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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验证信息经济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电信产业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电信产业的发展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电信产业发展通过缓解了金融市场的信息问题，带来金融深化，推动了经济增长;此外，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由此指出，在稳步推动电信产业发展的同时，要匹配完善相应的金融市场措施，由此提升电信产业促进金融深化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释放信息经济对金融以及经济的长期、持久化推动作用。
关键词：电信产业 中介效应模型 金融深化 经济发展
一、引言
随着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信息传递提供主要渠道的电信业备受各国关注，其网络规模日益扩大、技术水平逐渐提升，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活动的基石，对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具有重大影响（王欢、王增民，2014）。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电信业发展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更促使合作经济繁荣发展。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推动电信业的发展，先后对电信业进行了政企分开、破除垄断、企业重组等一系列战略性改革，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发展（顾成彦、胡汉辉，2008）。据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为19.2亿元，而2018年则达到了65633.9亿元。2000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仅为8453.3万户，但截至2018年底已达到156609.8万户。可见，电信业在21世纪发展迅速，普及率也得到极大提升。
已有较多研究关注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外学者对电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 20世纪60 年代就已经开始，成果丰富。Jipp（1993）、Hardy（1993）和 Lichtenberg（1995）的研究已经证实电信业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些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以发达国家为主，其结论的可推广性需要谨慎考察。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和电信业关系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王悦（2009）、杨培芳（2009）、李艳燕（2007）等均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见，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电信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却鲜有文献在学理层面深入剖析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而且电信业的发展早已“今非昔比”，由此我们不禁追问，在电信业高度发展的如今，其是否依然对经济发展存在边际贡献？若存在，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鉴于此，本文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不仅验证新时期下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进一步探究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同时也关注东西部地区电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作用，更科学地评估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为科学地制定电信业政策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和发展思路。
二、文献综述
（一）电信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电信行业一直处于邮电部行政垄断经营之下，因此行业效率低下，电信服务供给难以满足人们快速增加的电信服务需求（郑世林等，2014）。1994年之后，电信行业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大规模体制改革。第一阶段：1994-1997年引入竞争阶段，中国联通成立后，行业垄断被正式打破;第二阶段：1998-2000年纵向拆分阶段，1998年国务院对中国电信按照业务纵向拆分，形成了“三大四小”的分业竞争格局;第三阶段：2001-2007年横向拆分阶段，中国电信被按照区域进行横向拆分，形成了“四大两小”的竞争格局;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的全业务重组阶段，电信行业结束了分业竞争的格局，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全业务竞争格局。经历四次大规模改革后，电信产业结构由完全的行政垄断逐步走向市场竞争，这不仅提升了电信基础设施的普及，还促进了通信技术的替代和行业的快速发展（Zheng and Ward，2011;Ward and Zheng，2012）。2010年后中国通讯行业引入了虚拟运营商，这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运营商的竞争力，改善现有的服务质量;也有助于深化电信市场的自由竞争，促进行业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通信网络由集中封闭的内部结构向开放的结构转变。网络结构的开放化一方面体现了技术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低成本开发业务的必然要求（李峰、李海婴，2003）。而且，电信网络的应用也已从过去单一的传递功能向智能化演进。网络的智能应用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的潜能。此外，用户需求的个性化也逐渐表现为多样性。其不仅仅有交流需求，更有信息需求。人们使用通信目的不同，对信息的需求也就不同。
可见，在新时代下电信行业发展突飞猛进，出现开放化、智能化、多需求等特征，为了保障电信行业的稳步发展，亟需对其进行科学地研究。
（二）电信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有研究
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信息资本的重要性，信息资本具有互补性、溢出性和网络效应，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Aschauer，1988;Roller and Waverman，2001）。比如，信息资本可以通过与组织资本的相互影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Gordon，2000）。此外，信息技术也可以与生产技能相结合，从而提高生产率。已有研究普遍关注电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多认为电信业的发展与普及会促进经济增长（Rollerand Waveman，2001徐升华、毛小兵，2003;廖小伟，2011）。具体而言，Corea（2006）基于时间序列数据，验证发现电信业对国家经济和行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影响。Harald（2010）通过对不同国家通信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对比发现，通信行业具有收益递增效应。也有部分学者则重点关注電信业发展对经济的溢出效应，认为信息产业具有极强的外溢性，这也是信息产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刘春梅、唐守廉，2010）。朱新玲、黎鹏（2005）基于湖北省数据研究发现，信息产业的增长会带来其他产业部门的增长。此外，也有学者聚焦于电信产业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作用（安世全、刘明军，2011）。司先秀（2010）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中部与东部电信设施利用效率较高，而西部则存在闲置。王欢、王增民（2014）发现电信业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仅在中国东部存在，在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不存在。然而，部分学者则因为电信的增长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增长，尤其当面临外部冲击时，所以，电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而且，电信业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一个临界值（Koutroumpis，2009）。 综上，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电信产业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对于电信产业发展的新时代下，更需要对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科学、系统地评估。
