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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9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第一批鼓励仿制药的33个品种清单，抗癌、抗艾滋病毒用药、罕见病药物等皆在名单中。这些药品会在临床试验、技术研究、审评审批中获得支持。
另一面，更多制药企业的路已经越走越窄。很多企业都有同一药品的生产能力，药效未必多好，销售“地面战”却十分激烈，显现出无序、无谓的竞争。
“今天大家之所以感觉到寒冬来了，我认为是过去十年我们研发不足造成的。”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在“2019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上一语点破，转变的发生比想象中快，说明企业前瞻性不够，实际行动少。
中国仿制药企业正在经历一次彻底调整，而没人想被淘汰。“大家在狭窄的路上塞车，还不如退而求其次，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方源资本董事总经理吕明方说。每家药企的解题思路不同，有的强化仿制能力，争取成为全国最质优价廉的那个;有的切换赛道去做创新药，但那条路上更加危机四伏。
自今年9月24日全国药品“4+7”带量采购扩大范围，印度药企代表现身参加后，“狼来了”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制药企业的掌门人们愈发紧张起来。
“4+7”带量采购，是国家医保局牵头，以药品采购量为筹码换取降价，公立医院保证中标药品的采购量。这是一剂猛药，企业为了中标后的市场，降价幅度之大在业内产生震荡。
中国近5000家制药企业，绝大多数生产的是仿制药。降价谈判动辄几分钱一片药的低价，令不少药企人员在各大公开场合屡屡直呼“惨烈”。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患者去印度买药的情节，令印度药“低价”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仿制药企业一把手们怕的是，以产品价格低廉著称的印度仿制药企，在带量采购中以低价策略胜出，让原本生存空间受挤压的中国仿制药日子更加难过。
实际上，这是对印度仿制药的偏见。花了两年时间对印度药厂进行梳理和观察，康哲药业董事长林刚说，中国药企对印度同行的理解不深，印度药并不等同于“价格战”。
林刚将印度药企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土市场企业。这些药企全面拼价格，比中国现在的“价格战”还惨烈，价格更低，比如中国带量采购中标了6分钱一片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引发业内哀鸿遍野，但印度药甚至可以达到1分钱。
稍可安心的是，这些产品进不了中国，因为它的技术水平和制药设备，比中国现在的企业差很多。
另一类，是印度那些国际化的大药企。它们的“进击之路”绝不是靠价格战，反而是创新。林刚分析，这类仿制药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非常高，剂型改造的过程也存在着大量的创新。在他看来，中国那些靠纯粹价格战的品种，不用怕印度药厂，除非中国药企报出的价格还是虚高——但只要出現第三、第四、第五家竞争者后，价格终究会降。
“我们假设的‘狼来了’是错的，印度药企根本不是靠价格来竞争，更多是用创新来和中国竞争。”林刚说。
中国制药企业无奈地发现，仿制基础品种，然后持续生产，便能获取丰厚利润的“闭门造车”时代已经结束。它们必须把视线转向全球，在国际市场中衡量中国、印度药厂的位置。
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的总结是，美国是创新研发人才的源泉，中国是最大的核心市场，印度则是仿制药低成本研发和制造的中心。
既然与印度药厂争地盘的擦枪走火已无可避免，中国制药企业要做的就是转变心态，直面竞争。
圣和药业董事长王勇说，对中国近5000家药企来说，印度进来一家，相当于5000里面加一个，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本质是中国这5000家在一起怎么办。中国的药企需要竞争。
很多药企掌门人已经认识到，不能把印度药厂标签化，实际上同中国企业同台竞争的，是国际化的大药厂。
林刚提出了一个思路，也是康哲药业正在做的，今年其与印度药企太阳药业（Sun Pharma）在2个创新产品、8个仿制药进行合作，后者是全球第四大仿制药企。他说，印度的仿制药企业，很少像欧美企业自建体系，所以他们很多在寻找中国的合作者，想把产品引入中国。
中国的中、小型药企可以考虑与印度药厂合作，寻求有希望在中国通过一致性评价前三家的品种。这部分产品也许仍有竞争力，仍有活路。“和印度企业谈合作、谈融合，不是竞争。” 林刚说。
