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事典范
　　
　　由香港中乐团主办、中银香港慈善基金冠名赞助，《人民音乐》杂志、香港艺术发展局以及中国多个省市（含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音乐院团作为“支持机构”的首届香港国际中乐指挥大赛，历经近两年的策划筹备，于2011年3月在北京以评审录像的方式进行了初赛，又在2011年7月18日至21日在香港举行了复赛，22日至24日举行了准决赛和决赛。经过激烈的龙争虎斗，连闯四关后，前三名获奖者脱颖而出。他们是：冠军孙鹏（沈阳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常任指挥，29岁）、亚军肖超（四川歌舞剧院指挥，29岁）和季军郭健明（香港音乐事务处中乐组主任，32岁）。前三名获奖者分获10万、6万和3万港元奖金。此外，孙鹏还获得“最佳香港作品演绎奖”，肖超获由观众现场投票选出的“最受观众喜爱指挥奖”，郭健明获“香港优秀青年指挥奖”。进入准决赛的中国内地选手景焕（女），获由香港中乐团团员投票选出的“最受团员喜爱指挥奖”。比赛期间，还举办了指挥大师音乐会、国际高峰论坛、中乐指挥大师班及一系列艺术教育活动。
　　这次大赛，是在近年来民乐指挥人才日渐匮乏的背景下举办的，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创举。我从最初参与策划到后来作为大赛观察员聆听各阶段比赛，列席旁听评委会议，静观比赛结果，平心而论，这是一次颇具专业性、公正性及权威性的中乐指挥大赛。何以见得？
　　首先，看其专业水准。衡量一个比赛的专业水准，一看选手水平，二看比赛曲目，三看评委阵容，四看评分规则。
　　这次大赛的参赛选手为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奥地利等国的55名青年指挥，大多为各地青年指挥中的佼佼者，可谓强手如林。经过激烈拼争后有15名进入复赛，而后有7名强手进入准决赛，最后决赛拼杀出的冠、亚、季军三强则出类拔萃，可圈可点。
　　参赛曲目可谓难度相当，且层层加码，难上加难。复赛曲目是彭修文编曲的《月儿高》（选段）和郭文景作曲的《阿佤山》（第一乐章），选手要在规定的四十分钟内，完成排练并完整演奏，以展示自己的指挥技巧和对不同风格乐曲艺术内涵的诠释，还要现场回答自己对乐曲内涵的理解，以及对当前中乐指挥发展问题的见解。准决赛的排练曲目是刘文金、赵咏山编曲的古曲《十面埋伏》（选段）和罗永晖具有现代音乐风格的《星河泼墨》。除此之外，每人还有10分钟的纠错排练，主办方将诸如和声、织体、节奏、音色、音准、声部等方面的六点错误“埋伏”在演奏中，以考核选手的快速阅读总谱及听辨纠错能力。有几位在复赛中表现尚好的选手不幸在此落马。决赛曲目是对指挥处理要求更为细腻的林乐培作曲的《秋决》（选段）和赵季平作曲的《古槐寻根》，三位闯入决赛的选手于决赛音乐会尽显身手，一决雌雄。
　　这次大赛的评审团主席由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阎惠昌担任，初赛评委有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夏飞云、台湾指挥家陈澄雄、香港教育学院文化与创意艺术学系教授曾叶发博士、香港中乐团驻团指挥周熙杰，复赛、准决赛、决赛评委有中国音乐家协会赵季平主席、夏飞云、陈澄雄、台湾指挥家瞿春泉、贝尔格莱德爱乐乐团与汉堡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及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汤沐海、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俞峰、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主席陈永华、香港作曲家罗永晖以及周熙杰等海内外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堪称阵容强大，结构合理。
　　评分规则的严格、周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评审团制定了对选手的考核范围，包括指挥技巧、对乐曲的演绎、纠错能力、与团员的沟通、对中乐的认识等等，且每一单项在总分中占有恰当的比例，以求准确、细致、全面地考核每位选手。综上所述，这次大赛的专业水准已不容质疑。
　　其次，再看大赛的公平、公正性。这是任何比赛都无法避免的热议话题。为选拔出真正的优秀人才，主办方从评委的选择到评分规则的制定等多方面都做了谨慎而缜密的安排。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为体现大赛的公正性，作为主办方艺术总监和评审团主席的阎惠昌，在征得其他评委的同意后，主动退出准决赛和决赛的评委。其超然心态，为大赛的公正形象增光添彩，令人心悦诚服！
　　正是这种高水准的专业性和令人信服的公正性，首届香港国际中乐大赛必将以其无可争议的权威性载入我国当代音乐史册，成为当今诸多赛事的典范！
　　
　　专家寄语
　　
　　比赛期间，正值中国音乐界诸多著名指挥家、作曲家云集香港。利用这难得良机，我请他们点评选手并对大赛发表了高见。
