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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持续发展历来是各个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围绕政府干预以及如何消除这一外生变量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的焦点。认为不应再执著于政府是否应当发挥作用，而应沿着另一个方向，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进行探索。新结构经济学即是在此思路下，从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微观角度提供了一种经济动态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为政府干预制订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可操作性步骤。但从主体分析和过程视角出发，新结构经济学仍然面临将政府变量内生化的困境。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主体；过程；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26-07
对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繁荣的探索成为令世界各国经济学者和政客着迷的目标，这一问题又是如此宏大，以至于“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任何其他问题”[1]。林毅夫教授近来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便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探索，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所言，《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它通过联系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为增长提供了微观上的动态结构。该理论尤其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和政策制订描绘了蓝图并且提供了技术性操作步骤，许多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对此书都不吝赞美言辞。众所周知，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主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都由于过于理想主义而破灭，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已是不可或缺，但政府究竟应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却仍然有待深化认识，林毅夫教授给出的依据比较优势和因势利导原则为政府操作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菜单，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辩，围绕它的争论将使新结构经济理论成为焦点，也必将促进经济发展理论的进步。
一、经济发展的事实
从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经济发展，可以使发展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在过去上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始终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基本以农业为主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长期落后于人口增长。直到1820年之后，也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才开始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由之前的0.05%逐渐提高至2%，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人口增长率。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又并非同步发生，各国之间的经济绩效存在巨大差异。增长较快的主要包括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的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这类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由初始的相近水平拉大到7比1，最富有地区和最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甚至达到19比1（1998年麦迪逊数据）[2]。此外，在欠发达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也存在较大差距，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相对快于东欧、亚洲和非洲国家，然而拉美许多国家却在上个世纪末段遭遇诸如债务危机的各种困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东欧许多国家在效仿和复制西方经济增长方式后却并未实现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经历长期高速发展的东南亚发达经济体逐渐面临转型困境，增长开始乏力，欧美发达国家则深陷近来的债务与金融危机不能自拔，世界经济前景持续阴霾，收入不平等、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技术创新瓶颈等各种问题制约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这样的发展历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点经验：（1）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增长或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决定因素因时、因地而异；（2）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优于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事实上，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经济体只有13个，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其中博茨瓦纳、马耳他和阿曼的人口规模非常小，另外10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受了经济减速、停滞甚至倒退等不同程度地衰退[3]。宾斯旺格就曾认为全球的必要经济增长率是1.8%，而只要这一稳态增长能够得到长期维持，其作用和效果便是惊人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陷入对增长地疯狂迷信和追求，导致“增长强制”和“增长无法停歇”[4]，结果经常导致各种可持续难题。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
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理论界也展开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国家财富的讨论，近代以来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围绕国民财富的论战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源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随后，一大批经济学家通过理论或数理模型构建了引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具体机制。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脉络
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财富创造和生产当中的核心作用，分工程度加深促进了专业化和交换范围的扩大，从而扩大并繁荣了市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马克思据此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5]。强调自由竞争从此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传统，对于国家干预则向来持谨慎或排斥态度。但自由竞争的强大力量在成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辉煌的同时也逐渐瓦解了自由竞争本身，垄断性组织随之出现，经济和社会系统开始复杂化，政治力量不可避免的强大起来，政府不得不在经济增长过程占据一席之地。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中期，Harrod（1939）和Domar（1946）各自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一般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其最终表达式为：g=s/？淄，其中g为产出增长率，s为储蓄率，？淄为资本——产出比，是一固定值，总产出将由外生的资本形成能力即储蓄率决定[6]。由于资本和劳动不可相互替代的设定极大限制了模型的解释能力，Solow（1956）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这一假设，其基本表达式为？驻Y/Y=？驻A/A+？琢·？驻K/K+？茁·？驻L/L方程式左侧代表产出增长率，？驻A/A代表技术进步率，？驻K/K代表资本增长率，？驻L/L代表劳动增长率，？琢、？茁分别表示资本和产出的产出弹性。由于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长期的产出增长将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索洛发现要素增长仅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小部分，约为12.5%，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到87.5%[7]。但是技术进步从何而来索洛并未说明，因而是一个外生变量，于是某种意义上，与其说？驻A/A是对技术的测量，不如说是对无知的测度。 根据索洛模型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推论，（1）人均资本存量增长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最终将走向停滞；（2）贫困地区将比富裕地区得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会走向收敛。但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事实并不支持这两个推论。此外，Cass（1965）和Koopmans（1965）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致力于将储蓄率内生化，①以此提供经济增长的内生化基础。但是总体而言，在技术进步的内生化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迟迟没有进展，也就制约了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由于增长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越来越远，增长理论在经济学研究当中也暂时陷入了沉寂。
