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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已从17.9%增长到2012年的52.57%，跨越了50%的临界值（城市化由量变到质变）达到了同期国际平均水平，但是我国的城市化质量较低，本文正是基于此，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找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比较受争议的问题，为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 工业化 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0多年平均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市化。而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托于工业规模的迅速扩长，城市化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仅只有17.9%，到201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2.57%，与世界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是我国城市化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又因为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所以，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城市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来推动。
那么，如何推动我国城市化健康有序地发展？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借鉴国际城市化经验，并对比我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和现状，我们对中国城市化道路进行了反思，对中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一、城市化的内涵
近年来，城市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最热门话题之一。从已有文献中，我们发现，许多人对于“城市化”的理解并不一致。主要是对于“urbanization”这一单词，有人译为“城市化”，有人译为“城镇化”。我国学者比较普遍使用的还是“城镇化”，简新华、黄锟（2010）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在国际上通常所说的“城市化”概念的基础上，又加了“农村城镇化”（包括城关镇、建制镇、集镇等非农业生产集中的区域）[1]。在这里，我们采用国际上的说法“城市化”，和国内学者提出的“城镇化”，含义是相同的。都是指从传统农业型社会向现代工业型社会的转变中，以人口迁移、产业结构转变为特征，人口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积聚，农民经济活动由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活动转变的过程。包括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
二、我国城市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城市化水平逐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质量较低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在新中国成立时，只有10.64%，一直到改革开放（1949～1978年），将近30年的时间总共只增加了7.3个百分点，这个阶段属于我国城市化缓慢起步阶段，不论是城市化水平还是年均增长率都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当然主要是由于之前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对国家生产的破坏非常严重，以及之后的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动乱等特殊历史原因，使得这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异常曲折缓慢。第二个阶段1978～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从17.92%增长到30.48%，首次突破30%，但依然低于同期国际平均水平。是一个渐进增长的过程，为中国城市化高速增长的积累阶段[2]（邹德慈，2010）。第三个阶段1996～2012年，邹德慈认为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增长大致是从1996年开始的，经过16年的发展，到201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是52.57%，已达到同期国际平均水平，年均增长率为1.38%，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
质量水平较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相对于工业化水平，我国城市化率明显偏低。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只有同步发展，相互促进，才能推动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则创造需求。但城市化绝不等同于工业化。而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在促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建设城镇，盲目上工业项目，扩大城镇规模来实现，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城中村改造和招商引资。政府买卖土地，率先实现土地城市化；失地农民被迫成为城镇居民，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居住方式、收入方式和自身素养并没有相应地转变，只是表面地人口城市化，是一种虚高的城市化。二，城市化进程中忽视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一方面，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一味追求城市化速度，我们不断引导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但并没有关注城市对于农民工的吸收能力，很多进城农民处于失业状态，城镇失业率攀升。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长期住在城郊棚户区的农民工只是被统计为城镇人口，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并未真正的市民化，社会矛盾加剧。三，城市化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由于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在城市规划中，对于污染企业，短时间内难以迁址，市区环境破坏不可避免。另外，已经建立的垃圾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废气处理系统等都已无法满足迅速发展的工业需要，城市环境日益恶化。很多企业应经习惯将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不经许可偷偷开采地下水，废烟废气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空气，加上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城镇规模不断延伸到周边农村，农村生态环境也遭到侵蚀和破坏。随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和人们消费的增加，城市生活垃圾也已经危及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规模的选择
一方面，城市化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要素聚集、规模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创新中介方面。而要素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城市规模的大小。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出现，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会增加，最终成本又反映在商品价格中，被消费者承担。影响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体现在交易链条的长短，而交易链条的长短又和城市规模的大小相关。城市规模的扩大还有可能带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所谓的“城市病”。所以城市规模的大小成为城市化研究中被关注的热点。