　　赵季平：我代表中国音乐家协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此次大赛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对具有远见卓识并对大赛鼎力相助的中银香港慈善基金的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次国际比赛，是近百年来现代大型中乐前无古人的一次盛举。比赛不仅涌现出青年优秀指挥人才，也将从整体上推进中国大型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我深感民族音乐的发展尤其是民族乐队的发展中，指挥人才严重不足。香港中乐团一向以奉献卓越的中乐艺术为己任。乐团虽然是以演出为主，但是他们多年来以演出带动创作，带动科研，带动中乐的普及，在教育方面也颇有创造性的发展，堪称中乐界的楷模！这次中乐指挥大赛又是一个创造性的举措，在战略上对中国民族音乐今后的发展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我相信，这次中乐大赛将为中乐事业再添异彩，成为现代中乐指挥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阎惠昌：指挥后继乏人，已经成为大型中乐队发展的瓶颈。我们举办这次比赛，不仅是为了发现指挥人才，而且还要进一步推广大型中乐经典作品。通过几天的比赛，我发现年轻指挥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指挥基本技巧的缺乏。第二，文化修养的缺乏。第三，敏锐听觉能力的缺乏。面对几十行总谱，面对几十件乐器同时鸣响，只有具备敏锐的听觉能力，才能驾驭。第四，沟通、协调能力的缺乏。无声沟通的能力是做指挥的重要条件。这包括对速度准确的把握，对节奏、力度变化幅度和音色的要求等等。还要具备有声沟通的能力，这包括你讲话的语气、神态，既要阐释你对细节的独到处理，也要端正心态，表现出你对众多演奏家的尊重。这次比赛，乐团团员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陈澄雄：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香港中乐团在演奏等许多方面现在都处于领先地位。香港政府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家中的一个宝！应给以大力的支持。
　　对指挥的基本训练，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乐指挥已经有系统的几百年历史。做一个民乐指挥，要比西乐指挥难上加难，除了要经过系统的指挥训练，他还必须对我们中华文化传统，不只是音乐，还有诗、画等等都要有深厚的涵养。有的选手在排练过程中说话太多，为什么？就因为手上没东西。这次参加复赛的15位选手，一半都不拿指挥棒。为什么？他们回答说大师都不拿，所以我们也不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西方的指挥家可都是拿指挥棒的！你们想要颠覆西方的教育吗？有了指挥棒，你们的手势就不会乱比划，这是最基本的基础训练。民乐的复兴，需要真正有实力的指挥。一个人能走上指挥的道路，不是靠人情、靠关系，而是靠实力！
　　夏飞云：指挥是手上的艺术，是“无声的艺术”。这次比赛中，有的人手上没有章法，图示不清。学习西欧音乐指挥的人有较好的指挥技巧训练，手势语言较为准确。而有些学习民乐的指挥缺乏指挥技巧的训练，手势表达不规范。所以，学西洋乐队指挥的要学习中国民族乐器法，学习中国传统音乐的语言、韵味儿等等，两者要互补。指挥要忠于艺术，忠于作品，作品里需要的，一点也不能少，作品里不需要的，一点也不能加。一个优秀的指挥还要学会尊重别人，学会做人。
　　瞿春泉：有些系统学习过西洋管弦乐指挥的人在比赛中表现出良好的指挥技巧，但他们的弱点也从指挥复赛的两首作品——《月儿高》、《阿佤山》中凸显出来，即对中国传统音乐、对民族乐器的乐器法、对国乐的深入了解、学习不够，有时提出的问题像隔靴搔痒。另外，西方交响音乐几百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典之作，而我们大型民族管弦乐才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所以指挥还要不断去发现、积累优秀作品，以提高我们自身的艺术品质和修养。这两点是我们国乐指挥所面临的不同于西乐指挥的重大课题。我的老师黄贻钧曾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指挥是预示的艺术。”不仅是动作，还要用眼神，对于声部间的平衡、力度和音色等方面的衔接要处理好，都要给队员“预示”。
　　汤沐海：作为指挥，要通过你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把音乐的内涵传递给听众。他所展现的是音乐历史的长河，是富有内涵的文化，所以指挥不能是一个匠人，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技术，一定要打好文化的基础。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国指挥家，不仅要学好西洋的指挥法，还应该学习自己民族的音乐传统。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的人考不上钢琴系，转身突击学指挥，条件很差，但居然考进了指挥系。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家的摇篮！在招生工作中由于各种利益的驱使、纠结，很多问题已是积重难返！这种扩招很可悲！我这辈子可能看不到根本改观的那一天了！在音乐教育方面，我们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如何尽早缩短这个差距？这次比赛，让我看到了一些好苗子，他们代表了当今青年指挥家的潮流。我们民族的音乐传统是伟大的！我们学习民乐的年轻音乐家们应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陈永华：指挥法是我们从西洋学习来的，用来指挥我们中国的乐曲，如这次复赛的《月儿高》、准决赛的《十面埋伏》，手法就不够用了，因为这些作品有我们传统音乐特有的发展手法，例如一些不规则的慢起渐快、突然停顿等，完全照搬西洋指挥法就不够用了。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探讨中国音乐的指挥法。如果指挥《月儿高》，按照总谱记录，仅仅是打出节拍，奏出“piano”、“forte”，则许多中国音乐的韵味儿就挖不出来了。不能满足于念完西洋音乐的博士就万事大吉了，懂马勒，不等于懂《月儿高》、《春江花月夜》。西洋指挥法已经很完备了，但对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的指挥手法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去探讨，甚至需要发明一些新的手势、手法，要早日创立中国的指挥学派。