3. 内生增长理论。在继续探索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中，许多经济学家试图以新的生产函数形式替代新古典生产函数，在新的生产函数中可以实现报酬递增，他们试图以此内生经济增长。②Arrow（1962）率先提出“干中学”模型，强调企业在投资过程中不断积累生产经验等新的知识，同时又从其他企业的经验中不断学习，知识的溢出效应解释了技术进步的发生[9]。但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性，私人企业将不愿意过多地对知识进行投资，社会最优均衡的达成就需要政府对科学研究进行补贴，从而为政策干预打开了一扇通道。沿着阿罗的干中学思路，Romer（1986）通过修正模型解决了知识的内生性问题，③但由于知识的外部性特点，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诉诸于政策干预，垄断竞争现象也伴随发生[10]。Barro（1995）论证了政府生产性支出活动的外部性，进一步巩固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11]。于是内生增长模型彻底打破了经济学中自由竞争的传统信念。
沿袭索洛传统，但是Uzawa（1965），Lucas（1988）等人不再认为知识积累是通过技术进步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他们认为知识附着于人的身上，以人力资本的形式直接参与生产，传统的资本、劳动两要素就扩展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三要素。与知识不同，人力资本由于排他性和独占性而不具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性，也就不需要借助垄断竞争和政府干预实现内生化，经济增长从而取决人力资本的投入。此外，Grossman，Helpman（1990）、Barro，Sala-i-Martin（1995）、Krugman（1994）、Rebelo（1992）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内生增长模型。
概括各种思路，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增长得以在经济系统内部产生，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技术的外部性造成企业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最终的均衡必然是非帕累托最优的，此时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和适当的政策来促进和鼓励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而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经济学者之间又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4. 新经济增长理论。随着理论的深入和变量的内生化，人们开始关注变量的决定机制以及经济决策的制定过程，经济增长理论开始涉及增长的微观基础。在熊彼特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影响下，新熊彼特主义者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将“创造性破坏”思想加以体现，一般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Aghion和Howitt（1998）通过研发者、中间品和劳动者三方的最优化确定劳动力在研发和中间品制造领域的配置，并以此得出均衡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在他们的模型中，每一次创新都以前一次创新的损失为代价，每一次创新又会创造出更大的利润弥补之前的损失。④Pissarides（1990）在此框架下讨论了增长和失业的关系，创造性破坏过程一方面提高了自然失业率，但创新造成的生产力提高又会创造新的岗位引致就业的长期增长。针对此前模型中只有技术的全面更替而没有技术的逐步更新，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加入了创新的资本化效应，企业将在技术全面创新和逐步更新之间权衡取舍。Helpman和Trajtenberg（1998）进一步区分了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和专用性技术，所谓一般通用性技术指的是与先前技术全面决裂的重大发明创造，而它的出现需要更多微小和细节的创新进行匹配，从而诱导资源从生产部门向创新部门转移，造成第一阶段产出和生产率下降，利润下滑；第二阶段，充分的互补性投入开发出来之后，产出和利润上升。经济增长从而取决于GPT的进步，然而由于GPT的公共产品性质，静态均衡结果将低于社会最优的均衡，这就依赖更加促进合作的制度设计。可见，在异质性技术和知识的背景下，实施有效政策就更加困难，Mortensen（2005）在综合搜寻匹配模型和Aghion-Howitt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就业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适当的政策必须全面考虑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特点，从而对政府部门和政策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
5. 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North，Thomas（1973）、North，Weingast（1989）在对西方经济史的分析中强有力地证明了制度和制度变迁对西方市场的建立及完善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开启了制度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时代。只有当制度安排使得生产性努力有利可图时，人们才会这样做，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才成为可能。除此以外，许多制度经济学家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对制度的作用机制和内涵也不断得到深化[13]。Elinor Ostrom，David Feeny，H Picht（1992）强调制度对于协调复杂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14]。柯武刚，史漫飞（2000）指出制度在促进人类交往时的作用，离开制度形成的共识和稳定预期，人类交往所必需的值得信赖的行为模式就无法存在。一旦离开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交易就将面临过多的摩擦和不确定性，分工、社会化大生产就无从谈起[15]。
总体而言，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可视为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新回归，并且在形式化和分析工具、方法上都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古典经济学的认识。但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内部各分支存在的分歧也很大，一些固有的矛盾和缺陷也有进一步修正和理论深化的余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制度的变迁，当人们已经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此巨大，那么制度又从何而来、如何变迁？Hayami，Ruttaa（1985）在研究农业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价格现象，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预期收入的现值，进一步诱发了根据最大化行为调整的制度变迁，政策制定和产业选择必须适应当地资源禀赋才能取得经济增长[16]。但Bromley认为该假说有同义反复的嫌疑，理由在于资源禀赋本身是由制度安排如产权界定的[17]。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最多解释了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对于制度变迁的供给仍然有待深化。而国家和政府在制度供给中无疑发挥重要作用，Buchanan（1962）在构建公共经济学框架时考察了宪政规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着重从个体行为、决策及其互动中分析政治活动和经济过程[18]。Acemoglu分析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真实影响机制，认为产权和政治权力等因素决定市场均衡，进而决定经济的增长[19]。但在解释制度供给时人们却经常陷入无尽的循环。 （二）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原本并不能全然割裂，但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在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却非常有限，客观上促成了欠发达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长时另起炉灶，从而使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分道扬镳。
