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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70周年大阅兵反响热烈，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本次阅兵通过电视直播吸引了无数电视观众同一时间参与其中，共同感受这一重大的仪式议程。受众情感在共鸣中被带入仪式所营造的氛围之中，完成了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在传播仪式观的视角下，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正是以建构国家权威、塑造国家形象、培养民族自豪感、加强国家认同为目的的政治仪式。
关键词：国家认同;国庆阅兵;传播仪式观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2-0150-04
2019年10月1日上午，盛大的阅兵式汇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典礼隆重举行，无数国人心潮澎湃，外媒也在国庆当天纷纷聚焦中国。相较于中国前13次国庆阅兵，本次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传播效果空前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报告时，也给予了本次阅兵极高的评价。国家建立与强化身份认同是当下无可避免的时代课题，本文通过对国庆70周年阅兵式的传播观研究，总结其经验和理论，以此来拓宽宣传工作者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的舆论手段和渠道。
一、国庆70周年阅兵式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对于国庆70周年阅兵式的研究，多数人集中在技术手段创新上，如“5G+4K”超高清直播、引入电影院线、多视角直播以及进行VR直播等先进的直播形式，给受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但在艺术与科技的感官体验之外，阅兵仪式所要传达的更是对于国家认同的意义建构。
（一）阅兵式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关系
1.作为政治仪式的阅兵活動
仪式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展现，承担着巩固政权权威性和凸显政治生活公共性的功能。作为政治仪式的阅兵活动蕴藏着深厚的政治意涵，也是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仪式活动。
从其历史发展来看，阅兵始终与政治有着某种关联。阎泽川研究了阅兵的由来，指出阅兵作为一种隆重的军事仪式，其对军容军貌、纪律作风、团结作战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古今中外均有悠久的史料可考[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举办14次大型国庆阅兵仪式活动，阅兵仪式也多作为一种“软”宣传方式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为了使仪式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代阅兵仪式流程都具备着设计性、象征性、表演性、程序化等特征，并通过各种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报纸、移动客户端等进行广泛传播。本次国庆70周年阅兵式就有提前排好的节目单、详细的表演时间点以及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布景道具等，为了仪式的顺利举办，相关部门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来策划筹办，彩排预演。
2.作为传播的国家认同建构
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作战能力优越的彰显，更是对认同选择正确的回应，以纪念胜利事件作为政治仪式的意义深远。我国的国庆节是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而制定的纪念日，因此国庆阅兵式对构建国家认同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国家认同这一概念其实是近现代以来才衍生的，关于其内涵的研究生发于对民族主义的研究。皮尔金顿认为，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主要是18世纪以后，随着大众传播与媒体的发展，一种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和传播开来。皮尔顿认为民族认同“被建构”起来，媒介的推波助澜意义非凡[2]。也就是说，在传播发展的初期甚至更久远，人们是没有“认同意识”的，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个游离分散的原子遍布，没有一个“意识框架”将其拉拢为一个具有某种共识的集体。这也可以解释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仅靠十几艘军舰的军事力量由海上侵入中国，轻松地敲开了清政府大门的又一原因。在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掌权下，媒介传播并不发达，大部分没有接受教育的中国百姓尚未形成民族认同的意识，即使人数众多，面对敌人也只是一盘散沙。
这种观点显然不是把传播这一过程仅仅看成信息的传递，而是看作一种共识对某一分散个体的教化过程，这也正契合了詹姆斯·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对传播的仪式观这一观点的阐释。简而言之，传播的仪式观不是直指信息物理空间的传播，而是一个意义共享的过程，即传播在社会维持中的功能作用。传播仪式观的原型是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举行的一种神圣典礼，因此建构并维系一个秩序井然、共鸣包容的人类活动世界才是传播的宗旨[3]。因此，国家认同的建构本质就是一种“仪式观”的传播活动，而阅兵式正是最有效的展现形式。