　　俞峰：民乐队指挥的培养工作多年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从1997年我院指挥系开始招民乐指挥，但一直没有招到。2000年以后，我们采取低年级不分西乐、民乐指挥，到高年级再根据情况有所侧重的做法，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低年级时，必须打好西乐指挥的基础。现代民族管弦乐队是洋为中用的产物，大型民族乐队作品中，有大量的新创作，包括吸收现代创作技法的作品，例如林乐培的《昆虫世界》和《秋决》，罗永晖的《星河泼墨》、赵季平的《古槐寻根》以及谭盾、郭文景的作品。指挥是作曲家的代言人，只有具备作曲“四大件”的功底，才能理解作品、诠释作品。优秀的指挥家，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民乐指挥还要熟悉中国传统音乐的旋法，它的抑扬顿挫，以及各种繁复的节奏等等，所以，对民乐指挥的要求实际上更高。
　　周熙杰：在乐团发展的多项要素中，指挥人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十几年来出现了引用西乐指挥来指挥民乐的趋向，但如果对民族乐器及中国传统音乐缺乏了解，指挥技术再棒也解决不了民乐的一些特殊情况，如紧打慢唱，戏剧节奏的自由和惯性等。此次比赛的曲目在每个阶段都是现代和传统各一首，其用意就很清楚。
　　乔建中（大赛观察员，音乐学家）：这是一次充满了创造、拚争、敬业的比赛，它将成为开启中乐指挥艺术新时代的象征。作为大赛的观察员，从最初的策划到亲历初赛、复赛、准决赛、决赛的现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所有参赛者每进入一个新的比赛阶段，其指挥技巧、精神内涵就会有一次质的提升，从中反映出他们在此期间所投入的巨大心力和不懈努力；二是香港中乐团每位乐师，每位行政人员为让大赛圆满顺利而表现出的敬业精神。也许未经历现场的人难以想象：一周之内要同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不同专业背景、不同指挥风格的参赛者合作，连续演奏十五遍《月儿高》、《阿佤山》，七遍《十面埋伏》、《星河泼墨》，三遍《秋决》、《古槐寻根》。而与此并行的所有行政事务，竟然做到完美无缺，由此，对于“奉献卓越的中乐”这一团训的含义，我有了一次切入心灵的感受。大赛为所有参赛者举行了一个庒重的“成年礼”，也为中乐指挥艺术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天地，成为香港中乐团继推进中乐创作、教育传承、乐器改革、公司化管理之后，为香港文化建设，为中乐艺术繁盛所做的又一历史性贡献！另外，作为音乐学院长远的教育规划，中乐指挥是否需要作为一个专业来设置？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如果不作为一个专业来设置，而永远依附于西乐指挥之下，它也就永远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
　　卞祖善（大赛嘉宾，指挥家）：这次中乐指挥比赛具有开创性、战略性的意义，是民乐指挥艺术发展的必然，标志着民乐发展进入了文化自觉的新阶段。事物都要比较，在交响乐指挥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后涌现出一个新的群体，以汤沐海为代表，中国指挥艺术登上了国际舞台，显示出新生代的力量。这个群体经过1993年和2006年两次指挥比赛得到了延续。相比之下，民乐的指挥比赛则姗姗来迟。担任这次大赛评委的夏飞云教授是国家创建指挥专业教育后培养出的第一个科班出身的专业民乐指挥家，同时夏老师还培养出了阎惠昌。阎惠昌二十多年来先后担任海内外多个民族乐团指挥的经历，对新生代会有所启迪。他也像彭修文大师那样拥有演奏、作曲和指挥三个方面的优势。我非常赞同于庆新提出的，一流民族乐团要具备的创作、指挥等“五个第一”，当然还有其他。黄贻钧先生说：“乐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尽管你站在乐队面前是个组织者和引导者，但面对八十多个有智慧、有个性的演奏家，你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并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表现和风格吗？昨天的比赛让我看见的是一个群体，很令人鼓舞。民乐指挥缺乏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出培养规划和可行的制度保障。
　　陈燮阳（大赛嘉宾，指挥家）：作为一个指挥家，要学好指挥技法，掌握作曲“四大件”，而对于一个民乐指挥，还要掌握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族乐器法。我从小就接触民间戏曲和音乐,如京剧、昆曲等。后来进入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院长非常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我们从附中到大学，学习民歌、戏曲和民族乐器，这些都为我日后的指挥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希望每个年轻人，对民族文化的底蕴要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要一句一句认真地学习。