1.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起始于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尝试，由于缺乏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以资源性产业和农业等基础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导致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城、乡和工、农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极大限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于是，亚非拉的许多欠发达国家开始通过积极的国家力量动员或主导国内产业向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蜕变。P·N·罗森斯坦和罗丹1943年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和K·曼德尔鲍姆《落后地区的工业化》（1947年）一书标志着发展经济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W·A·刘易斯通过一个二元结构模型描述了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资本积累消化吸收“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边际生产率为零的传统部门”来推动经济发展。R·普雷维什和H·W·辛格认为欠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时由于落后的产品结构而遭受发达国家发盘剥，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因此必须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快速实现工业化。罗森斯坦—罗丹（1957）进一步在其“大推进”理论中强调分散的个人投资无法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和合意的规模经济，尤其是不完善的市场将不能正确地利用价格机制解决外部性等问题，因此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实现“大推进”式的投资和工业化。R·纳克斯认为要消除不发达国家“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增长为其他行业提供广阔市场。与之相反，赫尔希曼则依据联系效应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此外，H·B·钱纳里就欠发达国家的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提出了“两缺口”理论，G·缪尔达尔就不平等问题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H·莱宾斯坦提出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等等[20][21]。
以上各种理论秉承结构主义思路，基本上都强调通过国家力量迅速而深刻地改变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实现向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在该种思潮的指导下，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过国家大规模投资实现了短暂的增长，随后却是经济停滞和持续的危机。实际上，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如J·瓦伊纳（1952）反驳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进口替代的主张，指出不应忽略贸易的有利效应，包括降低产品成本和技术引进等；G·哈伯勒也强调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对参与国的动态间接效应。
2. 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由于忽视市场体制建设、歧视农业和闭关自守的保守倾向，结构主义思潮下的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困境，事实证明政府主导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以东南亚许多国家为代表的、建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却取得非凡的成就。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掀起新古典主义的全面复兴，其标志便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其内容主要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主导和帮助下，一些欠发达国家开始向“三化”转型，但结果同样糟糕，这些国家的现状甚至不如改革之前。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致力于通过自由市场修正结构主义思潮下扭曲的价格体系，结果却矫枉过正，并没能复制西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
3. 小结。至此人们认识到在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一个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合流、融合，发展经济学也就此衰落，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甚至宣称发展经济学已经灭亡。同时，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也迫切需要修正和深化，以对不同发展状况的经济体进行合理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已不是政府要不要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作用，而是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回顾前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政府是否应该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消除政府干预这一外生变量上几经反复。因此，未来的增长或发展理论有必要正视现实，从一个新的思路，即政府究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出发，从而将政府变量内生化。可见，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理论无疑是沿着这一方向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三、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开出的药方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诊断思路
新结构经济学是在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前两次思潮以及总结不同经济体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来研究经济的动态过程和结构变迁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成分，从产业结构变迁的微观视角提供了经济动态发展过程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总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仍然属于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
具体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在特定时刻，一国的要素禀赋是固定的，进而决定该国最优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的升级，要素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要素禀赋还应该包括一国的基础设施情况（硬件和软件设施），这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总体预算约束，又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升级的方法在于根据比较优势选择相应的产业，并引导企业进入这些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优势以提高竞争力，同时优化一国总体的资源配置，最大化经济剩余[22]。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以通过竞争性价格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禀赋不断发生变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从而产生长期的良性循环。但是在该动态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进入新的产业领域和引进新技术时的外部性，政府必须出面协调和引导以内化外部性。
（二）经济发展的主体：政府还是企业
关于经济发展主体似乎是老生常谈而且不言自明的一个问题，但或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都隐含着“良性政府”的先验假定。新结构经济学同样先验地假定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意愿，同时假定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能力。具体的，政府干预以维持市场正常运转的手段包括：（1）提供与新兴产业相关的信息，让企业知道哪些产业是与由经济禀赋结构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2）协调相关产业的投资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3）对工业化和结构转变过程中带有外部性的活动予以补贴；（4）通过孵化或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催化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克服社会资本的短缺和其他无形约束[22]。