二、国庆70周年阅兵式的仪式观解读
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作为展示国家形象、彰显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建构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传播活动，深入剖析国庆阅兵仪式中的传播观，对促进民族融合、构建国家认同的舆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从作为国家认同源泉的国家权威、国家形象和集体记忆三个维度出发，以传播的仪式观为视角，探索国庆70周年阅兵式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
（一）仪式的阵容设置彰显国家权威
阅兵仪式对国家认同的建构首先是通过参与仪式的阵容凸显国家权威。本次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中，现任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均出席，国家权威的根本体现是对国家领导人的尊重，举国之庆，最高领导人既要出席，又要处在权力最中心的位置。天安门城楼，历代以来都是最高权力者的站位，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远眺挥手，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无不肃然起敬，欢呼雀跃，这个互动模式及空间格局的设定就是对权威的默许。
全国各军区的军事力量均接受调度，并派以最优秀的代表参与阅兵式，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阅，这就是权威的体现。获得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的代表也受邀在庆典活动中公开露面，这些在各自领域做出最突出贡献的人，他们是该领域知识与技能的权威，又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楷模，被赋予国家之名的最高奖项。他们的在场拓展了国家权威的内涵，使得国家权威不仅源自民众的政治认同，更有知识与文化认同、民族精神认同。 此外，在央视直播报道中，选用《新闻联播》播音员康辉和海霞担任解说，他们堪称业内最优秀、最专业的播音主持代表。解说词的辞藻华丽、气势恢宏与阅兵式的氛围完美契合，解说腔调抑扬顿挫、铿锵洪亮，彰显了国家之权威。
对内弘扬国威，在对外层面，56门礼炮，70响轰鸣，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正步铿锵，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到国旗台，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五星红旗分秒不差的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升起。这些庄重的仪式，鲜明的中国特色，都在向世界宣告着中国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二）仪式的符号体系建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抽象性往往需要通过更具体的介质来阐释，象征符号具备着可观、可感的特性，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塑造国家形象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媒介内容。
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在仪式行为和仪式语境上都存在其独特性，需要结合背景具体阐释。我国人类学学者瞿明安将象征符号划分为六种主要类型[4]。结合本次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具体情景，我们对其中的四种类型，即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以及社会象征符号加以分析。
物化象征符号，顾名思义，指的是各种人为设计制作的、蕴涵丰富的历史文化意义的、可触摸的物质形态，如国旗、国徽、党旗、党徽等，代表的是国家的主权和执政党的权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14次阅兵，这些元素都无处不在，这些鲜明的符号已经印刻在人们心中，拥有着非凡的意义。
行为象征符号，顾名思义，是代表着国家精气神，并突出体现规范化和非规范化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如升国旗，作为一项庄严的仪式，也是阅兵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象征符号。“旗帜是民族共同体最为有力的象征，常常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5]。此外，方阵的队形和姿势、行进的动作和步数等这些都是仪式的看点。本次国庆70周年大阅兵仪式，国内外无不对军队整齐划一的表演惊叹，这不仅体现了军队的风貌，更代表着中国的铿锵姿态。习近平总书记向党旗、国旗、军旗行注目礼，表达的则是对党、国家、人民军队的庄重承诺。
感觉象征符号包括数字、颜色、图案、音乐、标语等，如56门礼炮、空中梯队组成的“70”字样，军乐团演奏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歌曲。阅兵仪式上，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军队说的“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军队回复的“首长好”“为人民服务”，这些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特色与风格。
