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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是诗的国度，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唐诗。唐诗是我们独有的文化瑰宝，是沉淀在每一位中华儿女血脉里的文化DNA，能唤醒每个人心底最温暖的记忆，“唐诗里的爱，宋词里的情，一经读过，便深入骨髓，想要忘记，怕是很难了”。
如果说诗歌是中国文化核心部分的话，那么，唐诗当是中国文化的靈魂。傅道彬先生在《纪晓岚批点唐诗》一书的序言中说：“唐诗是一个中国人必备的修养。据报载，数年前，一个即将留学海外的学生向老师辞行，问老师行前有什么交代，老师说：带上一部《英汉词典》，再带上一部唐诗吧。带上《英汉词典》自然是为着交际的需要，而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你还吟得出唐诗，就意味着在精神上你还是中国人。
每每想到这幅师生相别的情景，都让我感动。唐诗不是一般意义上诗人们浅吟低唱的诗篇，而是属于浸润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艺术。
大唐王朝气象万千。唐诗光芒万丈。
唐代诗歌天空中，与河南有关的大诗人太多了。杜甫生于河南巩县，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而鬼才李贺生于河南宜阳，张继生于河南南阳，刘禹锡生于河南洛阳，那个令李白感慨“眼前有境道不得”的崔颢，则正经算是开封人。
河南人杰地灵，自古诗人辈出。李商隐、韩愈、元稹、岑参、元结、刘希夷、宋之问、祖咏等在唐代诗坛上熠熠生辉的大诗人，也都是河南人。
以《登鹳雀楼》和《凉州词》等诗而名垂千古的唐代诗人王之涣，虽然出生地不在河南，但死后却选择葬在洛阳，包括其家族的墓地也在洛阳。公元742年二月十四日，55岁的王之涣因病死于官舍，次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洛阳北邙。
可见中原文化底蕴之深厚。
“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读他们的诗的人，不但能想象如画美景，也能在静默中聆听盛世之音。
——题记
/壹/ 关于唐诗与文化气象
1. 刘禹锡的《金陵五题》写的是气，由盛而衰的气。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诗是谁写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
原诗如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诗写的是哪里？是金陵，即今天的南京城。
曾经的高门士族聚居区，如今“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边生出野草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还是那个燕子，堂还是那个堂，可是，主人换了。改天换地了。燕子不是狗，认堂不认主，今年来了明年还来。可是，“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朱雀桥边之花草，如旧时之花草；乌衣巷口之夕阳，如旧时之夕阳。唯功臣王谢之第宅，今皆变为百姓之室庐矣。”
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去金陵“采风”了吗？没有。一个没到过金陵的诗人，却写出了著名的《金陵五题》（《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这样的金陵怀古诗。大浪淘沙，《金陵五题》流传到现在，依然妙不可言。
你看刘禹锡是怎么写《石头城》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想当年，石头城何以繁华，秦淮河中桨声灯影，两岸彻夜笙歌。从三国孙吴建都石头城，经东晋、宋、齐、梁、陈，这里一直都是六朝繁华的京城。想当年，那是何等的繁华，火树银花不夜天，而如今呢，眼前一片荒凉荒芜。一切都是“浮云”。
刘禹锡写的是气，由盛而衰的气。元气衰败了，即使用大量的附子，也回天乏力了。一如李白的词《忆秦娥》中所写：“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里面，李白的整个调子就是一种很深的悲哀，就连箫声都“咽”了。表面上看是写相思怨别，可是，它写的是天宝安史之乱中的怨别，那就不是普通的男女怨别了。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轰轰烈烈的唐朝从此走下坡路，当年的盛景没有了，再也不会有了。长安沦陷，“咸阳古道音尘绝”，就连唐玄宗都去了四川，君王都“音尘绝”，没消息了，何况痴情男女。
2. 何为文化之气？
一叶知秋。在《石头城》里，刘禹锡的心与物相感应，他感觉到气衰了。用杜甫的话来说，就是“摇落深知宋玉悲”。
范仲淹千古名文《岳阳楼记》中，将巴陵郡写得气象万千，这就是文化之气。这个气，和中医讲的气是一脉相承的。《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中有云：“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岐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风随八节，而居八方，所居之处，正面为实，冲后为虚。冲后，对面。八方之风，自正面来者，谓之正风，不伤人也，自冲后来者，谓之虚邪贼风，乃伤人也。”
所谓五风，即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也就是下文东、西、南、北、中央之五风也。缘八风各自冲后发为邪风，是其常也，经，常也。而风客五脏，脏伤病发，止有五邪，故曰五风。
我们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写那股浩然之气时，他这样写道：“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是正气，接下来，他写了衰气：“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天气变了，霪雨霏霏了，他极度敏感，“八风发邪，以为经风”，外风触动了自己的内风，他说自己很不爽，有悲伤之气。等天气好转了，他心情马上舒畅，写出了喜气：“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说起来容易，做到很难。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认为天地间的所谓的动，都是因阴阳二气的运行而起，气动了万物，万物的生长动了人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有了“兴发感动”。因为气衰，六朝一个接一个地塌了，垮台了。“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整个城市废了，死一般的寂静，成了“故国”的废墟。“潮打空城寂寞回”，仿佛潮水涌来，拍打着这座空城，然后，又寂寞地退回去。淮水东边那旧时的月，夜里还会翻过女墙，前来窥视这曾经繁华的昔日皇宫。
辛弃疾有两句词：“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就是诗人和一草一木都是好朋友。你看刘禹锡的《石头城》，写人了吗？没有。四句诗全部写景，没有一个字的评论，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诗里面流淌的是那种看不见的气。
3. 有时候，文字上出点小错，只要那种气在，也是好的。
气，也是一种情结。为什么每到高考季，全民围观高考作文？这里面有很深的历史情结和文化情结。古代，科举考试的状元、榜眼、探花怎么确定？就是看你的八股文写得好不好。写得好的试卷，就能送到皇帝那里。皇帝圈出来，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
有个著名的佳话：苏东坡“高考”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考进士的时候，在一道“申论题”上引经据典，说了古代一个法官立法的事，拿来作为论据。改卷人欧阳修、梅尧臣一看，有才，真有才。知识面太渊博了，他引用的例子我们都不知道，没听说过呀。以为自己读书少呢。过后，问苏东坡。苏东坡满不在乎地说，非得有依据吗？有必要吗？苏东坡的“编造”反而成了佳话。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东坡的格局大，有“大江东去”之气势。
格局大者，气象亦大，反之亦然。什么叫格局？举个历史上的故事来说吧。当打着“除秦苛法”的旗号率军入关时，那些大将们忙什么呢？忙着去抢夺瓜分金银财宝。萧何忙什么呢？萧何根本就无视遍地的金银，而是直接跑到了丞相府，专门收藏那些文献和账本，包括法律文书等。因为萧何此时非常清醒：汉王朝建立后，制定典章制度，要大量参考秦法。然后萧何把秦法整理编辑成法律文本，编为9篇，即：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称为《九章律》。刘邦忙什么呢？刘邦忙着与民“约法三章”（即除了杀人、伤人以及偷盗这三种行为要依法处置外，其余秦的苛法一概废除），以收买人心。
格局不同，命运、视野也不同。所以，刘邦做了皇帝，萧何做了相国，大将还是大将。
文化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那股气。有时候，文字上出点小错，只要那种气在，也是好的。你看苏东坡，见到了一个叫赤壁的地方，诗兴大发，写了流传至今的前后《赤壁赋》。可是，苏东坡当年到达的地方，根本就不是赤壁大战发生的地方，他弄错了。错就错了，这一错，就有了两个叫赤壁的地方。另一个叫赤壁的地方白白沾了苏东坡的便宜。
钱君稥请齐白石刻个名章，白石老人刻成了“君缶”。钱君稥一看，说“稥”刻错了。白石老人说没错啊，“缶”与“稥”是通假字。明明错了，还这般狡辩。呵呵，钱君稥反而高兴了，特意写了一篇文章《白石称我为“君缶”》。
说的也是，为一些美好的东西而出错，终究也是一种美好的吧。尤其对诗人来说，倘若诗意极佳，出了一些技术性的小错又何妨？
4. 传统的文化里面，也不全是佳话。
传统的文化里面，也不全是佳话。梁冬就曾经提出一个反思：传统就一定优于现代吗？杜甫其实早在一首诗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二》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肯定了王杨卢骆“初唐四杰”的文学贡献和地位，他们是有成就的“古人”，不要一叶障目而讥笑他们，我们应该对前辈心怀敬畏。
记得前几天和我的老师李一翔喝茶，我给他看了梁冬的文章《梁冬反思录：关于中医，我说的都是错的》。请教他对此文的看法。
李老师看完，谈了自己的观点。传统一定优于现代吗？李老师的回答是：这是尊古的习俗。实际上，尊古的习俗，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只是，中国人在文化上更加尊重自己的祖先。所以，有人喜欢把很多东西都附会到自己祖先身上。事实上，中医本身一直在发展，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那么多人都在研究和探索？而且，我们看到，《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和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完全不一样。
社会在变迁。唯一的不变就是变。中医的派别、争论也是各说各有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一堆烂账。对古人的话，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民国时期那些名中医，他们的中医观实际上——是他个人的意思，不一定是古人的意思。对古人的话，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其实，这些都是中医发展、变化的表现。“传统一定优于现代吗？”这个问题和中医没有关系。因为中医本身，也一直在发展。比方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东直门医院就把胃镜检查的胃黏膜的详细情况，作为观察舌苔的延伸。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中医把西医的化验指标拿过来，当作中医辩证素材来看。
关于无为的问题，梁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最靠谱的养生是做一个天真的人”。李老师说，这个观点是对的。《道德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无为而无不为”。有为也不是乱作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做，怎么发展？尊重本身，就是一种有为的方法。“无为的同时就不能有为吗？”这个并不矛盾。中医讲：“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急则治标，实际上就是有為嘛。治病的时候就是有为，养生的时候可以无为。《道德经》讲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逆自然规律去做，相当于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是无为。如果真到了这个境界，养生是不在话下的。
你看，孔子即使到了七十岁，仍然保持天真，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此心依旧自由从容、圆融安详，与人相融，与物相和，与世相安。就像早期的唐朝，依然元气充盈。 5. 气象宏大，文人相重。
早期的唐朝，如日中天，那是一个元气淋漓、血脉酣畅的时代。你看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银河落于九天，多么有气势！在唐人眼中，连草都是“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酸酸楚楚无人怨”，像妙龄少女一般可爱。孟浩然说“春城无处不飞花”；白居易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韦应物说“独怜幽草涧边生”；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但是，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民生凋敝，江河日下弊病丛生。到了晚唐，诗人的元气不再淋漓，而是走向衰败了。杜甫写诗说：“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牧则写诗说：“水多菰米岸莓苔”。杜牧还借凭吊沈下贤，托古讽今，他在诗中这样写道：“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
你再看孟浩然写诗，气完全不一样，心胸相当开阔，他在《临洞庭》中这样写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多么大气！一如杜甫的《秋兴》句：“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把天地之气尽收胸中。正所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诗人多爱花花草草。你看刘禹锡写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再看刘希夷写《代悲白头翁》（又题《白头吟》），第一句就是：“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而崔护写爱情，也那么绮丽，不失元气：“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气象宏大，文人相重。曹丕讲“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也不尽然，也有文人相重，比如李白崇拜孟浩然，就毫不隐讳地写诗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写一首不够，李白又写了一首更有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别以为他是拍孟浩然的马屁，错了，孟浩然固然有诗才，但是他科举考试不行，总失败，所以不是官。李白这是替孟浩然做广告，这是变相地帮助孟浩然呢。
在唐代，连爱情诗都可以那么光彩夺目，比如崔护的名句“人面桃花相映红”（《题都城南庄》），着实让桃花结结实实地交了一回“桃花运”。
为艳遇而去邂逅，在古代被称之为“桃花运”。 艳遇和桃花有什么关系呢？
京剧《红灯记》里有一个卖木梳的小角色——“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王安石写诗，“总把新桃换旧符”。在古代，每年元日，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悬挂桃符。民间流传，桃木可驱邪，道士们做法所用的剑，就是桃木所制。在我老家山东西南地区，桃木梳就是妇女必不可缺的小物件。
桃子属水果中之上品。《西游记》里有蟠桃会的描写，寓意长寿。因此，桃也叫寿桃。
“春风吹下红雨来”，红雨就是指桃花。梨花白，杏花粉，桃花红。早春时节，众花次第开放，其中颜色最深最浓的，非桃花莫属。
粉红色桃花，花瓣白里透红，花蕊却是金黄色的。桃花没有茉莉、桂花、栀子、米兰那般张扬的香气，也没有牡丹、芍药、菊花炫耀的艳丽，但是，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桃花比喻成爱情、美人。
2600多年前的《诗经·桃夭》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开了把桃花比喻美人的先河。唐代韦庄的诗中写道：“带露似垂湘女泪，无言如伴息妫愁”（《庭前桃诗》），用湘女之泪、息妫之无言来比喻桃花。南朝徐悱的诗中写道：“方鲜类红粉，比素若铅华”（《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徐悱把桃花想象成心上人脸上的胭脂。到了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的诗中则这样写道：“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淚自长流花自媚。泪眼欢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桃花行》）曹雪芹将桃花和人相比，究竟花与人，还是人与花，说不清楚。是追问，也是守望。桃花三四月迎春开放，桃花盛开，纵然再美丽，也是稍纵即逝，林黛玉再纯洁，终究是红颜薄命。
6. 有让人提气的诗人，也有伤人气的诗人。
相比于那些“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酸酸楚楚无人怨”的诗人，我比较欣赏唐代河南诗人元结，读他的诗，提气。
元结（公元719年—772年），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少时“聪悟宏达”，“倜傥不羁”，唐代著名诗人，曾任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节度判官，并两度出任湖南道州刺史。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元结奉诏到长安，因病逝于长安，卒赠礼部侍郎，归葬于故乡鲁山，好友颜真卿亲笔撰写碑铭。鲁山春秋时属郑，也是平民圣人墨子、造字鼻祖仓颉的故里。远古时期黄帝、炎帝联手，在这里与蚩尤发生激战。这里也是牛郎织女的故事的发源地。
