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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梳理了关于海昏侯墓“孔子衣镜”的学术史。文本内容与《史记 · 孔子世家》等其他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孔子出生、孔子生年、孔子姓氏三个主要问题，再到对该文本历史价值的衡量——对它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学者们互相启发、互相修正的过程。关于衣镜上图像的分析，学者们先关注到孔子及其弟子画像，研究内容主要在于图像背后的文化内涵分析方面，而本文主要在于图像形式上的研究。
【关键词】 海昏侯墓;文化内涵;图像形式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0）44-0036-02
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墎墩山上。2011年经盗掘后，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周围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2012至2013年进行发掘，2015年对椁室进行发掘并开始墓内遗物的提取和保护，根据墓葬发掘的资料，断定墓主人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万多件珍贵文物里，有一件绘有孔子及其画像弟子画像和记载他们生平的漆木家具。这件家具出土于海昏侯墓主椁室的西室，最初被认为是屏风，后来随着其东侧用墨漆书写《衣镜赋》的屏板的出土，被确认为衣镜。衣镜由青铜镜和漆木匣组成，铜镜整体呈长方形，长70.3厘米，宽46.5厘米，厚1.2厘米。镜匣分为镜框、背板和盖板三部分，镜框和背板连成一体，由一块整木挖制而成，整体长96厘米，宽68厘米，厚6厘米。铜镜嵌于背板上，镜框围在铜镜四周，盖板在镜框内，有铜合页将盖板与镜框相连。绘有画像的部分为漆木镜匣，表面髹红漆，内框四周边框正面绘有一圈神兽及仙人图案，镜匣背板上彩绘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一人一幅，每幅旁用墨漆书写人物评传。
这件“孔子衣镜”一出土就引发了学界的诸多研究和讨论，以下按照时间顺序将关于“孔子衣镜”的学术史进行简要梳理：
2015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首次报导了关于孔子衣镜出土的消息，将其称为“孔子屏风”，并提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这一可能性。
同年12月2日，中国文化报又报导了另一部分“孔子屏风”的出土，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孔子画像及文字痕迹。
12月23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王楚宁发表了《海昏侯墓孔子屏风浅释》，对孔子衣镜上的隶书文字进行了释读，并根据屏风上第二列文字中“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的清晰记载推算出孔子的生年——鲁襄公七年（前566年），这比《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的记载早了十四年，比《史记 · 孔子世家》早十五年，出入较大。在此文中，王楚宁没有解释孔子衣镜上的记载与史籍差异较大的原因。随后，山西大学白平对屏风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认为孔子“字中（仲）尼，姓孔，子氏”不符合事实，称“这块屏风有诈，其关于孔子年龄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
2016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恩子健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徐长青两位学者，撰文《海昏侯墓孔子屏风“野居而生”改正千年错误》，根据孔子衣镜上“野居而生”的字样，结合与其成书年代相近的《史记》中“野合而生”的记载，推测《史记》原本所记载的孔子出生，应与海昏侯屏风所记载一致，均为“野居而生”，由于传抄错误才出现一字之差，从而导致“野合而生”的说法谬种流传。“野合”一说本身在客观条件和当时文化环境等方面都有错漏之处，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上的文字探知孔子身世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思路。应“野居而生”一说，是本应居住于城中的孔子父母，为“祷于尼山”求子，而在郊野居住，生下孔子。两位学者认为，孔子衣镜“野居而生”修正了“孔子诞生不合礼法伦理”这一“千年错误”。
关于“野居而生”的记述，邵鸿先生介绍了恩子健、徐长青两位学者的观点，以及郭永秉先生“似乎不必认为‘居’为‘合’字之抄错，‘野居’即在野外同居相处，是委婉一些的说法”的看法。
4月25日，王楚宁发表《海昏侯墓“孔子立镜（孔子屏风）”再释》，在将孔子“屏风”更正为孔子衣镜的基础上，继续释读衣镜上的文字，提出衣镜记载的子张生年问题。王楚宁先生还根据衣镜上文字与《史记》所述的极其相似性，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分析了孔子衣镜和《史记》的关系——衣镜文本源自《史记》或两者源自同一文本。接着，他细致考察多种《论语》文本及相关记载，认为孔子衣镜上的文字与《论语》也关系密切，部分文字很有可能源自失传《齐论语》。最后，联系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推测孔子衣镜最重要的功用应是“图史自镜”。关于这一功能，王楚宁先生后又于5月17日发表《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的“图史自镜”功能》一文展开详述，观点无异。
