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历任并州通判、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世称“司马温公”或“司马文正公”。司马光为人正直，居处有礼，忧国恤民，是一位恪守儒家道德准则的理想型士大夫;他学术造诣深厚，尤长于史，所著《资治通鉴》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双璧”之一。司马光一生倡导节俭，抵制奢侈，堪称中国古代清廉为官、勤俭为人的楷模，并为后世留下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千古警句。

训子司马康崇尚节俭

　　司马光居官清正、自奉极俭，这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中有口皆碑。曾与他同朝为官的苏轼在《温公行状》中以“恶衣菲食（即衣着简朴、饮食粗劣），以终其身”八字概括;长期担任《资治通鉴》编纂助手的范祖禹则称其“被服如陋巷之士”，家中除“图书盈几”外，“一室萧然”（《司马温公布衾铭记》）。元丰五年（1082年），发妻张氏病逝洛阳，司马光家无余赀，不得不“质田以葬”，典当仅有的三顷薄田后才将亡妻入土。
　　司马光不仅躬行节俭，更重视教育、约束子孙族人勤俭持家。在他所撰写的家训《居家杂仪》中，开篇第一条便申明本族子弟须“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裁省冗费，禁止奢华”。
　　司马光崇尚节俭的思想在《训俭示康》一文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该文系其写给嗣子司马康，教导他崇尚节俭的一篇家训。司馬光从“世以清白相承”的家风与“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的自身生活作风谈起，对北宋中期社会各阶层所弥散的奢靡之风提出批评。他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文中，他追忆年少时父亲司马池在京任职时的待客之道：酒水从市集上打回，果品不过梨、栗、枣、柿之物，菜肴唯肉干、肉酱与菜汤，餐具用的是瓷器、漆器，“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而今酒非宫酿，果肴非远方珍奇之品，食具非摆满餐桌，不敢会宾友。面对“侈靡”“颓弊”的风俗，司马光痛心疾首：官员士大夫即便无力制止，也绝不能随俗浮沉、助长此类风气。
　　司马光在文中列举了北宋前期名臣李沆、鲁宗道、张知白诸人清廉节俭的案例。张知白在仁宗朝初年担任宰相后，依然保持着在地方任职时简朴清约的生活作风。亲友劝他可适当放开尺度，以免为人所讥。张知白回答说：以我目前的收入，的确可以使全家锦衣玉食，但“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今日之富贵岂能常存？一旦我去位身故，家人却奢侈享乐惯了，届时必失所难安。对此居安思危之见，司马光十分推崇，认为此乃“大贤之深谋远虑”。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名言。司马光据此阐释了奢俭与个人、家国兴衰的关联。他认为，节俭之人往往少有贪欲;相反，奢侈无度之辈常多欲。有地位之人多欲，便会贪慕财富，最终腐化堕落、招致祸患;没有地位之人多欲，也会多方求取、随意浪费，难免败家丧身。因此，他断言：多欲的人当官时必然会贪污受贿，当百姓时必然会盗窃他人钱财。
　　司马光又进一步列举正考父、季文子、管仲、公叔文子、何曾、石崇以及寇准等古今人物“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史事，训诫司马康以史为鉴，并将节俭家风传诸后代。

“独乐园”里潜心著书

　　宋代官员士大夫素有“求田问舍”之风，司马光亦不例外。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退处北宋王朝的西京洛阳。随后，他在尊贤坊北面购置二十亩地，营建了一座园林，取名“独乐园”。正是于此园之中，司马光以十余载的闲居时光完成了旷世巨著《资治通鉴》。
　　事实上，在当时名宦云集、名园林立的洛阳城，独乐园不过一方小园。《邵氏闻见后录》即称此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园内“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马永卿亦谓“独乐园在洛中诸园中最为简素”（《元城语录》）。同时期寓居洛阳的元老重臣文彦博东园则是“碧瓦万木烟参差”“焕烂素锦薰酴醾”（《宋诗纪事》卷一二）的别样景象。无甚景致的独乐园之所以为时人钦慕，“不在于园”，而是由于司马光的品德、学问名重当时。对此，宋人有着清醒的认识。
　　司马光在独乐园中建有读书堂，于此著书立说。庞元英《文昌杂录》谓读书堂十分简陋，“才能避风雨”。由于夏季炎热难耐，为“避暑热”，司马光只得“穿地丈余，作壤室”“读书其间”。而同时期西京留守王拱辰在洛阳道德坊的居第“中堂七间，上起高楼”“起屋三层”，题名“朝天阁”，极尽奢华，与司马光蜗居地下形成鲜明对比（王得臣《麈史》）。洛阳百姓因此有“王家钻天，司马家入地”的戏语。

发起提倡节俭的“真率会”

　　居洛期间，前任宰相文彦博、富弼发起了一个由年岁七十以上、闲退下来的朝廷中高级官员组成的“耆英会”。他们仿效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形式，轮流做东，置酒相乐，定期雅会。“耆英会”的排场极为奢华。作为“地主”的文彦博（时任西京留守）“携妓乐”“送羊酒”“塞路移君庖，盈车载春醴”（富弼《留守太尉相公就居为耆年之会承命赋诗》）。司马光当时未届七旬，但因声望崇重，亦被文彦博强拉入会，并承命写下《洛阳耆英会序》。
　　司马光虽与文彦博、王拱辰等人的政治主张相近（皆属所谓“旧党”），但对“耆英会”过于讲求排场的行事作风极不认同，他便与主管西京留司御史台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另起炉灶，“与数公又为真率会”（《邵氏闻见录》）。之所以取名“真率”，为的就是标明不拘官场礼节、一切从简的会餐宗旨。
　　“真率会”以“俭则易供，简则易继”（吕希哲《吕氏杂记》）为原则，由司马光定下“真率会约”八项规定，如“序齿不序官”“为具务简素”“朝夕食各不过五味”“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等，即不论职务高低、提倡餐食节俭、不讲排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可以说，司马光发起“真率会”的一大用意，正是试图借助自身名望推崇节俭，以对抗、扭转当时北宋社会铺张奢靡的风气。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范纯仁有诗云：“贤者规模众所遵，屏除外饰贵全真。盍簪既屡宜从简，为具虽疏不愧贫。”（《和文太师真率会》）颇以“真率会”上器用陈设的“真”“简”“疏”为荣。据《范忠宣公行状》记载，司马光、范纯仁“皆家贫”，聚会时用以招待宾友的不过是“脱粟一饮酒数杯”—即去掉皮壳的粗米饭以及几杯水酒，但洛阳坊间仍“以为胜事”。
　　作为北宋名臣，司马光不但自奉甚俭、严束族人，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在当时奢侈浮靡之风当道的社会中逆俗而动、力倡节俭，充当官民之表率。时至今日，“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的训言仍值得我们牢记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