据《新唐书·元结传》载：“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元德秀即当时的鲁山县令。元结《元鲁山墓表》中，称元德秀为“清德君子，方直之士”。
元结32岁时，因体弱多病，在鲁山县境内的商余山静养学习。35岁考中进士后，又归隐商余山。
元结曾在一首诗里写道：“将牛何处去？耕彼故城东。相伴有田父，相欢为牧童。”可见，他羡慕陶渊明，喜山乐水，希望归隐后过上恬静、自在、恬俭的田园生活。
有让人提气的诗人，也有伤人气的诗人，比如“悯农诗人”李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妇孺皆知的诗，出自唐朝诗人李绅的《悯农二首》。“锄禾日当午”和“床前明月光”一样，是中国孩子从开口说话就会背的诗。李绅因为这首诗而名满天下，被称为“悯农诗人”。
非常讽刺的是，“悯农诗人”在为官后，一点也不悯农。史料记载，这个人相当奢糜、腐化，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可见，“文如其人”是个善意的谎言。 李绅字公垂，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和父亲在唐朝都是地方官，因此，他也算是个“官二代”。父亲在他六岁时去世，母亲一人养他实属不易。好在他勤奋好学，人又聪明，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考中进士。他为官不慈，相当酷暴，而且李绅又喜欢拉帮结派，在李党和牛党的争斗中，他是李党的骨干。所谓李党，即以士族官员李德裕为首的一派。所谓牛党，即以非士族官员牛僧孺为首的一派。
李绅为官怎么酷暴的呢？比方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时年74岁。接到实名举报：扬州江都县尉吴湘涉嫌贪污公款、强娶民女。李绅命人逮捕吴湘，判了死刑。此案上报到朝廷，朝廷派遣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崔元藻调查发现，吴湘贪赃是真，强娶民女是假，罪不至于死。但李绅不接受新的调查结论，固执己见，杀了吴湘。据说是为了打击报复，为了讨好李党的李德裕。李绅这样的酷吏，官职却一升再升，晚年官至宰相，封赵国公。直到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吴湘案”得以平反，正义才得以伸张，朝廷给死去的李绅的处罚是：“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
还有更伤人气的诗人，比如唐代诗人宋之问。
唐代诗人宋之问，生于公元656年，唐虢州弘农人（今三门峡灵宝市）。
宋之问是武则天的宠臣，地位固然高，但也有不得已的一面，比方说，无论他如何挣扎，他都已经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也许是人性使然，也许是为了自保，他与武后宠臣张易之建立“深厚”友谊，常代替张易之作诗。
有一鲜必有一霉，花开自有花落时。公元705年，姚崇与张柬之联手杀了张易之后，宋之问因与张易之的特殊关系，被牵涉张案中，因此，被贬到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境），后逃归洛阳，藏在朋友张仲之家中。
“青袍今已误儒生”“文章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宋之问有诗才，但是，他更想升官。当时的现实是：在唐代，如果不是朝廷命官，那多半要去服兵役、徭役。比如，诗人张志和想做个清高的隐士，不行，照样被县官捉了抵数。杜甫的《石壕吏》就有类似的描写。诗人卢照邻在病中叹息：“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这是愁病相煎的卢照邻孤独的写照。
在“学而优则仕”的语境下，这种想法再正常不过。想当官可以理解，但是，不择手段就让人不齿了。
武三思掌权后，张仲之与友人密谋杀害武三思。宋之问偶然听到，竟然卖友求荣，悄悄让其侄子去告发张仲之，他却因此升了官，其名声自然遭人唾弃。
人类的天性之一是好奇。越是看不清的事情，越要刨根问底，非要捅破那层窗户纸才过瘾。人类天性之二是贪婪，不是自己的，也想占有。越是上流人士，越有强烈的占有欲。要不然，拿什么来标榜自己的品位和个性？学者、诗人们的占有欲也不逊色，美其名曰“用它来进行实验和研究”。为什么会有“收藏”这个行业？为什么会有“博物馆”？这都是人类两大天性催生的。这两大天性，宋之问起码占了一条：强烈的占有欲。
民间流传的一桩“因诗杀人”的命案也与他有关。刘希夷写过一首《代悲白头翁》，其中有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听上去，实在极妙。宋之问仗着刘希夷是他的外甥，就和外甥商量，这句诗算在我头上吧？外甥不答应。宋之问失态，竟用一袋子土将刘希夷压死了。
大家看，文如其人这个说法是不是严重不靠谱？在那个小孩戳穿真相之前，“皇帝的新装”依然是很美的。可是，历史的真相是：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诗变态”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
历史上，类似的“诗变态”不只宋之问一人，隋炀帝也算一个。大臣薛道衡在《昔昔盐》中，有佳句“空梁落燕泥”，隋炀帝嫉恨，要杀他。临刑前还问：“你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隋炀帝又写了一首《燕歌行》，命大臣作和。竟然还有诗人没有学乖，比如王胄，就有了一句“庭草无人随意绿”，隋炀帝同样杀了他，临刑前还不解氣：“看你还吟不吟‘庭草无人随意绿’！”
7. 李商隐的《晚晴》，写出自然的生发之气。
说到与河南相关的大唐诗人，不能不说李商隐。
优秀的流行歌曲善于从古典诗词里找灵感。比如《昨夜星辰》，显然有李商隐《无题》诗中“昨夜星辰昨夜风”的影子。
“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句妇孺皆知的话来自哪里？就来自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留得枯荷听雨声”这句被广为引用的句子来自哪里？就来自李商隐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同向春风各自愁”这句时髦的句子来自哪里？也来自李商隐的《代赠》）：“楼上黄昏望欲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李商隐的爱情诗也写得缠绵悱恻。
大家看，一般诗人一写思念、想家，通常都描写月光，动不动就“月照床”之类。“月照床”是诗人喜欢描写的意象。这几乎是个传统。比方说，汉乐府《伤歌行》中就有“昭昭素月明，晖光烛我床”的描写；魏文帝《燕歌行》则有“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之句。《古诗十九首》中也有这样的描写：“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唐人写诗，动不动就写月光照到床上，甚至还细致写到月光照“半床”还是“满床”，那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孟郊写诗，说“欲知万里情，晓卧半床月”。李贺写诗，说“梦中相聚笑，觉见半床月”。元稹写诗，说“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白居易写诗，说“独向檐下眠，觉来半床月”。韦庄写诗，说“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杜牧写诗，说，你们都是月光照“半床”，我的月光照“满床”：“寒城欲晓闻吹笛，犹卧东轩月满床”。元稹写诗，说：“月色满床兼满地，江声如鼓复如风”；“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惊觉满床月，风波江上声”。
当然，唐代的“床”有人说是睡床，有人说是“马扎子”，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的语境了，上面写的“床”应该是睡床，而非“马扎子”。 但是，到了晚唐诗人李商隐，他一反这个传统，不写月光，而写“巴山夜雨”。李商隐就是李商隐，独一无二。
《夜雨寄北》约写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左右，李商隐当时在巴蜀当个小官，就是为一个节度使充当幕僚，类似今天的秘书吧。他的夫人王氏远在长安，所以，《夜雨寄北》这个题目一作《夜雨寄内》。既然别题是“寄内”，估计写给妻子的可能性最大。
“君问归期未有期”，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相见，我只能说“未有期”。
“何当”，意思就是“何时”。“剪烛”，蜡烛的烛心燃久之后，会结成穗状的烛花，剪去烛花才会更明亮。剪烛花，一个人就可以了，但李商隐用了个“共”字。“共剪”，浪漫啊。杜甫写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两个人相对如梦寐，多么令人向往啊。
既是“共剪”，总得聊点什么吧？聊什么呢，“却话巴山夜雨时”。“却话”意思是“还说”。就是说重聚之日，咱们俩再叙被“巴山夜雨”隔开的思念之情吧，聊聊“昨夜星辰昨夜风”（《无题》）、“刻意伤春复伤别”（《杜司勋》）、“地险悠悠天险长”（《南朝》）之类的事情。
李商隐命运坎坷，一生没过几天好日子，当官不久，就被罢免，从此闲居郑州，年仅40余岁就在郁郁寡欢中告别尘世。
李商隐的另一首诗《晚晴》，更是写出自然的生发之气。晚晴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首《晚晴》诗，不只是细腻地描绘了自然界黄昏时雨后放晴的景物，更在景物描写中融入诗人独特的感受，不露痕迹地寓托心境，蕴含了人世间珍重晚晴的哲理。
诗人说自己的居处幽僻，俯临夹城（城门外的曲城）。这是个什么样的季节呢？春刚去，还是初夏。此时诗人在桂林郑亚幕供职。桂林的初夏，是多雨的季节，雨后的天，云开日霁，那么地清和。
诗人把目光放在幽暗处平日无人注意的小草。幽草连遭雨淋，忽遇晚晴，沾沐天之余辉，一派勃勃生机。触景兴感，忽生“天意怜幽草”的奇想。其实，他说的，哪里是幽草，而是屡遭厄运的自己。惋惜与怅惘后，看到了“晚晴”，他就说“人间重晚晴”。这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兴”，他说雨后晚晴，云收雾散，美好短暂，更要格外珍重。
“并添高阁迥”，诗人从楼阁上览眺，夕阳的余晖流注在小窗上，光线虽然微弱而柔和，毕竟是一线光明。
最后，古诗有“越鸟巢南枝”之句，这里写越鸟归巢，诗人说归巢的飞鸟，体态轻捷。宿鸟归飞，触动旅人羁愁啊。
诗人托物喻志，但正如幽草幸遇晚晴一样，越鸟喜归干巢，实在可喜。
/贰/ 关于唐诗中的浩然之气
8.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雙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邱）处。”
看过琼瑶小说、电视剧的朋友，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一定非常熟悉。该词的作者，便是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
写这首诗的时候，元好问才16岁。在赴并州（太原旧称）赶考的路上，他遇到一个捕雁人，那人杀了一只雁，另一只雁不但不逃跑，而是站在原地拼命哀鸣，随后，直接投地，殉情自杀了。
雁尚如此，人何以堪？元好问停止赶路，非常庄重地挖坑，埋葬了这只雁。他在葬雁的坟墓上刻下两个字：“雁丘”。填词曰：“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这位鲜卑族皇家后裔，生不逢时，曾经“逃难河南并在豫西定居”。 其祖上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后随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至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
北魏分裂之后，元好问落户汝州，后几经辗转，在宜阳避难，到汴梁应试，于南阳做官。元好问欣赏刚健雄壮的建安诗风，认为“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曹刘是谁呢？就是建安诗人曹植和刘祯。
看看元好问的《并州少年行》：“北风动地起，天际浮云多。登高一长啸，六龙忽蹉跎。我欲横江斗蛟鼍，万弩迸射阳侯波。或当大猎燕赵间，黄熊朱豹皆遮罗！”“归来明堂见天子，黄金横带冠峨峨。人生只作张骞傅介子，远胜僵死空山阿。君不见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泪滂沱！”多么奔腾豪放。
9. 白居易活了75岁，风流事真不少。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我认为比较俗，听了这句词，就想起关于白居易和妓女关盼盼的传说。
话说徐州守帅张愔迷恋关盼盼姿色，纳为小妾，还为关盼盼建了一栋别墅，名叫燕子楼。张愔去世后，树倒猢狲散，众妻妾都忙着攀别的高枝去了，惟独关盼盼坚持为张愔守节，15年不嫁。
关盼盼是个妓女，正史上也不可能记载。后人怎么知道的呢？就是白居易的诗中传出来的的。白居易诗中写关盼盼很美，美到什么程度呢？“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
白居易还写诗批评关盼盼，说关盼盼既然选择为夫守节，为何不殉身呢？诗中这样写道：“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关盼盼读了这首诗后，当真绝食而死了。
如果这事是真的，白居易做的确实有点过了。
大诗人白居易于公元772年2月28日（唐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祖父白湟，曾任巩县县令。白居易童年一直在新郑生活，11岁那年离开新郑，随母亲到父亲做官的地方——徐州符离。白居易“五六岁便能为诗，九岁谙识音韵；十五六……苦节读书，二十未已，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时……以致口舌生疮，手肘成胝”。他29岁中进士，37岁才结婚，做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后来官至刑部尚书，晚年长住洛阳。 白居易有《赠内》诗云：“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其代表作、长达千言的叙事诗《长恨歌》影响深远，另一首长诗《琵琶行》动人心弦。白居易曾经写信对好友元稹和李绅说：“生前富贵应无分，死后文章合有名。”
可见，白居易对流名之事相当在乎，他用心良苦地将自己的著作抄写5部，分藏给家人和不同的寺院，想让自己的著作与佛经同列。去世前一年，他在《白氏集后记》中说：“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暹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不能不佩服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如果白居易生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最永久的著作保存就是用大数据了，他也不用那么用心良苦地抄写了。
《白氏文集》成为目前唐代保存最完整的诗文集。白居易也因此与李杜齐名。
关于白居易的风流韵事也不少。大家知道，唐朝上流社会流行蓄养家姬。白居易官居刑部尚书，是正四品，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按当时的规定，他最多只能蓄女姬三人，但他显然超标了：他的家姬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多个，最出名的是至今被传为美谈的小蛮腰（小蛮）和樱桃小嘴（樊素）。
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白居易蓄养的家姬樊素，嘴巧艳如樱桃，小蛮的腰柔细如杨柳。流行歌曲中唱的“樱桃小嘴一点点，想起了妹妹泪连连”，就和白居易的风流有关。咱们今天说的“樱桃小嘴”、“小蛮腰”，就是从白居易蓄养的两位美丽家姬而来。
白居易活了75岁，风流事真不少。当年，他在杭州任太守，按照今天的标准，生活作风方面是很不严谨的，身边添了樊素和小蛮两佳丽，这也就罢了，而且，身在西湖，他还上白堤，过西泠桥，去参观一个名叫苏小小的风尘女子的墓，并写诗赞扬这个香骨沉埋的美人。“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苏小小，钱塘名妓也，盖南齐时人。
白居易，竟然不顾身份和名望，惜玉怜香，留下白纸黑字，“意淫”这位西湖美人。可见，白居易不太“装”，不用整天昂首挺胸地走官步，身边还一定要跟着司机、随从之类，那样很累人的。因为，人性都是很实际的，别人跟随你，不是因为你的“昂首挺胸”，而是你的“有用”，能给随从带来实惠。一旦你失势了，随从马上又投奔他人了。为了身边总有随从，你得拼命保住位置。如此一来，累上加累。从白居易参观苏小小墓，可以看出，他其实活得没有那么累。
当然，苏小小的美，可是出了名的。《美人谱》云：“古来名妓，有足当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红拂、李娃、薛涛、紫云、苏小、琴操。”
10. 白居易为什么那么热爱洛阳？
白居易做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后来官至刑部尚书，晚年长住洛阳，于公元846年（唐会昌六年）逝世，安葬于洛阳香山琵琶峰上。
白居易为什么那么热爱洛阳呢？这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洛阳的历史。
如果问你：唐朝最长的叙事诗是什么？想必很多人会回答：白居易的《长恨歌》或《琵琶行》。其实不然，现存唐诗中的第一巨制是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篇幅差不多等于《长恨歌》的两倍。
《秦妇吟》开篇第一句：“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说明这首长诗写于洛阳。
那么，洛阳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洛阳，居天下之中，早在汉代，洛阳就是全国文化教育中心，汉代的最高学府“太学”就设在洛阳，距今有1900多年的历史。据陆机《洛阳记》称，太学讲堂长十丈，广（阔）二丈，太学生的宿舍有240所、1800个房间。学生人数最多时达3万多。当时前来京师洛阳求学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时期，洛阳时称东都或东京，在当时堪称国际性大都市，也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到了唐朝，唐太宗把洛阳作为巡察东方的行宫，号洛阳宫。唐高宗即位后，改洛阳宫为东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临朝称帝时，改东都为神都。唐中宗即位，复神都为东都。
在唐朝，洛阳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来名与利，俱在洛阳城”。西晋文学家左思因写《三都赋》一举成名。三都即三国的魏都洛阳、蜀都成都、吴都建业。一些大学者争先恐后地为《三都赋》作注，附庸风雅的人也纷纷传抄，导致京城洛阳纸价一涨再涨，遂有“洛阳纸贵”的佳话。
洛阳与牡丹花联系在一起，“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千娇百媚看不够，魂牵三月洛阳花。”