今年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印度药企与中企合作。例如，7月16日，西普拉（Cipla）欧洲分公司 CiplaEU 宣布与江苏创诺制药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作为西普拉在华的分公司，建设吸入剂产品生产基地。7月29日，四环医药控股集团宣布和印度药企Strides Limited医药科学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从事药品注册和销售业务。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由国家药监局审评，要求仿制药质量、药效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3家以上的，在全国药品带量采购中，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才有资格竞标带量采购，以此防范“唯低价是取”，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仿制药，在愈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能脱颖而出的，必定是质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永远是企业追求的，但两边很难平衡。
四川汇宇药业董事长丁兆，他的公司产品在英国市场经历过与印度药企的厮杀，“杀得很惨烈”。按他的经验，在价格和质量之间的取舍之道，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命运。欧美GMP严监管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为了低成本中标，牺牲了质量，那一定走向了灭亡之路，“如果企业不想死，质量这条红线绝对不能踩”。
走上国际市场的印度药企，同样不断经历着各国药品监管部门的质量检查，也会因违反药品生产标准，收到来自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警告信。中国药企如果继续走仿制药这条路，无论是供应哪个国家的市场，或者与哪些印度厂商合作，“严守质量关”这条准则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不少药企掌门人、投资者认为，中国制药行业正在回到“本质”，也就是工业制造业。
仿制药价格下降，生产企业又要保证利润、提升质量，这就倒逼药企进行利润合理分布和质量的升级。泰德制药总经理孔泰分析，药企在调整营销费用的同时，还要创新，但不只是药品上的创新，还包括药企管理效率的提升，“降本增效”一定要成为企业重要的策略。
与中国任何其他制造行业一样，随着人力成本上升、环保要求趋严，制药行业的成本控制越来越难。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于明德一直认为，环境污染并非是药企技术过不了关，而是成本问题。某家大药企带他看过环保在线监测的数值，当时完全达标，但这家企业被环保部门点名过，原因就是环保处理设施开动起来，成本受不了。
这些困难早在几年前就已浮现，不过，在仿制药就卖高价的好日子，慢吞吞走着很舒服——直到淘汰赛发令枪响，突然得抢跑。吃不消是必然的。
在任晋生看来，未来从事仿制药的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少，淘汰速度的快慢取决于政策;全国药品带量采购价格在目前基础上也许还会降。企业的关注点和资源，应放到创新药研发上。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也坦承，在今年已经把一般的仿制药停掉，只做创新药和有核心价值的高端仿制药。
以仿制為基础的中国药企，陡然转向创新药显然很难，心有余而力不足。
“仿制药的赛道变得很窄，创新的赛道就不窄吗？”林刚说，企业明明有能力做更多的仿制药，但就想做创新药，投入几十亿却有可能失败。不要仅着眼于狭义的创新药，每个企业有自己的特征，能做出新剂型、能做到产品前三家也行，目的都是为获得有长久竞争力的产品。
现在做一般的仿制药，企业能活;做me-too药的企业，股东也许能挣点小钱;真正想挣钱的，要有新靶点药，做到全国甚至全球前三家。
普瑞基准创始人季序我告诉《财经》记者，新药研发的回报率在下降，低垂的果实已经采摘得差不多了。新药研发在中国有很好的外部环境，比如政策支持，资本追捧;但研发的同质化严重，即高水平重复。比如有相同靶点、相同生物标志物的同类药，未来在商业上也许会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目前的新药研发现状是，很少有first-in-class，但是企业跟随得非常快，越追越近。抗癌药PD-1抑制剂的中外对比是很典型的，这是一种肿瘤免疫治疗新药，2014年9月在美国上市，2018年进入中国市场;仅几个月后，2018年底便迎来了中国国产的PD-1获批的消息。
季序我说，以前的情况是已经有路，企业沿着车辙就可以跑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药企越来越走向无人蹚路的地方，这就需要企业有独立的判断。