那么是否存在最佳城市规模？最佳城市规模又该如何确定？国内外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国外经济学家主要从成本-收益理论，根据城市规模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决定了最佳城市规模。另外Duranton&Puga（2004）和Au&Henderson（2006）的研究，都得出结论最优城市规模与城市聚集效应呈倒U型关系。后者发现，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城市的最优规模也会发生变动，中国最佳城市规模应该为250～380万人，所以中国城市的平均规模过小。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王小鲁、夏小林（1999）采用成本收益法分析法得出中国最优城市规模为100～400万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金相郁（2004）利用聚集经济方法度量，得出2002年三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的最优城市规模为1251.7万人、951.3万人和1795.5万人；用最小成本法得到的最优规模分别为801.5万人、1126.2万人和2123.1万人。张自然、张平、刘霞辉（2014）选取中国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1990～2011年的数据，采用成本收益法研究中国城市的最大最优规模。得出结论为最优城市规模即净规模收益峰值在556～614万人之间，城市相对规模净收益为正的区间在65～3569万人之间。根据这一结论，中国的大城市、超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最小的城市规模应该在65万人以上，现有的超大城市北京、上海等的最大规模也都还没有达到极限，不应盲目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而应该是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规模调节。 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支持中国城市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中国城市规模普遍不够，城市经济的聚集程度不足。然而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快速扩大也会带来很多负外部性。现在我国很多城市都已显现出诸如：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挤、水电资源不足、房价上升、空气污染、棚户贫民窟等“城市病”。
（三）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从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以下几种：第一，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户籍制度约束，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等，我国主要推行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战略模式。第二，之后，依据我国国情：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大中城市的进入门槛比较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容易被小城镇吸纳和接受，所以重点发展小城镇的思想不断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小城镇、大战略”模式。第三，小城镇在中国遍地开花后，又出现诸多的问题：土地资源浪费、规模不经济、环境污染、服务业落后等等。而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聚集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并能很好地降低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中等城市介于大小之间，既能克服小城市的不足，也能避免大城市的“城市病”。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也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成为主流观点。
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大中小城市的发展，以大带小，以小促大，发挥大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中小城市的环绕衔接作用，从而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产业结构调整是提高我国城市化质量的关键因素
新时期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2.57%，根据国际城市化经验，50%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临界点，超过这一数值，城市化进程将从量变转向质变。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在近二十年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伴随着城市化高速发展问题也开始显现。造成城市化质量低，人口拥挤、交通拥挤、城市就业率低、贫民窟、环境污染等主要就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公共品供给不足。
所以，找到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支撑和产业转型，是解决城市化质变的关键因素，只有产业结构升级，才可能解决最重要的就业问题。依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等的不同，各个城市可以有选择地发展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一定要处理好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调整和升级问题。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是城市化中后期的主导力量，大城市可以以金融、商业服务、高新技术研发为中心，实现现代化大都市。而小城市以自身的资源禀赋为契机，实现专业化的生产，比如农产品加工等，不能盲目地招商引资，强推工业项目，出现区域间的重复投资和浪费，而且造成环境污染。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构建全民保障系统。一方面要覆盖城市低收入人群，失业人群、老龄人口等；另一方面要保障进城农民工也可以平等地享受到社会福利。政府要做的，首先，就是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做好城市规划，优化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应该随经济发展相应地提高保障水平和保障的覆盖面。其次，要覆盖到对农民工利益的保护，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先行。户口不能成为其身份地位的象征，更不能成为限制其享受公共资源、得到平等教育的障碍。再次，土地是农民最有力的保障。失地农民，可能是城中村改造，也可能是政府征用。对于土地的定价，必须公平、公正。有些人因为城中村改造成为暴发户，每天无所事事，有些人却因为征地，彻底失去生存的依靠。这一现象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改善。
（三）优化城市规模结构，提高聚集度
城市化是劳动力、物质资源等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和集聚的过程。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并没有达到饱和，依然有容纳的空间，但同时各种城市病又显得人满为患，医疗资源紧张、用水紧张等，主要问题在于规划不合理，许多城市都是“摊大饼”式的无序发展，要克服这些问题，就需要提高城市的空间聚集度，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一，要素的空间聚集可以带来规模效率，表现为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利用效率，在城市规模扩张中降低人均成本；二，高素质、多层次的人力资本积聚及开放的观点、先进的知识技术的聚集和共享，使得城市成为天然的创新实验室，进一步推动规模报酬递增和创新外溢；三，多层次的要素在空间范围的聚集带来分工和专业化，通过空间结构的调整，可以扩大城市的市场规模，间接带动经济效率的提升。
（四）协调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
在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城市化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为了追求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为了追求低成本？还是为了追求高效率？要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靠几个大城市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发展大量的小城市才能吸收；如果追求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大城市的发展才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经济长期增长。而低成本意味着低收入和粗放式的小城市发展；高效率意味着集约式的大城市发展。根据我国地域广、人口多、农村人口比重大、经济发展水平低、工业化落后等实际国情，城市化的路径必须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大中小城市必须共同发展，并且要统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讲，我们需要发展几个区域性的超大城市，东南西北各有两到三个，形成全面的辐射网络，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中等城市环绕在大城市的周围，发挥比较优势，承担专业化分工的角色，发展自身的特色生产和服务，成为大城市的有益补充，小城市发挥好城市间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桥梁作用，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
参考文献
[1]孙祁祥，王向楠，韩文龙.城镇化对经济作用的再审视——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3.
[2]邹德慈.中国城镇化发展要求与挑战[J].城市规划学.2010（4）.
[3]张自然，张平，刘霞辉.中国城市化模式、演进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4（2）.