但问题在于以上措施如果可以由政府实行，那么独立的私有企业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1）新的产业多是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的革新，关于新兴产业的知识和信息企业较政府更具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是难以想象的大；（2）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本身也是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应该在产业内部治理体系中得到解决或缓解，此外，基础设施的供给又需要相关原材料的配套，因而政府越俎代庖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行的；（3）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转变时政府同样面临甄别时的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难题；（4）在前三条都难以成立的前提下，政府主导的外商投资也会非常盲目和主观。事实上，一旦将这些权力赋予政府经常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比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作为愿望强烈，结果电力、交通、金融等基础领域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一方面垄断特征挤占民间资本进入，另一方面孱弱的竞争力制约经济的长期发展。 尽管新结构经济学一再声称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只是发挥辅助功能，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操作。正如克鲁格评论中所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答，新结构经济学恐怕会被作为政府支持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的许可证[22]。
（三）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策略选择
新结构经济学将经济发展描述为一个持续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各类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改善的过程[22]。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那么就应该以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发展产业，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久而久之就可以积累足够的经济剩余，培育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一旦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转而发展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这种动态的良性循环将促使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内生循环，也将提高该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水平。但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在发展的尝试中遭遇失败，林毅夫教授将之归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好的行业选取标准，错误的产业政策导致要素禀赋的无效或低效配置。
据此，林毅夫教授提出一个“正确的”产业“选优”标准，即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该框架首先需要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其次需要消除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发展的约束。具体的，该框架包括六个步骤，其中关键的第一步在于根据与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产品或服务存在超过20年的产业确定本国商品和服务清单，以重点扶持该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此外，为使政府正确甄别产业，林毅夫教授还提供了互补性的技术性操作工具，包括Hausman等（2008）提出的增长诊断框架。看似细致的操作步骤是否能保证正确的产业选择呢？林毅夫教授对此是自信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将发展中国家之前的失败归于增长甄别过程中的决策者失误。那么又怎么能够保证决策者不犯类似的错误呢？更进一步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新古典主义一开始便将政府视为完美的市场补充者，这岂非自相矛盾。在反驳反对政策干预者时林毅夫认为经济学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已实施的失败政策而忽视成功的干预案例，同时混淆不同类型的政策干预[22]。但相反的说法同样成立，何况，真实的史实显示“除了二战后一些成功的案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未能满足人们的期望”
另外，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选择领先其人均收入不多的先进国家的成熟产业，同时却又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并不必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与先前将经济发展阶段简单划分为“穷”和“富”相比，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国家是一条沿着低收入农业经济向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逐渐转变的连续谱。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情况，这种认识显然是一次明显的进步，但却没有本质的改变。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政策选择本身，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政策实施，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发展主体并非先验的偏好整体的经济增长，将政府视做原子式参与个体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政府同样由类型多样和不同偏好的个人组成。
四、结论与展望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阶段，不同经济体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在全球化的开放时代，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无法脱离其他经济体而存在，一个产业也无法脱离产业链而独立存在。在一个更为本原的意义上讲，经济发展并不是由国家或政府这一主体主导的，尽管经济发展在国家整体的层面上显示出来。在根本上经济发展由千千万万的个体和企业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发生，这些个体同时又是异质的。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将重点放在正确的主体基础上，而不是发展的客体：产业，或者发展的要素：政策。那么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就可能在于将政府作为一个像厂商和消费者那样极具自利性倾向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类型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政府的经济学分析自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已取得巨大的进展，如施莱法和维什尼在分析政府作用时归纳了“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看不见的手”模型以及“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阿赛莫格鲁关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分析等，这些进展开启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新一轮思潮。而无论如何，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都意味着政策变量内生化纳入经济发展分析框架的大胆尝试，对该理论的正确理解也必须放在经济发展脉络中进行，其引发的争鸣意义显然远远大于这一理论本身。
注释：
①具体的做法是将Ramsey（1928）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进模型。Ramsey假定人们有一个主观的最大效用，记为B，消费者一方面从消费中获得正的效用U（C），一方面在供给劳动和工作中获得负的效用V（L），消费者追求终生效用的最大化，产出函数为F（K，L），那么关于消费和储蓄的决策就由下式决定：
通过引入Ramsey动态最优技术，加上跨期贴现因子，Cass和Koopmans就将消费者决策和企业决策并列分析，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从而达到竞争均衡，储蓄率因而得以内生化。
②这一尝试源自Solow（1956）宣称，尽管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但只要其边际产出尚不低于一定值，即使生产率不提高，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也是可能实现的。
③沿袭Arrow“干中学”思路，Romer通过知识溢出模型将知识变量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具体的，一方面单个厂商的产出由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以及社会总的知识存量决定，由于总的知识存量对于单个厂商是既定的，因此该厂商的生产函数仍然满足不变的规模收益。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知识溢出带来的外部性却使得整体产出具有了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经济增长从而得以内生化并且取决于对基础研究和公共知识的投资。
