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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学手法艺术地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是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根本所在,矛盾冲突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塑造,都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通过文学手法构建真实感人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负责任的纪实作家应站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点,以严谨的态度审视历史,并通过对革命历史现象的科学把握与剖析,揭示出革命史实中深藏的价值和意义,从而给予广大读者以更多有益的教育和启迪。
关键词:革命历史 纪实文学 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是指在革命历史真实人物事件的基础上创作的具有一定文学色彩的作品样式,许多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被陆续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使广大读者和观众从中受到了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教育。因为这类题材涉及的是革命历史,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通过文学手法艺术地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是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根本所在。那么,如何才能艺术地再现革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属性,也就成了我们文学创作界和评论界共同关注的难题。
一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应借助文学艺术手法形象生动地再现革命史实以教育和鼓舞人民。
著名军事题材作家魏巍创作的巨著《地球上的红飘带》,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利用20年时间创作的全景式展示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巨著《东方》,获得了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而他创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教育了数代中国人,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世名篇。魏巍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也没有直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一线战斗,但他却能栩栩如生地描写红军长征途中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幅幅战斗画卷,给人如临其境的心灵震撼。为什么作家没有亲身经历,却能写出震人心魄的纪实作品呢?这是因为作家大胆突破了史实的局限,让创作的思绪和灵感徜徉在合情合理的艺术空间之中。借助文学艺术的手法,在契合历史背景和当时场景氛围的前提下,合理地构建事件和矛盾冲突,安排人物的活动和语言,这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创作技能。
2010年1月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艺术地再现了1929年至1934年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进行共和国建设伟大预演的历史。在作品中,当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狡猾残忍的何键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时,毛泽东内心的痛苦和复仇怒火都被作家加以艺术性的表现,作为红军的总政委,革命武装力量的主心骨,毛泽东最终克服了个人的情感,挥泪说服部下撤离了长沙。正因为他的高瞻远瞩,才促成了红军攻克吉安,横断江西半壁,基本实现“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活动,来自作者的文学创作,但因为契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场景氛围,所以看后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
二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当走出“实录历史”与 “艺术地再现历史本质真实性”之间的两难境地。
我们知道,实录生活,实录历史,势必会沾上自然主义的气息。自然主义代表理论家左拉要求作家“当真实的工匠”,做好“有关人的文献的编纂者”,“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记录式地描绘生活;他主张顺应生活自然形态,“不插手对现实进行增删”,不必遵循典型化的原则,刻意地提炼生活;要求作家在创作中“消失自己”,“不准自己作评判,下结论”,“仅仅陈述他所见到东西”。在这里,左拉对艺术想象进行了最大程度的限制,并在维护真实性的原则下,为自然主义的史料照搬和生活照录找到了约束的理由。当今时代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家、理论家所主张的也基本接近于这样的真实观。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那就是——革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存在着极大的生存恐怖和生活困苦,事件的参与人尤其是上层决策人并不一定能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做出详尽的记录,也极少留下真实可靠的档案资料。笔者在15年前写作长篇纪实《腥山血岭——红军长征过桂北》时,想尽办法也没能找到一张红军突破湘江三大阻击战时的实录照片。写作素材除了能搜集到的国共两党两军高层的回忆文章之外,其他的就是散见在当时国民党报纸和地方军阀报纸上的零星报道,还有就是采访当年遗留在桂北的“小老表”——当年掉队的小红军战士和幸运获救的伤病员的记录。不要说作者没有亲自参加当时的残酷战斗,就是亲历的红军将士在60年后也无法准确回忆起当时的战斗情景,更无法知晓中央红军“三人团”决策层及各军团的复杂情况。从某些环节上看,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很难完全可靠地找到实证。而这种困难正是纪实作家们所要全力去克服的。
纪实文学的实证性和可靠性显然是虚构文学望尘莫及的,但要将史料价值与艺术品位密切地结合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困难,但纪实文学作家还是在竭尽全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虽然革命历史题材纪实作家们未能参加那场震惊世界的壮举,但案头床头堆积的数十公斤参考资料、采访本、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复印件、照片卡片等等,早已把作家们带进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然而,纪实作家面前堆积的大多是些零乱、散见且相互矛盾的一二手材料,有时会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作家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这些材料反复对照,多方比较,求实剔虚,去伪存真。一个负责任的纪实作家,应当站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点,以严谨的态度重新审视那场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风云决斗,通过合理的构思、想象和艺术描绘,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和生动的情节,再现革命历史岁月的真实,从而走出“实录历史”与文学手法“艺术再现革命历史本质的真实性”之间的两难境地。
