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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弗格尔·布莱恩（Havergal Brian）的交响曲《哥特式》（Gothic）完成于1927年，这部作品长达两小时。仅仅一年之后的1928年，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单乐章交响曲问世，长度仅十分钟。马勒的《第三交响曲》有六个乐章，而西贝柳斯的《第七交响曲》仅有一个乐章。单单这些数据，就足以表明，以作品长度以及乐章数量对一种长达三百年历史的音乐体裁进行划分并非明智之举。
那么，“交响曲”这个词汇一定有其他的涵义了？如果篇幅与长度不是决定要素，乐章数目不是关键问题，那么是什么令这些性质各异的作品具有相同的标识呢？
每首交响曲看起来和听起来不相同的一个原因是，每位作曲家在音乐材料的使用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考虑。对于马勒而言，一部交响曲包含的音乐材料多多益善。他对西贝柳斯说“一部交响曲就是一整个宇宙，它应该包罗万象”。因此，马勒的交响曲不仅篇幅长大，而且里面包含了生活中的各种声响——鸟鸣、牛颈铃、军号、闹市的嘈杂、葬礼进行曲——马勒认为人间世像、人生百感都应该在交响曲中得以体现。
彼得·马克斯威尔·戴维斯爵士
如果交响曲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创作理念则显得有些落伍。对于欣赏者而言，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听起来要简洁得多。西贝柳斯与马勒的对话充分暗示了他的交响曲创作思想：“我认为交响曲是一种凝练的形式，它足以创造所有动机之间内在相互联系的深刻逻辑。”
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平淡无奇，但却是一种更加理性的解释。它提醒我们在评判交响曲作曲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结构技术的使用以及音乐材料选择的层面。单就情感表达而言，西贝柳斯的《第四交响曲》与马勒的《第六交响曲》一样孤寂荒凉。而西贝柳斯的《第七交响曲》与马勒的《第九交响曲》相比，则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凝炼，但前者的长度仅是后者的四分之一，乐队编制也要小得多。
这两位风格迥异的作曲家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在通过交响曲这种体裁提出对生命、对情感、对人类存在等重大命题的审思。当然，并非所有的交响曲都涉及这样深刻的思考，但通常而言，交响曲这种体裁都具有严肃的目的。表达重要思想时首选交响曲形式早已成为作曲家们的共识。无论从技术、音乐还是智力层面，交响曲都是一种最理想的创作实践。
彼得·马克斯威尔·戴维斯爵士，这位写了八部交响曲的资深作曲家，对交响曲这种形式推崇有加：“交响曲表达极其严肃的思想，也是体现作曲家音乐个性的重要形式。”海顿之后的交响曲走向何方了呢？海顿的交响曲风格有时非常幽默，特别是在最后一个乐章。戴维斯认为“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幽默，在海顿和莫扎特诙谐的风格中常常混杂着些许的悲剧感”。
英国交响曲作曲家大卫·马修斯（David Mattthews）认同戴维斯的观点，他认为交响曲是能够满足作曲家所有创作理念的独一无二的形式。“当我想创作一种严肃的、本质性的、抽象的、不关乎任何附加的乐思的作品时，我会选择音诗。”
最近，苏格兰作曲家詹姆斯·麦克米兰（James MacMillan）纠结于交响曲与音诗（tone poem）的鲜明特性中。“我正在创作我原本计划的《第四交响曲》，”他说，“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不再使用‘交响曲’这个词，因为我发现在我的这部作品中，音诗的感觉更浓。”这再次表明，随着其他体裁形式的出现，交响曲的概念早已不是先前如强势货币或黄金法则一般高高在上，而成为一种更加松散、自由、更少成规定律的选择。
