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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两条对立思想路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主要是立足实践的需要去“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这既是由中国不同时期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决定的，又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基于此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思想路向 选择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3-0001-07
导言：何以要提“选择”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本身又带有着德国的民族性。相对于中国社会及其传统文化而言，它是一种外来的西方理论。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又具有世界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更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流行的权威性的观点是依据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提出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1页。）
然而，传统的“应用”观点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而非内容。“应用”不等于“化”。“应用”是指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问题，“化”则是指该理论本身的变化。（注：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在内容上具有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特色。笔者认为，只有立足于“选择”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非仅仅是简单局限于拿来马克思主义去应用，而是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去“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这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并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条思想路向
（一）两条对立的思想路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应用”与“选择”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议，实际上是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路向。
从“应用”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蕴含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应用”它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这实际上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思想路向的具体体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要针对的是西欧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和道路作出理论指导。而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程度、所要解决的问题等都与马恩时代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个意义上，中共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完全在实践中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宁、斯大林的设想和理论，如果全盘照搬，也就恰恰是犯了毛泽东所说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如果从“选择”的角度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体现了“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的思想路向。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并非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书斋里对马克思主义作纯粹的学理性研究和解读，而是要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需要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选取能够作为实践中指导思想的那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正是这种“选择”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能够立足实践去解决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迫切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且能够说明何以毛泽东等在建国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既在于“选择”毕竟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理本身完整性的理解上的，因此在实践中存在难以考虑周全的问题。
（二）思想路向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在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的分歧和争论。这不仅是一个真理能否越辩越明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败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主要决定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这体现在作为两种思想路向分歧表现的多次思想路线的斗争中。
1、陈独秀、李大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选择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经过一系列的剧烈思想斗争而自觉选择的结果。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救亡图存的方法，然而经过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思想和社会运动后，他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注：《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0页。）。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实验主义、工读主义等诸多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潮涌入中国。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各种主义和思想在现实面前一一破产。此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一大批先进分子看到了曙光，他们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发表文章，热情赞颂十月革命，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认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斗争，才能救中国，并纷纷进行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组织的实践。
早期先进分子对各种主义和学说地接受往往情感的认同多于理性的分析，以口号的宣传代替学理上的探究。但是，随着他们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其选择中的理性成分逐渐占主导地位，这为迅速解决当时“救亡”的主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由于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研究、消化和理解的时间，因此对理论本身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把握不够。这体现在早期中共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译介方面以唯物史观为主，特别是突出了其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社会革命的理论，而且非常注重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问题，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是由于向更高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不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高扬主体意志能动作用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在建国后毛泽东的建国实践中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2、毛泽东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与实践
毛泽东也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深受新康德主义、宋明理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提出“伦理救国”的主张。他自喻住过许多思想的店铺，其中有空想社会主义、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等，而且在湖南长沙岳麓山进行“新村实验”，创办“工人夜学”等，正是在经过一系列实验和失败的基础上，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应用于具体实践中，他十分突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始终把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放在首位，并主张武装夺取政权，然后由民主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在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的惨遭教训基础上得来的。由此，他也曾发动一系列的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在经过工人暴动夺取中心城市路线失败之后，毛泽东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毛泽东深入工矿、农村做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结论，逐步探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虽然坚持暴力革命的道路，但主体已经从工人向农民转变，这体现出他向“从实践出发看理论原则”思想路向的转变。在他看来，忽视占中国90％以上农民的革命斗争无疑是教条主义的。
3、三次“左”倾错误与“从实践出发看理论原则”思想路向的形成
建党之初，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基本上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由于缺少经验和迷信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即坚持“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的思想路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实践证明，无论是“立三路线”，还是“王明路线”，都不能够独立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带来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拥有极为丰富的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又使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可以说，《矛盾论》、《实践论》就是毛泽东从反对教条主义在全党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有选择的运用和发展。其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运用它对各种不同领域的问题做了成功的分析。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毛泽东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最终完成了“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的思想路向的转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基于此的。
4、建国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接受及其原因
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试图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但是，由于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和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一系列的成就，使得诸多的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偶像和充当模仿的对象。由于缺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国曾经多方借鉴甚至完全照搬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观念：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或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