（三）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研究并未达成共识。古典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如卢卡斯（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经济学家夸大了。而Schumpeter（1912）则认为，银行通过为企业融资而促进了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上述研究均局限于从理论层面进行探究，并未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对金融市场的作用进行验证（Gurley and Shaw，1955;Goldsmith，1969）。例如Mckinnon（1973）等发现，金融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Goldsmith（1969）的研究表明，金融發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紧密联系。学者们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减少信息、交易成本等，从而影响技术创新、投资、经济增长等（胡鞍钢，1999）。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金融体系的功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Levine，1997）。而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行业的结构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不同（Hansson and Jonung，1997）。此外，也有许多学者关注金融发展的整体状况（谢平，1992;张杰，1997）。如赵志君（2000）等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受限于数据的所得性，早期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研究较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学者们也展开了许多研究，但大多仅仅从全国层面进行分析，且样本区间较短（谈儒勇，2000）。
可见，对中国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此外，中国的区域差异较大，因此更需要关注其区域的异质性。
（四）简评
已有研究关注了电信产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也从理论与实证方面对电信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究，但是，在探讨我国电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限定在全国数据层面，未充分考虑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而且，现有研究也仅仅局限于探讨电信业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未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鉴于此，本文立足于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性，利用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关注东西部地区电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作用，从而为科学地制定电信业政策提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和发展思路。
三、数据来源、变量及模型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及各地区统计年鉴，主要收集的是2000-2018年全国31个省市（除去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东、中、西部划分标准，本文选择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1个省、市代表我国东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为中部;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为西部地区，共获得589个数据。
（二）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是指某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常用的指标（王欢、王增民，2014）。
核心解释变量：电信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总量是以货币形式表示的电信企业为社会提供各类电信服务的总数量，是用于观察电信业务发展变化总趋势的综合性总量指标。电信业务总量是以各类业务的实物量分别乘以相应的不变单价，求出各类业务的货币量，再加总求得。
中介变量：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指某一时点金融机构存款金额。本文利用银行存款数据来反映各地金融发展实际水平。
控制变量：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基于学术惯例和已有研究，主要选择抚养比、人口数、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水平、进出口总额、个体就业人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及赋值见表1。
（三）模型设置
为了检验电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以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中介，验证电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此设定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GDP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TELEi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个地区第t年的电信业务总量;xk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系数β1是核心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βk是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β0为截距项;δi是个体固定效应，γt是时间固定效应;μit是残差项。
2.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Financit是中介变量，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金融机构存款;ρ1是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β'1是加入中介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他符号及控制变量均与方程（1）一致。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模型
为了验证电信产业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基于2000-2018年全国省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得出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2。
通过表2可见，电信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电信业务总量对地区经济总量的影响系数为1.7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电信业务量每增加一单位，地区经济总量增加1.734亿元。21世纪，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业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电信业不仅可以促进沟通，也能实现信息的及时共享，这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电信业发展带来的信息共享为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地区生产总值的显著增加。 （二）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进一步剖析电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金融深化的视角，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进行验证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知，电信业发展会通过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的增长。具体而言，模型（2）中展现了核心解释变量电信产业对中介变量金融深化的影响，电信产业每增加一单位，金融机构的存款会增加6.157亿元，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电信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市场中的信息问题，实现了信息的流通和共享，从而促使金融得以深化发展。模型（3）同时包含了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其中，核心解释变量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依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926。而中介变量金融机构存款同样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金融机构存款每增加一单位，地区生成总值会增加0.168亿元。这表明，金融的深化发展会带来地区经济的增长，金融市场的深化可以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从而促使经济发展。可见，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中存在金融深化这一中介效应，也就是说电信产业-金融深化-经济增长这一作用路径得以验证。此外，通过结合表2和表3计算得出，金融深化的中介效应占比中，最常用的中介效应占比是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的比例（ Alwin et al.，1975） ，即（6.157×0.168）/1.734×100%=59.65%。由此可见，金融深化在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存在较大的中介作用，应该在稳步推动电信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保证经济增长得以高效、长期发展。