詹姆斯·麦克米兰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交响曲如此与众不同呢？作为一种体裁形式，它与音诗、序曲、管弦乐组曲（orchestral suite）和协奏曲究竟有何区别？部分的答案在于交响曲作曲家如何继承性地采用奏鸣曲式作为音乐组织的原则。奏鸣曲式的基本形式是：在呈示部展现对比性的音乐主题，在发展部将这些主题进行比较、对比和延展，最后在再现部中回顾和总结这些主题。在交响曲发展的早期阶段，海顿和莫扎特具有代表性地采用了这种范式。在整个交响曲发展的中期阶段，一部交响曲的首乐章采用奏鸣曲式成为常规做法，这足以证明奏鸣曲式对于交响曲发展的持久性和影响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奏鸣曲式对于交响曲的发展至关重要？这里的关键词是对比和对话：奏鸣曲式是一种将两个（或更多）音乐主题组织在一起的独特艺术形式。这些主题通常在性格上很不相同，相邻的主题之间展开对比、对抗及论争。这是一种表现竞技、戏谑、变化及发展的完美的音乐形式——如音乐学家汉斯·凯勒（Hans Keller）所言，奏鸣曲式是一种“大型的对比性的综合体”。它可以是喜剧性的，也可以是严肃的，还可以是一个混合体。无限的适应性使得交响曲成为一种最佳的综合创作题材以及最可靠的严肃音乐形式。
重要的是，与人类交流和情感表达的结构类似，奏鸣曲式是一个“自足”的过程。这使得它超越了音乐的娱乐功能，而表达深层次的哲思性问题，诸如爱与恨、生命与死亡、命运与自由。
这也是为何交响曲既可以表现马勒纠结的痛苦和深刻的焦虑，也可以表达西贝柳斯理性且凝练的逻辑的原因，两者的创作风格迥异却同为交响曲。交响曲既可以是对政治的抗议（肖斯塔科维奇），也可以是高级的喜剧（莫扎特），还可以是强势的隐喻（贝多芬）、诙谐的睿智（海顿）以及痛彻心扉的悲剧（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几乎能够表达作曲家之全部所想，无所不能，随心所欲。 如今，其他结构和音乐材料组织形式的发展削弱了奏鸣曲式在交响曲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戴维斯爵士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在放弃使用奏鸣曲式进行交响曲创作时遭遇的尴尬。“我马上受到传统主义者的质疑，”他说，“我将一些材料变形成新的材料，而不是将原有材料进行发展，人们很难接受这种违背交响曲传统模式的创作。”
然而，使用新方法组织交响曲材料的做法却被沿袭了下来。“不再有单一的交响曲形式。”麦克米兰认为。取代交响曲单一形式的是被麦克米兰称为“交响动机”的材料。“当代作曲家毫不犹豫地在交响曲这块领域里烙上自己的痕迹，”麦克米兰解释道，“尽管很多作曲家的头脑中还萦绕着交响曲的范式，然而，历史或传统的界限已经在慢慢消逝，被一种超越界限的篇幅长大的幻想曲式创作所取代。”
篇幅长大的幻想曲——难道是二十一世纪交响曲的新定义？马修斯坚定地维护着交响曲的严格组织形式，以支持交响曲中的形式至上性（他认为相较于内容，“形式更重要”）。他还认为二十世纪很多作曲家采用的序列主义、十二音创作技法是对交响曲创作的一种损害。“我认为交响曲主要是一种以和声进行为基础的调性音乐形式。无调性音乐很难与调性音乐相比较。”
马修斯关于调性音乐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交响曲创作似乎偏离了被很多严肃作曲家奉为经典的范式。“几乎没有人再创作交响曲了。”他开玩笑地说。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二十世纪中接连两次野蛮而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对艺术家的创作能力具有致命性的打击，无数暴行和冲突很难让艺术家创作出逻辑清晰、乐观积极的作品。在一个充满分裂、破碎、迷失、陌生、疏远的世界中，怎么可能运用以秩序、和谐、一体化为原则的经典的交响曲范式创作出作品呢？关于交响曲已死的陈旧观点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张。“这话是对柴科夫斯基说的！”戴维斯认为“这种想法简直是无稽之谈，每一代作曲家的生活环境、创作语境、人生境遇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的创作一定会与前辈不尽相同”。如麦克米兰所言，大作曲家仍然热衷使用交响曲这种形式进行创作。“在我们这个时代，交响曲仍然被主流的大作曲家所创作：汉斯·维尔纳·亨策、马克斯维尔·戴维斯、阿尔弗雷德·加里埃维奇·施尼特凯等。”