④严格意义上讲，新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属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与之不同的是，内生增长模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即经济增长与经济规模或人口规模正相关，而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现实。致力于消除正的规模效应，新熊彼特主义者不断深入到增长的微观主体及其行为，强调企业不单具有创新和知识生产的倾向，也具有模仿、抄袭和复制的动机，从而弱化了创新激励，使得创新活动同时具有了负的规模效应，也为政府鼓励创新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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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张 然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主体；过程；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26-07
对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繁荣的探索成为令世界各国经济学者和政客着迷的目标，这一问题又是如此宏大，以至于“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任何其他问题”[1]。林毅夫教授近来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便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探索，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所言，《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它通过联系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为增长提供了微观上的动态结构。该理论尤其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和政策制订描绘了蓝图并且提供了技术性操作步骤，许多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对此书都不吝赞美言辞。众所周知，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主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都由于过于理想主义而破灭，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已是不可或缺，但政府究竟应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却仍然有待深化认识，林毅夫教授给出的依据比较优势和因势利导原则为政府操作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菜单，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辩，围绕它的争论将使新结构经济理论成为焦点，也必将促进经济发展理论的进步。
一、经济发展的事实
从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经济发展，可以使发展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在过去上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始终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基本以农业为主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长期落后于人口增长。直到1820年之后，也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才开始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由之前的0.05%逐渐提高至2%，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人口增长率。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又并非同步发生，各国之间的经济绩效存在巨大差异。增长较快的主要包括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亚洲的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这类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由初始的相近水平拉大到7比1，最富有地区和最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甚至达到19比1（1998年麦迪逊数据）[2]。此外，在欠发达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也存在较大差距，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相对快于东欧、亚洲和非洲国家，然而拉美许多国家却在上个世纪末段遭遇诸如债务危机的各种困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东欧许多国家在效仿和复制西方经济增长方式后却并未实现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经历长期高速发展的东南亚发达经济体逐渐面临转型困境，增长开始乏力，欧美发达国家则深陷近来的债务与金融危机不能自拔，世界经济前景持续阴霾，收入不平等、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技术创新瓶颈等各种问题制约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这样的发展历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点经验：（1）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增长或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决定因素因时、因地而异；（2）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优于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事实上，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经济体只有13个，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其中博茨瓦纳、马耳他和阿曼的人口规模非常小，另外10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受了经济减速、停滞甚至倒退等不同程度地衰退[3]。宾斯旺格就曾认为全球的必要经济增长率是1.8%，而只要这一稳态增长能够得到长期维持，其作用和效果便是惊人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陷入对增长地疯狂迷信和追求，导致“增长强制”和“增长无法停歇”[4]，结果经常导致各种可持续难题。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
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理论界也展开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国家财富的讨论，近代以来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围绕国民财富的论战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源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随后，一大批经济学家通过理论或数理模型构建了引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具体机制。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脉络
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财富创造和生产当中的核心作用，分工程度加深促进了专业化和交换范围的扩大，从而扩大并繁荣了市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马克思据此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5]。强调自由竞争从此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传统，对于国家干预则向来持谨慎或排斥态度。但自由竞争的强大力量在成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辉煌的同时也逐渐瓦解了自由竞争本身，垄断性组织随之出现，经济和社会系统开始复杂化，政治力量不可避免的强大起来，政府不得不在经济增长过程占据一席之地。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中期，Harrod（1939）和Domar（1946）各自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一般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其最终表达式为：g=s/？淄，其中g为产出增长率，s为储蓄率，？淄为资本——产出比，是一固定值，总产出将由外生的资本形成能力即储蓄率决定[6]。由于资本和劳动不可相互替代的设定极大限制了模型的解释能力，Solow（1956）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这一假设，其基本表达式为？驻Y/Y=？驻A/A+？琢·？驻K/K+？茁·？驻L/L方程式左侧代表产出增长率，？驻A/A代表技术进步率，？驻K/K代表资本增长率，？驻L/L代表劳动增长率，？琢、？茁分别表示资本和产出的产出弹性。由于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长期的产出增长将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索洛发现要素增长仅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小部分，约为12.5%，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到87.5%[7]。但是技术进步从何而来索洛并未说明，因而是一个外生变量，于是某种意义上，与其说？驻A/A是对技术的测量，不如说是对无知的测度。 根据索洛模型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推论，（1）人均资本存量增长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最终将走向停滞；（2）贫困地区将比富裕地区得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会走向收敛。但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事实并不支持这两个推论。此外，Cass（1965）和Koopmans（1965）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致力于将储蓄率内生化，①以此提供经济增长的内生化基础。但是总体而言，在技术进步的内生化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迟迟没有进展，也就制约了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由于增长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越来越远，增长理论在经济学研究当中也暂时陷入了沉寂。