“追本溯源，根在河洛。”即使不能有幸生在洛阳，死了也要葬在洛阳，所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所以，“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在《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一词中这样描写北邙山：“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盖世功名将底用，從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洛阳的位置太重要了，占据咽喉锁钥之利，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均以洛阳为都。后汉、后周和北宋以洛阳为西京，金代以洛阳为中京。故“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香。”“洛京千里近，离绪亦纷纷。”“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关于洛阳城的定鼎门遗址，晚唐诗人褚载曾赋《定鼎门》诗一首：“郏褥城高门倚天，九重踪迹尚依然。须知道德无关锁，一闭乾坤一万年。”
11. 也许是命中注定，南阳诗人张继落第之后凭一首《枫桥夜泊》而载入史册。
说完了洛阳，接下来说说南阳，准确地说是南阳诗人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诗人张继因这首《枫桥夜泊》而成名。 张继，名气虽然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大，但凭一首《枫桥夜泊》也足以流芳百世了。
你看这首诗里，张继写的就是他夜泊枫桥的心情。他写“月亮落下去”之后，满天都是霜。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已是极冷的晚秋了，颇有肃杀之气。高手诗人喜欢用“霜”来描写自己的寒心，比如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就曾经这样写道：“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岸上的枫树和江边的渔火大眼瞪小眼，愁得睡不着觉。说明是寒冷的深夜。就在这个时候，姑苏城外寒山寺飘来夜半钟声，飘到哪里了呢？飘到我客居的船上。要多凄凉有多凄凉。
物随心转，境由心造。自己已经够寒心了，偏偏又来到寒山寺对面的愁眠山——谁给山起了这么个名字？这还让人睡不睡哩？没法睡呀，注定是个不眠夜。莫名其妙“到”访的好朋友，惟有“寒山寺夜半的钟声”了。这钟声究竟是哪位得道高僧所化呢？
苏轼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那是因为苏轼已经做过官了，对于没踏入仕途的张继来说，当不了官，就意味着他的价值无法被社会认可。
乌鸦悲戚地啼叫，至少对张继的仕途来说，不是好兆头。既没有春风，也谈不上得意，有的只是失意。不失意才怪呢，自己都落第了，没有资格做官了。按说，张继考中进士，那是唐代天宝十二年的事，他应该高兴才对。可当时的选拔制度规定：考中进士，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等于拿到了门票。究竟能不能做官，还必须得通过吏部的选试。通过之后，呈请皇帝签字，才可以授予官职。张继没有通过吏部的选试，心情自然郁闷。于是他乘船漫游吴越，一方面散散心，另一方面，退而求其次，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为节度使做幕僚的机会。
也许是命中注定，张继落第了。也许是命中注定，张继落第之后因一首诗而载入史册。
大家看，从开封崔颢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到南阳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从洛阳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到沁阳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些流传千古的诗句背后都有一只肉眼看不见的手在翻云覆雨，这只手我们管它叫命运。
12. 唐诗中那股浩然之气，那是河南安阳吹来的风。
现在说回文化中的气。
读唐诗，有一股浩然之气。那么，唐诗中那股浩然之气从哪里来的呢？往上追的话，就是从《诗经》来的。唐诗受《诗经》的影响颇大。孟子说诗，重视志（写作意图）。孟子和弟子咸丘蒙，这两个人在谈到《诗经》时，孟子说过这样的话：“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不能因文字而伤害整篇文章。如果“以意逆志”，那就等于“断章取义”。
孟子说的“志”是什么？就是浩然之气。孟子的这股浩然之气从哪里来的？如果从根上追，那应该是从咱们河南安阳吹来的风。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共有诗160首。其中《邶风》19首，《鄘风》10首，《卫风》10首，多为邶、鄘、卫三地的民歌。三风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就是由河南安阳的先民吟唱的。
我们来看《诗经·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音居）。
匪（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诗经》里的这首诗，用今天的话说，译文如下——
她赠送我木瓜，我用佩玉来报答。
不仅仅是为报答，是为了表明永远相好。
她赠送我鲜桃，我回送美玉作为报答。
不仅仅是还人情，是为了表明永远相好。
她赠送我李子，我回赠宝玉作为报答。
不是仅仅为了回报，是为了表明永远相好。
《诗序》认为《木瓜》这首诗系卫人赞美齐桓公之作，因卫国败于狄人，齐桓公救而存之，卫人思图厚报，故作此诗。一说：卫实未报齐，故作此以讽之。这是“政治挂帅”的思维模式，属于过度解读，其实就是一首爱情诗。
读《诗经》还真长学问。原来，木瓜在《诗经》时代就有了。可见木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植物。套用古人爱说的一句话来说，这事“有诗为证”。
中医上讲，肝属木，主升发，是人体最繁忙的器官之一，它有助机体排出毒素，参与蛋白质代谢以及分解。然而，现代人工作压力大，作息不正常，熬夜、喝酒、抽烟，久而久之，食欲减退、肝气不畅，消化功能减退，对肝脏功能造成伤害。有一种水果能够促进消化吸收、加快受损肝脏的修复，被称为天然护肝卫士，那就是木瓜。
在《诗经·卫风》里这首诗，后人为其加的标题就叫《木瓜》。也有人说，大约2500年—2700年前，诗经的《卫风·木瓜》中提到的木瓜，与现代的木瓜不是同一种水果。目前，大家在超市看到的水果木瓜，又称“番木瓜”，原产东南亚，约在明朝后期传入中国，近几年来成为一种重要热带水果。而诗经的《卫风·木瓜》中提到的木瓜，是“树木瓜”，是我国本土物种，在我国河南等北方地区多有种植。“树木瓜”花如海棠，果实有清肺、养颜功效，成熟后，状如大梨子，色呈金黄，有清甜的香气从果皮中透出，入口微有木渣的感覺。
不仅对“木瓜”，对《诗经》中提到的“木李”的训解，从汉代以来，就一直争论到现在。木瓜，在《毛传》中是这样训解的：“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毛公认为“瓜”字易明，惟“木”字当释，所以，仅训“木”字，以强调其“木生”之特性。《尔雅·释木》则是这样训解的：“楙，木瓜。”郭璞注：“实如小瓜，酢可食。”
我在海南生活了20 多年，在这里，遍地都是木瓜树。在我的印象中，木瓜树是一种绝对勤奋的耕耘树，不高，也不粗，细如手腕的树干却沿着树干结满了一树的木瓜果。
在《辞海》中，对“木瓜”是这样解释的：植物名，蔷薇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树皮常作片状剥落，痕迹鲜明；叶椭圆状卵形，有锯齿；春末夏初开花，花淡红色；果实秋季成熟，长椭圆形，淡黄色，味酸涩，有香气。树供观赏；果经蒸熟或蜜饯后供食用；亦入药，名“光皮木瓜”，性温，味酸，功能舒筋、和胃化湿，主治筋脉拘挛、腰膝酸重、脚气水肿、吐泄转筋等症。 木瓜树，很少有发叉的树枝，但是我在三亚市附近的一个农户家的院子里，却发现了发了三个叉的木瓜树，很是惊讶。我曾经在很多三亚人的老宅里发现木瓜树，笔直的树干，青绿的颜色，个头不高，“成果”却非常丰厚，从腰部到头顶，簇拥着众多大小不一的木瓜。我看得有些发呆，这么小的一棵树，竟然能结出这么多的果实来。就我现在的饭量来说，一顿饭，吃一只木瓜就足以满足我生命所需的卡路里了。
一只熟透了的木瓜，捧在手里，就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去皮，像吃西瓜一样剖成若干块，里面的木瓜籽像植物的眸子，晶莹透亮，黑黑的，脉脉含情却又没有一丝抱怨，丢之于心不忍，叫人无法不惋惜。木瓜瓤绵软、清香，不像西瓜瓤，有太多水分，木瓜很实在，像面包。
第一次在一酒家吃到木瓜汤，厨师将整个木瓜掏空，在上端切出一个鸡蛋大的口子，掏出瓤和籽，然后将味道鲜美的木瓜汤直接放进木瓜的肚子里，喝一口，那感觉，连嘴角都散发着淡淡的木瓜香。后来，我就迷上了这道菜。
木瓜汤有多种做法，有一种比较有名的做法是用雪蛤炖的，名叫木瓜炖雪蛤，据说主要作用是滋阴。在饭店里吃过，回到家尝试着做过一回。先到中药店里买雪蛤，很贵，我印象中半两就要二十多元。雪蛤本身又是湿的，要放在冰箱里冷冻。
我问服务员：雪蛤是什么成份？怎么这么贵？服务员说，这是东北长白山天池里一种青蛙的子宫，原为宫廷御用。
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木瓜炖雪蛤的制作方法：雪蛤先泡上一天左右的时间。木瓜呢，将上面三分之一处剖开，去籽，然后将泡开的雪蛤放进木瓜内，加上适当的冰糖、水，入锅。蒸。半小时就差不多了。
出锅时，会看到一朵朵白色的雪蛤，花一般地从金黄色的木瓜内绽放，诱人的鲜艳，像阳光在风中舞蹈，尽兴地，温暖地，柔和地。
但是，在美味的背后，我隐隐约约地想起那只被取出“雪蛤”的青蛙，她的生命因此而结束了？就因为长了可以滋补的部位？
/叁/ 关于文化的气场
13. “人，当诗意地栖居”。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这个“闲钓”就是淡定。
诗人也好，词人也好，大多敏感。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触动他的心神，然后触景生情，感怀伤悲。
比如冯延巳，他在一首名叫《谒金门》的词中写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斗鸭栏杆独倚”，他就那样独自愁思，知道“举头闻鹊喜”。一如柳永在《玉蝴蝶》中所写的那样：“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相比这两位，无名氏的《蝶恋花》，更把无聊描写到极致：“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她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毕竟是小女子呀，你看看人家李煜，身为君主，是怎么写相思的？李煜在《相见欢》中写道：“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看看李清照，一个才女，她写《一剪梅》，则把愁写成“闲”的味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就连愁都成了闲愁。这让今天忙得没时间睡觉的人们，情何以堪？
不忙挣钱，忙“闲愁”。这“闲愁”二字，毕竟有点“作”，相比之下，还是白居易的“闲钓”，更自然。
白居易的《咏拙》有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优哉复游哉，聊以终吾身。”悠然从容。
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这个“闲钓”就是淡定。就像《诗经·小雅·采菽》中所言：“乐只君子，天之葵之（诸侯君子真快乐，天子量才用以道）。乐只君子，福禄膍之（诸侯君子真快乐，福禄厚赐好关照）。优哉游哉，亦是戾矣（从容自得很满足，美好至极多逍遥）。”
这个境界，也不是达不到。周有光和老伴张允和就达到了闲、淡之境界。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周有光50岁前是经济学家，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5 0岁到8 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85岁以后躲进书斋成一统。周有光说，他80多岁以后写小文章，写杂文、散文是为了娱乐。85岁以后，成了一位睿智老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说“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從国家来看世界”，不提倡简单地谈论“国学”，因为“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
周有光的妻子张允和，出生于安徽合肥龙门巷的一个世家大族。她父亲名叫张武龄，后来改名张冀牖（yǒu）。张家四姐妹，个个出类拔萃。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姐张兆和嫁给了著名作家沈从文，小妹张充和嫁给了美国汉学家傅汉思。
张允和1988年在一篇名为《温柔的防浪石堤》的文章中披露：“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地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周有光说，“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所以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特别是记者来家里，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 张允和曾在光华大学附中任教，1951年被叶圣陶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一次运动中，丢了工作，下岗。张允和反而觉得下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下岗”后，张允和除了相夫教子，就是琢磨昆曲，反而逃過了一劫。
周有光生活非常简单，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他和老伴张允和，一个是“汉语拼音之父”，一个是“中国最后的闺秀”，两人相爱相伴70年，直至2002年，93岁的张允和去世。张允和在世时，他和老伴在书桌旁共享速溶咖啡兑“荷兰乳牛”奶粉，吟诗作赋拉家常，每天两次，而且，一定要碰杯，是谓“举杯齐眉”。
张允和爱听昆曲，也爱唱昆曲。周老也随她听，陪她唱。风雅中有趣味，揶揄中有爱情。那是真正的“举杯齐眉”。周有光是这样说的：“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刘禹锡的《潇湘神》写得好吧？“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今夜月明时”。好。秦观的《江城子》写得美吧？“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美。李清照的《采桑子》写得妙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妙。可他们写的都是惨惨的美妙，是想念中的美好。周有光和张允和，则是现实中的美好，没有“恨悠悠”，也没有什么“寄相思”，老伴就在眼前——生活就是诗，就是词。
从前我读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明月人倚楼”；读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读张先的《偷声木兰花》：“画楼浅映横塘路，流水滔滔春共去。目送残晖，燕子双高蝶对飞。风花将尽持杯送，往事只成清夜梦。莫更登楼，坐想行思已是愁”。感觉那种伤感之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过尽千帆皆不是”，倚楼远望，别开生面。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和“相思”的对象长相守，那才是一种更大的美好。所以，我放弃单位的海边房的购买指标，毅然选择远离市中心的一个有山有水的安静小镇居住。周末和闲暇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这里耕读，过着没有WIFI、没有聚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周一到单位上班，调整到“你说什么都对”的不争论状态，做一些能赚钱的“有用”之事。周末，回到自己小镇的房子，则放下自己、对自然彻底谦卑，做的全是“无用”之事。在这里，抛弃任何的计算理性，做一些抚古琴、下象棋、读闲书之类的事。
最近几年，流行新四大俗：“学琴学古琴，开店开会馆，学佛修密宗，喝茶喝普洱。”其实，这些背后都有商机。有商机就动了机心，动了机心就不定静。饶宗颐喜欢引用的元代诗人的一句话：“一壶天地小于瓜。”我感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跟风，清静达观，自得其乐或者自得其苦，就是莫大的幸福。
“无用”才是大用。不是吗？元代画家黄公望独自来到一个江边，用七年时间了画了一幅国画《富春山居图》。画好之后，送给了他的好朋友、一位法号叫无用禅师的人。
你看周有光晚年的生活，追求的就是“无用”。不成佛不养生，顺其自然。开始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生活，“人，当诗意地栖居”。他在书房安静地读书、写作。一幢普通的民居，一间不大的书房。“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写出了自己甘于平淡、处变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荣辱从容的志向和情操。这个就是淡定。什么叫淡定？《小窗幽记》里说：“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根。”
14. 读书，思考，正是一个安顿自己的过程。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陋室铭”，总让我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读书与幸福”。
“读书与幸福”，这话题貌似有点宏大，但在一个人尤其是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总要面对。什么叫成长？有人说，成长就是——“以前你讨厌一个人，你巴不得让他知道。后来你讨厌一个人，你就怕让他知道。如今你讨厌一个人，爱知道不知道”。但，这个就叫成长吗？这叫“不作为”吧，叫看淡一切的无所谓心态，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叫“顺其自然”。难道就因为遭遇了暂时的失败和挫折，就忘了你曾经说过的远方了吗？你把所有的话都憋在心里，经络不畅身体发出求救信号，情绪抑郁了心灵感冒了，你“顺其自然”抑郁就跑了？你得直面才行。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作为挡箭牌，来敷衍眼前的困难和问题，殊不知，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看破红尘”之后的两手一摊不作为。作家毕淑敏说得好，“我不相信手掌的纹路，但我相信手掌加上手指的力量”。