戴维斯爵士义无反顾地继续着交响曲的创作。“音乐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疗伤、治愈、平复争吵，即使在很糟糕的语境中仍呈现出一种理性的观点。”他认为，交响曲就像音乐中的大教堂，这种庄重威严、设计精良的人类智力结晶直接通往升华、启迪和光明。“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继续着这种经典形式的创作。”
那么，“交响曲”这个词汇一定有其他的涵义了？如果篇幅与长度不是决定要素，乐章数目不是关键问题，那么是什么令这些性质各异的作品具有相同的标识呢？
每首交响曲看起来和听起来不相同的一个原因是，每位作曲家在音乐材料的使用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考虑。对于马勒而言，一部交响曲包含的音乐材料多多益善。他对西贝柳斯说“一部交响曲就是一整个宇宙，它应该包罗万象”。因此，马勒的交响曲不仅篇幅长大，而且里面包含了生活中的各种声响——鸟鸣、牛颈铃、军号、闹市的嘈杂、葬礼进行曲——马勒认为人间世像、人生百感都应该在交响曲中得以体现。
如果交响曲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创作理念则显得有些落伍。对于欣赏者而言，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听起来要简洁得多。西贝柳斯与马勒的对话充分暗示了他的交响曲创作思想：“我认为交响曲是一种凝练的形式，它足以创造所有动机之间内在相互联系的深刻逻辑。”
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平淡无奇，但却是一种更加理性的解释。它提醒我们在评判交响曲作曲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结构技术的使用以及音乐材料选择的层面。单就情感表达而言，西贝柳斯的《第四交响曲》与马勒的《第六交响曲》一样孤寂荒凉。而西贝柳斯的《第七交响曲》与马勒的《第九交响曲》相比，则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凝炼，但前者的长度仅是后者的四分之一，乐队编制也要小得多。
这两位风格迥异的作曲家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在通过交响曲这种体裁提出对生命、对情感、对人类存在等重大命题的审思。当然，并非所有的交响曲都涉及这样深刻的思考，但通常而言，交响曲这种体裁都具有严肃的目的。表达重要思想时首选交响曲形式早已成为作曲家们的共识。无论从技术、音乐还是智力层面，交响曲都是一种最理想的创作实践。
彼得·马克斯威尔·戴维斯爵士，这位写了八部交响曲的资深作曲家，对交响曲这种形式推崇有加：“交响曲表达极其严肃的思想，也是体现作曲家音乐个性的重要形式。”海顿之后的交响曲走向何方了呢？海顿的交响曲风格有时非常幽默，特别是在最后一个乐章。戴维斯认为“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幽默，在海顿和莫扎特诙谐的风格中常常混杂着些许的悲剧感”。
英国交响曲作曲家大卫·马修斯（David Mattthews）认同戴维斯的观点，他认为交响曲是能够满足作曲家所有创作理念的独一无二的形式。“当我想创作一种严肃的、本质性的、抽象的、不关乎任何附加的乐思的作品时，我会选择音诗。”
最近，苏格兰作曲家詹姆斯·麦克米兰（James MacMillan）纠结于交响曲与音诗（tone poem）的鲜明特性中。“我正在创作我原本计划的《第四交响曲》，”他说，“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不再使用‘交响曲’这个词，因为我发现在我的这部作品中，音诗的感觉更浓。”这再次表明，随着其他体裁形式的出现，交响曲的概念早已不是先前如强势货币或黄金法则一般高高在上，而成为一种更加松散、自由、更少成规定律的选择。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交响曲如此与众不同呢？作为一种体裁形式，它与音诗、序曲、管弦乐组曲（orchestral suite）和协奏曲究竟有何区别？部分的答案在于交响曲作曲家如何继承性地采用奏鸣曲式作为音乐组织的原则。奏鸣曲式的基本形式是：在呈示部展现对比性的音乐主题，在发展部将这些主题进行比较、对比和延展，最后在再现部中回顾和总结这些主题。在交响曲发展的早期阶段，海顿和莫扎特具有代表性地采用了这种范式。在整个交响曲发展的中期阶段，一部交响曲的首乐章采用奏鸣曲式成为常规做法，这足以证明奏鸣曲式对于交响曲发展的持久性和影响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奏鸣曲式对于交响曲的发展至关重要？这里的关键词是对比和对话：奏鸣曲式是一种将两个（或更多）音乐主题组织在一起的独特艺术形式。这些主题通常在性格上很不相同，相邻的主题之间展开对比、对抗及论争。这是一种表现竞技、戏谑、变化及发展的完美的音乐形式——如音乐学家汉斯·凯勒（Hans Keller）所言，奏鸣曲式是一种“大型的对比性的综合体”。它可以是喜剧性的，也可以是严肃的，还可以是一个混合体。无限的适应性使得交响曲成为一种最佳的综合创作题材以及最可靠的严肃音乐形式。