作者简介：张亚琴（1986-），女，山西运城人，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教师。
【关键词】城市化 工业化 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0多年平均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市化。而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托于工业规模的迅速扩长，城市化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仅只有17.9%，到201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2.57%，与世界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是我国城市化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又因为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所以，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城市化的健康有序发展来推动。
那么，如何推动我国城市化健康有序地发展？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借鉴国际城市化经验，并对比我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和现状，我们对中国城市化道路进行了反思，对中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一、城市化的内涵
近年来，城市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最热门话题之一。从已有文献中，我们发现，许多人对于“城市化”的理解并不一致。主要是对于“urbanization”这一单词，有人译为“城市化”，有人译为“城镇化”。我国学者比较普遍使用的还是“城镇化”，简新华、黄锟（2010）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在国际上通常所说的“城市化”概念的基础上，又加了“农村城镇化”（包括城关镇、建制镇、集镇等非农业生产集中的区域）[1]。在这里，我们采用国际上的说法“城市化”，和国内学者提出的“城镇化”，含义是相同的。都是指从传统农业型社会向现代工业型社会的转变中，以人口迁移、产业结构转变为特征，人口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积聚，农民经济活动由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活动转变的过程。包括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
二、我国城市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城市化水平逐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质量较低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在新中国成立时，只有10.64%，一直到改革开放（1949～1978年），将近30年的时间总共只增加了7.3个百分点，这个阶段属于我国城市化缓慢起步阶段，不论是城市化水平还是年均增长率都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当然主要是由于之前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对国家生产的破坏非常严重，以及之后的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动乱等特殊历史原因，使得这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异常曲折缓慢。第二个阶段1978～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从17.92%增长到30.48%，首次突破30%，但依然低于同期国际平均水平。是一个渐进增长的过程，为中国城市化高速增长的积累阶段[2]（邹德慈，2010）。第三个阶段1996～2012年，邹德慈认为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增长大致是从1996年开始的，经过16年的发展，到201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是52.57%，已达到同期国际平均水平，年均增长率为1.38%，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
质量水平较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相对于工业化水平，我国城市化率明显偏低。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只有同步发展，相互促进，才能推动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则创造需求。但城市化绝不等同于工业化。而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在促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建设城镇，盲目上工业项目，扩大城镇规模来实现，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城中村改造和招商引资。政府买卖土地，率先实现土地城市化；失地农民被迫成为城镇居民，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居住方式、收入方式和自身素养并没有相应地转变，只是表面地人口城市化，是一种虚高的城市化。二，城市化进程中忽视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一方面，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一味追求城市化速度，我们不断引导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但并没有关注城市对于农民工的吸收能力，很多进城农民处于失业状态，城镇失业率攀升。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长期住在城郊棚户区的农民工只是被统计为城镇人口，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并未真正的市民化，社会矛盾加剧。三，城市化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由于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在城市规划中，对于污染企业，短时间内难以迁址，市区环境破坏不可避免。另外，已经建立的垃圾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废气处理系统等都已无法满足迅速发展的工业需要，城市环境日益恶化。很多企业应经习惯将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不经许可偷偷开采地下水，废烟废气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空气，加上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城镇规模不断延伸到周边农村，农村生态环境也遭到侵蚀和破坏。随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和人们消费的增加，城市生活垃圾也已经危及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规模的选择
一方面，城市化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要素聚集、规模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创新中介方面。而要素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城市规模的大小。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出现，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会增加，最终成本又反映在商品价格中，被消费者承担。影响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体现在交易链条的长短，而交易链条的长短又和城市规模的大小相关。城市规模的扩大还有可能带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所谓的“城市病”。所以城市规模的大小成为城市化研究中被关注的热点。