3. 内生增长理论。在继续探索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中，许多经济学家试图以新的生产函数形式替代新古典生产函数，在新的生产函数中可以实现报酬递增，他们试图以此内生经济增长。②Arrow（1962）率先提出“干中学”模型，强调企业在投资过程中不断积累生产经验等新的知识，同时又从其他企业的经验中不断学习，知识的溢出效应解释了技术进步的发生[9]。但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性，私人企业将不愿意过多地对知识进行投资，社会最优均衡的达成就需要政府对科学研究进行补贴，从而为政策干预打开了一扇通道。沿着阿罗的干中学思路，Romer（1986）通过修正模型解决了知识的内生性问题，③但由于知识的外部性特点，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诉诸于政策干预，垄断竞争现象也伴随发生[10]。Barro（1995）论证了政府生产性支出活动的外部性，进一步巩固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11]。于是内生增长模型彻底打破了经济学中自由竞争的传统信念。
沿袭索洛传统，但是Uzawa（1965），Lucas（1988）等人不再认为知识积累是通过技术进步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他们认为知识附着于人的身上，以人力资本的形式直接参与生产，传统的资本、劳动两要素就扩展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三要素。与知识不同，人力资本由于排他性和独占性而不具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性，也就不需要借助垄断竞争和政府干预实现内生化，经济增长从而取决人力资本的投入。此外，Grossman，Helpman（1990）、Barro，Sala-i-Martin（1995）、Krugman（1994）、Rebelo（1992）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内生增长模型。
概括各种思路，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增长得以在经济系统内部产生，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技术的外部性造成企业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最终的均衡必然是非帕累托最优的，此时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和适当的政策来促进和鼓励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而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经济学者之间又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4. 新经济增长理论。随着理论的深入和变量的内生化，人们开始关注变量的决定机制以及经济决策的制定过程，经济增长理论开始涉及增长的微观基础。在熊彼特强调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影响下，新熊彼特主义者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将“创造性破坏”思想加以体现，一般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Aghion和Howitt（1998）通过研发者、中间品和劳动者三方的最优化确定劳动力在研发和中间品制造领域的配置，并以此得出均衡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在他们的模型中，每一次创新都以前一次创新的损失为代价，每一次创新又会创造出更大的利润弥补之前的损失。④Pissarides（1990）在此框架下讨论了增长和失业的关系，创造性破坏过程一方面提高了自然失业率，但创新造成的生产力提高又会创造新的岗位引致就业的长期增长。针对此前模型中只有技术的全面更替而没有技术的逐步更新，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加入了创新的资本化效应，企业将在技术全面创新和逐步更新之间权衡取舍。Helpman和Trajtenberg（1998）进一步区分了一般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和专用性技术，所谓一般通用性技术指的是与先前技术全面决裂的重大发明创造，而它的出现需要更多微小和细节的创新进行匹配，从而诱导资源从生产部门向创新部门转移，造成第一阶段产出和生产率下降，利润下滑；第二阶段，充分的互补性投入开发出来之后，产出和利润上升。经济增长从而取决于GPT的进步，然而由于GPT的公共产品性质，静态均衡结果将低于社会最优的均衡，这就依赖更加促进合作的制度设计。可见，在异质性技术和知识的背景下，实施有效政策就更加困难，Mortensen（2005）在综合搜寻匹配模型和Aghion-Howitt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就业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适当的政策必须全面考虑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特点，从而对政府部门和政策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
5. 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North，Thomas（1973）、North，Weingast（1989）在对西方经济史的分析中强有力地证明了制度和制度变迁对西方市场的建立及完善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开启了制度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时代。只有当制度安排使得生产性努力有利可图时，人们才会这样做，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才成为可能。除此以外，许多制度经济学家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对制度的作用机制和内涵也不断得到深化[13]。Elinor Ostrom，David Feeny，H Picht（1992）强调制度对于协调复杂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14]。柯武刚，史漫飞（2000）指出制度在促进人类交往时的作用，离开制度形成的共识和稳定预期，人类交往所必需的值得信赖的行为模式就无法存在。一旦离开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交易就将面临过多的摩擦和不确定性，分工、社会化大生产就无从谈起[15]。
总体而言，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可视为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新回归，并且在形式化和分析工具、方法上都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古典经济学的认识。但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内部各分支存在的分歧也很大，一些固有的矛盾和缺陷也有进一步修正和理论深化的余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制度的变迁，当人们已经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此巨大，那么制度又从何而来、如何变迁？Hayami，Ruttaa（1985）在研究农业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价格现象，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预期收入的现值，进一步诱发了根据最大化行为调整的制度变迁，政策制定和产业选择必须适应当地资源禀赋才能取得经济增长[16]。但Bromley认为该假说有同义反复的嫌疑，理由在于资源禀赋本身是由制度安排如产权界定的[17]。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最多解释了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对于制度变迁的供给仍然有待深化。而国家和政府在制度供给中无疑发挥重要作用，Buchanan（1962）在构建公共经济学框架时考察了宪政规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着重从个体行为、决策及其互动中分析政治活动和经济过程[18]。Acemoglu分析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真实影响机制，认为产权和政治权力等因素决定市场均衡，进而决定经济的增长[19]。但在解释制度供给时人们却经常陷入无尽的循环。 （二）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原本并不能全然割裂，但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在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却非常有限，客观上促成了欠发达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长时另起炉灶，从而使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分道扬镳。