虽然在1956年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有所觉察，提出要“引以为戒”、少走弯路，开始尝试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1957年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发展，中共却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进一步凝固化并发展到极致。“文化大革命”正是不顾我国具体国情的“左”倾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过程。与苏联关系破裂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界定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导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以致最后的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实践进程，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思想路向的结果，所不同的是这些恰恰以其错误的“选择”表现出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曲折和艰辛。
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借鉴了苏联人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体系，其中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在今天仍在高校教材中沿用。这恰恰背离了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思想路向。
5、“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与思想路向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等人坚持所谓“两个凡是”的路线，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仍然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思想路向的继续。这是与当时全党全国人民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强烈要求进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相悖的。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其结果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并非新命题，毛泽东在30年代就已提出。对这一命题的重新讨论的重点也非在学理上，而是在于转变思想观念，对实践中的具体行动确立一条新的思想路向，这也就是“从实践看理论原则”的思想路向。此后，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某些理论观点。否则，无以解释何以毛泽东、邓小平两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迥异。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原则的“选择”脱离了我国的实际，试图用它来改造现实，违背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规律，遭到了失败。邓小平采取实际的态度，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选择”不在于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二、“选择”是“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思想路向的集中体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主义不是“万应灵丹”。社会科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社会科学对象不可重复。马恩列斯等人的理论不可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答案只能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去寻找。
（一）中国共产党人不同阶段的实践任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选择”的出发点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实践任务，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对解决这些任务具有同等的意义和紧迫性。因此要从马克思主义中选择最能够解决迫切任务的思想和观点。
从五四运动开始到1927年，时代的主题是救亡图存。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武装力量。这期间，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明白了必须从实际出发运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192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长期处于劣势，求生存、求发展，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这样，强调实践在认识中作用和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最重要的理论选择。
建国后，中共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国情，其历史任务是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完成一个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此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人的解释和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来接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急于求成，“左”倾错误的愈演愈烈，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以至于完全背离，直至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就思想路向而言，中共又重新回到了“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的思想路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个凡是”的提出。
“文革”后，邓小平面对的是一个国民经济崩溃、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他承担的任务是使国家走向富强。因此，要提倡效率优先，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一系列理论的提出也正是基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
人类迈向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由一个经济匮乏型社会走向富裕，但经济高速发展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失衡，社会的进程使人们对社会理想模式有了更高的需求。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面临着深化改革，促进社会经济乃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任务，为使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奠定物质和文化的基础。因此，也急需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现实，坚持“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思想路向，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满足实践，在实践中取得成功，不仅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选择理论武器，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去选择。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情的结合点就在中国的实践之中。其结果就是为解决实际任务而多方选择、吸收思想营养使它们化合而成为符合中国实践需要的理论；不选择就谈不上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正确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所以经多方选择化合而成的这种理论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又带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选择的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对所接受的理论进行选择、解读、阐释、补充、创新的过程，其中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具有的文化传统、实际需要的不同，也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不同理解。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以选择主体所受的教育程度、个人经历为背景的。陈独秀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对工农运动的轻视是他难以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因素；李立三、王明等人具有留苏、西欧的背景，难免把苏联的理论和经验作为真理来推崇；毛泽东出身农家而且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农民熟悉，对农民运动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则与他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立足于本国阶级分析息息相关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对生产力的强调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是与他早年留法经历、亲身体验资本主义密切联系的。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中共领导人的性格关系密切，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诗人气质、理论家多重气质，其个性顽强，不仅在其哲学思想而且在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推崇的特点直接与毛泽东的个性相关。1970年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化，也与邓小平的务实性格息息相关。
再次，客观环境及社会发展现状使他们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应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这一点无论是在沙俄时代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均不具备，列宁主义的道路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先夺取政权，后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点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所强调。关于人类社会理想前景带有伦理色彩，成为毛泽东一生持之不渝的最突出思想特征。强调改造人的主观世界，高扬道德精神，这是改造中国的手段，更是目的。毛泽东从早年从伦理学入手改造国民精神，以及“新民”的道德实践，到几十年后所写的“老三篇”，乃至晚年触及人灵魂的“斗私批修”，其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一场彻底的道德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结合传统文化以及革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化合过程，其中必然包含着选择者作为主体的理解和思想创造，也可能在这一系列环节上发生错误，毛泽东晚年的斗争哲学、唯意志论等就是深刻的教训。
（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关键
传统的“应用”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选取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并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发展。从“选择”的视角、从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关键。
“选择”则是涉及如何评价、处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等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严格来说仅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但是，这种观点在今天遇到了中共十六大以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和理论很难纳入到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之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中使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掌握世界的客观规律，有效地改造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今天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已由发展生产转向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问题。如果只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出发，是无法回答的。
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选择”问题，不是要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突显了一个迫切的任务：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众多哲学思想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能够包含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理解并使它相互协调、有机结合。这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其中很重要的是要重视马克思早期和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其中涉及关于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和解等重要思想。笔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具有内在联系和统一性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现实实践需要和理论体系的关系，才能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形态。
