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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钱币》2005/1(总第八十八期)刊登了一篇名为“李自成铸币新考”的文章,作者针对各地出土的“永昌通宝”钱币在版别上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划分,使广大收藏者对版别繁多的“永昌通宝”认识进一步明晰。但笔者对钱文“二水”永的某些观点似乎有失严谨。
文章作者在论及西安B式小钱时提到:“钱文书写‘二水’永已成为李自成大顺政权行文的标准,为什么要使用

‘二水’永呢?因朱明尚火,用二水灭之,符合李自成当时的理念,这与后金改清的原因是一致的。西安B式大钱,襄阳A式大钱均采用楷书‘二水’永,并完全脱离明钱的影响。”
本人结合钱币收藏研究活动的实际并查阅大量资料,对作者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在我收藏的各种版别的楷书南明“永历通宝”钱币中,币文“永”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二水”永。南明永历通宝为桂王朱由榔铸造,是南明钱币中发行量最大的一种。
无论是当时南明统治阶级还是现在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南明是朱明政权的延续。如果“二水”永是李自成大顺政权行文的标准,那么在阶级立场上与之相对立的永历政权却将敌方的行文标准奉为圭臬而置于自己货币之上,未免有显荒谬。再如依作者所言,“二水”永是取朱明尚火,用“二水”永灭火的理念,作为朱明正朔自居的永历政权却以与明尚火相对的二水永为钱文,更是有悖于常理的。
另外,邻国越南后黎维琪于永寿年间铸行的“永寿通宝”钱币以及黎维禟永盛铸行的“永盛通宝”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二水”永作为钱文。该两种钱币都发行于明末至清初这段时间,与“永昌通宝”、“永历通宝”属同一时期。那么越南后黎朝又为何无端地使用“二水”永作为钱文呢?显而易见,文章中作者所谓二水永为李自成大顺政权行文标准的观点难以服人。
据此,本人认为钱文“二水”永的出现,并非是李自成“以水灭火”的思想产物,而是中国历代书法艺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在书法上出现了许多汉字的变体,从而使书法艺术精彩纷呈。二水永正是这种书法艺术的产物,就像唐代货币开元通宝钱文的“元”,出现了左挑元、右挑元、双挑元等多种变体。另外中国书法艺术历来为世人所推崇为邻邦所效仿。越南后黎朝采用二水“永”作钱文不正说明了这一现象吗?因此本人认为二水永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书法艺术产物而非谶纬迷信的体现。
(责任编辑 高聪明)
文章作者在论及西安B式小钱时提到:“钱文书写‘二水’永已成为李自成大顺政权行文的标准,为什么要使用

‘二水’永呢?因朱明尚火,用二水灭之,符合李自成当时的理念,这与后金改清的原因是一致的。西安B式大钱,襄阳A式大钱均采用楷书‘二水’永,并完全脱离明钱的影响。”
本人结合钱币收藏研究活动的实际并查阅大量资料,对作者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在我收藏的各种版别的楷书南明“永历通宝”钱币中,币文“永”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二水”永。南明永历通宝为桂王朱由榔铸造,是南明钱币中发行量最大的一种。
无论是当时南明统治阶级还是现在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南明是朱明政权的延续。如果“二水”永是李自成大顺政权行文的标准,那么在阶级立场上与之相对立的永历政权却将敌方的行文标准奉为圭臬而置于自己货币之上,未免有显荒谬。再如依作者所言,“二水”永是取朱明尚火,用“二水”永灭火的理念,作为朱明正朔自居的永历政权却以与明尚火相对的二水永为钱文,更是有悖于常理的。
另外,邻国越南后黎维琪于永寿年间铸行的“永寿通宝”钱币以及黎维禟永盛铸行的“永盛通宝”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二水”永作为钱文。该两种钱币都发行于明末至清初这段时间,与“永昌通宝”、“永历通宝”属同一时期。那么越南后黎朝又为何无端地使用“二水”永作为钱文呢?显而易见,文章中作者所谓二水永为李自成大顺政权行文标准的观点难以服人。
据此,本人认为钱文“二水”永的出现,并非是李自成“以水灭火”的思想产物,而是中国历代书法艺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在书法上出现了许多汉字的变体,从而使书法艺术精彩纷呈。二水永正是这种书法艺术的产物,就像唐代货币开元通宝钱文的“元”,出现了左挑元、右挑元、双挑元等多种变体。另外中国书法艺术历来为世人所推崇为邻邦所效仿。越南后黎朝采用二水“永”作钱文不正说明了这一现象吗?因此本人认为二水永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书法艺术产物而非谶纬迷信的体现。
(责任编辑 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