1.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起始于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尝试，由于缺乏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以资源性产业和农业等基础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导致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城、乡和工、农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极大限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于是，亚非拉的许多欠发达国家开始通过积极的国家力量动员或主导国内产业向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蜕变。P·N·罗森斯坦和罗丹1943年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和K·曼德尔鲍姆《落后地区的工业化》（1947年）一书标志着发展经济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W·A·刘易斯通过一个二元结构模型描述了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资本积累消化吸收“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边际生产率为零的传统部门”来推动经济发展。R·普雷维什和H·W·辛格认为欠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时由于落后的产品结构而遭受发达国家发盘剥，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因此必须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快速实现工业化。罗森斯坦—罗丹（1957）进一步在其“大推进”理论中强调分散的个人投资无法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和合意的规模经济，尤其是不完善的市场将不能正确地利用价格机制解决外部性等问题，因此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实现“大推进”式的投资和工业化。R·纳克斯认为要消除不发达国家“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增长为其他行业提供广阔市场。与之相反，赫尔希曼则依据联系效应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此外，H·B·钱纳里就欠发达国家的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提出了“两缺口”理论，G·缪尔达尔就不平等问题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H·莱宾斯坦提出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等等[20][21]。
以上各种理论秉承结构主义思路，基本上都强调通过国家力量迅速而深刻地改变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实现向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在该种思潮的指导下，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过国家大规模投资实现了短暂的增长，随后却是经济停滞和持续的危机。实际上，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如J·瓦伊纳（1952）反驳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进口替代的主张，指出不应忽略贸易的有利效应，包括降低产品成本和技术引进等；G·哈伯勒也强调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对参与国的动态间接效应。
2. 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由于忽视市场体制建设、歧视农业和闭关自守的保守倾向，结构主义思潮下的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困境，事实证明政府主导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以东南亚许多国家为代表的、建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却取得非凡的成就。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掀起新古典主义的全面复兴，其标志便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其内容主要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主导和帮助下，一些欠发达国家开始向“三化”转型，但结果同样糟糕，这些国家的现状甚至不如改革之前。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致力于通过自由市场修正结构主义思潮下扭曲的价格体系，结果却矫枉过正，并没能复制西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
3. 小结。至此人们认识到在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一个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合流、融合，发展经济学也就此衰落，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甚至宣称发展经济学已经灭亡。同时，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也迫切需要修正和深化，以对不同发展状况的经济体进行合理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已不是政府要不要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作用，而是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回顾前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政府是否应该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消除政府干预这一外生变量上几经反复。因此，未来的增长或发展理论有必要正视现实，从一个新的思路，即政府究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出发，从而将政府变量内生化。可见，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理论无疑是沿着这一方向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三、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开出的药方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诊断思路
新结构经济学是在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前两次思潮以及总结不同经济体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来研究经济的动态过程和结构变迁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成分，从产业结构变迁的微观视角提供了经济动态发展过程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总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仍然属于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
具体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在特定时刻，一国的要素禀赋是固定的，进而决定该国最优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的升级，要素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要素禀赋还应该包括一国的基础设施情况（硬件和软件设施），这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总体预算约束，又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升级的方法在于根据比较优势选择相应的产业，并引导企业进入这些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优势以提高竞争力，同时优化一国总体的资源配置，最大化经济剩余[22]。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以通过竞争性价格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禀赋不断发生变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从而产生长期的良性循环。但是在该动态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进入新的产业领域和引进新技术时的外部性，政府必须出面协调和引导以内化外部性。
（二）经济发展的主体：政府还是企业
关于经济发展主体似乎是老生常谈而且不言自明的一个问题，但或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都隐含着“良性政府”的先验假定。新结构经济学同样先验地假定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意愿，同时假定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能力。具体的，政府干预以维持市场正常运转的手段包括：（1）提供与新兴产业相关的信息，让企业知道哪些产业是与由经济禀赋结构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2）协调相关产业的投资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3）对工业化和结构转变过程中带有外部性的活动予以补贴；（4）通过孵化或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催化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克服社会资本的短缺和其他无形约束[22]。但问题在于以上措施如果可以由政府实行，那么独立的私有企业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1）新的产业多是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的革新，关于新兴产业的知识和信息企业较政府更具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是难以想象的大；（2）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本身也是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应该在产业内部治理体系中得到解决或缓解，此外，基础设施的供给又需要相关原材料的配套，因而政府越俎代庖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行的；（3）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转变时政府同样面临甄别时的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难题；（4）在前三条都难以成立的前提下，政府主导的外商投资也会非常盲目和主观。事实上，一旦将这些权力赋予政府经常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比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作为愿望强烈，结果电力、交通、金融等基础领域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一方面垄断特征挤占民间资本进入，另一方面孱弱的竞争力制约经济的长期发展。 尽管新结构经济学一再声称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只是发挥辅助功能，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操作。正如克鲁格评论中所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答，新结构经济学恐怕会被作为政府支持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的许可证[22]。