李义山有诗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诗人的本意不过是写悼亡，上句写女，下句写儿。但这两句诗，每个人读了感受都可能不一样，每个人尽可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因为诗本身给了你丰富的美学意象。这恰恰就是义山诗的魅力。悼亡什么呢？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抽象的时间，比如悼亡昨天。佛祖拈花，迦叶一笑。会意比语言高多了。
还好，生活总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叫明天。这话安慰自己还行，安慰他人未必好使。很多时候，我们安慰别人讲道理头头是道，却在深夜独自抱枕失眠。你只知道感叹唐代诗人张继的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写得好，真好，你可知道“对愁眠”的滋味？一个愁眠之人，还剩下多少快乐呢？所以，道理不等于心理，道理常常成了安慰剂，就算能说服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而且，我们无法跳过“当下”或者说“今天”。“今天”的生活告诉你，有什么别有病；“今天”的感情告诉你，不要以为你想的人同样也会想你。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今天”感觉不幸福、不快乐，其实，那是孤独惹的祸。尼采说：“在人群中比独自一人更孤独。”人注定是孤独的，正如流行歌中所唱，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人与人之间，只有礼节的相对交流，绝对交流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至亲的人之间也不例外。而“读书可以善用孤独和享受孤独”，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说的。 安静地寂寞地读书，能够进入“朴”的境界，面对自己，享受孤独。一个人真心想做学问，那就得追求“朴学”，来不得半点浮躁。不妨带点“朴学”的态度去读书与思考，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大有裨益。被“樸学”熏陶久了，会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安静的人，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朴学”一词，出自《汉书·儒林传》。“朴”之言实，实则不浮。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面对请见者，马一浮先生问曰：“相别三年，汝治何学？”先生回答说：“研精《论语》。”马一浮先生曰：“汝得读书之次矣。”马一浮先生的意思是：真正做好学问，你得老老实实从经学入手，好学修古，训诂考证，闭门读书，手不释卷，以生许学，才是正道。训诂为本，援古索源，树骨于典训，下足朴学功夫，方可理物日新。不由想起贾樟柯在电影《二十四城记》中引用的一句话：“仅你消失的一面，就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朴学”之“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能太忙，得怀着一颗闲适之心去读书。就是说，不管世界多么不太平，你得有一颗“太平”之心。宋代陆游的诗中，常用“心太平”语，比如，在《独学》一诗中，他这样说：“少年妄起功名念，岂信身闲心太平。”76岁那年，陆游看破尘世浮名利，要保持“身闲心太平”，于是又吟道：“痴人只竞闲名利，那信三山是地仙。”（《项里观杨梅》）呵呵，万事随缘，即是安乐法。无事乱翻书，心闲即是福，有些书，是闲书，不“嘚瑟”学术，你尽可以乱翻，恍恍惚惚，朦朦胧胧，有一句没一句，是养心也是养性。就像喝茶，和是否口渴无关，只是品佳茗，当然也是尝世道。饮茶高人都明白一个理，茶道就是世道。你看东坡居士，即使在“贫病苦饥”、需要“撑肠拄腹”之时，仍然“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人总会沉迷点什么，比如沉迷于一些貌似能升值的真实物质，像什么石头、古玩、宠物等等。又比如沉迷于“双11”购物，生生从“千手观音”变成了“断臂维纳斯”，过后又心疼自己乱花钱买了些没用的东西。与其沉迷于这些靠不断花钱才能抵抗抑郁的消费冲动，还不如沉迷于“无聊才读书”呢，至少，沉迷于读书能够让人“心太平”。
在我看来，能够安静地读书，或者闭门著书，就可“心太平”，就是莫大的快乐。宋人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读书还有脱俗的功用，享受孤独的同时，也带来了心灵的愉悦。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这样说幸福和快乐：“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之王之所能易者也。”读诗尤其如此。读诗，不必太分明，读了感觉好就够了。对诗人的话也大可不必当真。读诗轻理性重感官，认真你就输了，最起码输掉了快乐。可是，苏格拉底却认为理性才是人生应该追求的最高道德，他说“知识就是美德”，这个知识就是理性（我比较喜欢“理型”这个词）。西方文明的整个理性传统就是从这里奠定的。到了柏拉图，他更进一步讲理性世界才是真实的，才是应该追求的，而现象世界是虚幻的、没意思的，要人们放弃眼前的这个现象世界而去追求理性世界。压制爱情、生命，去追求另一种看上去很高的理性，尼采觉得这不对，有问题。他爱生命，太热爱了，连疾病都爱。他曾说：“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丰富的刺激。”尼采的病历记载：这个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任何一个行人。在尼采看来，人的生命是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当心中充满爱时，刹那即永恒。尼采赞美磨难，目标是成为“超人”。为了成为“超人”，尼采坦然接受苦行僧似的自我折磨，宣称：“我要像所有别的人那样，艰难熬日”。凡人的生活免不了吵吵闹闹，免不了烦恼哀愁。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尼采看来，是为了超越——人生总有那么一刹那，你超越了你自己——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再有。有那么一刹那，你留住了，也就够了。就是这样。用卡夫卡的话来说：此生之快乐并非生命本身，而是攀登到一个更高生命的那种恐惧。
“只要你幸福，我可以旁观”，当一个男子对自己所爱的女人说这句话时，这是麻木不仁还是宗教情怀？是伟大还是冷血？不知道。但是，果然理性到冷血的话，至少了无生趣吧。
“伟大的明星哟，假使你没有你所照耀的那些人们，你的幸福是什么呢？”这是查拉斯图拉思索十年，决定下山时对太阳说的第一句话。
什么叫幸福呢？张爱玲说：“人总是在接近幸福时倍感幸福，在幸福进行时却患得患失。”人生，从自己落地的哭声开始，在别人的泪水里结束，这中间的时光，就叫做幸福。对一个现实主义者而言，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就幸福本身而言，也许“是什么”比“为什么”重要；但对一个超现实主义（比如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者而言，“为什么”比“是什么”重要得多。哲学家、诗人，未必不幸福；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渔夫，未必没有烦恼。太阳如果没有任何人再需要，那么它的幸福感从何说呢？太阳是在施与中幸福的，这和佛教说的布施接近。“舍得”这个词说的正是有舍才有得，舍中才能体会得到，这正像幸福和布施的关系，在布施中更能体会幸福的味道。正如尼采所说，“我欢喜赠与与分送，直到智者以愚昧而快乐，贫人以丰饶而幸福！”可是，现实中的境遇却常常告诉人们：对于幸运的人才谈得上幸福，不幸的人，只能选择忍受生活、羡慕别人幸福。如果从求放松的角度来说，幸福就是承受和忍耐。一如尼采所说：“在爱生命的我看来，蝴蝶、肥皂泡以及与它们相类似的人最懂得幸福。”
国学大师饶宗颐曾提出“安顿说”。他认为：“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读书，思考，正是一个安顿自己的过程。因此，读书，思考，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这可以从终生未婚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临终所前说的话得到佐证：告诉我的朋友们，我这一生很幸福。
15. 诗，首先与灵感智慧有关。
有时候，我看到学生那种急躁又散漫的样子，也很想发脾气，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学生，即使老师发火，也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和一些年轻人交流，彼此听不懂对方，等于是“鸡同鸭讲”。别说和年轻人交流了，即使在办公室，和领导交流也常有同样的感觉。 心神俱疲时，我喜欢到我老师李一翔的医馆喝茶、听琴。
李老师斟茶，是黑茶。遇到彭杰老师，她送我一包绿茶，是用普洱茶的工艺做的，用的是非常好的老树原料，闻起来幽香。
我和李老师品茶，彭老师弹古琴。低沉浑厚的琴声如天籁之音。
我问是什么曲子？彭老师刚要开口，李老师制止了她，让我听完后猜猜。静到了最后，归于寂静。我说是“空谷幽兰”。李老师微笑，说，曲子讲的是秋天的落叶和风。不是风带动了落叶，而是落叶带动了风。就好像庄周梦蝶。
这比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高明多了。
我的思绪漫无边际、不着五六地飘荡着，想起了若干借秋抒怀的古诗画面。
一说秋天，就想起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被贬郎州，不但不伤感，反而说“秋日胜春朝”。颇像杜牧的那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贾岛家贫，屡试不中，出家为僧多少有点无奈吧，因此他的心情就像苍凉之秋季，苍凉苦寂到了极点，写出了一句吟秋的好诗：“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秋风怎么“生渭水”呢，这是因为太寂寞的缘故，于是借秋抒怀。
杜牧虽官至中书舍人，但空有大志和抱负，做什么都不顺，他眼里的秋天就成了：“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引经据典，说古道今，无非是惆怅。而那个毕生和得志无缘的天才诗人李贺，他写起秋天来，自成一家，毫不隐晦愁谢，就连标题都直接叫《开愁歌》：“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
黄山谷说得好：“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诗，首先与灵感智慧有关。仅仅靠勤奋刻苦、呕心沥血没多大用。乾隆皇帝一生写诗五万多首，却没有一首甚至一个佳句广为人知。
北宋大学士宋祈就凭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就赢得“红杏尚书”的外号。东晋才女谢道韫凭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咏雪诗，就立刻让人刮目相看，有诗才的女人也被称为“咏絮才”。再听彭老师的古琴声，我心想，这叫无字诗的“咏絮才”。
古琴挂起来是一幅画，弹起来是一首歌。《列子·汤问》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后以“高山流水”比喻知己难得或乐曲的高雅。
16. 文化传承需要的正是“气场合拍”，古琴中就有这种气场。
两千多年来，《高山》《流水》这两首著名的古琴曲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一起，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那是“云中之音”，正所谓“不是秦筝合众听，高山流水少知音”。
“高山流水”觅知音，觅的其实就是气味相投，就是“气场合拍”。
文化传承需要的正是“气场合拍”，古琴中就有这种气场，因为古琴既有儒家的中正平和、温柔敦厚，又有道家的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
琴弦的悠悠之声，伴着茶香的氤氲，似吟哦，似诉说，时而如清泉石上流，时而如空谷的回响。著名的《诗》三百篇，孔子曾一一“弦歌之”。《诗经》中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关睢》）；“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棠棣》）；“我有嘉宾，鼓琴鼓瑟”（《小雅·鹿鸣》）；以及“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小雅·甫田》）等诗句。孔子在“杏坛讲学”时也弹琴，弟子们如同听到了“云中之音”。
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有诗云：“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生活浮躁，大家都希望让心静下来、节奏慢下来。工作之余，抚琴是自己最大的享受。学琴三年之后，听绕梁的余音，心态变得平和，更加有耐心。
明朝有意抱琴来。的确，听琴，似读书。
清朝文学家法式善有诗名为《读书》，其中写道：“读书如树木，不可求骤长。植诸空山中，日来而月往。露叶既畅茂，烟打渐苍莽。”法式善把读书比喻成树木的生长，急不得。
这个说到底，还是“读书破万卷”的事。古诗里讲究出处，不读大量的书，就无法理解。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惠崇春江晓景》中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为什么用“蒌蒿”来羹“河豚”呢？
民谚：“正月芦，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言下之意，早春二月正是食用芦蒿最好的时令。
芦蒿又名蒌蒿、香艾、水艾等，菊科蒿属，有白蒿和青蒿之分，尤以青蒿为珍品；并有水生和陆生两个种类，它们的外部形状尽管如出一辙，但是水生者气味清香，质地脆嫩，为食中佳品。早在先秦的典籍《诗经》中，对于“芦蒿”的可食就有所记述，《周南·汉广》中云：“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小雅·鹿鸣》亦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17.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有爱，就有光明和希望。
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自身的学养一定很丰厚，并不是除了写诗，啥也不会。不会像一些“自淫、自吹”的现代诗人那样浅薄。其实，学问到深处，文史哲，诗书画，都不分家了，东方文化的感性与西方文化的理性，融合了，通了。比如画家罗青，本身也是现代派诗人，而且，在中国古代真假画鉴定、西方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方面都有研究，学问相当高深。
前些年，罗青在中国首次展出的巨幅《全唐诗意图》就获得广泛好评，在物欲横流、多少人争名逐利的当今社会，仿佛吹到了来自唐朝的风。鸽平先生在2010年12月18日《解放日报》上撰文，谈罗青的巨幅《全唐诗意图》：松下问客何处来。画面中尽收唐代诗词的精华，隐喻了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张祜《何满子》：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白居易《雜诗》：人各有所好，物固无常宜。谁谓尔能舞，不如闲立时。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刘禹锡《春词》：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岑参《山房春事》：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两三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画面中的隐喻，既是作者与古人的对话，也是观者与作品的对话，通过作者的再创造，呈现出的是一幅全新的全唐诗意图，作品能够充分调动观者所储存的知识能量，去解读画面中的各个场景和布局。
这也是一种爱，对文化的爱，对诗的爱，也是对人类的爱。因为有爱，才有光明和希望。
黑泽明导演的电影《罗生门》剧本结合了芥川龙之介的两部短篇小说：《罗生门》和《竹林中》，剧情主要取自《竹林中》。两部小说都揭示了人性的恶。
这是一部奇妙的让人震撼的电影：他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他第一个把摄像机对准太阳。电影的主旨是反映了一个说谎的问题，在电影里面连鬼都说谎，不要说强盗、武士、女人以及樵夫等人了。
故事主线涉及三个人物，武士金泽、他的妻子真砂、还有强盗多襄丸。
電影里面四个人，对一个事件竟然出现了四种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强盗多襄丸讲的。强盗承认自己杀了人，说自己经过搏斗，勇敢地制服了武士。女人被他男性魅力吸引，主动爱上了他并献身。
第二种说法是武士的妻子真砂讲的。她说，强盗强奸了她，她哭着跑向被困在树上的丈夫，求宽恕，而丈夫却嫌弃她失身。真砂非常无辜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女人该怎么办才好啊。”事实上，武士的妻子一开始就有谋杀亲夫之意。她坐在溪边，用手拨弄着溪水。她完全可以在水中下毒，让丈夫喝了这水后死亡。
第三种说法是死去的武士借巫女之口讲的。武士说，强盗强奸了他的妻子。由于她爱上了强盗，答应同强盗私奔，但她要求强盗必须把她丈夫杀死。
第四种说法是樵夫讲的。他是旁观者，躲到暗处偷看了，但没有参与。他趁机偷走了值钱的短刀。那女人利用男人的自尊心，挑拨离间，终于激起了两个男人的对决。武士鄙夷地说：“我不愿意为这样的女人拼上自己的性命。”多襄丸惊讶之余，心想：一个别的男人不要的女人，自己却捡了，这太伤自尊。他也决定弃女人于不顾。樵夫的说法是：强盗并不勇敢，妇人也不忠诚，而武士也不大义。
樵夫自己呢，为了掩盖自己偷刀的事实，也说谎了。在报案的路上，樵夫经过了罗生门（罗生门是十二世纪日本破败的首都京都的城门），正好碰到了和尚，和尚刚放好了被他遗弃的私生子（樵夫未发现）。
最后，婴儿的啼哭惊扰了三个人。细节有时不忍卒看。路人跑着路过，因为寒冷，顺手拿走了裹在婴儿身上的衣服。樵夫说了路人，表现出愤怒。和尚把孩子交给了樵夫。孩子在和尚怀里时一直在哭，而一到陌生的樵夫怀里时反而不哭了。和尚敢把孩子遗弃在罗生门这个几欲崩塌的地方，就说明他并不是那么在乎孩子的安危。
樵夫说，自己反正已经家有5个孩子需要养，不在乎再多一个。
樵夫抱过孩子后，离开了罗生门。他看着孩子，音乐变得柔和，阳光洒在樵夫身上，好像赎罪后的新生。
离开罗生门，雨过天晴，阳光下那个怀抱罗生门城门后弃婴的善行，闪着光，电影中这个温暖充满希望的结尾，意味深长。那意味着烟消云散之后的繁花锦簇。这也是对“看透了，也无力改变”之类的悲观主义的矫枉过正。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唐诗里有一句“人生足别离”。有人翻译为：唯有“再见”才是人生。这个翻译本身就给人带来欢喜，因为它意味着希望与美好。
