现在只能生活在张成俊老夫妇身边，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也由老支书想办法。
我忍不住问：“二儿子两口子现在哪里去了？”老支书哀叹一声道：“他们去了外地打工，一个犯病的时候另一个照顾，糟糕的是，二儿子他现在又患上了角膜炎，是个难缠病，治不好。只有等机会换掉角膜，那得花多少钱啊……”
正说着，张成俊的两个孙子从地里干活回来了。韩支书介绍道：“他们就是老支书二儿子的两个娃，男娃在礼县实验中学念初一，学习是班上的前三四名，女娃在铨水小学念书，学习也很不错。”
在张成俊的指教下，两个孩子过来向我鞠躬问好。我问那男孩子叫什么名字，他大方地回答：“我叫张玉栋。”一听这名字，我知道他就是墙上这些奖状的主人，满墙的荣誉证书全是他的。我心里想，这样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可惜家境竟是如此贫困。如果有一个好的家庭供给他，说不定将来能成就一番事业。
思索了一会，我便问老支书，张玉栋一个月需要多少钱的生活费。他回答道：“每月生活费500元，一年下来要五六千元呢，今年我卖了一头牛，明年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
接着我又问：“您老有没有什么梦想？”老支书沉默了一阵，说道：“我的梦想就是孙子张玉栋将来有出息，考一个好大学，就这个。”
离开老支书张成俊家，心里很沉重。我想，张成俊作为村里的老支书，为村里的事情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到了安度晚年的时候，却又被家里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左思右想，我决定向北京一位叫王平的爱心人士求助，看他能不能想办法资助一下张成俊的孙子。王平听了张成俊家的情况后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只要张玉栋聪明好学，有发展前途，他愿意资助张玉栋的生活费，每年按5000元的标准一直资助到他大学毕业（2014年10月，王平先生从北京赶到铨水村，兑现了他的承诺。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韩支书，老韩高兴地说：“你把这件事办成了，等于办了一件大事，老支书的梦想可以实现了，这也是你们‘双联’的成果啊！”
说笑间，我们一路从山上下来，铨水河已经映入眼帘。我转身问韩支书：“张成俊老支书的梦想是让孙子考上大学，那么你的梦想又是什么呢？’韩支书眺望了一下远处的铨水河，神情严峻地说：“我的梦想就是在铨水河上建一座大桥，能让北山10多个村社的农用机动车开出大山……”
韩支书的梦想如此宏大，关系到铨水北山村民们的切身利益。我知道，由铨水村通往北山10多个村社，原来是有一座便民桥的，但那座桥只能供行人走，机动车是不能通行的。也就是说，铨水村北山10多个村社的机动车至今没有开进过铨水村。实际上，由于道路不通，那些村社就没有人买过机动车。他们的农产品包括中药材、林果业产品也没有走出过家门。
按韩支书的预算，在铨水河上修一座机动车可以通行的大桥，需要七八百万元人民币，但这样大的一笔经费，通过正常的渠道——政府立项是不可能批下来的。因为北山的人口和经济效益有限，国家的正常扶贫项目还轮不上，谁会将这么大的一笔经费用到这儿？
对于韩支书的梦想，我心里也没有底，想起来禁不住有点惆怅。但愿将来某一日，他的梦想能够变成现实。
撰写镇志的人
铨水村的调研结束后，我回到了白河镇。第二天上午，经路镇长介绍去见了白河镇的一个“文化人”，他就是义务撰写镇志的潘谢喜。年近50岁的潘谢喜现在虽然有着公务员的身份，但他过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当了13年之久的村支书。
潘谢喜家就在镇政府对面的山坡上，院落狭小、简陋，但早上的太阳照进来，显得十分温馨、充满情趣。主人潘谢喜为我们斟满自家酿造的豂酒，端上新鲜可口的山野菜，讲述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前半生。
上世纪90年代，潘谢喜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当上了一名种草员。没几年，村干部看他本分、能干，推荐选举他担任白河村的党支部书记。说起当村支书时干过的几件大事，他如数家珍。第一件事是动员全村人种核桃树，从根本上转变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理念。当时，群众对种植经济林还不是很接受，他便带头买了500亩荒山、荒坡，栽种了1500株新品种核桃树。潘谢喜种植的新品种核桃树第三年就挂果了，不到四五年，他不仅收回了成本，还年年有赚头。在潘谢喜的影响和带动下，白河村396户人家都开始种植核桃树，种植面积达到200多亩。