2016年9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唐百成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鹏波发表《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姓氏问题释析——兼谈秦汉姓氏变革》，就海昏侯墓孔子衣镜记载孔子“姓孔，子氏”与常识相反这一问题，考察了秦汉时期姓氏变革的诸多内容，论述内容与孔子衣镜本身关系不大，不过在衣镜误倒姓氏这一可能性之外，还提出另一可能，即“子氏”的记载或是刘贺有意为之，移“子姓”作“子氏”，以表明孔子宗亲的最初来源，进而显示刘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
2017年7月，南昌大学何丹通过对衣镜图文内容的深入剖析，挖掘其背后的信仰与思想表达，探知武、昭、宣之世“尊孔崇儒”的社会思潮。
2018年，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与恩子健、徐长青发表论文《海昏侯墓衣镜画传“野居而生孔子”考》，纠正了“千年错误”一文中将孔子衣镜误认为屏风的错误，补充了衣镜上《孔子画传》的摹本等资料，加以对“郊禖”习俗的考察，更正了“千年错误”一文中的观点。该文认为《史记》“野合”与衣镜“野居”应为同一行为的两种表达，而非传抄错误，“野合（居）”不是对孔子出生的贬损，甚至恰恰相反，暗示孔子是“尼山之子”，是受天命而降生的，是对孔子出生历史的神化。 随后，何丹又发表《孔子画像与汉代教育——以海昏侯墓出土画像为中心》一文，将孔子衣镜上“孔子与弟子画像”与其他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结合起来，剖析时人眼中孔子善教好学的形象，以及“孔子画像”所揭露的“劝学、尊礼”主旨，并提出当时已经形成的“孔子画像”这一范式应属于礼仪美术，而非独立美术创作。
2018年11月，刘子亮、杨军、徐长青三位学者考察了孔子衣镜上由《衣镜赋》明确指出身份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图像，以其提供的新线索来探究二仙的图像谱系与现存文献之间的关系。
“孔子衣镜”出土后，由于其强烈的儒家文化特质，许多学者把它放入到大的历史环境中去，试图还原关于刘贺的历史。就这件物品本身，首先引起学界关注的是它上面的隶书文字，从基本的文字释读，到文本内容与《史记 · 孔子世家》等其他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孔子出生、孔子生年、孔子姓氏三个主要问题，再到对该文本历史价值的衡量——对它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学者们互相启发、互相修正的过程。关于衣镜上图像的分析，学者们先关注到孔子及其弟子画像，研究内容主要在于图像背后的文化内涵分析方面，图像形式上的研究较少且不深入。直到最近，才有专门對于衣镜上其他图像（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分析研究。
作为一件2015年末才被发掘出土的文物，又是在海昏侯墓这样一个备受关注、颇具价值的墓葬中所藏，“孔子衣镜”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更深入更细致地去研究。衣镜上文字内容与《史记》文本的关系，青龙、白虎、朱雀等图式与类似图样的比较，“衣镜”这一载体存在何种特殊性，肖像画与传记结合的形式与其他墓葬中“孔子故事画”形式相比存在何种特殊性等等诸多问题都是有待研究挖掘的，相信随着更多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孔子衣镜”提供的信息能够得到更深层次的解读。
参考文献：
[1]曹景年.海昏侯出土屏风所载孔子年岁蠡测[EB/O].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w3kf.html.
[2]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05）：16-23.
[3]陈明.从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看汉代墓室绘画[J].中国美术，2016，（04）：50-53.
[4]唐百成，张鹏波.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姓氏问题释析——兼谈秦汉姓氏变革[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05）：86-92.
[5]王意乐，徐长青，杨军，管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J].南方文物，2016，（03）：61-70+50.
[6]何丹.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看汉代儒家思想与信仰[J].文化遗产，2017，（04）：107-118.
[7]支林，申思铭.论海昏侯墓“孔子漆器屏风”的装饰工艺特点[J].艺术百家，2017，33（06）：161-164+219.
[9]何丹.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文本考察[J/OL].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2018-3 23].https：//doi.org/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8.003.
[10]何丹.孔子画像与汉代教育——以海昏侯墓出土画像为中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6（03）：92-98.
[11]刘子亮，杨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为线索[J].文物，2018，（11）：81-86.
[12]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J].考古，2016，（7）.
[13]王楚宁.海昏侯墓系列研究[A].文化遗产与公众考古（第三辑）[C]：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016：18.