三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合理想象和虚构,应以不损伤“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为底线。
对纪实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长期探讨的理论问题。人们虽然对文学要真实没有异议,但对文学真实的解释,却歧议较多。至今,仍然不断有探讨文学真实性问题的文章发表,虽提出了各种新见解,但还是没形成统一认识。
对于纪实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真实性”无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敏感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实践持续火爆。文艺理论家张同吾在他的纪实文学《凝聚着希望的梦》的“作者附记”中说:
“纪实文学尤崇尚真实,允许润色,却不该编造。”
传记作家陈漱渝警示道:
“宁肯让书枯燥一些,也不单纯为增添作品的文学性而虚构情节,藻饰语言,编造细节。”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有一句名言:
“‘我只想描写我所亲自目睹的事实足矣’,这理应是写作纪实文学的准则。”
而许多中外读者也正是通过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认识这位美国记者的。但笔者在此却不能不告知读者一个重要的事实——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的人物事件也不完全是他本人“所亲自目睹的事实”。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本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他的妻子海伦。所以说,《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以记录式手法展示了他和夫人海伦亲历的耳闻目睹的事实,其中没有想象和虚构。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可以允许在符合人物事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加入适量的合理想象和情节虚构,但必须以不损伤“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为底线。革命历史的史实是客观存在不容篡改的事实,而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写作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史料不准确。作者若凭空想象,甚至歪曲事实,随意编造,必然会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错误的评价和是非判断。如果我们为了哗众取宠而曲改历史事实,那将是对革命历史的亵渎。
四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再现历史过程当中会融进作者对事物的选择倾向,而并非简单机械的剪辑拼接。
按照通常的纪实文学文体特征的要求,虚构和幻想是根本不允许的。前苏联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将“纪实文学”定义为:
“以证件、文献材料为基础,通过其全部详细的事实写成的科学——艺术散文类作品,是对文献材料的内容进行组合、选择式自由的叙述。”
强调对真实生活和文献资料的艺术剪接和加工,成了国内外纪实文学作家主要的创作通则。前苏联纪实作家们在对卫国战争等革命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再现时,多数人都是靠史料查询和人物专访笔录来完成素材准备的。英国的文艺理论家罗宾·乔治·科林伍德曾把“再现”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几乎无所取舍的再现,力求达到几乎不可能完全逼真的再现”;二是“通过大胆选择重要的或者具有特色的特征并抑制其余的一切”;三是“完全抛弃刻板再现,但是创作依然是再现的,因为这一次它专心致力于情感的再现”。这就是所谓的“刻板再现”、“特征再现”、“情感再现”的三种再现法。“刻板再现”只有在新闻性应用性的文体中才有意义;“情感再现”则侧重于抒情;而侧重于记事的纪实文学当属“特征再现”,即作家通过充分调查采访和观察体验,进行大胆选择,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
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创作也同样存在实录聚焦、“面对面”采访的场景再现。但作家依然无法回避纪实文学的客观报道与作者主观渗透的矛盾。因为同一事实素材,极可能在不同作家笔下产生完全不同的阅读效果,因为作家是社会人,他有自己的情感归属和政治观点,而情感和政治必然影响作家在选择再现时的倾向。比如我们在描写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错误坚持阵地战法时,就会对其做法产生担忧和愤恨;而写到红军长征抢渡湘江血流成河时,又会产生悲哀与震撼。这些情感波动和政治倾向会在不经意中影响到作家对事物特征的选择,并自觉和不自觉地融进作家的字里行间。比如我们在阅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或是观看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时,都能从中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感情痕迹和政治倾向。
五
面对莨莠不齐说法不一的史料素材,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的客观再现与作家主观意识的渗透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作家当科学而公正地认识与把握客观事实,注入深邃的历史目光和冷静的思考。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创作倾向时,需要避免恩格斯指出的那种不恰当地把作家的创作倾向硬塞给读者的作法,应让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革命历史纪实文学作品不能仅仅是历史现象的表层暴露与展示,而是要通过对革命历史现象的科学把握与剖析,揭示出其背后深藏的价值和意义,从而给予广大读者以更多有益的教育和启迪。
参考文献:
[1] 高翔:《困扰纪实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2] 高文升:《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左拉,伍蠡甫、胡经之译:《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王熙兰:《腥山在岭——红军长征过桂北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 丁刚:《纪实文学:异军突起的创作浪潮》,《天津文学》,1988年第3期。
[6] 王干:《纪实文学的阅读值》,《天津文学》,1991年第4期。
[7]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8] 安黎:《我看当今“纪实文学”》,《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3期。