第二件事是小城镇建设。从1993年开始，潘谢喜带领村民平整河滩盐碱地，将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近200亩见方的闹市区，不但解决了全村人的住宅用地，而且开辟出了一个车水马龙、欣欣向荣的集市商贸区，直接受益群众达8万之多，13省49县的商人来此从事核桃、花椒以及中药材等产品的贸易活动。目前，全村有50多户工商经营户，每户年纯收入至少在1万元以上。 潘谢喜最为乐道的是“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那时候，白河镇张三嘴村27户129人全部受灾，救助方案是张三嘴村全村搬迁，越冬前老百姓全部进住新房，水、电全部到位。为了让张三嘴全村人搬迁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最大的工作任务是将白河镇东面的一个山头夷为平地，工程量很大。在解放军战士的协助下，潘谢喜领导村民连续九个昼夜实施爆破，终于攻克了搬迁中的一个重大难题，张三嘴村村民得以按时搬进了新居。说起“5·12”汶川大地震救灾中所做的一切，潘谢喜颇有一种成就感。
我忍不住问道：“那你是什么时候成为公务员的？”
潘谢喜嘿嘿笑道：“我的运气还算可以。”原来，在他45岁的时候，县上出台了一项政策，但凡在村干部岗位上干满10年、40周岁以下的村干，都可以报考县公务员。潘谢喜当年已经45周岁了，鉴于他多次获得县上的“先进个人”，县上将年龄放宽到了45周岁，他有幸得以参加考试。他想，参加考试的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些甚至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自己肯定竞争不过人家。成绩出来后一看，他居然考了第一名。就这样，干了13年村支书的潘谢喜，在50岁知天命之年到来前变换了身份，成了一个国家公务员。
这一切，都得益于潘谢喜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当村支书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他常自觉学习和理解党的文件政策，久而久之，逐渐养成了读书学习的好习惯。他不但爱看四大名著，还喜欢阅读唐诗、宋词。他甚至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练习书法？潘谢喜一边说着，一边将自己书写装裱的几张字画拿出来让我们看，大家一看，确实不错，用笔自如，颇有力道。
知道了他的这些经历，他做出的另一番壮举——撰写《白河镇志》，也就不足为奇了。潘谢喜亲手捧出了他撰写的《白河镇志》样本，沉甸甸的，图文并茂，内容翔实，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内容应有尽有。听说写《白河镇志》是他的个人行为，我禁不住问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他嘿嘿笑道：“人之所以成为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那就是应该有点文化，有点精神。你知道，我们礼县这地方的人是先秦遗民，古风和历史文化比较厚重，但现在人们都把它丢弃了。写一本镇志，就是想把我们的文化留下来，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传承下去……”
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更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说起撰写《白河镇志》的艰难过程，他唏嘘不已。有时候半夜想起一个好的素材，披衣起床，舞笔挥毫。这样的情景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他已经记不清了。
开始的时候，曾有几个人加入到他的写作班子，但因为不能给大家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加上农活、生意繁忙，都没能坚持下去。现如今，《白河镇志》的撰写全靠他一个人。虽然有点寂寞，但每完成一部分，就有一种成就感。好在妻子很支持他的工作，这也许就是他能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吧！
路镇长也感慨道：“老谢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我们一定要支持他将《白河镇志》完成。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外面的人进一步了解白河镇，帮助白河人加快经济和文化建设。”
驻村干部的思考
张新民是西北师范大学的一位处级干部，被选派到白河镇古桃村挂职任村支部副书记。数月未见，在白河镇再见他，人变黑、变瘦了，但身板结实，精神爽朗。