作者简介：
王岩松，男，吉林长春人，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学历：硕士;职称：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动画。
梁又双，女，重庆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国家文化形象与文化政策研究。
【关键词】 海昏侯墓;文化内涵;图像形式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0）44-0036-02
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墎墩山上。2011年经盗掘后，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周围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2012至2013年进行发掘，2015年对椁室进行发掘并开始墓内遗物的提取和保护，根据墓葬发掘的资料，断定墓主人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万多件珍贵文物里，有一件绘有孔子及其画像弟子画像和记载他们生平的漆木家具。这件家具出土于海昏侯墓主椁室的西室，最初被认为是屏风，后来随着其东侧用墨漆书写《衣镜赋》的屏板的出土，被确认为衣镜。衣镜由青铜镜和漆木匣组成，铜镜整体呈长方形，长70.3厘米，宽46.5厘米，厚1.2厘米。镜匣分为镜框、背板和盖板三部分，镜框和背板连成一体，由一块整木挖制而成，整体长96厘米，宽68厘米，厚6厘米。铜镜嵌于背板上，镜框围在铜镜四周，盖板在镜框内，有铜合页将盖板与镜框相连。绘有画像的部分为漆木镜匣，表面髹红漆，内框四周边框正面绘有一圈神兽及仙人图案，镜匣背板上彩绘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一人一幅，每幅旁用墨漆书写人物评传。
这件“孔子衣镜”一出土就引发了学界的诸多研究和讨论，以下按照时间顺序将关于“孔子衣镜”的学术史进行简要梳理：
2015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首次报导了关于孔子衣镜出土的消息，将其称为“孔子屏风”，并提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这一可能性。
同年12月2日，中国文化报又报导了另一部分“孔子屏风”的出土，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孔子画像及文字痕迹。
12月23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王楚宁发表了《海昏侯墓孔子屏风浅释》，对孔子衣镜上的隶书文字进行了释读，并根据屏风上第二列文字中“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的清晰记载推算出孔子的生年——鲁襄公七年（前566年），这比《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的记载早了十四年，比《史记 · 孔子世家》早十五年，出入较大。在此文中，王楚宁没有解释孔子衣镜上的记载与史籍差异较大的原因。随后，山西大学白平对屏风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认为孔子“字中（仲）尼，姓孔，子氏”不符合事实，称“这块屏风有诈，其关于孔子年龄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
2016年1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恩子健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徐长青两位学者，撰文《海昏侯墓孔子屏风“野居而生”改正千年错误》，根据孔子衣镜上“野居而生”的字样，结合与其成书年代相近的《史记》中“野合而生”的记载，推测《史记》原本所记载的孔子出生，应与海昏侯屏风所记载一致，均为“野居而生”，由于传抄错误才出现一字之差，从而导致“野合而生”的说法谬种流传。“野合”一说本身在客观条件和当时文化环境等方面都有错漏之处，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上的文字探知孔子身世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思路。应“野居而生”一说，是本应居住于城中的孔子父母，为“祷于尼山”求子，而在郊野居住，生下孔子。两位学者认为，孔子衣镜“野居而生”修正了“孔子诞生不合礼法伦理”这一“千年错误”。
关于“野居而生”的记述，邵鸿先生介绍了恩子健、徐长青两位学者的观点，以及郭永秉先生“似乎不必认为‘居’为‘合’字之抄错，‘野居’即在野外同居相处，是委婉一些的说法”的看法。
4月25日，王楚宁发表《海昏侯墓“孔子立镜（孔子屏风）”再释》，在将孔子“屏风”更正为孔子衣镜的基础上，继续释读衣镜上的文字，提出衣镜记载的子张生年问题。王楚宁先生还根据衣镜上文字与《史记》所述的极其相似性，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分析了孔子衣镜和《史记》的关系——衣镜文本源自《史记》或两者源自同一文本。接着，他细致考察多种《论语》文本及相关记载，认为孔子衣镜上的文字与《论语》也关系密切，部分文字很有可能源自失传《齐论语》。最后，联系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推测孔子衣镜最重要的功用应是“图史自镜”。关于这一功能，王楚宁先生后又于5月17日发表《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的“图史自镜”功能》一文展开详述，观点无异。
2016年9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唐百成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鹏波发表《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姓氏问题释析——兼谈秦汉姓氏变革》，就海昏侯墓孔子衣镜记载孔子“姓孔，子氏”与常识相反这一问题，考察了秦汉时期姓氏变革的诸多内容，论述内容与孔子衣镜本身关系不大，不过在衣镜误倒姓氏这一可能性之外，还提出另一可能，即“子氏”的记载或是刘贺有意为之，移“子姓”作“子氏”，以表明孔子宗亲的最初来源，进而显示刘贺对孔子和儒学的尊崇。