三、“选择”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本身具有其它理论所没有的特点，这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得以“选择”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来自实践，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使自身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
1、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中后期大工业生产和科学进步发展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充分暴露的情况下产生的，它针对的主要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特点。虽然列宁、斯大林等人结合前苏联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目的是解决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总体上说是处于前工业化时代，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是主体。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并不能完全照搬“应用”到中国具体实践中。
2、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思想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散见于时间跨度长达将近60年的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他们的各种论述往往因面临的任务不同，针对的对象不同，反映出他们思想中的某个侧面，因强调的问题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色彩。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他们得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3、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十分丰富。马克思与恩格斯为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他们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入手去研究。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书信等。仅哲学思想中就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人类学、宗教哲学、经济哲学、哲学史等诸多方面。研究领域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丰富性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思想，为它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无限广阔的空间。
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和缺少经典文本。马克思一生虽著作等身，但却从未想成为学者，他们唯一自我认可的社会角色是社会革命家。因此，“他们把革命实践的需要作为选择自己的理论方向与研究课题的主要依据，当理论研究取得成果时，看重的不是对它们的系统阐述，而是如何尽快地把他们运用于革命实践。”（注：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这也导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部属于自己全面系统的文本，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运用和发展它的复杂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不断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去选择马克思思想中的某些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中国革命实践需要的产物，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选择的开放性和变化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它本来就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产生的。20世纪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中的哪些理论和原则能够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选中而中国化，完全取决于这种需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崭新阶段，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学习、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中寻找、选择所需要的理论武器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于立足于实践需要选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当时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是发展生产、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强调也自然成为解决当时历史任务的最有价值的部分。
但是，21世纪初，我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任务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以及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了重大的变化。我们以往从当时的实践需要选择而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再适应当前实践的需要。如以往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能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不能适应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课题。实践任务的这种重大变化凸现了“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思想路向的重大意义。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是从当前的新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选择。这种选择
正是立足于现实，不仅为了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且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命运攸关的问题，科技进步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因此，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又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当前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崭新的实践需要我们重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中选择今天的实践急需的理论武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建构出实践需要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崭新阶段。
作者单位：邵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张 蓬
“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两条对立思想路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主要是立足实践的需要去“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这既是由中国不同时期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决定的，又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基于此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思想路向 选择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3-0001-07
导言：何以要提“选择”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本身又带有着德国的民族性。相对于中国社会及其传统文化而言，它是一种外来的西方理论。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又具有世界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更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流行的权威性的观点是依据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提出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1页。）
然而，传统的“应用”观点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而非内容。“应用”不等于“化”。“应用”是指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问题，“化”则是指该理论本身的变化。（注：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在内容上具有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特色。笔者认为，只有立足于“选择”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非仅仅是简单局限于拿来马克思主义去应用，而是紧紧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去“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这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并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条思想路向
（一）两条对立的思想路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应用”与“选择”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议，实际上是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截然不同的思想路向。
从“应用”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蕴含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应用”它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这实际上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思想路向的具体体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要针对的是西欧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和道路作出理论指导。而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程度、所要解决的问题等都与马恩时代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个意义上，中共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完全在实践中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宁、斯大林的设想和理论，如果全盘照搬，也就恰恰是犯了毛泽东所说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如果从“选择”的角度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体现了“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的思想路向。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并非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书斋里对马克思主义作纯粹的学理性研究和解读，而是要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需要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选取能够作为实践中指导思想的那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正是这种“选择”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能够立足实践去解决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迫切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且能够说明何以毛泽东等在建国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既在于“选择”毕竟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理本身完整性的理解上的，因此在实践中存在难以考虑周全的问题。
（二）思想路向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在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的分歧和争论。这不仅是一个真理能否越辩越明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败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主要决定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这体现在作为两种思想路向分歧表现的多次思想路线的斗争中。
1、陈独秀、李大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选择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经过一系列的剧烈思想斗争而自觉选择的结果。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救亡图存的方法，然而经过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思想和社会运动后，他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注：《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0页。）。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实验主义、工读主义等诸多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潮涌入中国。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各种主义和思想在现实面前一一破产。此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一大批先进分子看到了曙光，他们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发表文章，热情赞颂十月革命，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认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斗争，才能救中国，并纷纷进行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组织的实践。