中国是诗的国度，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唐诗。唐诗是我们独有的文化瑰宝，是沉淀在每一位中华儿女血脉里的文化DNA，能唤醒每个人心底最温暖的记忆，“唐诗里的爱，宋词里的情，一经读过，便深入骨髓，想要忘记，怕是很难了”。
如果说诗歌是中国文化核心部分的话，那么，唐诗当是中国文化的靈魂。傅道彬先生在《纪晓岚批点唐诗》一书的序言中说：“唐诗是一个中国人必备的修养。据报载，数年前，一个即将留学海外的学生向老师辞行，问老师行前有什么交代，老师说：带上一部《英汉词典》，再带上一部唐诗吧。带上《英汉词典》自然是为着交际的需要，而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你还吟得出唐诗，就意味着在精神上你还是中国人。
每每想到这幅师生相别的情景，都让我感动。唐诗不是一般意义上诗人们浅吟低唱的诗篇，而是属于浸润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艺术。
大唐王朝气象万千。唐诗光芒万丈。
唐代诗歌天空中，与河南有关的大诗人太多了。杜甫生于河南巩县，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而鬼才李贺生于河南宜阳，张继生于河南南阳，刘禹锡生于河南洛阳，那个令李白感慨“眼前有境道不得”的崔颢，则正经算是开封人。
河南人杰地灵，自古诗人辈出。李商隐、韩愈、元稹、岑参、元结、刘希夷、宋之问、祖咏等在唐代诗坛上熠熠生辉的大诗人，也都是河南人。
以《登鹳雀楼》和《凉州词》等诗而名垂千古的唐代诗人王之涣，虽然出生地不在河南，但死后却选择葬在洛阳，包括其家族的墓地也在洛阳。公元742年二月十四日，55岁的王之涣因病死于官舍，次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洛阳北邙。
可见中原文化底蕴之深厚。
“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读他们的诗的人，不但能想象如画美景，也能在静默中聆听盛世之音。
——题记
/壹/ 关于唐诗与文化气象
1. 刘禹锡的《金陵五题》写的是气，由盛而衰的气。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诗是谁写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
原诗如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诗写的是哪里？是金陵，即今天的南京城。
曾经的高门士族聚居区，如今“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边生出野草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还是那个燕子，堂还是那个堂，可是，主人换了。改天换地了。燕子不是狗，认堂不认主，今年来了明年还来。可是，“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朱雀桥边之花草，如旧时之花草；乌衣巷口之夕阳，如旧时之夕阳。唯功臣王谢之第宅，今皆变为百姓之室庐矣。”
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去金陵“采风”了吗？没有。一个没到过金陵的诗人，却写出了著名的《金陵五题》（《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这样的金陵怀古诗。大浪淘沙，《金陵五题》流传到现在，依然妙不可言。
你看刘禹锡是怎么写《石头城》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想当年，石头城何以繁华，秦淮河中桨声灯影，两岸彻夜笙歌。从三国孙吴建都石头城，经东晋、宋、齐、梁、陈，这里一直都是六朝繁华的京城。想当年，那是何等的繁华，火树银花不夜天，而如今呢，眼前一片荒凉荒芜。一切都是“浮云”。
刘禹锡写的是气，由盛而衰的气。元气衰败了，即使用大量的附子，也回天乏力了。一如李白的词《忆秦娥》中所写：“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里面，李白的整个调子就是一种很深的悲哀，就连箫声都“咽”了。表面上看是写相思怨别，可是，它写的是天宝安史之乱中的怨别，那就不是普通的男女怨别了。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轰轰烈烈的唐朝从此走下坡路，当年的盛景没有了，再也不会有了。长安沦陷，“咸阳古道音尘绝”，就连唐玄宗都去了四川，君王都“音尘绝”，没消息了，何况痴情男女。
2. 何为文化之气？
一叶知秋。在《石头城》里，刘禹锡的心与物相感应，他感觉到气衰了。用杜甫的话来说，就是“摇落深知宋玉悲”。
范仲淹千古名文《岳阳楼记》中，将巴陵郡写得气象万千，这就是文化之气。这个气，和中医讲的气是一脉相承的。《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中有云：“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岐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风随八节，而居八方，所居之处，正面为实，冲后为虚。冲后，对面。八方之风，自正面来者，谓之正风，不伤人也，自冲后来者，谓之虚邪贼风，乃伤人也。”
所谓五风，即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也就是下文东、西、南、北、中央之五风也。缘八风各自冲后发为邪风，是其常也，经，常也。而风客五脏，脏伤病发，止有五邪，故曰五风。
我们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写那股浩然之气时，他这样写道：“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是正气，接下来，他写了衰气：“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天气变了，霪雨霏霏了，他极度敏感，“八风发邪，以为经风”，外风触动了自己的内风，他说自己很不爽，有悲伤之气。等天气好转了，他心情马上舒畅，写出了喜气：“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说起来容易，做到很难。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认为天地间的所谓的动，都是因阴阳二气的运行而起，气动了万物，万物的生长动了人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有了“兴发感动”。因为气衰，六朝一个接一个地塌了，垮台了。“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整个城市废了，死一般的寂静，成了“故国”的废墟。“潮打空城寂寞回”，仿佛潮水涌来，拍打着这座空城，然后，又寂寞地退回去。淮水东边那旧时的月，夜里还会翻过女墙，前来窥视这曾经繁华的昔日皇宫。
辛弃疾有两句词：“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就是诗人和一草一木都是好朋友。你看刘禹锡的《石头城》，写人了吗？没有。四句诗全部写景，没有一个字的评论，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诗里面流淌的是那种看不见的气。
3. 有时候，文字上出点小错，只要那种气在，也是好的。
气，也是一种情结。为什么每到高考季，全民围观高考作文？这里面有很深的历史情结和文化情结。古代，科举考试的状元、榜眼、探花怎么确定？就是看你的八股文写得好不好。写得好的试卷，就能送到皇帝那里。皇帝圈出来，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
有个著名的佳话：苏东坡“高考”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考进士的时候，在一道“申论题”上引经据典，说了古代一个法官立法的事，拿来作为论据。改卷人欧阳修、梅尧臣一看，有才，真有才。知识面太渊博了，他引用的例子我们都不知道，没听说过呀。以为自己读书少呢。过后，问苏东坡。苏东坡满不在乎地说，非得有依据吗？有必要吗？苏东坡的“编造”反而成了佳话。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东坡的格局大，有“大江东去”之气势。
格局大者，气象亦大，反之亦然。什么叫格局？举个历史上的故事来说吧。当打着“除秦苛法”的旗号率军入关时，那些大将们忙什么呢？忙着去抢夺瓜分金银财宝。萧何忙什么呢？萧何根本就无视遍地的金银，而是直接跑到了丞相府，专门收藏那些文献和账本，包括法律文书等。因为萧何此时非常清醒：汉王朝建立后，制定典章制度，要大量参考秦法。然后萧何把秦法整理编辑成法律文本，编为9篇，即：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称为《九章律》。刘邦忙什么呢？刘邦忙着与民“约法三章”（即除了杀人、伤人以及偷盗这三种行为要依法处置外，其余秦的苛法一概废除），以收买人心。
格局不同，命运、视野也不同。所以，刘邦做了皇帝，萧何做了相国，大将还是大将。
文化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那股气。有时候，文字上出点小错，只要那种气在，也是好的。你看苏东坡，见到了一个叫赤壁的地方，诗兴大发，写了流传至今的前后《赤壁赋》。可是，苏东坡当年到达的地方，根本就不是赤壁大战发生的地方，他弄错了。错就错了，这一错，就有了两个叫赤壁的地方。另一个叫赤壁的地方白白沾了苏东坡的便宜。
钱君稥请齐白石刻个名章，白石老人刻成了“君缶”。钱君稥一看，说“稥”刻错了。白石老人说没错啊，“缶”与“稥”是通假字。明明错了，还这般狡辩。呵呵，钱君稥反而高兴了，特意写了一篇文章《白石称我为“君缶”》。
说的也是，为一些美好的东西而出错，终究也是一种美好的吧。尤其对诗人来说，倘若诗意极佳，出了一些技术性的小错又何妨？
4. 传统的文化里面，也不全是佳话。
传统的文化里面，也不全是佳话。梁冬就曾经提出一个反思：传统就一定优于现代吗？杜甫其实早在一首诗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二》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肯定了王杨卢骆“初唐四杰”的文学贡献和地位，他们是有成就的“古人”，不要一叶障目而讥笑他们，我们应该对前辈心怀敬畏。
记得前几天和我的老师李一翔喝茶，我给他看了梁冬的文章《梁冬反思录：关于中医，我说的都是错的》。请教他对此文的看法。
李老师看完，谈了自己的观点。传统一定优于现代吗？李老师的回答是：这是尊古的习俗。实际上，尊古的习俗，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只是，中国人在文化上更加尊重自己的祖先。所以，有人喜欢把很多东西都附会到自己祖先身上。事实上，中医本身一直在发展，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那么多人都在研究和探索？而且，我们看到，《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和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完全不一样。
社会在变迁。唯一的不变就是变。中医的派别、争论也是各说各有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一堆烂账。对古人的话，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民国时期那些名中医，他们的中医观实际上——是他个人的意思，不一定是古人的意思。对古人的话，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其实，这些都是中医发展、变化的表现。“传统一定优于现代吗？”这个问题和中医没有关系。因为中医本身，也一直在发展。比方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东直门医院就把胃镜检查的胃黏膜的详细情况，作为观察舌苔的延伸。再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中医把西医的化验指标拿过来，当作中医辩证素材来看。
关于无为的问题，梁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最靠谱的养生是做一个天真的人”。李老师说，这个观点是对的。《道德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无为而无不为”。有为也不是乱作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做，怎么发展？尊重本身，就是一种有为的方法。“无为的同时就不能有为吗？”这个并不矛盾。中医讲：“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急则治标，实际上就是有為嘛。治病的时候就是有为，养生的时候可以无为。《道德经》讲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逆自然规律去做，相当于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是无为。如果真到了这个境界，养生是不在话下的。
你看，孔子即使到了七十岁，仍然保持天真，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此心依旧自由从容、圆融安详，与人相融，与物相和，与世相安。就像早期的唐朝，依然元气充盈。 5. 气象宏大，文人相重。
早期的唐朝，如日中天，那是一个元气淋漓、血脉酣畅的时代。你看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银河落于九天，多么有气势！在唐人眼中，连草都是“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酸酸楚楚无人怨”，像妙龄少女一般可爱。孟浩然说“春城无处不飞花”；白居易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韦应物说“独怜幽草涧边生”；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但是，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民生凋敝，江河日下弊病丛生。到了晚唐，诗人的元气不再淋漓，而是走向衰败了。杜甫写诗说：“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牧则写诗说：“水多菰米岸莓苔”。杜牧还借凭吊沈下贤，托古讽今，他在诗中这样写道：“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
你再看孟浩然写诗，气完全不一样，心胸相当开阔，他在《临洞庭》中这样写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多么大气！一如杜甫的《秋兴》句：“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把天地之气尽收胸中。正所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诗人多爱花花草草。你看刘禹锡写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再看刘希夷写《代悲白头翁》（又题《白头吟》），第一句就是：“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而崔护写爱情，也那么绮丽，不失元气：“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气象宏大，文人相重。曹丕讲“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也不尽然，也有文人相重，比如李白崇拜孟浩然，就毫不隐讳地写诗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写一首不够，李白又写了一首更有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别以为他是拍孟浩然的马屁，错了，孟浩然固然有诗才，但是他科举考试不行，总失败，所以不是官。李白这是替孟浩然做广告，这是变相地帮助孟浩然呢。
在唐代，连爱情诗都可以那么光彩夺目，比如崔护的名句“人面桃花相映红”（《题都城南庄》），着实让桃花结结实实地交了一回“桃花运”。
为艳遇而去邂逅，在古代被称之为“桃花运”。 艳遇和桃花有什么关系呢？
京剧《红灯记》里有一个卖木梳的小角色——“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王安石写诗，“总把新桃换旧符”。在古代，每年元日，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悬挂桃符。民间流传，桃木可驱邪，道士们做法所用的剑，就是桃木所制。在我老家山东西南地区，桃木梳就是妇女必不可缺的小物件。
桃子属水果中之上品。《西游记》里有蟠桃会的描写，寓意长寿。因此，桃也叫寿桃。
“春风吹下红雨来”，红雨就是指桃花。梨花白，杏花粉，桃花红。早春时节，众花次第开放，其中颜色最深最浓的，非桃花莫属。
粉红色桃花，花瓣白里透红，花蕊却是金黄色的。桃花没有茉莉、桂花、栀子、米兰那般张扬的香气，也没有牡丹、芍药、菊花炫耀的艳丽，但是，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桃花比喻成爱情、美人。
2600多年前的《诗经·桃夭》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开了把桃花比喻美人的先河。唐代韦庄的诗中写道：“带露似垂湘女泪，无言如伴息妫愁”（《庭前桃诗》），用湘女之泪、息妫之无言来比喻桃花。南朝徐悱的诗中写道：“方鲜类红粉，比素若铅华”（《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徐悱把桃花想象成心上人脸上的胭脂。到了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的诗中则这样写道：“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淚自长流花自媚。泪眼欢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桃花行》）曹雪芹将桃花和人相比，究竟花与人，还是人与花，说不清楚。是追问，也是守望。桃花三四月迎春开放，桃花盛开，纵然再美丽，也是稍纵即逝，林黛玉再纯洁，终究是红颜薄命。
6. 有让人提气的诗人，也有伤人气的诗人。
相比于那些“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酸酸楚楚无人怨”的诗人，我比较欣赏唐代河南诗人元结，读他的诗，提气。
元结（公元719年—772年），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少时“聪悟宏达”，“倜傥不羁”，唐代著名诗人，曾任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节度判官，并两度出任湖南道州刺史。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元结奉诏到长安，因病逝于长安，卒赠礼部侍郎，归葬于故乡鲁山，好友颜真卿亲笔撰写碑铭。鲁山春秋时属郑，也是平民圣人墨子、造字鼻祖仓颉的故里。远古时期黄帝、炎帝联手，在这里与蚩尤发生激战。这里也是牛郎织女的故事的发源地。