[9] 尹均生:《从全球文化视野审视纪实文学》,《文艺争鸣》,1989年第2期。
[10] 魏天祥:《艺术的经验形式与纪实文学的“两难”》,《当代文坛》,1991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熙兰,男,1954—,广西桂林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革命历史纪实、旅游文化,工作单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革命历史 纪实文学 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是指在革命历史真实人物事件的基础上创作的具有一定文学色彩的作品样式,许多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被陆续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使广大读者和观众从中受到了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教育。因为这类题材涉及的是革命历史,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通过文学手法艺术地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是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根本所在。那么,如何才能艺术地再现革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属性,也就成了我们文学创作界和评论界共同关注的难题。
一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应借助文学艺术手法形象生动地再现革命史实以教育和鼓舞人民。
著名军事题材作家魏巍创作的巨著《地球上的红飘带》,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利用20年时间创作的全景式展示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巨著《东方》,获得了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而他创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教育了数代中国人,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世名篇。魏巍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也没有直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一线战斗,但他却能栩栩如生地描写红军长征途中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幅幅战斗画卷,给人如临其境的心灵震撼。为什么作家没有亲身经历,却能写出震人心魄的纪实作品呢?这是因为作家大胆突破了史实的局限,让创作的思绪和灵感徜徉在合情合理的艺术空间之中。借助文学艺术的手法,在契合历史背景和当时场景氛围的前提下,合理地构建事件和矛盾冲突,安排人物的活动和语言,这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创作技能。
2010年1月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艺术地再现了1929年至1934年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进行共和国建设伟大预演的历史。在作品中,当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狡猾残忍的何键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时,毛泽东内心的痛苦和复仇怒火都被作家加以艺术性的表现,作为红军的总政委,革命武装力量的主心骨,毛泽东最终克服了个人的情感,挥泪说服部下撤离了长沙。正因为他的高瞻远瞩,才促成了红军攻克吉安,横断江西半壁,基本实现“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活动,来自作者的文学创作,但因为契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场景氛围,所以看后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
二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当走出“实录历史”与 “艺术地再现历史本质真实性”之间的两难境地。
我们知道,实录生活,实录历史,势必会沾上自然主义的气息。自然主义代表理论家左拉要求作家“当真实的工匠”,做好“有关人的文献的编纂者”,“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记录式地描绘生活;他主张顺应生活自然形态,“不插手对现实进行增删”,不必遵循典型化的原则,刻意地提炼生活;要求作家在创作中“消失自己”,“不准自己作评判,下结论”,“仅仅陈述他所见到东西”。在这里,左拉对艺术想象进行了最大程度的限制,并在维护真实性的原则下,为自然主义的史料照搬和生活照录找到了约束的理由。当今时代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家、理论家所主张的也基本接近于这样的真实观。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那就是——革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存在着极大的生存恐怖和生活困苦,事件的参与人尤其是上层决策人并不一定能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做出详尽的记录,也极少留下真实可靠的档案资料。笔者在15年前写作长篇纪实《腥山血岭——红军长征过桂北》时,想尽办法也没能找到一张红军突破湘江三大阻击战时的实录照片。写作素材除了能搜集到的国共两党两军高层的回忆文章之外,其他的就是散见在当时国民党报纸和地方军阀报纸上的零星报道,还有就是采访当年遗留在桂北的“小老表”——当年掉队的小红军战士和幸运获救的伤病员的记录。不要说作者没有亲自参加当时的残酷战斗,就是亲历的红军将士在60年后也无法准确回忆起当时的战斗情景,更无法知晓中央红军“三人团”决策层及各军团的复杂情况。从某些环节上看,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很难完全可靠地找到实证。而这种困难正是纪实作家们所要全力去克服的。
纪实文学的实证性和可靠性显然是虚构文学望尘莫及的,但要将史料价值与艺术品位密切地结合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困难,但纪实文学作家还是在竭尽全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虽然革命历史题材纪实作家们未能参加那场震惊世界的壮举,但案头床头堆积的数十公斤参考资料、采访本、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复印件、照片卡片等等,早已把作家们带进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然而,纪实作家面前堆积的大多是些零乱、散见且相互矛盾的一二手材料,有时会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作家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这些材料反复对照,多方比较,求实剔虚,去伪存真。一个负责任的纪实作家,应当站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点,以严谨的态度重新审视那场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风云决斗,通过合理的构思、想象和艺术描绘,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和生动的情节,再现革命历史岁月的真实,从而走出“实录历史”与文学手法“艺术再现革命历史本质的真实性”之间的两难境地。