社会象征符号的涵义则较为抽象化，从结构和关系层面分别涵盖了制度规范、等级职位、工作职业等，体现的是權威性和有序性。在本次阅兵式中，将军领队带领方阵依次接受检阅，代表着秩序与权威。中国女排登上了群众游行的花车，也代表着国家对于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职业精神的嘉奖。同时著名钢琴家朗朗、小米手机创始人雷军等各行业的卓越代表，以及外卖配送员、护士等平凡的职业代表都出现在阅兵式中，这一符号则是对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描述，即这是一个赞美劳动者时代，是一个平凡与伟大都得到应有尊重的社会。
阅兵仪式中象征符号是一切意义共享、价值传播、情感共鸣的基础。马克思·韦伯曾提出了“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解释了传播过程中的个体解码对于文化构建的重要意义。格尔茨认同其观点，进一步论述为“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6]。在这些符号的集中作用下，仪式的参与者带着自己的阅历和文化背景对仪式的各个符号进行解码，并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鲜明的、绝对认同的国家形象。
（三）仪式的细节隐喻唤醒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对历史的敬畏与追忆，通过仪式化传播唤起集体记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认为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可能存在于各个民族内部，但是民族这一概念仍然被预设为一种平等与同质的联系，与国家相比，民族更倾向于是一个理想化的群体[7]。政治仪式通过大量对集体记忆的追溯和牵引，在集体共鸣之中形成“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每一个个体借助于媒介的集体性参与，“自我”的这种身份认同得到唤醒与肯定。
大众对于传播的主观能动性常常体现在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对意义进行过滤和个性解读，并以一种高强度的情感涉入，从接收大众媒介所传递的意义之中获取积极的情感体验。本次国庆70周年大阅兵从对历代国家领导人巨幅画像的呈现，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的特写，搭载抗战老兵、英烈后代的礼宾车第一个出场，总是能不经意触动观众的心弦。那是因为“情感在媒介传播中，经常被传播者当作是一种表现性工具来使用，以此创造更好的传播效果，更好地实现传播意图”[8]。 这些充满历史意义的仪式以正向的情感引发共鸣，刺激集体记忆。本次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中，几个细节设置的隐喻，再经官方解读后，引起了受众后知后觉的强烈共鸣。如阅兵车牌号1949和2019，而车牌号1949的那辆车是空的，因为那一辆空着的车是为了载着革命先烈们一起见证这盛世太平。另一个细节设定是，在首辆礼宾花车上，其他开国元勋的画像都是由直系后代举着，而周恩来总理的画像无亲人陪伴，只能放在空空的座位旁，这代表着为了新中国呕心沥血的周总理将一生奉献给了祖国。
皮尔顿指出，民族性发展的关键在于“他者”的存在，正是在与“他者”对抗的过程中一种民族认同由此形成[2]。而国庆70周年阅兵式设置的多处仪式隐喻，都是为了勾起受众对历史的回忆，即那个对抗侵略者、对抗反动派的战火纷飞的年代，更容易激起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三、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性支撑
阅兵仪式的发起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宣告的行为，仪式的发起者在推进仪式的过程中宣告了其统治权和领导力，观礼嘉宾本身社会地位特征突出，受邀出席仪式表示对仪式领袖合法地位的承认与尊重。阅仪式的象征符号构筑了饱含政治意味的意义建构系统，让抽象概念化的国家变得具体化、有形化，可见、可触、可听。国旗飘扬、国歌回荡唤起家国之情，热爱、忠诚、拥护等纯粹的感情遗留在民众心中。离散的社会通过仪式得到精神的整合，并从情感、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实现对民族、国家这个高度抽象的共同体全方位的认同。同时，仪式隐喻的设定给予观众自行解读的空间，再塑集体记忆，而这种当下的追忆，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建构来强化了的国家认同感。
尽管通过传播的仪式观培养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种认同是基于各方面基础性的支撑才得以实现，并发挥着持久且稳定的作用。这种支撑性体现在经济激励、政治价值和制度组织，从三大方面关切着民众，进而构建认同。经济紧贴民众生计，民众的幸福感与对国家认同的程度成正比;政治价值是一整套由认知系统以及象征符号体系共同构建的价值观，培养民众对国体的认同，以及对执政党的拥护;而制度组织是以维持秩序为目的，体现在组织行为规则、角色分工等方面，这些基础性的方方面面的保障正是传播的仪式观的动力源泉。
四、小 结
在传播仪式观的视角下，国庆阅兵式只是政治价值系统传播层面的微小呈现。在全球化时代，探索国家认同的实现逻辑，必定得从多层面同步发力，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阎泽川.阅兵的由来[J].人才资源开发，2019（17）：47.
[2]（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77.
[3]（美）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62.
[4]李华君，窦聪颖，滕姗姗.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的象征符号、阈限和国家认同建构[J].新闻大学，2016（2）：93-99+114+151.
[5]（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70.
[6]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6）：4-23+206.
[7]朱雅新.历史、记忆、重塑——仪式传播视域下的南京大屠杀公祭活动[D].安徽大学，2019.