据《新唐书·元结传》载：“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元德秀即当时的鲁山县令。元结《元鲁山墓表》中，称元德秀为“清德君子，方直之士”。
元结32岁时，因体弱多病，在鲁山县境内的商余山静养学习。35岁考中进士后，又归隐商余山。
元结曾在一首诗里写道：“将牛何处去？耕彼故城东。相伴有田父，相欢为牧童。”可见，他羡慕陶渊明，喜山乐水，希望归隐后过上恬静、自在、恬俭的田园生活。
有让人提气的诗人，也有伤人气的诗人，比如“悯农诗人”李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妇孺皆知的诗，出自唐朝诗人李绅的《悯农二首》。“锄禾日当午”和“床前明月光”一样，是中国孩子从开口说话就会背的诗。李绅因为这首诗而名满天下，被称为“悯农诗人”。
非常讽刺的是，“悯农诗人”在为官后，一点也不悯农。史料记载，这个人相当奢糜、腐化，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可见，“文如其人”是个善意的谎言。 李绅字公垂，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和父亲在唐朝都是地方官，因此，他也算是个“官二代”。父亲在他六岁时去世，母亲一人养他实属不易。好在他勤奋好学，人又聪明，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考中进士。他为官不慈，相当酷暴，而且李绅又喜欢拉帮结派，在李党和牛党的争斗中，他是李党的骨干。所谓李党，即以士族官员李德裕为首的一派。所谓牛党，即以非士族官员牛僧孺为首的一派。
李绅为官怎么酷暴的呢？比方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李绅出任淮南节度使，时年74岁。接到实名举报：扬州江都县尉吴湘涉嫌贪污公款、强娶民女。李绅命人逮捕吴湘，判了死刑。此案上报到朝廷，朝廷派遣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复查。崔元藻调查发现，吴湘贪赃是真，强娶民女是假，罪不至于死。但李绅不接受新的调查结论，固执己见，杀了吴湘。据说是为了打击报复，为了讨好李党的李德裕。李绅这样的酷吏，官职却一升再升，晚年官至宰相，封赵国公。直到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吴湘案”得以平反，正义才得以伸张，朝廷给死去的李绅的处罚是：“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
还有更伤人气的诗人，比如唐代诗人宋之问。
唐代诗人宋之问，生于公元656年，唐虢州弘农人（今三门峡灵宝市）。
宋之问是武则天的宠臣，地位固然高，但也有不得已的一面，比方说，无论他如何挣扎，他都已经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也许是人性使然，也许是为了自保，他与武后宠臣张易之建立“深厚”友谊，常代替张易之作诗。
有一鲜必有一霉，花开自有花落时。公元705年，姚崇与张柬之联手杀了张易之后，宋之问因与张易之的特殊关系，被牵涉张案中，因此，被贬到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境），后逃归洛阳，藏在朋友张仲之家中。
“青袍今已误儒生”“文章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宋之问有诗才，但是，他更想升官。当时的现实是：在唐代，如果不是朝廷命官，那多半要去服兵役、徭役。比如，诗人张志和想做个清高的隐士，不行，照样被县官捉了抵数。杜甫的《石壕吏》就有类似的描写。诗人卢照邻在病中叹息：“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这是愁病相煎的卢照邻孤独的写照。
在“学而优则仕”的语境下，这种想法再正常不过。想当官可以理解，但是，不择手段就让人不齿了。
武三思掌权后，张仲之与友人密谋杀害武三思。宋之问偶然听到，竟然卖友求荣，悄悄让其侄子去告发张仲之，他却因此升了官，其名声自然遭人唾弃。
人类的天性之一是好奇。越是看不清的事情，越要刨根问底，非要捅破那层窗户纸才过瘾。人类天性之二是贪婪，不是自己的，也想占有。越是上流人士，越有强烈的占有欲。要不然，拿什么来标榜自己的品位和个性？学者、诗人们的占有欲也不逊色，美其名曰“用它来进行实验和研究”。为什么会有“收藏”这个行业？为什么会有“博物馆”？这都是人类两大天性催生的。这两大天性，宋之问起码占了一条：强烈的占有欲。
民间流传的一桩“因诗杀人”的命案也与他有关。刘希夷写过一首《代悲白头翁》，其中有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听上去，实在极妙。宋之问仗着刘希夷是他的外甥，就和外甥商量，这句诗算在我头上吧？外甥不答应。宋之问失态，竟用一袋子土将刘希夷压死了。
大家看，文如其人这个说法是不是严重不靠谱？在那个小孩戳穿真相之前，“皇帝的新装”依然是很美的。可是，历史的真相是：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诗变态”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
历史上，类似的“诗变态”不只宋之问一人，隋炀帝也算一个。大臣薛道衡在《昔昔盐》中，有佳句“空梁落燕泥”，隋炀帝嫉恨，要杀他。临刑前还问：“你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隋炀帝又写了一首《燕歌行》，命大臣作和。竟然还有诗人没有学乖，比如王胄，就有了一句“庭草无人随意绿”，隋炀帝同样杀了他，临刑前还不解氣：“看你还吟不吟‘庭草无人随意绿’！”
7. 李商隐的《晚晴》，写出自然的生发之气。
说到与河南相关的大唐诗人，不能不说李商隐。
优秀的流行歌曲善于从古典诗词里找灵感。比如《昨夜星辰》，显然有李商隐《无题》诗中“昨夜星辰昨夜风”的影子。
“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句妇孺皆知的话来自哪里？就来自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留得枯荷听雨声”这句被广为引用的句子来自哪里？就来自李商隐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同向春风各自愁”这句时髦的句子来自哪里？也来自李商隐的《代赠》）：“楼上黄昏望欲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李商隐的爱情诗也写得缠绵悱恻。
大家看，一般诗人一写思念、想家，通常都描写月光，动不动就“月照床”之类。“月照床”是诗人喜欢描写的意象。这几乎是个传统。比方说，汉乐府《伤歌行》中就有“昭昭素月明，晖光烛我床”的描写；魏文帝《燕歌行》则有“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之句。《古诗十九首》中也有这样的描写：“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唐人写诗，动不动就写月光照到床上，甚至还细致写到月光照“半床”还是“满床”，那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孟郊写诗，说“欲知万里情，晓卧半床月”。李贺写诗，说“梦中相聚笑，觉见半床月”。元稹写诗，说“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白居易写诗，说“独向檐下眠，觉来半床月”。韦庄写诗，说“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杜牧写诗，说，你们都是月光照“半床”，我的月光照“满床”：“寒城欲晓闻吹笛，犹卧东轩月满床”。元稹写诗，说：“月色满床兼满地，江声如鼓复如风”；“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惊觉满床月，风波江上声”。
当然，唐代的“床”有人说是睡床，有人说是“马扎子”，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的语境了，上面写的“床”应该是睡床，而非“马扎子”。 但是，到了晚唐诗人李商隐，他一反这个传统，不写月光，而写“巴山夜雨”。李商隐就是李商隐，独一无二。
《夜雨寄北》约写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左右，李商隐当时在巴蜀当个小官，就是为一个节度使充当幕僚，类似今天的秘书吧。他的夫人王氏远在长安，所以，《夜雨寄北》这个题目一作《夜雨寄内》。既然别题是“寄内”，估计写给妻子的可能性最大。
“君问归期未有期”，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相见，我只能说“未有期”。
“何当”，意思就是“何时”。“剪烛”，蜡烛的烛心燃久之后，会结成穗状的烛花，剪去烛花才会更明亮。剪烛花，一个人就可以了，但李商隐用了个“共”字。“共剪”，浪漫啊。杜甫写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两个人相对如梦寐，多么令人向往啊。
既是“共剪”，总得聊点什么吧？聊什么呢，“却话巴山夜雨时”。“却话”意思是“还说”。就是说重聚之日，咱们俩再叙被“巴山夜雨”隔开的思念之情吧，聊聊“昨夜星辰昨夜风”（《无题》）、“刻意伤春复伤别”（《杜司勋》）、“地险悠悠天险长”（《南朝》）之类的事情。
李商隐命运坎坷，一生没过几天好日子，当官不久，就被罢免，从此闲居郑州，年仅40余岁就在郁郁寡欢中告别尘世。
李商隐的另一首诗《晚晴》，更是写出自然的生发之气。晚晴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首《晚晴》诗，不只是细腻地描绘了自然界黄昏时雨后放晴的景物，更在景物描写中融入诗人独特的感受，不露痕迹地寓托心境，蕴含了人世间珍重晚晴的哲理。
诗人说自己的居处幽僻，俯临夹城（城门外的曲城）。这是个什么样的季节呢？春刚去，还是初夏。此时诗人在桂林郑亚幕供职。桂林的初夏，是多雨的季节，雨后的天，云开日霁，那么地清和。
诗人把目光放在幽暗处平日无人注意的小草。幽草连遭雨淋，忽遇晚晴，沾沐天之余辉，一派勃勃生机。触景兴感，忽生“天意怜幽草”的奇想。其实，他说的，哪里是幽草，而是屡遭厄运的自己。惋惜与怅惘后，看到了“晚晴”，他就说“人间重晚晴”。这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兴”，他说雨后晚晴，云收雾散，美好短暂，更要格外珍重。
“并添高阁迥”，诗人从楼阁上览眺，夕阳的余晖流注在小窗上，光线虽然微弱而柔和，毕竟是一线光明。
最后，古诗有“越鸟巢南枝”之句，这里写越鸟归巢，诗人说归巢的飞鸟，体态轻捷。宿鸟归飞，触动旅人羁愁啊。
诗人托物喻志，但正如幽草幸遇晚晴一样，越鸟喜归干巢，实在可喜。
/贰/ 关于唐诗中的浩然之气
8.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雙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邱）处。”
看过琼瑶小说、电视剧的朋友，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一定非常熟悉。该词的作者，便是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
写这首诗的时候，元好问才16岁。在赴并州（太原旧称）赶考的路上，他遇到一个捕雁人，那人杀了一只雁，另一只雁不但不逃跑，而是站在原地拼命哀鸣，随后，直接投地，殉情自杀了。
雁尚如此，人何以堪？元好问停止赶路，非常庄重地挖坑，埋葬了这只雁。他在葬雁的坟墓上刻下两个字：“雁丘”。填词曰：“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这位鲜卑族皇家后裔，生不逢时，曾经“逃难河南并在豫西定居”。 其祖上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后随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至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
北魏分裂之后，元好问落户汝州，后几经辗转，在宜阳避难，到汴梁应试，于南阳做官。元好问欣赏刚健雄壮的建安诗风，认为“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曹刘是谁呢？就是建安诗人曹植和刘祯。
看看元好问的《并州少年行》：“北风动地起，天际浮云多。登高一长啸，六龙忽蹉跎。我欲横江斗蛟鼍，万弩迸射阳侯波。或当大猎燕赵间，黄熊朱豹皆遮罗！”“归来明堂见天子，黄金横带冠峨峨。人生只作张骞傅介子，远胜僵死空山阿。君不见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泪滂沱！”多么奔腾豪放。
9. 白居易活了75岁，风流事真不少。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我认为比较俗，听了这句词，就想起关于白居易和妓女关盼盼的传说。
话说徐州守帅张愔迷恋关盼盼姿色，纳为小妾，还为关盼盼建了一栋别墅，名叫燕子楼。张愔去世后，树倒猢狲散，众妻妾都忙着攀别的高枝去了，惟独关盼盼坚持为张愔守节，15年不嫁。
关盼盼是个妓女，正史上也不可能记载。后人怎么知道的呢？就是白居易的诗中传出来的的。白居易诗中写关盼盼很美，美到什么程度呢？“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
白居易还写诗批评关盼盼，说关盼盼既然选择为夫守节，为何不殉身呢？诗中这样写道：“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关盼盼读了这首诗后，当真绝食而死了。
如果这事是真的，白居易做的确实有点过了。
大诗人白居易于公元772年2月28日（唐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祖父白湟，曾任巩县县令。白居易童年一直在新郑生活，11岁那年离开新郑，随母亲到父亲做官的地方——徐州符离。白居易“五六岁便能为诗，九岁谙识音韵；十五六……苦节读书，二十未已，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时……以致口舌生疮，手肘成胝”。他29岁中进士，37岁才结婚，做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后来官至刑部尚书，晚年长住洛阳。 白居易有《赠内》诗云：“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其代表作、长达千言的叙事诗《长恨歌》影响深远，另一首长诗《琵琶行》动人心弦。白居易曾经写信对好友元稹和李绅说：“生前富贵应无分，死后文章合有名。”
可见，白居易对流名之事相当在乎，他用心良苦地将自己的著作抄写5部，分藏给家人和不同的寺院，想让自己的著作与佛经同列。去世前一年，他在《白氏集后记》中说：“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暹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不能不佩服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如果白居易生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最永久的著作保存就是用大数据了，他也不用那么用心良苦地抄写了。
《白氏文集》成为目前唐代保存最完整的诗文集。白居易也因此与李杜齐名。
关于白居易的风流韵事也不少。大家知道，唐朝上流社会流行蓄养家姬。白居易官居刑部尚书，是正四品，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按当时的规定，他最多只能蓄女姬三人，但他显然超标了：他的家姬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多个，最出名的是至今被传为美谈的小蛮腰（小蛮）和樱桃小嘴（樊素）。
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白居易蓄养的家姬樊素，嘴巧艳如樱桃，小蛮的腰柔细如杨柳。流行歌曲中唱的“樱桃小嘴一点点，想起了妹妹泪连连”，就和白居易的风流有关。咱们今天说的“樱桃小嘴”、“小蛮腰”，就是从白居易蓄养的两位美丽家姬而来。
白居易活了75岁，风流事真不少。当年，他在杭州任太守，按照今天的标准，生活作风方面是很不严谨的，身边添了樊素和小蛮两佳丽，这也就罢了，而且，身在西湖，他还上白堤，过西泠桥，去参观一个名叫苏小小的风尘女子的墓，并写诗赞扬这个香骨沉埋的美人。“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苏小小，钱塘名妓也，盖南齐时人。
白居易，竟然不顾身份和名望，惜玉怜香，留下白纸黑字，“意淫”这位西湖美人。可见，白居易不太“装”，不用整天昂首挺胸地走官步，身边还一定要跟着司机、随从之类，那样很累人的。因为，人性都是很实际的，别人跟随你，不是因为你的“昂首挺胸”，而是你的“有用”，能给随从带来实惠。一旦你失势了，随从马上又投奔他人了。为了身边总有随从，你得拼命保住位置。如此一来，累上加累。从白居易参观苏小小墓，可以看出，他其实活得没有那么累。
当然，苏小小的美，可是出了名的。《美人谱》云：“古来名妓，有足当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红拂、李娃、薛涛、紫云、苏小、琴操。”
10. 白居易为什么那么热爱洛阳？
白居易做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后来官至刑部尚书，晚年长住洛阳，于公元846年（唐会昌六年）逝世，安葬于洛阳香山琵琶峰上。
白居易为什么那么热爱洛阳呢？这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洛阳的历史。
如果问你：唐朝最长的叙事诗是什么？想必很多人会回答：白居易的《长恨歌》或《琵琶行》。其实不然，现存唐诗中的第一巨制是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篇幅差不多等于《长恨歌》的两倍。
《秦妇吟》开篇第一句：“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说明这首长诗写于洛阳。
那么，洛阳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洛阳，居天下之中，早在汉代，洛阳就是全国文化教育中心，汉代的最高学府“太学”就设在洛阳，距今有1900多年的历史。据陆机《洛阳记》称，太学讲堂长十丈，广（阔）二丈，太学生的宿舍有240所、1800个房间。学生人数最多时达3万多。当时前来京师洛阳求学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时期，洛阳时称东都或东京，在当时堪称国际性大都市，也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到了唐朝，唐太宗把洛阳作为巡察东方的行宫，号洛阳宫。唐高宗即位后，改洛阳宫为东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临朝称帝时，改东都为神都。唐中宗即位，复神都为东都。
在唐朝，洛阳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来名与利，俱在洛阳城”。西晋文学家左思因写《三都赋》一举成名。三都即三国的魏都洛阳、蜀都成都、吴都建业。一些大学者争先恐后地为《三都赋》作注，附庸风雅的人也纷纷传抄，导致京城洛阳纸价一涨再涨，遂有“洛阳纸贵”的佳话。
洛阳与牡丹花联系在一起，“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千娇百媚看不够，魂牵三月洛阳花。”