无论如何，药企的转型必须采取行动，如哈药股份总经理徐海瑛所说，再不动，可能真的就是死路一条。
另一面，更多制药企业的路已经越走越窄。很多企业都有同一药品的生产能力，药效未必多好，销售“地面战”却十分激烈，显现出无序、无谓的竞争。
“今天大家之所以感觉到寒冬来了，我认为是过去十年我们研发不足造成的。”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在“2019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上一语点破，转变的发生比想象中快，说明企业前瞻性不够，实际行动少。
中国仿制药企业正在经历一次彻底调整，而没人想被淘汰。“大家在狭窄的路上塞车，还不如退而求其次，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方源资本董事总经理吕明方说。每家药企的解题思路不同，有的强化仿制能力，争取成为全国最质优价廉的那个;有的切换赛道去做创新药，但那条路上更加危机四伏。
中国药企该往何处去？与印度人联手
自今年9月24日全国药品“4+7”带量采购扩大范围，印度药企代表现身参加后，“狼来了”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制药企业的掌门人们愈发紧张起来。
“4+7”带量采购，是国家医保局牵头，以药品采购量为筹码换取降价，公立医院保证中标药品的采购量。这是一剂猛药，企业为了中标后的市场，降价幅度之大在业内产生震荡。
中国近5000家制药企业，绝大多数生产的是仿制药。降价谈判动辄几分钱一片药的低价，令不少药企人员在各大公开场合屡屡直呼“惨烈”。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患者去印度买药的情节，令印度药“低价”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仿制药企业一把手们怕的是，以产品价格低廉著称的印度仿制药企，在带量采购中以低价策略胜出，让原本生存空间受挤压的中国仿制药日子更加难过。
实际上，这是对印度仿制药的偏见。花了两年时间对印度药厂进行梳理和观察，康哲药业董事长林刚说，中国药企对印度同行的理解不深，印度药并不等同于“价格战”。
林刚将印度药企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土市场企业。这些药企全面拼价格，比中国现在的“价格战”还惨烈，价格更低，比如中国带量采购中标了6分钱一片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引发业内哀鸿遍野，但印度药甚至可以达到1分钱。
稍可安心的是，这些产品进不了中国，因为它的技术水平和制药设备，比中国现在的企业差很多。
另一类，是印度那些国际化的大药企。它们的“进击之路”绝不是靠价格战，反而是创新。林刚分析，这类仿制药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非常高，剂型改造的过程也存在着大量的创新。在他看来，中国那些靠纯粹价格战的品种，不用怕印度药厂，除非中国药企报出的价格还是虚高——但只要出現第三、第四、第五家竞争者后，价格终究会降。
“我们假设的‘狼来了’是错的，印度药企根本不是靠价格来竞争，更多是用创新来和中国竞争。”林刚说。
中国制药企业无奈地发现，仿制基础品种，然后持续生产，便能获取丰厚利润的“闭门造车”时代已经结束。它们必须把视线转向全球，在国际市场中衡量中国、印度药厂的位置。
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的总结是，美国是创新研发人才的源泉，中国是最大的核心市场，印度则是仿制药低成本研发和制造的中心。
既然与印度药厂争地盘的擦枪走火已无可避免，中国制药企业要做的就是转变心态，直面竞争。
圣和药业董事长王勇说，对中国近5000家药企来说，印度进来一家，相当于5000里面加一个，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本质是中国这5000家在一起怎么办。中国的药企需要竞争。
很多药企掌门人已经认识到，不能把印度药厂标签化，实际上同中国企业同台竞争的，是国际化的大药厂。
林刚提出了一个思路，也是康哲药业正在做的，今年其与印度药企太阳药业（Sun Pharma）在2个创新产品、8个仿制药进行合作，后者是全球第四大仿制药企。他说，印度的仿制药企业，很少像欧美企业自建体系，所以他们很多在寻找中国的合作者，想把产品引入中国。
中国的中、小型药企可以考虑与印度药厂合作，寻求有希望在中国通过一致性评价前三家的品种。这部分产品也许仍有竞争力，仍有活路。“和印度企业谈合作、谈融合，不是竞争。” 林刚说。