[8]张诗逸，陈瑞娟.《见字如面》中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基于“仪式观”的视角[J].戏剧之家，2019（27）：84-85.
[9]杨雪冬.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
[责任编辑：杨楚珺]
关键词：国家认同;国庆阅兵;传播仪式观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2-0150-04
2019年10月1日上午，盛大的阅兵式汇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典礼隆重举行，无数国人心潮澎湃，外媒也在国庆当天纷纷聚焦中国。相较于中国前13次国庆阅兵，本次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传播效果空前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报告时，也给予了本次阅兵极高的评价。国家建立与强化身份认同是当下无可避免的时代课题，本文通过对国庆70周年阅兵式的传播观研究，总结其经验和理论，以此来拓宽宣传工作者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的舆论手段和渠道。
一、国庆70周年阅兵式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对于国庆70周年阅兵式的研究，多数人集中在技术手段创新上，如“5G+4K”超高清直播、引入电影院线、多视角直播以及进行VR直播等先进的直播形式，给受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但在艺术与科技的感官体验之外，阅兵仪式所要传达的更是对于国家认同的意义建构。
（一）阅兵式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关系
1.作为政治仪式的阅兵活動
仪式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展现，承担着巩固政权权威性和凸显政治生活公共性的功能。作为政治仪式的阅兵活动蕴藏着深厚的政治意涵，也是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仪式活动。
从其历史发展来看，阅兵始终与政治有着某种关联。阎泽川研究了阅兵的由来，指出阅兵作为一种隆重的军事仪式，其对军容军貌、纪律作风、团结作战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古今中外均有悠久的史料可考[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举办14次大型国庆阅兵仪式活动，阅兵仪式也多作为一种“软”宣传方式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为了使仪式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代阅兵仪式流程都具备着设计性、象征性、表演性、程序化等特征，并通过各种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报纸、移动客户端等进行广泛传播。本次国庆70周年阅兵式就有提前排好的节目单、详细的表演时间点以及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布景道具等，为了仪式的顺利举办，相关部门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来策划筹办，彩排预演。
2.作为传播的国家认同建构
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作战能力优越的彰显，更是对认同选择正确的回应，以纪念胜利事件作为政治仪式的意义深远。我国的国庆节是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而制定的纪念日，因此国庆阅兵式对构建国家认同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国家认同这一概念其实是近现代以来才衍生的，关于其内涵的研究生发于对民族主义的研究。皮尔金顿认为，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主要是18世纪以后，随着大众传播与媒体的发展，一种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和传播开来。皮尔顿认为民族认同“被建构”起来，媒介的推波助澜意义非凡[2]。也就是说，在传播发展的初期甚至更久远，人们是没有“认同意识”的，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个游离分散的原子遍布，没有一个“意识框架”将其拉拢为一个具有某种共识的集体。这也可以解释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仅靠十几艘军舰的军事力量由海上侵入中国，轻松地敲开了清政府大门的又一原因。在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掌权下，媒介传播并不发达，大部分没有接受教育的中国百姓尚未形成民族认同的意识，即使人数众多，面对敌人也只是一盘散沙。
这种观点显然不是把传播这一过程仅仅看成信息的传递，而是看作一种共识对某一分散个体的教化过程，这也正契合了詹姆斯·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对传播的仪式观这一观点的阐释。简而言之，传播的仪式观不是直指信息物理空间的传播，而是一个意义共享的过程，即传播在社会维持中的功能作用。传播仪式观的原型是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举行的一种神圣典礼，因此建构并维系一个秩序井然、共鸣包容的人类活动世界才是传播的宗旨[3]。因此，国家认同的建构本质就是一种“仪式观”的传播活动，而阅兵式正是最有效的展现形式。
二、国庆70周年阅兵式的仪式观解读