2017年7月，南昌大学何丹通过对衣镜图文内容的深入剖析，挖掘其背后的信仰与思想表达，探知武、昭、宣之世“尊孔崇儒”的社会思潮。
2018年，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与恩子健、徐长青发表论文《海昏侯墓衣镜画传“野居而生孔子”考》，纠正了“千年错误”一文中将孔子衣镜误认为屏风的错误，补充了衣镜上《孔子画传》的摹本等资料，加以对“郊禖”习俗的考察，更正了“千年错误”一文中的观点。该文认为《史记》“野合”与衣镜“野居”应为同一行为的两种表达，而非传抄错误，“野合（居）”不是对孔子出生的贬损，甚至恰恰相反，暗示孔子是“尼山之子”，是受天命而降生的，是对孔子出生历史的神化。 随后，何丹又发表《孔子画像与汉代教育——以海昏侯墓出土画像为中心》一文，将孔子衣镜上“孔子与弟子画像”与其他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结合起来，剖析时人眼中孔子善教好学的形象，以及“孔子画像”所揭露的“劝学、尊礼”主旨，并提出当时已经形成的“孔子画像”这一范式应属于礼仪美术，而非独立美术创作。
2018年11月，刘子亮、杨军、徐长青三位学者考察了孔子衣镜上由《衣镜赋》明确指出身份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图像，以其提供的新线索来探究二仙的图像谱系与现存文献之间的关系。
“孔子衣镜”出土后，由于其强烈的儒家文化特质，许多学者把它放入到大的历史环境中去，试图还原关于刘贺的历史。就这件物品本身，首先引起学界关注的是它上面的隶书文字，从基本的文字释读，到文本内容与《史记 · 孔子世家》等其他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孔子出生、孔子生年、孔子姓氏三个主要问题，再到对该文本历史价值的衡量——对它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学者们互相启发、互相修正的过程。关于衣镜上图像的分析，学者们先关注到孔子及其弟子画像，研究内容主要在于图像背后的文化内涵分析方面，图像形式上的研究较少且不深入。直到最近，才有专门對于衣镜上其他图像（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分析研究。
作为一件2015年末才被发掘出土的文物，又是在海昏侯墓这样一个备受关注、颇具价值的墓葬中所藏，“孔子衣镜”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更深入更细致地去研究。衣镜上文字内容与《史记》文本的关系，青龙、白虎、朱雀等图式与类似图样的比较，“衣镜”这一载体存在何种特殊性，肖像画与传记结合的形式与其他墓葬中“孔子故事画”形式相比存在何种特殊性等等诸多问题都是有待研究挖掘的，相信随着更多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孔子衣镜”提供的信息能够得到更深层次的解读。
参考文献：
[1]曹景年.海昏侯出土屏风所载孔子年岁蠡测[EB/O].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w3kf.html.
[2]邵鸿.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9（05）：16-23.
[3]陈明.从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看汉代墓室绘画[J].中国美术，2016，（04）：50-53.
[4]唐百成，张鹏波.海昏侯墓“孔子屏风”姓氏问题释析——兼谈秦汉姓氏变革[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05）：86-92.
[5]王意乐，徐长青，杨军，管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J].南方文物，2016，（03）：61-70+50.
[6]何丹.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看汉代儒家思想与信仰[J].文化遗产，2017，（04）：107-118.
[7]支林，申思铭.论海昏侯墓“孔子漆器屏风”的装饰工艺特点[J].艺术百家，2017，33（06）：161-164+219.
[9]何丹.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文本考察[J/OL].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2018-3 23].https：//doi.org/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8.003.
[10]何丹.孔子画像与汉代教育——以海昏侯墓出土画像为中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6（03）：92-98.
[11]刘子亮，杨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为线索[J].文物，2018，（11）：81-86.
[12]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J].考古，2016，（7）.
[13]王楚宁.海昏侯墓系列研究[A].文化遗产与公众考古（第三辑）[C]：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016：18.
作者简介：
王岩松，男，吉林长春人，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学历：硕士;职称：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动画。
梁又双，女，重庆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国家文化形象与文化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