三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合理想象和虚构,应以不损伤“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为底线。
对纪实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长期探讨的理论问题。人们虽然对文学要真实没有异议,但对文学真实的解释,却歧议较多。至今,仍然不断有探讨文学真实性问题的文章发表,虽提出了各种新见解,但还是没形成统一认识。
对于纪实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真实性”无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敏感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实践持续火爆。文艺理论家张同吾在他的纪实文学《凝聚着希望的梦》的“作者附记”中说:
“纪实文学尤崇尚真实,允许润色,却不该编造。”
传记作家陈漱渝警示道:
“宁肯让书枯燥一些,也不单纯为增添作品的文学性而虚构情节,藻饰语言,编造细节。”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有一句名言:
“‘我只想描写我所亲自目睹的事实足矣’,这理应是写作纪实文学的准则。”
而许多中外读者也正是通过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认识这位美国记者的。但笔者在此却不能不告知读者一个重要的事实——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的人物事件也不完全是他本人“所亲自目睹的事实”。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本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他的妻子海伦。所以说,《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以记录式手法展示了他和夫人海伦亲历的耳闻目睹的事实,其中没有想象和虚构。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可以允许在符合人物事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加入适量的合理想象和情节虚构,但必须以不损伤“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为底线。革命历史的史实是客观存在不容篡改的事实,而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写作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史料不准确。作者若凭空想象,甚至歪曲事实,随意编造,必然会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错误的评价和是非判断。如果我们为了哗众取宠而曲改历史事实,那将是对革命历史的亵渎。
四
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再现历史过程当中会融进作者对事物的选择倾向,而并非简单机械的剪辑拼接。
按照通常的纪实文学文体特征的要求,虚构和幻想是根本不允许的。前苏联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将“纪实文学”定义为:
“以证件、文献材料为基础,通过其全部详细的事实写成的科学——艺术散文类作品,是对文献材料的内容进行组合、选择式自由的叙述。”
强调对真实生活和文献资料的艺术剪接和加工,成了国内外纪实文学作家主要的创作通则。前苏联纪实作家们在对卫国战争等革命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再现时,多数人都是靠史料查询和人物专访笔录来完成素材准备的。英国的文艺理论家罗宾·乔治·科林伍德曾把“再现”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几乎无所取舍的再现,力求达到几乎不可能完全逼真的再现”;二是“通过大胆选择重要的或者具有特色的特征并抑制其余的一切”;三是“完全抛弃刻板再现,但是创作依然是再现的,因为这一次它专心致力于情感的再现”。这就是所谓的“刻板再现”、“特征再现”、“情感再现”的三种再现法。“刻板再现”只有在新闻性应用性的文体中才有意义;“情感再现”则侧重于抒情;而侧重于记事的纪实文学当属“特征再现”,即作家通过充分调查采访和观察体验,进行大胆选择,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
中国的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创作也同样存在实录聚焦、“面对面”采访的场景再现。但作家依然无法回避纪实文学的客观报道与作者主观渗透的矛盾。因为同一事实素材,极可能在不同作家笔下产生完全不同的阅读效果,因为作家是社会人,他有自己的情感归属和政治观点,而情感和政治必然影响作家在选择再现时的倾向。比如我们在描写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错误坚持阵地战法时,就会对其做法产生担忧和愤恨;而写到红军长征抢渡湘江血流成河时,又会产生悲哀与震撼。这些情感波动和政治倾向会在不经意中影响到作家对事物特征的选择,并自觉和不自觉地融进作家的字里行间。比如我们在阅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或是观看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时,都能从中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感情痕迹和政治倾向。
五
面对莨莠不齐说法不一的史料素材,革命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的客观再现与作家主观意识的渗透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作家当科学而公正地认识与把握客观事实,注入深邃的历史目光和冷静的思考。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创作倾向时,需要避免恩格斯指出的那种不恰当地把作家的创作倾向硬塞给读者的作法,应让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革命历史纪实文学作品不能仅仅是历史现象的表层暴露与展示,而是要通过对革命历史现象的科学把握与剖析,揭示出其背后深藏的价值和意义,从而给予广大读者以更多有益的教育和启迪。
参考文献:
[1] 高翔:《困扰纪实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2] 高文升:《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左拉,伍蠡甫、胡经之译:《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王熙兰:《腥山在岭——红军长征过桂北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 丁刚:《纪实文学:异军突起的创作浪潮》,《天津文学》,1988年第3期。
[6] 王干:《纪实文学的阅读值》,《天津文学》,1991年第4期。
[7]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8] 安黎:《我看当今“纪实文学”》,《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3期。
[9] 尹均生:《从全球文化视野审视纪实文学》,《文艺争鸣》,1989年第2期。
[10] 魏天祥:《艺术的经验形式与纪实文学的“两难”》,《当代文坛》,1991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熙兰,男,1954—,广西桂林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革命历史纪实、旅游文化,工作单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