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作为展示国家形象、彰显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建构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传播活动，深入剖析国庆阅兵仪式中的传播观，对促进民族融合、构建国家认同的舆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从作为国家认同源泉的国家权威、国家形象和集体记忆三个维度出发，以传播的仪式观为视角，探索国庆70周年阅兵式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
（一）仪式的阵容设置彰显国家权威
阅兵仪式对国家认同的建构首先是通过参与仪式的阵容凸显国家权威。本次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中，现任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均出席，国家权威的根本体现是对国家领导人的尊重，举国之庆，最高领导人既要出席，又要处在权力最中心的位置。天安门城楼，历代以来都是最高权力者的站位，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远眺挥手，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无不肃然起敬，欢呼雀跃，这个互动模式及空间格局的设定就是对权威的默许。
全国各军区的军事力量均接受调度，并派以最优秀的代表参与阅兵式，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阅，这就是权威的体现。获得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的代表也受邀在庆典活动中公开露面，这些在各自领域做出最突出贡献的人，他们是该领域知识与技能的权威，又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楷模，被赋予国家之名的最高奖项。他们的在场拓展了国家权威的内涵，使得国家权威不仅源自民众的政治认同，更有知识与文化认同、民族精神认同。 此外，在央视直播报道中，选用《新闻联播》播音员康辉和海霞担任解说，他们堪称业内最优秀、最专业的播音主持代表。解说词的辞藻华丽、气势恢宏与阅兵式的氛围完美契合，解说腔调抑扬顿挫、铿锵洪亮，彰显了国家之权威。
对内弘扬国威，在对外层面，56门礼炮，70响轰鸣，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正步铿锵，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到国旗台，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五星红旗分秒不差的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升起。这些庄重的仪式，鲜明的中国特色，都在向世界宣告着中国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二）仪式的符号体系建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抽象性往往需要通过更具体的介质来阐释，象征符号具备着可观、可感的特性，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塑造国家形象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媒介内容。
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在仪式行为和仪式语境上都存在其独特性，需要结合背景具体阐释。我国人类学学者瞿明安将象征符号划分为六种主要类型[4]。结合本次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具体情景，我们对其中的四种类型，即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以及社会象征符号加以分析。
物化象征符号，顾名思义，指的是各种人为设计制作的、蕴涵丰富的历史文化意义的、可触摸的物质形态，如国旗、国徽、党旗、党徽等，代表的是国家的主权和执政党的权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14次阅兵，这些元素都无处不在，这些鲜明的符号已经印刻在人们心中，拥有着非凡的意义。
行为象征符号，顾名思义，是代表着国家精气神，并突出体现规范化和非规范化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如升国旗，作为一项庄严的仪式，也是阅兵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象征符号。“旗帜是民族共同体最为有力的象征，常常也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5]。此外，方阵的队形和姿势、行进的动作和步数等这些都是仪式的看点。本次国庆70周年大阅兵仪式，国内外无不对军队整齐划一的表演惊叹，这不仅体现了军队的风貌，更代表着中国的铿锵姿态。习近平总书记向党旗、国旗、军旗行注目礼，表达的则是对党、国家、人民军队的庄重承诺。
感觉象征符号包括数字、颜色、图案、音乐、标语等，如56门礼炮、空中梯队组成的“70”字样，军乐团演奏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歌曲。阅兵仪式上，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军队说的“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军队回复的“首长好”“为人民服务”，这些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特色与风格。
社会象征符号的涵义则较为抽象化，从结构和关系层面分别涵盖了制度规范、等级职位、工作职业等，体现的是權威性和有序性。在本次阅兵式中，将军领队带领方阵依次接受检阅，代表着秩序与权威。中国女排登上了群众游行的花车，也代表着国家对于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职业精神的嘉奖。同时著名钢琴家朗朗、小米手机创始人雷军等各行业的卓越代表，以及外卖配送员、护士等平凡的职业代表都出现在阅兵式中，这一符号则是对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描述，即这是一个赞美劳动者时代，是一个平凡与伟大都得到应有尊重的社会。