（三）区域异质性模型
已有部分研究是从全国总体层面验证典型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或者仅从某一区域出发对其进行验证。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较不平衡，尤其是以东、中、西部的划分更为明显。因此，为了探究电信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进一步將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考虑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区域异质性。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通过表4 可以看出，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在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具体而言，若各地区的电信产业发展程度一致，相比较于东部地区而言，则越是处于中部或西部地区，电信产业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小。这符合实际情况，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便体现了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中、西部地区的电信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而且，西部地区的弱化程度更大。因此，在分析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不能仅以全国的平均水平为标准，而更应该关注其区域异质性，重视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而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为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提供科学的建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8年全国31个省市（除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面板数据，结合电信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电信产业-金融深入-经济增长为研究框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且进一步对电信产业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通过计量模型发现：第一，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电信产业的发展会带来经济增长。第二，电信产业通过金融深化发展，从而促使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电信产业通过缓解金融市场的信息问题，从而实现金融深化，带来经济的增长。第三，从东、中、西部来看，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存在区域异质性，相比较于东部而言，中、西部的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推动力较弱。
对于正处于电信产业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增进对电信产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也对如何保障在推动电信业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应该认识到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电信产业的发展促使了经济市场间的交流、信息的流通与共享，实现了经济增长。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应该不仅仅重视推动电信产业的总量发展，更要重视其质量的提升，保障电信产业的良性发展，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其次，应该充分认识到区域的异质性。各地在推动电信产业发展的时候，不能仅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而是更应该注重自身所在区域的经济条件，结合区域特征，因地制宜的发展电信产业，从而带来全国经济的增长。
最后，应该重视匹配相应的措施。电信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是单一的直接效应，更是存在金融深化的中介作用。因此在推动电信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匹配推动金融市场的深化。电信产业信息的流通不仅带来了金融市场的深化，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深化促使经济增长，从而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为此，应该充分认识到金融深化的重要性，同时，增加对金融深化的措施，推动其发展，促使经济长期、持久地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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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罗超，吉首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邓雨露，中共张家界市委党校;游新彩，吉首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电信产业 中介效应模型 金融深化 经济发展
一、引言
随着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信息传递提供主要渠道的电信业备受各国关注，其网络规模日益扩大、技术水平逐渐提升，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活动的基石，对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具有重大影响（王欢、王增民，2014）。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电信业发展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更促使合作经济繁荣发展。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推动电信业的发展，先后对电信业进行了政企分开、破除垄断、企业重组等一系列战略性改革，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发展（顾成彦、胡汉辉，2008）。据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为19.2亿元，而2018年则达到了65633.9亿元。2000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仅为8453.3万户，但截至2018年底已达到156609.8万户。可见，电信业在21世纪发展迅速，普及率也得到极大提升。
已有较多研究关注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外学者对电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 20世纪60 年代就已经开始，成果丰富。Jipp（1993）、Hardy（1993）和 Lichtenberg（1995）的研究已经证实电信业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些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以发达国家为主，其结论的可推广性需要谨慎考察。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和电信业关系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王悦（2009）、杨培芳（2009）、李艳燕（2007）等均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见，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电信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却鲜有文献在学理层面深入剖析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而且电信业的发展早已“今非昔比”，由此我们不禁追问，在电信业高度发展的如今，其是否依然对经济发展存在边际贡献？若存在，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鉴于此，本文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不仅验证新时期下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进一步探究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同时也关注东西部地区电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作用，更科学地评估电信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为科学地制定电信业政策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和发展思路。
二、文献综述