今年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印度药企与中企合作。例如，7月16日，西普拉（Cipla）欧洲分公司 CiplaEU 宣布与江苏创诺制药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作为西普拉在华的分公司，建设吸入剂产品生产基地。7月29日，四环医药控股集团宣布和印度药企Strides Limited医药科学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从事药品注册和销售业务。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由国家药监局审评，要求仿制药质量、药效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3家以上的，在全国药品带量采购中，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才有资格竞标带量采购，以此防范“唯低价是取”，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仿制药，在愈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能脱颖而出的，必定是质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永远是企业追求的，但两边很难平衡。
四川汇宇药业董事长丁兆，他的公司产品在英国市场经历过与印度药企的厮杀，“杀得很惨烈”。按他的经验，在价格和质量之间的取舍之道，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命运。欧美GMP严监管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为了低成本中标，牺牲了质量，那一定走向了灭亡之路，“如果企业不想死，质量这条红线绝对不能踩”。
走上国际市场的印度药企，同样不断经历着各国药品监管部门的质量检查，也会因违反药品生产标准，收到来自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警告信。中国药企如果继续走仿制药这条路，无论是供应哪个国家的市场，或者与哪些印度厂商合作，“严守质量关”这条准则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找对新方向
不少药企掌门人、投资者认为，中国制药行业正在回到“本质”，也就是工业制造业。
仿制药价格下降，生产企业又要保证利润、提升质量，这就倒逼药企进行利润合理分布和质量的升级。泰德制药总经理孔泰分析，药企在调整营销费用的同时，还要创新，但不只是药品上的创新，还包括药企管理效率的提升，“降本增效”一定要成为企业重要的策略。
与中国任何其他制造行业一样，随着人力成本上升、环保要求趋严，制药行业的成本控制越来越难。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名誉会长于明德一直认为，环境污染并非是药企技术过不了关，而是成本问题。某家大药企带他看过环保在线监测的数值，当时完全达标，但这家企业被环保部门点名过，原因就是环保处理设施开动起来，成本受不了。
这些困难早在几年前就已浮现，不过，在仿制药就卖高价的好日子，慢吞吞走着很舒服——直到淘汰赛发令枪响，突然得抢跑。吃不消是必然的。
在任晋生看来，未来从事仿制药的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少，淘汰速度的快慢取决于政策;全国药品带量采购价格在目前基础上也许还会降。企业的关注点和资源，应放到创新药研发上。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也坦承，在今年已经把一般的仿制药停掉，只做创新药和有核心价值的高端仿制药。
以仿制為基础的中国药企，陡然转向创新药显然很难，心有余而力不足。
“仿制药的赛道变得很窄，创新的赛道就不窄吗？”林刚说，企业明明有能力做更多的仿制药，但就想做创新药，投入几十亿却有可能失败。不要仅着眼于狭义的创新药，每个企业有自己的特征，能做出新剂型、能做到产品前三家也行，目的都是为获得有长久竞争力的产品。
现在做一般的仿制药，企业能活;做me-too药的企业，股东也许能挣点小钱;真正想挣钱的，要有新靶点药，做到全国甚至全球前三家。
普瑞基准创始人季序我告诉《财经》记者，新药研发的回报率在下降，低垂的果实已经采摘得差不多了。新药研发在中国有很好的外部环境，比如政策支持，资本追捧;但研发的同质化严重，即高水平重复。比如有相同靶点、相同生物标志物的同类药，未来在商业上也许会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目前的新药研发现状是，很少有first-in-class，但是企业跟随得非常快，越追越近。抗癌药PD-1抑制剂的中外对比是很典型的，这是一种肿瘤免疫治疗新药，2014年9月在美国上市，2018年进入中国市场;仅几个月后，2018年底便迎来了中国国产的PD-1获批的消息。
季序我说，以前的情况是已经有路，企业沿着车辙就可以跑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药企越来越走向无人蹚路的地方，这就需要企业有独立的判断。
无论如何，药企的转型必须采取行动，如哈药股份总经理徐海瑛所说，再不动，可能真的就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