（三）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策略选择
新结构经济学将经济发展描述为一个持续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各类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改善的过程[22]。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那么就应该以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发展产业，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久而久之就可以积累足够的经济剩余，培育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一旦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转而发展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这种动态的良性循环将促使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内生循环，也将提高该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水平。但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在发展的尝试中遭遇失败，林毅夫教授将之归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好的行业选取标准，错误的产业政策导致要素禀赋的无效或低效配置。
据此，林毅夫教授提出一个“正确的”产业“选优”标准，即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该框架首先需要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其次需要消除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发展的约束。具体的，该框架包括六个步骤，其中关键的第一步在于根据与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产品或服务存在超过20年的产业确定本国商品和服务清单，以重点扶持该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此外，为使政府正确甄别产业，林毅夫教授还提供了互补性的技术性操作工具，包括Hausman等（2008）提出的增长诊断框架。看似细致的操作步骤是否能保证正确的产业选择呢？林毅夫教授对此是自信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将发展中国家之前的失败归于增长甄别过程中的决策者失误。那么又怎么能够保证决策者不犯类似的错误呢？更进一步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新古典主义一开始便将政府视为完美的市场补充者，这岂非自相矛盾。在反驳反对政策干预者时林毅夫认为经济学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已实施的失败政策而忽视成功的干预案例，同时混淆不同类型的政策干预[22]。但相反的说法同样成立，何况，真实的史实显示“除了二战后一些成功的案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未能满足人们的期望”
另外，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选择领先其人均收入不多的先进国家的成熟产业，同时却又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并不必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与先前将经济发展阶段简单划分为“穷”和“富”相比，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国家是一条沿着低收入农业经济向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逐渐转变的连续谱。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情况，这种认识显然是一次明显的进步，但却没有本质的改变。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政策选择本身，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政策实施，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发展主体并非先验的偏好整体的经济增长，将政府视做原子式参与个体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政府同样由类型多样和不同偏好的个人组成。
四、结论与展望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阶段，不同经济体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在全球化的开放时代，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无法脱离其他经济体而存在，一个产业也无法脱离产业链而独立存在。在一个更为本原的意义上讲，经济发展并不是由国家或政府这一主体主导的，尽管经济发展在国家整体的层面上显示出来。在根本上经济发展由千千万万的个体和企业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发生，这些个体同时又是异质的。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将重点放在正确的主体基础上，而不是发展的客体：产业，或者发展的要素：政策。那么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就可能在于将政府作为一个像厂商和消费者那样极具自利性倾向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类型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政府的经济学分析自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已取得巨大的进展，如施莱法和维什尼在分析政府作用时归纳了“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看不见的手”模型以及“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阿赛莫格鲁关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分析等，这些进展开启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新一轮思潮。而无论如何，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都意味着政策变量内生化纳入经济发展分析框架的大胆尝试，对该理论的正确理解也必须放在经济发展脉络中进行，其引发的争鸣意义显然远远大于这一理论本身。
注释：
①具体的做法是将Ramsey（1928）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进模型。Ramsey假定人们有一个主观的最大效用，记为B，消费者一方面从消费中获得正的效用U（C），一方面在供给劳动和工作中获得负的效用V（L），消费者追求终生效用的最大化，产出函数为F（K，L），那么关于消费和储蓄的决策就由下式决定：
通过引入Ramsey动态最优技术，加上跨期贴现因子，Cass和Koopmans就将消费者决策和企业决策并列分析，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从而达到竞争均衡，储蓄率因而得以内生化。
②这一尝试源自Solow（1956）宣称，尽管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但只要其边际产出尚不低于一定值，即使生产率不提高，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也是可能实现的。
③沿袭Arrow“干中学”思路，Romer通过知识溢出模型将知识变量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具体的，一方面单个厂商的产出由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以及社会总的知识存量决定，由于总的知识存量对于单个厂商是既定的，因此该厂商的生产函数仍然满足不变的规模收益。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知识溢出带来的外部性却使得整体产出具有了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经济增长从而得以内生化并且取决于对基础研究和公共知识的投资。
④严格意义上讲，新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属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与之不同的是，内生增长模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即经济增长与经济规模或人口规模正相关，而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现实。致力于消除正的规模效应，新熊彼特主义者不断深入到增长的微观主体及其行为，强调企业不单具有创新和知识生产的倾向，也具有模仿、抄袭和复制的动机，从而弱化了创新激励，使得创新活动同时具有了负的规模效应，也为政府鼓励创新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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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张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