（一）电信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电信行业一直处于邮电部行政垄断经营之下，因此行业效率低下，电信服务供给难以满足人们快速增加的电信服务需求（郑世林等，2014）。1994年之后，电信行业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大规模体制改革。第一阶段：1994-1997年引入竞争阶段，中国联通成立后，行业垄断被正式打破;第二阶段：1998-2000年纵向拆分阶段，1998年国务院对中国电信按照业务纵向拆分，形成了“三大四小”的分业竞争格局;第三阶段：2001-2007年横向拆分阶段，中国电信被按照区域进行横向拆分，形成了“四大两小”的竞争格局;第四阶段：2008年至今的全业务重组阶段，电信行业结束了分业竞争的格局，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全业务竞争格局。经历四次大规模改革后，电信产业结构由完全的行政垄断逐步走向市场竞争，这不仅提升了电信基础设施的普及，还促进了通信技术的替代和行业的快速发展（Zheng and Ward，2011;Ward and Zheng，2012）。2010年后中国通讯行业引入了虚拟运营商，这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运营商的竞争力，改善现有的服务质量;也有助于深化电信市场的自由竞争，促进行业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通信网络由集中封闭的内部结构向开放的结构转变。网络结构的开放化一方面体现了技术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低成本开发业务的必然要求（李峰、李海婴，2003）。而且，电信网络的应用也已从过去单一的传递功能向智能化演进。网络的智能应用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的潜能。此外，用户需求的个性化也逐渐表现为多样性。其不仅仅有交流需求，更有信息需求。人们使用通信目的不同，对信息的需求也就不同。
可见，在新时代下电信行业发展突飞猛进，出现开放化、智能化、多需求等特征，为了保障电信行业的稳步发展，亟需对其进行科学地研究。
（二）电信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有研究
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信息资本的重要性，信息资本具有互补性、溢出性和网络效应，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Aschauer，1988;Roller and Waverman，2001）。比如，信息资本可以通过与组织资本的相互影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Gordon，2000）。此外，信息技术也可以与生产技能相结合，从而提高生产率。已有研究普遍关注电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多认为电信业的发展与普及会促进经济增长（Rollerand Waveman，2001徐升华、毛小兵，2003;廖小伟，2011）。具体而言，Corea（2006）基于时间序列数据，验证发现电信业对国家经济和行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影响。Harald（2010）通过对不同国家通信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对比发现，通信行业具有收益递增效应。也有部分学者则重点关注電信业发展对经济的溢出效应，认为信息产业具有极强的外溢性，这也是信息产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刘春梅、唐守廉，2010）。朱新玲、黎鹏（2005）基于湖北省数据研究发现，信息产业的增长会带来其他产业部门的增长。此外，也有学者聚焦于电信产业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作用（安世全、刘明军，2011）。司先秀（2010）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中部与东部电信设施利用效率较高，而西部则存在闲置。王欢、王增民（2014）发现电信业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仅在中国东部存在，在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不存在。然而，部分学者则因为电信的增长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增长，尤其当面临外部冲击时，所以，电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而且，电信业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一个临界值（Koutroumpis，2009）。 综上，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电信产业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对于电信产业发展的新时代下，更需要对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科学、系统地评估。
（三）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研究并未达成共识。古典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如卢卡斯（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经济学家夸大了。而Schumpeter（1912）则认为，银行通过为企业融资而促进了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上述研究均局限于从理论层面进行探究，并未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对金融市场的作用进行验证（Gurley and Shaw，1955;Goldsmith，1969）。例如Mckinnon（1973）等发现，金融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Goldsmith（1969）的研究表明，金融發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紧密联系。学者们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减少信息、交易成本等，从而影响技术创新、投资、经济增长等（胡鞍钢，1999）。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金融体系的功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Levine，1997）。而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行业的结构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不同（Hansson and Jonung，1997）。此外，也有许多学者关注金融发展的整体状况（谢平，1992;张杰，1997）。如赵志君（2000）等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受限于数据的所得性，早期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研究较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学者们也展开了许多研究，但大多仅仅从全国层面进行分析，且样本区间较短（谈儒勇，2000）。
可见，对中国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此外，中国的区域差异较大，因此更需要关注其区域的异质性。
（四）简评
已有研究关注了电信产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也从理论与实证方面对电信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究，但是，在探讨我国电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限定在全国数据层面，未充分考虑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而且，现有研究也仅仅局限于探讨电信业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未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鉴于此，本文立足于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性，利用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关注东西部地区电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作用，从而为科学地制定电信业政策提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和发展思路。
三、数据来源、变量及模型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及各地区统计年鉴，主要收集的是2000-2018年全国31个省市（除去中国香港、澳门、台湾）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东、中、西部划分标准，本文选择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1个省、市代表我国东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为中部;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为西部地区，共获得589个数据。
（二）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是指某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常用的指标（王欢、王增民，2014）。
核心解释变量：电信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总量是以货币形式表示的电信企业为社会提供各类电信服务的总数量，是用于观察电信业务发展变化总趋势的综合性总量指标。电信业务总量是以各类业务的实物量分别乘以相应的不变单价，求出各类业务的货币量，再加总求得。
中介变量：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指某一时点金融机构存款金额。本文利用银行存款数据来反映各地金融发展实际水平。
控制变量：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基于学术惯例和已有研究，主要选择抚养比、人口数、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水平、进出口总额、个体就业人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及赋值见表1。
（三）模型设置
为了检验电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以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中介，验证电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此设定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GDP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TELEi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个地区第t年的电信业务总量;xk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系数β1是核心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βk是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β0为截距项;δi是个体固定效应，γt是时间固定效应;μit是残差项。