阅兵仪式中象征符号是一切意义共享、价值传播、情感共鸣的基础。马克思·韦伯曾提出了“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解释了传播过程中的个体解码对于文化构建的重要意义。格尔茨认同其观点，进一步论述为“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6]。在这些符号的集中作用下，仪式的参与者带着自己的阅历和文化背景对仪式的各个符号进行解码，并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鲜明的、绝对认同的国家形象。
（三）仪式的细节隐喻唤醒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对历史的敬畏与追忆，通过仪式化传播唤起集体记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认为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可能存在于各个民族内部，但是民族这一概念仍然被预设为一种平等与同质的联系，与国家相比，民族更倾向于是一个理想化的群体[7]。政治仪式通过大量对集体记忆的追溯和牵引，在集体共鸣之中形成“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每一个个体借助于媒介的集体性参与，“自我”的这种身份认同得到唤醒与肯定。
大众对于传播的主观能动性常常体现在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对意义进行过滤和个性解读，并以一种高强度的情感涉入，从接收大众媒介所传递的意义之中获取积极的情感体验。本次国庆70周年大阅兵从对历代国家领导人巨幅画像的呈现，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的特写，搭载抗战老兵、英烈后代的礼宾车第一个出场，总是能不经意触动观众的心弦。那是因为“情感在媒介传播中，经常被传播者当作是一种表现性工具来使用，以此创造更好的传播效果，更好地实现传播意图”[8]。 这些充满历史意义的仪式以正向的情感引发共鸣，刺激集体记忆。本次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中，几个细节设置的隐喻，再经官方解读后，引起了受众后知后觉的强烈共鸣。如阅兵车牌号1949和2019，而车牌号1949的那辆车是空的，因为那一辆空着的车是为了载着革命先烈们一起见证这盛世太平。另一个细节设定是，在首辆礼宾花车上，其他开国元勋的画像都是由直系后代举着，而周恩来总理的画像无亲人陪伴，只能放在空空的座位旁，这代表着为了新中国呕心沥血的周总理将一生奉献给了祖国。
皮尔顿指出，民族性发展的关键在于“他者”的存在，正是在与“他者”对抗的过程中一种民族认同由此形成[2]。而国庆70周年阅兵式设置的多处仪式隐喻，都是为了勾起受众对历史的回忆，即那个对抗侵略者、对抗反动派的战火纷飞的年代，更容易激起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三、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性支撑
阅兵仪式的发起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宣告的行为，仪式的发起者在推进仪式的过程中宣告了其统治权和领导力，观礼嘉宾本身社会地位特征突出，受邀出席仪式表示对仪式领袖合法地位的承认与尊重。阅仪式的象征符号构筑了饱含政治意味的意义建构系统，让抽象概念化的国家变得具体化、有形化，可见、可触、可听。国旗飘扬、国歌回荡唤起家国之情，热爱、忠诚、拥护等纯粹的感情遗留在民众心中。离散的社会通过仪式得到精神的整合，并从情感、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实现对民族、国家这个高度抽象的共同体全方位的认同。同时，仪式隐喻的设定给予观众自行解读的空间，再塑集体记忆，而这种当下的追忆，实际上是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建构来强化了的国家认同感。
尽管通过传播的仪式观培养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种认同是基于各方面基础性的支撑才得以实现，并发挥着持久且稳定的作用。这种支撑性体现在经济激励、政治价值和制度组织，从三大方面关切着民众，进而构建认同。经济紧贴民众生计，民众的幸福感与对国家认同的程度成正比;政治价值是一整套由认知系统以及象征符号体系共同构建的价值观，培养民众对国体的认同，以及对执政党的拥护;而制度组织是以维持秩序为目的，体现在组织行为规则、角色分工等方面，这些基础性的方方面面的保障正是传播的仪式观的动力源泉。
四、小 结
在传播仪式观的视角下，国庆阅兵式只是政治价值系统传播层面的微小呈现。在全球化时代，探索国家认同的实现逻辑，必定得从多层面同步发力，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阎泽川.阅兵的由来[J].人才资源开发，2019（17）：47.
[2]（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77.
[3]（美）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62.
[4]李华君，窦聪颖，滕姗姗.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的象征符号、阈限和国家认同建构[J].新闻大学，2016（2）：93-99+114+151.
[5]（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70.
[6]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6）：4-23+206.
[7]朱雅新.历史、记忆、重塑——仪式传播视域下的南京大屠杀公祭活动[D].安徽大学，2019.
[8]张诗逸，陈瑞娟.《见字如面》中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基于“仪式观”的视角[J].戏剧之家，2019（27）：84-85.
[9]杨雪冬.论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
[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