寒暄了一阵，问他情况怎么样。他笑呵呵道：“好着呢，感谢大家还记着我。”谈笑之间，他已完全融入当地人的思维和生活习俗，一口一个“我们古桃”、“我们白河”。问起他的生活条件，他饶有兴趣地讲了起来。
他住在古桃小学，由于学校里没有食堂，他自己起灶做饭。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菜是吃不完的。小学周边的一些老乡看来了一个新老师，隔三差五给他送自家地里的新鲜蔬菜，萝卜、白菜，还有西葫芦、南瓜等，应有尽有。
古桃小学的住宿条件很简陋，尤其是下雨天，屋顶漏得一塌糊涂，用完了锅碗瓢盆，还有很多地方漏雨。说到这里，他笑着说：“不过也没事，现在天气暖和，第二天太阳出来了，房子里又干燥暖和如旧。”
我问他驻村住校几个月的收获，他沉吟了一阵，突然严肃起来，随后讲出了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
第一个思考是关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张新民说，他来古桃快半年了，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这里的人普遍寿命短，村子里很少能见到80岁以上的老人，得病患癌症的人也较多。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这里人吃盐很重。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主人不小心将盐放多了，后来在农户家吃饭多了，才知道他们普遍吃盐重。为此，张新民将当地人寿命短、患癌症较多的现象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联系起来。对于这样一个判断是不是有科学道理，张新民暂时还拿不准，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倡导当地人追求一种合理的饮食结构，他责无旁贷。他说他已经在老百姓中宣传“少吃盐、多吃醋”的良好生活习惯。
第二个思考是关于当地人的作息时间。张新民说，麦黄六月的时候，太阳老高，八九点钟了，村民们才懒洋洋地起床，悠闲地喝过早茶后不急不慌地到地里干活。中午，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却没人回家休息，午饭在地里随便吃点，又接着干活。干到下午4点左右，天气凉了下来，按道理正是应该干活的时候了，大家却呼啦啦全回家了。张新民很是不解，跑去问当地人，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几辈人都是这样的干法和活法，习惯了。”后来，张新民每天早早起床挨家挨户喊：“起床干活了，起床干活了。”喊了多次，慢慢有几个人在他的喊叫声中开始改变作息时间，到地里去干活。张新民跑去问他们：“这样的作息时间咋样？”他们道：“张书记，你说的这个方法好，人轻松，干的活也多。”张新民想，要改变他们的一些陈旧观念还真不容易，现在虽然有些人改变了作息时间，但大部分人还顽固地坚守着他们的旧习惯，要彻底改变，还需要时间。
第三个思考是当地的卫生状况和村民们的环保意识普遍较差。张新民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是小学校园里和村子的街道上到处堆积着垃圾，他现在每天的一个任务就是搜集、焚烧和掩埋垃圾。他说，几天不清理，到处就飘满了白色塑料和乱七八糟的包装纸。村民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较差，随地乱扔垃圾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张新民说的这件事，我征询在旁的路镇长，他也同意张新民的说法，并说，这可能也是我们基层政府将来要重点研究和面对的问题。
第四个思考是关于当地人的精神状态。张新民说，这里的人精神状态普遍不太好，他来这里半年多，很少听见有人唱歌、哼曲儿，人们的心态普遍很压抑。他有时候忍不住在田野里喊上一嗓子，倒引来人们的一些误解和非议。张新民感叹道：“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小时候在地里干活，那些青年男女互相比赛着唱山歌、扭秧歌，歌声此起彼伏，场面热闹非凡。但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在这里看不到……”
路镇长搭话道：“这确实是农村目前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
交流中，张新民还谈了一些诸如消费观念方面的问题、近亲结婚的问题等，不一而足。这一切似乎和“双联”没有关联和牵扯，但如果真正能帮助当地人改变一些不良习惯，让他们过上一种科学、文明的生活，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