2.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Financit是中介变量，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金融机构存款;ρ1是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β'1是加入中介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他符号及控制变量均与方程（1）一致。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模型
为了验证电信产业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基于2000-2018年全国省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得出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2。
通过表2可见，电信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而言，电信业务总量对地区经济总量的影响系数为1.73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电信业务量每增加一单位，地区经济总量增加1.734亿元。21世纪，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业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电信业不仅可以促进沟通，也能实现信息的及时共享，这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电信业发展带来的信息共享为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地区生产总值的显著增加。 （二）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进一步剖析电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金融深化的视角，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进行验证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知，电信业发展会通过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的增长。具体而言，模型（2）中展现了核心解释变量电信产业对中介变量金融深化的影响，电信产业每增加一单位，金融机构的存款会增加6.157亿元，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电信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市场中的信息问题，实现了信息的流通和共享，从而促使金融得以深化发展。模型（3）同时包含了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其中，核心解释变量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依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926。而中介变量金融机构存款同样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金融机构存款每增加一单位，地区生成总值会增加0.168亿元。这表明，金融的深化发展会带来地区经济的增长，金融市场的深化可以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从而促使经济发展。可见，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中存在金融深化这一中介效应，也就是说电信产业-金融深化-经济增长这一作用路径得以验证。此外，通过结合表2和表3计算得出，金融深化的中介效应占比中，最常用的中介效应占比是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的比例（ Alwin et al.，1975） ，即（6.157×0.168）/1.734×100%=59.65%。由此可见，金融深化在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存在较大的中介作用，应该在稳步推动电信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保证经济增长得以高效、长期发展。
（三）区域异质性模型
已有部分研究是从全国总体层面验证典型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或者仅从某一区域出发对其进行验证。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较不平衡，尤其是以东、中、西部的划分更为明显。因此，为了探究电信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进一步將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考虑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区域异质性。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通过表4 可以看出，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在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具体而言，若各地区的电信产业发展程度一致，相比较于东部地区而言，则越是处于中部或西部地区，电信产业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小。这符合实际情况，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便体现了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中、西部地区的电信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而且，西部地区的弱化程度更大。因此，在分析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不能仅以全国的平均水平为标准，而更应该关注其区域异质性，重视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而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为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提供科学的建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8年全国31个省市（除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面板数据，结合电信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电信产业-金融深入-经济增长为研究框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且进一步对电信产业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通过计量模型发现：第一，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电信产业的发展会带来经济增长。第二，电信产业通过金融深化发展，从而促使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电信产业通过缓解金融市场的信息问题，从而实现金融深化，带来经济的增长。第三，从东、中、西部来看，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存在区域异质性，相比较于东部而言，中、西部的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推动力较弱。
对于正处于电信产业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增进对电信产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也对如何保障在推动电信业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应该认识到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电信产业的发展促使了经济市场间的交流、信息的流通与共享，实现了经济增长。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应该不仅仅重视推动电信产业的总量发展，更要重视其质量的提升，保障电信产业的良性发展，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其次，应该充分认识到区域的异质性。各地在推动电信产业发展的时候，不能仅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而是更应该注重自身所在区域的经济条件，结合区域特征，因地制宜的发展电信产业，从而带来全国经济的增长。
最后，应该重视匹配相应的措施。电信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是单一的直接效应，更是存在金融深化的中介作用。因此在推动电信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匹配推动金融市场的深化。电信产业信息的流通不仅带来了金融市场的深化，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深化促使经济增长，从而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为此，应该充分认识到金融深化的重要性，同时，增加对金融深化的措施，推动其发展，促使经济长期、持久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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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罗超，吉首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邓雨露，中共张家界市委党校;游新彩，吉首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