重要的是，与人类交流和情感表达的结构类似，奏鸣曲式是一个“自足”的过程。这使得它超越了音乐的娱乐功能，而表达深层次的哲思性问题，诸如爱与恨、生命与死亡、命运与自由。
这也是为何交响曲既可以表现马勒纠结的痛苦和深刻的焦虑，也可以表达西贝柳斯理性且凝练的逻辑的原因，两者的创作风格迥异却同为交响曲。交响曲既可以是对政治的抗议（肖斯塔科维奇），也可以是高级的喜剧（莫扎特），还可以是强势的隐喻（贝多芬）、诙谐的睿智（海顿）以及痛彻心扉的悲剧（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几乎能够表达作曲家之全部所想，无所不能，随心所欲。 如今，其他结构和音乐材料组织形式的发展削弱了奏鸣曲式在交响曲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戴维斯爵士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在放弃使用奏鸣曲式进行交响曲创作时遭遇的尴尬。“我马上受到传统主义者的质疑，”他说，“我将一些材料变形成新的材料，而不是将原有材料进行发展，人们很难接受这种违背交响曲传统模式的创作。”
然而，使用新方法组织交响曲材料的做法却被沿袭了下来。“不再有单一的交响曲形式。”麦克米兰认为。取代交响曲单一形式的是被麦克米兰称为“交响动机”的材料。“当代作曲家毫不犹豫地在交响曲这块领域里烙上自己的痕迹，”麦克米兰解释道，“尽管很多作曲家的头脑中还萦绕着交响曲的范式，然而，历史或传统的界限已经在慢慢消逝，被一种超越界限的篇幅长大的幻想曲式创作所取代。”
篇幅长大的幻想曲——难道是二十一世纪交响曲的新定义？马修斯坚定地维护着交响曲的严格组织形式，以支持交响曲中的形式至上性（他认为相较于内容，“形式更重要”）。他还认为二十世纪很多作曲家采用的序列主义、十二音创作技法是对交响曲创作的一种损害。“我认为交响曲主要是一种以和声进行为基础的调性音乐形式。无调性音乐很难与调性音乐相比较。”
马修斯关于调性音乐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交响曲创作似乎偏离了被很多严肃作曲家奉为经典的范式。“几乎没有人再创作交响曲了。”他开玩笑地说。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二十世纪中接连两次野蛮而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对艺术家的创作能力具有致命性的打击，无数暴行和冲突很难让艺术家创作出逻辑清晰、乐观积极的作品。在一个充满分裂、破碎、迷失、陌生、疏远的世界中，怎么可能运用以秩序、和谐、一体化为原则的经典的交响曲范式创作出作品呢？关于交响曲已死的陈旧观点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张。“这话是对柴科夫斯基说的！”戴维斯认为“这种想法简直是无稽之谈，每一代作曲家的生活环境、创作语境、人生境遇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的创作一定会与前辈不尽相同”。如麦克米兰所言，大作曲家仍然热衷使用交响曲这种形式进行创作。“在我们这个时代，交响曲仍然被主流的大作曲家所创作：汉斯·维尔纳·亨策、马克斯维尔·戴维斯、阿尔弗雷德·加里埃维奇·施尼特凯等。”
戴维斯爵士义无反顾地继续着交响曲的创作。“音乐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疗伤、治愈、平复争吵，即使在很糟糕的语境中仍呈现出一种理性的观点。”他认为，交响曲就像音乐中的大教堂，这种庄重威严、设计精良的人类智力结晶直接通往升华、启迪和光明。“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继续着这种经典形式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