早期先进分子对各种主义和学说地接受往往情感的认同多于理性的分析，以口号的宣传代替学理上的探究。但是，随着他们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其选择中的理性成分逐渐占主导地位，这为迅速解决当时“救亡”的主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由于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研究、消化和理解的时间，因此对理论本身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把握不够。这体现在早期中共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译介方面以唯物史观为主，特别是突出了其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社会革命的理论，而且非常注重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问题，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是由于向更高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不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高扬主体意志能动作用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在建国后毛泽东的建国实践中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2、毛泽东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与实践
毛泽东也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深受新康德主义、宋明理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提出“伦理救国”的主张。他自喻住过许多思想的店铺，其中有空想社会主义、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等，而且在湖南长沙岳麓山进行“新村实验”，创办“工人夜学”等，正是在经过一系列实验和失败的基础上，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应用于具体实践中，他十分突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始终把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放在首位，并主张武装夺取政权，然后由民主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在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的惨遭教训基础上得来的。由此，他也曾发动一系列的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在经过工人暴动夺取中心城市路线失败之后，毛泽东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毛泽东深入工矿、农村做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结论，逐步探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虽然坚持暴力革命的道路，但主体已经从工人向农民转变，这体现出他向“从实践出发看理论原则”思想路向的转变。在他看来，忽视占中国90％以上农民的革命斗争无疑是教条主义的。
3、三次“左”倾错误与“从实践出发看理论原则”思想路向的形成
建党之初，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基本上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由于缺少经验和迷信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即坚持“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的思想路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实践证明，无论是“立三路线”，还是“王明路线”，都不能够独立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带来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拥有极为丰富的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又使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可以说，《矛盾论》、《实践论》就是毛泽东从反对教条主义在全党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有选择的运用和发展。其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运用它对各种不同领域的问题做了成功的分析。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毛泽东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最终完成了“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的思想路向的转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基于此的。
4、建国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接受及其原因
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试图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之路。但是，由于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和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一系列的成就，使得诸多的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偶像和充当模仿的对象。由于缺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我国曾经多方借鉴甚至完全照搬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观念：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或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
虽然在1956年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有所觉察，提出要“引以为戒”、少走弯路，开始尝试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1957年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发展，中共却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进一步凝固化并发展到极致。“文化大革命”正是不顾我国具体国情的“左”倾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过程。与苏联关系破裂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界定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导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以致最后的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实践进程，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思想路向的结果，所不同的是这些恰恰以其错误的“选择”表现出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曲折和艰辛。
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借鉴了苏联人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体系，其中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在今天仍在高校教材中沿用。这恰恰背离了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思想路向。
5、“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与思想路向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等人坚持所谓“两个凡是”的路线，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仍然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思想路向的继续。这是与当时全党全国人民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强烈要求进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相悖的。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其结果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并非新命题，毛泽东在30年代就已提出。对这一命题的重新讨论的重点也非在学理上，而是在于转变思想观念，对实践中的具体行动确立一条新的思想路向，这也就是“从实践看理论原则”的思想路向。此后，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某些理论观点。否则，无以解释何以毛泽东、邓小平两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迥异。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原则的“选择”脱离了我国的实际，试图用它来改造现实，违背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规律，遭到了失败。邓小平采取实际的态度，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选择”不在于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二、“选择”是“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思想路向的集中体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主义不是“万应灵丹”。社会科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社会科学对象不可重复。马恩列斯等人的理论不可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答案只能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去寻找。
（一）中国共产党人不同阶段的实践任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选择”的出发点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实践任务，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对解决这些任务具有同等的意义和紧迫性。因此要从马克思主义中选择最能够解决迫切任务的思想和观点。
从五四运动开始到1927年，时代的主题是救亡图存。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武装力量。这期间，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明白了必须从实际出发运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192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长期处于劣势，求生存、求发展，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这样，强调实践在认识中作用和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最重要的理论选择。
建国后，中共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国情，其历史任务是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完成一个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此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人的解释和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来接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急于求成，“左”倾错误的愈演愈烈，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以至于完全背离，直至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就思想路向而言，中共又重新回到了“从理论原则出发看实践”的思想路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个凡是”的提出。
“文革”后，邓小平面对的是一个国民经济崩溃、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他承担的任务是使国家走向富强。因此，要提倡效率优先，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一系列理论的提出也正是基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