“追本溯源，根在河洛。”即使不能有幸生在洛阳，死了也要葬在洛阳，所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所以，“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在《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一词中这样描写北邙山：“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盖世功名将底用，從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洛阳的位置太重要了，占据咽喉锁钥之利，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均以洛阳为都。后汉、后周和北宋以洛阳为西京，金代以洛阳为中京。故“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香。”“洛京千里近，离绪亦纷纷。”“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关于洛阳城的定鼎门遗址，晚唐诗人褚载曾赋《定鼎门》诗一首：“郏褥城高门倚天，九重踪迹尚依然。须知道德无关锁，一闭乾坤一万年。”
11. 也许是命中注定，南阳诗人张继落第之后凭一首《枫桥夜泊》而载入史册。
说完了洛阳，接下来说说南阳，准确地说是南阳诗人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诗人张继因这首《枫桥夜泊》而成名。 张继，名气虽然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大，但凭一首《枫桥夜泊》也足以流芳百世了。
你看这首诗里，张继写的就是他夜泊枫桥的心情。他写“月亮落下去”之后，满天都是霜。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已是极冷的晚秋了，颇有肃杀之气。高手诗人喜欢用“霜”来描写自己的寒心，比如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就曾经这样写道：“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岸上的枫树和江边的渔火大眼瞪小眼，愁得睡不着觉。说明是寒冷的深夜。就在这个时候，姑苏城外寒山寺飘来夜半钟声，飘到哪里了呢？飘到我客居的船上。要多凄凉有多凄凉。
物随心转，境由心造。自己已经够寒心了，偏偏又来到寒山寺对面的愁眠山——谁给山起了这么个名字？这还让人睡不睡哩？没法睡呀，注定是个不眠夜。莫名其妙“到”访的好朋友，惟有“寒山寺夜半的钟声”了。这钟声究竟是哪位得道高僧所化呢？
苏轼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那是因为苏轼已经做过官了，对于没踏入仕途的张继来说，当不了官，就意味着他的价值无法被社会认可。
乌鸦悲戚地啼叫，至少对张继的仕途来说，不是好兆头。既没有春风，也谈不上得意，有的只是失意。不失意才怪呢，自己都落第了，没有资格做官了。按说，张继考中进士，那是唐代天宝十二年的事，他应该高兴才对。可当时的选拔制度规定：考中进士，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等于拿到了门票。究竟能不能做官，还必须得通过吏部的选试。通过之后，呈请皇帝签字，才可以授予官职。张继没有通过吏部的选试，心情自然郁闷。于是他乘船漫游吴越，一方面散散心，另一方面，退而求其次，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为节度使做幕僚的机会。
也许是命中注定，张继落第了。也许是命中注定，张继落第之后因一首诗而载入史册。
大家看，从开封崔颢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到南阳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从洛阳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到沁阳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些流传千古的诗句背后都有一只肉眼看不见的手在翻云覆雨，这只手我们管它叫命运。
12. 唐诗中那股浩然之气，那是河南安阳吹来的风。
现在说回文化中的气。
读唐诗，有一股浩然之气。那么，唐诗中那股浩然之气从哪里来的呢？往上追的话，就是从《诗经》来的。唐诗受《诗经》的影响颇大。孟子说诗，重视志（写作意图）。孟子和弟子咸丘蒙，这两个人在谈到《诗经》时，孟子说过这样的话：“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不能因文字而伤害整篇文章。如果“以意逆志”，那就等于“断章取义”。
孟子说的“志”是什么？就是浩然之气。孟子的这股浩然之气从哪里来的？如果从根上追，那应该是从咱们河南安阳吹来的风。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共有诗160首。其中《邶风》19首，《鄘风》10首，《卫风》10首，多为邶、鄘、卫三地的民歌。三风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就是由河南安阳的先民吟唱的。
我们来看《诗经·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音居）。
匪（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诗经》里的这首诗，用今天的话说，译文如下——
她赠送我木瓜，我用佩玉来报答。
不仅仅是为报答，是为了表明永远相好。
她赠送我鲜桃，我回送美玉作为报答。
不仅仅是还人情，是为了表明永远相好。
她赠送我李子，我回赠宝玉作为报答。
不是仅仅为了回报，是为了表明永远相好。
《诗序》认为《木瓜》这首诗系卫人赞美齐桓公之作，因卫国败于狄人，齐桓公救而存之，卫人思图厚报，故作此诗。一说：卫实未报齐，故作此以讽之。这是“政治挂帅”的思维模式，属于过度解读，其实就是一首爱情诗。
读《诗经》还真长学问。原来，木瓜在《诗经》时代就有了。可见木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植物。套用古人爱说的一句话来说，这事“有诗为证”。
中医上讲，肝属木，主升发，是人体最繁忙的器官之一，它有助机体排出毒素，参与蛋白质代谢以及分解。然而，现代人工作压力大，作息不正常，熬夜、喝酒、抽烟，久而久之，食欲减退、肝气不畅，消化功能减退，对肝脏功能造成伤害。有一种水果能够促进消化吸收、加快受损肝脏的修复，被称为天然护肝卫士，那就是木瓜。
在《诗经·卫风》里这首诗，后人为其加的标题就叫《木瓜》。也有人说，大约2500年—2700年前，诗经的《卫风·木瓜》中提到的木瓜，与现代的木瓜不是同一种水果。目前，大家在超市看到的水果木瓜，又称“番木瓜”，原产东南亚，约在明朝后期传入中国，近几年来成为一种重要热带水果。而诗经的《卫风·木瓜》中提到的木瓜，是“树木瓜”，是我国本土物种，在我国河南等北方地区多有种植。“树木瓜”花如海棠，果实有清肺、养颜功效，成熟后，状如大梨子，色呈金黄，有清甜的香气从果皮中透出，入口微有木渣的感覺。
不仅对“木瓜”，对《诗经》中提到的“木李”的训解，从汉代以来，就一直争论到现在。木瓜，在《毛传》中是这样训解的：“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毛公认为“瓜”字易明，惟“木”字当释，所以，仅训“木”字，以强调其“木生”之特性。《尔雅·释木》则是这样训解的：“楙，木瓜。”郭璞注：“实如小瓜，酢可食。”
我在海南生活了20 多年，在这里，遍地都是木瓜树。在我的印象中，木瓜树是一种绝对勤奋的耕耘树，不高，也不粗，细如手腕的树干却沿着树干结满了一树的木瓜果。
在《辞海》中，对“木瓜”是这样解释的：植物名，蔷薇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树皮常作片状剥落，痕迹鲜明；叶椭圆状卵形，有锯齿；春末夏初开花，花淡红色；果实秋季成熟，长椭圆形，淡黄色，味酸涩，有香气。树供观赏；果经蒸熟或蜜饯后供食用；亦入药，名“光皮木瓜”，性温，味酸，功能舒筋、和胃化湿，主治筋脉拘挛、腰膝酸重、脚气水肿、吐泄转筋等症。 木瓜树，很少有发叉的树枝，但是我在三亚市附近的一个农户家的院子里，却发现了发了三个叉的木瓜树，很是惊讶。我曾经在很多三亚人的老宅里发现木瓜树，笔直的树干，青绿的颜色，个头不高，“成果”却非常丰厚，从腰部到头顶，簇拥着众多大小不一的木瓜。我看得有些发呆，这么小的一棵树，竟然能结出这么多的果实来。就我现在的饭量来说，一顿饭，吃一只木瓜就足以满足我生命所需的卡路里了。
一只熟透了的木瓜，捧在手里，就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去皮，像吃西瓜一样剖成若干块，里面的木瓜籽像植物的眸子，晶莹透亮，黑黑的，脉脉含情却又没有一丝抱怨，丢之于心不忍，叫人无法不惋惜。木瓜瓤绵软、清香，不像西瓜瓤，有太多水分，木瓜很实在，像面包。
第一次在一酒家吃到木瓜汤，厨师将整个木瓜掏空，在上端切出一个鸡蛋大的口子，掏出瓤和籽，然后将味道鲜美的木瓜汤直接放进木瓜的肚子里，喝一口，那感觉，连嘴角都散发着淡淡的木瓜香。后来，我就迷上了这道菜。
木瓜汤有多种做法，有一种比较有名的做法是用雪蛤炖的，名叫木瓜炖雪蛤，据说主要作用是滋阴。在饭店里吃过，回到家尝试着做过一回。先到中药店里买雪蛤，很贵，我印象中半两就要二十多元。雪蛤本身又是湿的，要放在冰箱里冷冻。
我问服务员：雪蛤是什么成份？怎么这么贵？服务员说，这是东北长白山天池里一种青蛙的子宫，原为宫廷御用。
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木瓜炖雪蛤的制作方法：雪蛤先泡上一天左右的时间。木瓜呢，将上面三分之一处剖开，去籽，然后将泡开的雪蛤放进木瓜内，加上适当的冰糖、水，入锅。蒸。半小时就差不多了。
出锅时，会看到一朵朵白色的雪蛤，花一般地从金黄色的木瓜内绽放，诱人的鲜艳，像阳光在风中舞蹈，尽兴地，温暖地，柔和地。
但是，在美味的背后，我隐隐约约地想起那只被取出“雪蛤”的青蛙，她的生命因此而结束了？就因为长了可以滋补的部位？
/叁/ 关于文化的气场
13. “人，当诗意地栖居”。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这个“闲钓”就是淡定。
诗人也好，词人也好，大多敏感。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触动他的心神，然后触景生情，感怀伤悲。
比如冯延巳，他在一首名叫《谒金门》的词中写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斗鸭栏杆独倚”，他就那样独自愁思，知道“举头闻鹊喜”。一如柳永在《玉蝴蝶》中所写的那样：“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相比这两位，无名氏的《蝶恋花》，更把无聊描写到极致：“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她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毕竟是小女子呀，你看看人家李煜，身为君主，是怎么写相思的？李煜在《相见欢》中写道：“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看看李清照，一个才女，她写《一剪梅》，则把愁写成“闲”的味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就连愁都成了闲愁。这让今天忙得没时间睡觉的人们，情何以堪？
不忙挣钱，忙“闲愁”。这“闲愁”二字，毕竟有点“作”，相比之下，还是白居易的“闲钓”，更自然。
白居易的《咏拙》有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优哉复游哉，聊以终吾身。”悠然从容。
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这个“闲钓”就是淡定。就像《诗经·小雅·采菽》中所言：“乐只君子，天之葵之（诸侯君子真快乐，天子量才用以道）。乐只君子，福禄膍之（诸侯君子真快乐，福禄厚赐好关照）。优哉游哉，亦是戾矣（从容自得很满足，美好至极多逍遥）。”
这个境界，也不是达不到。周有光和老伴张允和就达到了闲、淡之境界。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周有光50岁前是经济学家，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5 0岁到8 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85岁以后躲进书斋成一统。周有光说，他80多岁以后写小文章，写杂文、散文是为了娱乐。85岁以后，成了一位睿智老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说“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從国家来看世界”，不提倡简单地谈论“国学”，因为“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
周有光的妻子张允和，出生于安徽合肥龙门巷的一个世家大族。她父亲名叫张武龄，后来改名张冀牖（yǒu）。张家四姐妹，个个出类拔萃。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姐张兆和嫁给了著名作家沈从文，小妹张充和嫁给了美国汉学家傅汉思。
张允和1988年在一篇名为《温柔的防浪石堤》的文章中披露：“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地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周有光说，“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所以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特别是记者来家里，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 张允和曾在光华大学附中任教，1951年被叶圣陶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一次运动中，丢了工作，下岗。张允和反而觉得下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下岗”后，张允和除了相夫教子，就是琢磨昆曲，反而逃過了一劫。
周有光生活非常简单，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他和老伴张允和，一个是“汉语拼音之父”，一个是“中国最后的闺秀”，两人相爱相伴70年，直至2002年，93岁的张允和去世。张允和在世时，他和老伴在书桌旁共享速溶咖啡兑“荷兰乳牛”奶粉，吟诗作赋拉家常，每天两次，而且，一定要碰杯，是谓“举杯齐眉”。
张允和爱听昆曲，也爱唱昆曲。周老也随她听，陪她唱。风雅中有趣味，揶揄中有爱情。那是真正的“举杯齐眉”。周有光是这样说的：“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刘禹锡的《潇湘神》写得好吧？“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今夜月明时”。好。秦观的《江城子》写得美吧？“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美。李清照的《采桑子》写得妙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妙。可他们写的都是惨惨的美妙，是想念中的美好。周有光和张允和，则是现实中的美好，没有“恨悠悠”，也没有什么“寄相思”，老伴就在眼前——生活就是诗，就是词。
从前我读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明月人倚楼”；读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读张先的《偷声木兰花》：“画楼浅映横塘路，流水滔滔春共去。目送残晖，燕子双高蝶对飞。风花将尽持杯送，往事只成清夜梦。莫更登楼，坐想行思已是愁”。感觉那种伤感之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过尽千帆皆不是”，倚楼远望，别开生面。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和“相思”的对象长相守，那才是一种更大的美好。所以，我放弃单位的海边房的购买指标，毅然选择远离市中心的一个有山有水的安静小镇居住。周末和闲暇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这里耕读，过着没有WIFI、没有聚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周一到单位上班，调整到“你说什么都对”的不争论状态，做一些能赚钱的“有用”之事。周末，回到自己小镇的房子，则放下自己、对自然彻底谦卑，做的全是“无用”之事。在这里，抛弃任何的计算理性，做一些抚古琴、下象棋、读闲书之类的事。
最近几年，流行新四大俗：“学琴学古琴，开店开会馆，学佛修密宗，喝茶喝普洱。”其实，这些背后都有商机。有商机就动了机心，动了机心就不定静。饶宗颐喜欢引用的元代诗人的一句话：“一壶天地小于瓜。”我感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跟风，清静达观，自得其乐或者自得其苦，就是莫大的幸福。
“无用”才是大用。不是吗？元代画家黄公望独自来到一个江边，用七年时间了画了一幅国画《富春山居图》。画好之后，送给了他的好朋友、一位法号叫无用禅师的人。
你看周有光晚年的生活，追求的就是“无用”。不成佛不养生，顺其自然。开始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生活，“人，当诗意地栖居”。他在书房安静地读书、写作。一幢普通的民居，一间不大的书房。“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写出了自己甘于平淡、处变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荣辱从容的志向和情操。这个就是淡定。什么叫淡定？《小窗幽记》里说：“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根。”
14. 读书，思考，正是一个安顿自己的过程。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陋室铭”，总让我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读书与幸福”。
“读书与幸福”，这话题貌似有点宏大，但在一个人尤其是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总要面对。什么叫成长？有人说，成长就是——“以前你讨厌一个人，你巴不得让他知道。后来你讨厌一个人，你就怕让他知道。如今你讨厌一个人，爱知道不知道”。但，这个就叫成长吗？这叫“不作为”吧，叫看淡一切的无所谓心态，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叫“顺其自然”。难道就因为遭遇了暂时的失败和挫折，就忘了你曾经说过的远方了吗？你把所有的话都憋在心里，经络不畅身体发出求救信号，情绪抑郁了心灵感冒了，你“顺其自然”抑郁就跑了？你得直面才行。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作为挡箭牌，来敷衍眼前的困难和问题，殊不知，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看破红尘”之后的两手一摊不作为。作家毕淑敏说得好，“我不相信手掌的纹路，但我相信手掌加上手指的力量”。