那么是否存在最佳城市规模？最佳城市规模又该如何确定？国内外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国外经济学家主要从成本-收益理论，根据城市规模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决定了最佳城市规模。另外Duranton&Puga（2004）和Au&Henderson（2006）的研究，都得出结论最优城市规模与城市聚集效应呈倒U型关系。后者发现，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城市的最优规模也会发生变动，中国最佳城市规模应该为250～380万人，所以中国城市的平均规模过小。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王小鲁、夏小林（1999）采用成本收益法分析法得出中国最优城市规模为100～400万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金相郁（2004）利用聚集经济方法度量，得出2002年三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的最优城市规模为1251.7万人、951.3万人和1795.5万人；用最小成本法得到的最优规模分别为801.5万人、1126.2万人和2123.1万人。张自然、张平、刘霞辉（2014）选取中国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1990～2011年的数据，采用成本收益法研究中国城市的最大最优规模。得出结论为最优城市规模即净规模收益峰值在556～614万人之间，城市相对规模净收益为正的区间在65～3569万人之间。根据这一结论，中国的大城市、超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最小的城市规模应该在65万人以上，现有的超大城市北京、上海等的最大规模也都还没有达到极限，不应盲目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而应该是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规模调节。 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支持中国城市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中国城市规模普遍不够，城市经济的聚集程度不足。然而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快速扩大也会带来很多负外部性。现在我国很多城市都已显现出诸如：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挤、水电资源不足、房价上升、空气污染、棚户贫民窟等“城市病”。
（三）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从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以下几种：第一，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户籍制度约束，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等，我国主要推行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战略模式。第二，之后，依据我国国情：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大中城市的进入门槛比较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容易被小城镇吸纳和接受，所以重点发展小城镇的思想不断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小城镇、大战略”模式。第三，小城镇在中国遍地开花后，又出现诸多的问题：土地资源浪费、规模不经济、环境污染、服务业落后等等。而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聚集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并能很好地降低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中等城市介于大小之间，既能克服小城市的不足，也能避免大城市的“城市病”。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也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成为主流观点。
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大中小城市的发展，以大带小，以小促大，发挥大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中小城市的环绕衔接作用，从而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产业结构调整是提高我国城市化质量的关键因素
新时期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2.57%，根据国际城市化经验，50%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临界点，超过这一数值，城市化进程将从量变转向质变。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在近二十年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伴随着城市化高速发展问题也开始显现。造成城市化质量低，人口拥挤、交通拥挤、城市就业率低、贫民窟、环境污染等主要就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公共品供给不足。
所以，找到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支撑和产业转型，是解决城市化质变的关键因素，只有产业结构升级，才可能解决最重要的就业问题。依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等的不同，各个城市可以有选择地发展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一定要处理好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调整和升级问题。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是城市化中后期的主导力量，大城市可以以金融、商业服务、高新技术研发为中心，实现现代化大都市。而小城市以自身的资源禀赋为契机，实现专业化的生产，比如农产品加工等，不能盲目地招商引资，强推工业项目，出现区域间的重复投资和浪费，而且造成环境污染。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构建全民保障系统。一方面要覆盖城市低收入人群，失业人群、老龄人口等；另一方面要保障进城农民工也可以平等地享受到社会福利。政府要做的，首先，就是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做好城市规划，优化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应该随经济发展相应地提高保障水平和保障的覆盖面。其次，要覆盖到对农民工利益的保护，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先行。户口不能成为其身份地位的象征，更不能成为限制其享受公共资源、得到平等教育的障碍。再次，土地是农民最有力的保障。失地农民，可能是城中村改造，也可能是政府征用。对于土地的定价，必须公平、公正。有些人因为城中村改造成为暴发户，每天无所事事，有些人却因为征地，彻底失去生存的依靠。这一现象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改善。
（三）优化城市规模结构，提高聚集度
城市化是劳动力、物质资源等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和集聚的过程。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并没有达到饱和，依然有容纳的空间，但同时各种城市病又显得人满为患，医疗资源紧张、用水紧张等，主要问题在于规划不合理，许多城市都是“摊大饼”式的无序发展，要克服这些问题，就需要提高城市的空间聚集度，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一，要素的空间聚集可以带来规模效率，表现为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利用效率，在城市规模扩张中降低人均成本；二，高素质、多层次的人力资本积聚及开放的观点、先进的知识技术的聚集和共享，使得城市成为天然的创新实验室，进一步推动规模报酬递增和创新外溢；三，多层次的要素在空间范围的聚集带来分工和专业化，通过空间结构的调整，可以扩大城市的市场规模，间接带动经济效率的提升。
（四）协调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
在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上，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城市化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为了追求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为了追求低成本？还是为了追求高效率？要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靠几个大城市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发展大量的小城市才能吸收；如果追求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大城市的发展才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经济长期增长。而低成本意味着低收入和粗放式的小城市发展；高效率意味着集约式的大城市发展。根据我国地域广、人口多、农村人口比重大、经济发展水平低、工业化落后等实际国情，城市化的路径必须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大中小城市必须共同发展，并且要统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讲，我们需要发展几个区域性的超大城市，东南西北各有两到三个，形成全面的辐射网络，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中等城市环绕在大城市的周围，发挥比较优势，承担专业化分工的角色，发展自身的特色生产和服务，成为大城市的有益补充，小城市发挥好城市间以及城市和农村的桥梁作用，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
参考文献
[1]孙祁祥，王向楠，韩文龙.城镇化对经济作用的再审视——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3.
[2]邹德慈.中国城镇化发展要求与挑战[J].城市规划学.2010（4）.
[3]张自然，张平，刘霞辉.中国城市化模式、演进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4（2）.
作者简介：张亚琴（1986-），女，山西运城人，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