人类迈向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由一个经济匮乏型社会走向富裕，但经济高速发展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失衡，社会的进程使人们对社会理想模式有了更高的需求。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面临着深化改革，促进社会经济乃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任务，为使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奠定物质和文化的基础。因此，也急需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现实，坚持“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思想路向，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满足实践，在实践中取得成功，不仅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选择理论武器，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去选择。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情的结合点就在中国的实践之中。其结果就是为解决实际任务而多方选择、吸收思想营养使它们化合而成为符合中国实践需要的理论；不选择就谈不上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正确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所以经多方选择化合而成的这种理论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又带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选择的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对所接受的理论进行选择、解读、阐释、补充、创新的过程，其中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具有的文化传统、实际需要的不同，也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不同理解。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以选择主体所受的教育程度、个人经历为背景的。陈独秀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对工农运动的轻视是他难以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因素；李立三、王明等人具有留苏、西欧的背景，难免把苏联的理论和经验作为真理来推崇；毛泽东出身农家而且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农民熟悉，对农民运动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则与他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立足于本国阶级分析息息相关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对生产力的强调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是与他早年留法经历、亲身体验资本主义密切联系的。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中共领导人的性格关系密切，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诗人气质、理论家多重气质，其个性顽强，不仅在其哲学思想而且在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推崇的特点直接与毛泽东的个性相关。1970年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化，也与邓小平的务实性格息息相关。
再次，客观环境及社会发展现状使他们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应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这一点无论是在沙俄时代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均不具备，列宁主义的道路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先夺取政权，后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点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毛泽东所强调。关于人类社会理想前景带有伦理色彩，成为毛泽东一生持之不渝的最突出思想特征。强调改造人的主观世界，高扬道德精神，这是改造中国的手段，更是目的。毛泽东从早年从伦理学入手改造国民精神，以及“新民”的道德实践，到几十年后所写的“老三篇”，乃至晚年触及人灵魂的“斗私批修”，其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一场彻底的道德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结合传统文化以及革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化合过程，其中必然包含着选择者作为主体的理解和思想创造，也可能在这一系列环节上发生错误，毛泽东晚年的斗争哲学、唯意志论等就是深刻的教训。
（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关键
传统的“应用”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选取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并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发展。从“选择”的视角、从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关键。
“选择”则是涉及如何评价、处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等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严格来说仅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但是，这种观点在今天遇到了中共十六大以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和理论很难纳入到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之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中使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掌握世界的客观规律，有效地改造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今天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已由发展生产转向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问题。如果只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出发，是无法回答的。
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选择”问题，不是要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突显了一个迫切的任务：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众多哲学思想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能够包含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理解并使它相互协调、有机结合。这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其中很重要的是要重视马克思早期和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其中涉及关于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和解等重要思想。笔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具有内在联系和统一性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现实实践需要和理论体系的关系，才能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形态。
三、“选择”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本身具有其它理论所没有的特点，这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得以“选择”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来自实践，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使自身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
1、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中后期大工业生产和科学进步发展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充分暴露的情况下产生的，它针对的主要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特点。虽然列宁、斯大林等人结合前苏联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目的是解决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总体上说是处于前工业化时代，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是主体。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并不能完全照搬“应用”到中国具体实践中。
2、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思想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散见于时间跨度长达将近60年的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他们的各种论述往往因面临的任务不同，针对的对象不同，反映出他们思想中的某个侧面，因强调的问题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色彩。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他们得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3、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十分丰富。马克思与恩格斯为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他们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入手去研究。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书信等。仅哲学思想中就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人类学、宗教哲学、经济哲学、哲学史等诸多方面。研究领域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丰富性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思想，为它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无限广阔的空间。
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和缺少经典文本。马克思一生虽著作等身，但却从未想成为学者，他们唯一自我认可的社会角色是社会革命家。因此，“他们把革命实践的需要作为选择自己的理论方向与研究课题的主要依据，当理论研究取得成果时，看重的不是对它们的系统阐述，而是如何尽快地把他们运用于革命实践。”（注：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这也导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部属于自己全面系统的文本，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运用和发展它的复杂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不断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去选择马克思思想中的某些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中国革命实践需要的产物，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选择的开放性和变化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它本来就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产生的。20世纪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中的哪些理论和原则能够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选中而中国化，完全取决于这种需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崭新阶段，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学习、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中寻找、选择所需要的理论武器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于立足于实践需要选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当时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是发展生产、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强调也自然成为解决当时历史任务的最有价值的部分。
但是，21世纪初，我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任务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以及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了重大的变化。我们以往从当时的实践需要选择而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再适应当前实践的需要。如以往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能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不能适应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课题。实践任务的这种重大变化凸现了“从实践需要出发看理论”思想路向的重大意义。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是从当前的新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选择。这种选择
正是立足于现实，不仅为了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且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命运攸关的问题，科技进步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因此，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又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当前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崭新的实践需要我们重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中选择今天的实践急需的理论武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建构出实践需要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崭新阶段。
作者单位：邵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