李义山有诗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诗人的本意不过是写悼亡，上句写女，下句写儿。但这两句诗，每个人读了感受都可能不一样，每个人尽可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因为诗本身给了你丰富的美学意象。这恰恰就是义山诗的魅力。悼亡什么呢？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抽象的时间，比如悼亡昨天。佛祖拈花，迦叶一笑。会意比语言高多了。
还好，生活总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叫明天。这话安慰自己还行，安慰他人未必好使。很多时候，我们安慰别人讲道理头头是道，却在深夜独自抱枕失眠。你只知道感叹唐代诗人张继的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写得好，真好，你可知道“对愁眠”的滋味？一个愁眠之人，还剩下多少快乐呢？所以，道理不等于心理，道理常常成了安慰剂，就算能说服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而且，我们无法跳过“当下”或者说“今天”。“今天”的生活告诉你，有什么别有病；“今天”的感情告诉你，不要以为你想的人同样也会想你。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今天”感觉不幸福、不快乐，其实，那是孤独惹的祸。尼采说：“在人群中比独自一人更孤独。”人注定是孤独的，正如流行歌中所唱，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人与人之间，只有礼节的相对交流，绝对交流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至亲的人之间也不例外。而“读书可以善用孤独和享受孤独”，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说的。 安静地寂寞地读书，能够进入“朴”的境界，面对自己，享受孤独。一个人真心想做学问，那就得追求“朴学”，来不得半点浮躁。不妨带点“朴学”的态度去读书与思考，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大有裨益。被“樸学”熏陶久了，会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安静的人，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朴学”一词，出自《汉书·儒林传》。“朴”之言实，实则不浮。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面对请见者，马一浮先生问曰：“相别三年，汝治何学？”先生回答说：“研精《论语》。”马一浮先生曰：“汝得读书之次矣。”马一浮先生的意思是：真正做好学问，你得老老实实从经学入手，好学修古，训诂考证，闭门读书，手不释卷，以生许学，才是正道。训诂为本，援古索源，树骨于典训，下足朴学功夫，方可理物日新。不由想起贾樟柯在电影《二十四城记》中引用的一句话：“仅你消失的一面，就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朴学”之“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能太忙，得怀着一颗闲适之心去读书。就是说，不管世界多么不太平，你得有一颗“太平”之心。宋代陆游的诗中，常用“心太平”语，比如，在《独学》一诗中，他这样说：“少年妄起功名念，岂信身闲心太平。”76岁那年，陆游看破尘世浮名利，要保持“身闲心太平”，于是又吟道：“痴人只竞闲名利，那信三山是地仙。”（《项里观杨梅》）呵呵，万事随缘，即是安乐法。无事乱翻书，心闲即是福，有些书，是闲书，不“嘚瑟”学术，你尽可以乱翻，恍恍惚惚，朦朦胧胧，有一句没一句，是养心也是养性。就像喝茶，和是否口渴无关，只是品佳茗，当然也是尝世道。饮茶高人都明白一个理，茶道就是世道。你看东坡居士，即使在“贫病苦饥”、需要“撑肠拄腹”之时，仍然“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人总会沉迷点什么，比如沉迷于一些貌似能升值的真实物质，像什么石头、古玩、宠物等等。又比如沉迷于“双11”购物，生生从“千手观音”变成了“断臂维纳斯”，过后又心疼自己乱花钱买了些没用的东西。与其沉迷于这些靠不断花钱才能抵抗抑郁的消费冲动，还不如沉迷于“无聊才读书”呢，至少，沉迷于读书能够让人“心太平”。
在我看来，能够安静地读书，或者闭门著书，就可“心太平”，就是莫大的快乐。宋人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读书还有脱俗的功用，享受孤独的同时，也带来了心灵的愉悦。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这样说幸福和快乐：“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之王之所能易者也。”读诗尤其如此。读诗，不必太分明，读了感觉好就够了。对诗人的话也大可不必当真。读诗轻理性重感官，认真你就输了，最起码输掉了快乐。可是，苏格拉底却认为理性才是人生应该追求的最高道德，他说“知识就是美德”，这个知识就是理性（我比较喜欢“理型”这个词）。西方文明的整个理性传统就是从这里奠定的。到了柏拉图，他更进一步讲理性世界才是真实的，才是应该追求的，而现象世界是虚幻的、没意思的，要人们放弃眼前的这个现象世界而去追求理性世界。压制爱情、生命，去追求另一种看上去很高的理性，尼采觉得这不对，有问题。他爱生命，太热爱了，连疾病都爱。他曾说：“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丰富的刺激。”尼采的病历记载：这个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任何一个行人。在尼采看来，人的生命是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当心中充满爱时，刹那即永恒。尼采赞美磨难，目标是成为“超人”。为了成为“超人”，尼采坦然接受苦行僧似的自我折磨，宣称：“我要像所有别的人那样，艰难熬日”。凡人的生活免不了吵吵闹闹，免不了烦恼哀愁。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尼采看来，是为了超越——人生总有那么一刹那，你超越了你自己——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再有。有那么一刹那，你留住了，也就够了。就是这样。用卡夫卡的话来说：此生之快乐并非生命本身，而是攀登到一个更高生命的那种恐惧。
“只要你幸福，我可以旁观”，当一个男子对自己所爱的女人说这句话时，这是麻木不仁还是宗教情怀？是伟大还是冷血？不知道。但是，果然理性到冷血的话，至少了无生趣吧。
“伟大的明星哟，假使你没有你所照耀的那些人们，你的幸福是什么呢？”这是查拉斯图拉思索十年，决定下山时对太阳说的第一句话。
什么叫幸福呢？张爱玲说：“人总是在接近幸福时倍感幸福，在幸福进行时却患得患失。”人生，从自己落地的哭声开始，在别人的泪水里结束，这中间的时光，就叫做幸福。对一个现实主义者而言，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就幸福本身而言，也许“是什么”比“为什么”重要；但对一个超现实主义（比如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者而言，“为什么”比“是什么”重要得多。哲学家、诗人，未必不幸福；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渔夫，未必没有烦恼。太阳如果没有任何人再需要，那么它的幸福感从何说呢？太阳是在施与中幸福的，这和佛教说的布施接近。“舍得”这个词说的正是有舍才有得，舍中才能体会得到，这正像幸福和布施的关系，在布施中更能体会幸福的味道。正如尼采所说，“我欢喜赠与与分送，直到智者以愚昧而快乐，贫人以丰饶而幸福！”可是，现实中的境遇却常常告诉人们：对于幸运的人才谈得上幸福，不幸的人，只能选择忍受生活、羡慕别人幸福。如果从求放松的角度来说，幸福就是承受和忍耐。一如尼采所说：“在爱生命的我看来，蝴蝶、肥皂泡以及与它们相类似的人最懂得幸福。”
国学大师饶宗颐曾提出“安顿说”。他认为：“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读书，思考，正是一个安顿自己的过程。因此，读书，思考，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这可以从终生未婚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临终所前说的话得到佐证：告诉我的朋友们，我这一生很幸福。
15. 诗，首先与灵感智慧有关。
有时候，我看到学生那种急躁又散漫的样子，也很想发脾气，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学生，即使老师发火，也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和一些年轻人交流，彼此听不懂对方，等于是“鸡同鸭讲”。别说和年轻人交流了，即使在办公室，和领导交流也常有同样的感觉。 心神俱疲时，我喜欢到我老师李一翔的医馆喝茶、听琴。
李老师斟茶，是黑茶。遇到彭杰老师，她送我一包绿茶，是用普洱茶的工艺做的，用的是非常好的老树原料，闻起来幽香。
我和李老师品茶，彭老师弹古琴。低沉浑厚的琴声如天籁之音。
我问是什么曲子？彭老师刚要开口，李老师制止了她，让我听完后猜猜。静到了最后，归于寂静。我说是“空谷幽兰”。李老师微笑，说，曲子讲的是秋天的落叶和风。不是风带动了落叶，而是落叶带动了风。就好像庄周梦蝶。
这比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高明多了。
我的思绪漫无边际、不着五六地飘荡着，想起了若干借秋抒怀的古诗画面。
一说秋天，就想起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被贬郎州，不但不伤感，反而说“秋日胜春朝”。颇像杜牧的那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贾岛家贫，屡试不中，出家为僧多少有点无奈吧，因此他的心情就像苍凉之秋季，苍凉苦寂到了极点，写出了一句吟秋的好诗：“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秋风怎么“生渭水”呢，这是因为太寂寞的缘故，于是借秋抒怀。
杜牧虽官至中书舍人，但空有大志和抱负，做什么都不顺，他眼里的秋天就成了：“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引经据典，说古道今，无非是惆怅。而那个毕生和得志无缘的天才诗人李贺，他写起秋天来，自成一家，毫不隐晦愁谢，就连标题都直接叫《开愁歌》：“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
黄山谷说得好：“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诗，首先与灵感智慧有关。仅仅靠勤奋刻苦、呕心沥血没多大用。乾隆皇帝一生写诗五万多首，却没有一首甚至一个佳句广为人知。
北宋大学士宋祈就凭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就赢得“红杏尚书”的外号。东晋才女谢道韫凭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咏雪诗，就立刻让人刮目相看，有诗才的女人也被称为“咏絮才”。再听彭老师的古琴声，我心想，这叫无字诗的“咏絮才”。
古琴挂起来是一幅画，弹起来是一首歌。《列子·汤问》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后以“高山流水”比喻知己难得或乐曲的高雅。
16. 文化传承需要的正是“气场合拍”，古琴中就有这种气场。
两千多年来，《高山》《流水》这两首著名的古琴曲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一起，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那是“云中之音”，正所谓“不是秦筝合众听，高山流水少知音”。
“高山流水”觅知音，觅的其实就是气味相投，就是“气场合拍”。
文化传承需要的正是“气场合拍”，古琴中就有这种气场，因为古琴既有儒家的中正平和、温柔敦厚，又有道家的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
琴弦的悠悠之声，伴着茶香的氤氲，似吟哦，似诉说，时而如清泉石上流，时而如空谷的回响。著名的《诗》三百篇，孔子曾一一“弦歌之”。《诗经》中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关睢》）；“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棠棣》）；“我有嘉宾，鼓琴鼓瑟”（《小雅·鹿鸣》）；以及“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小雅·甫田》）等诗句。孔子在“杏坛讲学”时也弹琴，弟子们如同听到了“云中之音”。
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有诗云：“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生活浮躁，大家都希望让心静下来、节奏慢下来。工作之余，抚琴是自己最大的享受。学琴三年之后，听绕梁的余音，心态变得平和，更加有耐心。
明朝有意抱琴来。的确，听琴，似读书。
清朝文学家法式善有诗名为《读书》，其中写道：“读书如树木，不可求骤长。植诸空山中，日来而月往。露叶既畅茂，烟打渐苍莽。”法式善把读书比喻成树木的生长，急不得。
这个说到底，还是“读书破万卷”的事。古诗里讲究出处，不读大量的书，就无法理解。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惠崇春江晓景》中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为什么用“蒌蒿”来羹“河豚”呢？
民谚：“正月芦，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言下之意，早春二月正是食用芦蒿最好的时令。
芦蒿又名蒌蒿、香艾、水艾等，菊科蒿属，有白蒿和青蒿之分，尤以青蒿为珍品；并有水生和陆生两个种类，它们的外部形状尽管如出一辙，但是水生者气味清香，质地脆嫩，为食中佳品。早在先秦的典籍《诗经》中，对于“芦蒿”的可食就有所记述，《周南·汉广》中云：“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小雅·鹿鸣》亦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17.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有爱，就有光明和希望。
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自身的学养一定很丰厚，并不是除了写诗，啥也不会。不会像一些“自淫、自吹”的现代诗人那样浅薄。其实，学问到深处，文史哲，诗书画，都不分家了，东方文化的感性与西方文化的理性，融合了，通了。比如画家罗青，本身也是现代派诗人，而且，在中国古代真假画鉴定、西方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方面都有研究，学问相当高深。
前些年，罗青在中国首次展出的巨幅《全唐诗意图》就获得广泛好评，在物欲横流、多少人争名逐利的当今社会，仿佛吹到了来自唐朝的风。鸽平先生在2010年12月18日《解放日报》上撰文，谈罗青的巨幅《全唐诗意图》：松下问客何处来。画面中尽收唐代诗词的精华，隐喻了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张祜《何满子》：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白居易《雜诗》：人各有所好，物固无常宜。谁谓尔能舞，不如闲立时。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刘禹锡《春词》：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岑参《山房春事》：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两三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画面中的隐喻，既是作者与古人的对话，也是观者与作品的对话，通过作者的再创造，呈现出的是一幅全新的全唐诗意图，作品能够充分调动观者所储存的知识能量，去解读画面中的各个场景和布局。
这也是一种爱，对文化的爱，对诗的爱，也是对人类的爱。因为有爱，才有光明和希望。
黑泽明导演的电影《罗生门》剧本结合了芥川龙之介的两部短篇小说：《罗生门》和《竹林中》，剧情主要取自《竹林中》。两部小说都揭示了人性的恶。
这是一部奇妙的让人震撼的电影：他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他第一个把摄像机对准太阳。电影的主旨是反映了一个说谎的问题，在电影里面连鬼都说谎，不要说强盗、武士、女人以及樵夫等人了。
故事主线涉及三个人物，武士金泽、他的妻子真砂、还有强盗多襄丸。
電影里面四个人，对一个事件竟然出现了四种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强盗多襄丸讲的。强盗承认自己杀了人，说自己经过搏斗，勇敢地制服了武士。女人被他男性魅力吸引，主动爱上了他并献身。
第二种说法是武士的妻子真砂讲的。她说，强盗强奸了她，她哭着跑向被困在树上的丈夫，求宽恕，而丈夫却嫌弃她失身。真砂非常无辜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女人该怎么办才好啊。”事实上，武士的妻子一开始就有谋杀亲夫之意。她坐在溪边，用手拨弄着溪水。她完全可以在水中下毒，让丈夫喝了这水后死亡。
第三种说法是死去的武士借巫女之口讲的。武士说，强盗强奸了他的妻子。由于她爱上了强盗，答应同强盗私奔，但她要求强盗必须把她丈夫杀死。
第四种说法是樵夫讲的。他是旁观者，躲到暗处偷看了，但没有参与。他趁机偷走了值钱的短刀。那女人利用男人的自尊心，挑拨离间，终于激起了两个男人的对决。武士鄙夷地说：“我不愿意为这样的女人拼上自己的性命。”多襄丸惊讶之余，心想：一个别的男人不要的女人，自己却捡了，这太伤自尊。他也决定弃女人于不顾。樵夫的说法是：强盗并不勇敢，妇人也不忠诚，而武士也不大义。
樵夫自己呢，为了掩盖自己偷刀的事实，也说谎了。在报案的路上，樵夫经过了罗生门（罗生门是十二世纪日本破败的首都京都的城门），正好碰到了和尚，和尚刚放好了被他遗弃的私生子（樵夫未发现）。
最后，婴儿的啼哭惊扰了三个人。细节有时不忍卒看。路人跑着路过，因为寒冷，顺手拿走了裹在婴儿身上的衣服。樵夫说了路人，表现出愤怒。和尚把孩子交给了樵夫。孩子在和尚怀里时一直在哭，而一到陌生的樵夫怀里时反而不哭了。和尚敢把孩子遗弃在罗生门这个几欲崩塌的地方，就说明他并不是那么在乎孩子的安危。
樵夫说，自己反正已经家有5个孩子需要养，不在乎再多一个。
樵夫抱过孩子后，离开了罗生门。他看着孩子，音乐变得柔和，阳光洒在樵夫身上，好像赎罪后的新生。
离开罗生门，雨过天晴，阳光下那个怀抱罗生门城门后弃婴的善行，闪着光，电影中这个温暖充满希望的结尾，意味深长。那意味着烟消云散之后的繁花锦簇。这也是对“看透了，也无力改变”之类的悲观主义的矫枉过正。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唐诗里有一句“人生足别离”。有人翻译为：唯有“再见”才是人生。这个翻译本身就给人带来欢喜，因为它意味着希望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