　　
　　任重道远
　　
　　首届香港国际中乐指挥大赛如今已圆满落下帷幕。作为大赛观察员，在喜悦、欣慰之余，也引发了诸多思考。现代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曲折历程，如今以它精湛的艺术性、鲜明的民族性和雅俗共赏的可听性无可争议地挺立在中国乐坛，成为中国现代民族音乐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品种。诚然，与经历了四百多年历史，而今已达到辉煌顶点并称雄于世界乐坛的欧洲管弦乐队相比，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的稚嫩与诸多缺憾，是毋庸讳言的。它还面临着诸如音准、音色融合、音响平衡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探索和解决。自1995年10月起，我受与台湾指挥家陈澄雄老师访谈的启发，在《人民音乐》展开了“民族器乐的创作与发展”专题系列讨论，连续六年发表了海内外民乐界有识之士的文章四十余篇。2000年，我在高雄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曾经呼吁：民族乐队发展的当务之急是，一手抓创作，一手抓“乐改”（乐器改革），这是阻碍民族乐队发展的两大瓶颈。然而，近年来我国交响乐队指挥人才辈出的可喜局面，使民族乐队指挥后继乏人的窘况越发凸显，中国指挥艺术发展的这种偏颇与失衡，令人担忧！这已成为民族乐队发展的第三大瓶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香港中乐团独具慧眼、排除万难，成功举办了这次大赛。它将作为民族管弦乐指挥艺术的里程碑在中国音乐的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97年我曾在评论阎惠昌总监指挥高雄实验国乐团演出的文章中提出，一流乐团要在演奏、创作、指挥和管理四个方面均达到“一流”。后来在香港中乐团建团30周年座谈会上，根据民族乐团的实际需要我又补充了还需做到“乐改”一流的意见。客观地说，在这五个方面，香港中乐团均已达到一流水准，成为我们各地民族乐团的楷模。这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再次雄辩地向世人展示出他们作为一流乐团的资质与实力。
　　为使中乐指挥大赛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并逐渐成为香港中乐团建设的重要品牌，大赛还有一些环节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准决赛中的“纠错排练”，鉴于它是对一个指挥基本素质、能力的考核，在今后的比赛中是否可以将这一环节提前至复赛阶段进行，并在总分中提高其所占比例？另外，以后的比赛周期几年为宜？众说纷纭。指挥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需要时间的积累，所以周期间隔不易过短，三年、五年均可。但鉴于本次大赛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其“庐山真面目”众人认识不清甚至受到质疑则毫不为怪。在思想浮躁、乱相丛生的今天，比赛的公正性、艺术水准的权威性如何？出于种种疑虑而持观望心态者不乏其人，这难免让一些优秀人才与赛事无缘。相信大赛的成功举办和强者的脱颖而出，必然会澄清人们早期的种种猜测和疑虑。所以，不妨趁热打铁，在两年后即举办第二届大赛，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参赛，并及时树立起大赛的品牌形象。
　　作为观察员，在向获奖者祝贺的同时，也对一切有志于民族音乐的年轻指挥进几句肺腑之言 ：第一，指挥技法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基本功不可偏废。第二，呼吁更多学习西乐指挥的年轻人，关注本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这里有你们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第三，参赛时端正心态，虚心而不胆怯，自信而不傲慢，更不可懈怠。第四，指挥是乐团的灵魂与核心，要走出琴房和排练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全方位地关注当代音乐事业的发展。当前，国内文艺体制改革步履维艰。一些不懂艺术、违背艺术规律、违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繁荣”这一文艺改革宗旨的长官意志，正在把许多民族民间艺术推向灭亡的边缘，一些大型民族乐团再次面临生存的危机。指挥是群体艺术中的一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论其发展提高，岂不是无稽之谈？一些地方的文艺工作者甚至发出了“躲得了文革，躲不了‘改革’”的哀叹。但是，我坚信，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民主监督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一切违背艺术规律的倒行逆施都必定是短命的！年轻的民乐指挥家们，千万不要因短时的挫折而放弃你们手中的指挥棒！任重而道远，你们身上，肩负着民族音乐的未来与希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香港中乐团提供）
　　于庆新《人民音乐》编委，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