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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殊图书馆的精神与图书馆的特殊精神是不同的。前者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精神，后者是图书馆的基本精神，是对前者的抽象。而图书馆基本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类型图书馆中必然表现为特殊图书馆的精神。文章提出藏书、征书、组织知识、甘当书童、平等服务等方面的图书馆基本精神并加以研究。
关键词：图书馆精神 图书馆基本精神 图书馆特殊精神 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3-005-06
On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Library
Zhu Jianli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510545）
Abstract: A special librarys’ spir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pecial spirit of average librarie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spirit of a library in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society, or category. While the latter represents the fundamental ideology of a library , as the abstract of the former.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library is reflected as the spirit of special libraries.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a library, the author aim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n library spirit of different kinds and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d offer references to study on the core value of libraries.
Key words: library spirit；fundamental library spirit；special library spirit；library
CLC number：G250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3-005-06
特殊图书馆的精神与图书馆的特殊精神是不同的。前者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精神，后者是图书馆的基本精神，是对前者的抽象，是有别于其他文化事业系统精神的。而图书馆基本精神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类型图书馆相结合就变为特殊图书馆的精神。本文之所以提出图书馆基本精神并加以研究旨在建设我国当代各类特殊图书馆的精神,并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最重知识，永守藏书的精神
什么社会机构是很重知识的机构？教育机构、科研机构、新闻机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都会争先恐后做出自我肯定的回答。凭心而论，图书馆应算最重知识的机构。图书馆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机构，更是人类文化知识收集、积累、保存和传播的机构，是知识创新的重要环节，一身多职。收集知识，整序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自有图书馆以来就对知识宝爱莫比。它对文献几乎无选择地加以收藏，哪怕是残篇断简、只言片语，莫不珍藏永守。故人们深感“知识海洋”、“知识宝库”、“知识宫殿”、“知识喷泉”、”信息中心”等等盛名累加、光环叠辉，亦不足以概括其对知识之珍重。
最重知识，永守藏书的精神，可以说是图书馆最根本的精神。图书馆为什么能够存在，就因为它收有文献并永远守藏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说过，文字与文献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标志。认识、思想、教育和科学越发展，文献就越多。社会需要一种机构守藏之，这个机构就是图书馆。因此，图书馆的存在得到了肯定，包括哲学家波普尔的肯定；图书馆的发展得到国家社会的重视，包括国家领导人如列宁等的高度重视。国家政府的重视如政府工作会议及其报告里要求搞好的事业往往会囊括图书馆事业。
在我国古代文献刚刚出现时，人们往往“退藏于密”，对于“河出图，洛出书”非常看重，即对文字和文献加以神化或神秘化，对重要文献要用“石室、金匮”密藏起来。《尚书·金滕》就记载了“周公祝告的册书收藏在金属束着的匮中”。原来，武王胜商后二年，得了重病，当时天下未安，殷民未服。武王一身系天下安危，忠臣周公亲自请于太王、王季和文王神位之前，求以自己替武王去死。其祝告册书藏于匮中。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理政事，管叔等放流言说周公于成王不利，于是成王怀疑周公，产生了隔阂。周公东征，取得辉煌胜利，并写《鸱鸮》诗欲以感动成王，成王仍未醒悟。成王后来偶然打开金匮，看到了册书，深深感动，消除了隔阂。史官看到收藏册书的作用这么大，就记下了这件事，题曰《金滕》。［1 ］“金滕之匮”也许就是雏形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图书馆和档案馆本属同源。由于图书文献收藏的价值很大，后来政府就设有专门机构“守藏室”。春秋时代周朝的守藏室即国家图书馆。老子就做过周守藏室之史。［2 ］司马迁记载“老子者，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当代大文人于丹认为老子兼做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馆长。我推想，可能是做了国家图书馆馆长，因为博物馆也许尚未产生，档案馆是分开另设的。一因为当时图书很多，《尚书》收入册书之类有几千篇，每篇可独立成册，《诗》有三千多首，《易经》有三种；二因为1898年后发现的殷墟国家档案馆（甲骨卜辞库）没有一件图书之类的文献，说明图书、档案分管。国家图书馆为什么要叫“守藏室”？其馆长为什么要叫“守藏室之史”？因为当时即图书馆初创时的根本任务就是守藏图书。可以认为这也是最早的图书馆特点，图书馆最根本的精神就是以守藏知识为目的的永守藏书精神。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抗战时期作为一个图书馆人奔波千里保存馆藏和建国前夕誓与图书馆共存亡的事迹。抗战时期，他为图书馆迁址，自行设计和制作多功能书箱保存藏书碾转粤西多县，有时顶着发烧一干10余天，建国前夕，他拒去港台，表示“我愿以（与）图书馆共存亡”，“我服务于图书馆，书在那里我就在那里”。［3 ］这种精神何其感人！
图书馆最重知识、永守藏书的精神世代相传，继承发扬了几千年，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发扬？应当说，还要发扬光大。没有图书文献就不会有图书馆，不守藏文献包括今天的电子版本也就不需要图书馆。文献包括电子文献永远需要有集中组织和守藏的机构，人类永远需要图书馆和档案馆。前者保存图书文献，后者保存有保密性质的档案文献。不管图书馆今后会变成什么形式——实体或虚拟形式，永远尊重知识守藏图书文献是最基础的、最不可忽视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守藏得更好。
2 广事征集，不断搜罗文献的精神
广事征集，不断搜罗文献的精神是图书馆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在老子担任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搜集的图书应是很多的。除前述书册有几千篇，诗有三千多首外，另有“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坤乾，三曰周易），有《周礼》、《韶》、《武》、《诔》、《九丘》、《八索》，还有“三坟”、“五典”等。孔子年轻时看到这些，看到周朝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丰富和礼乐制度繁盛感叹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是，当老子晚年第二次任此职时，就发现周朝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很多被人带走了，据王崇静先生《老子的传说》考证，他又做了很多收集、整理工作。据詹建峰考证，这期间即老子回家照顾父亲期间，王子朝把部分“周之典籍”带到他国去了。一个国家图书馆就这样差点被毁掉了，年迈的老子二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时，看到书少了，虽然再次收集，但也很难恢复旧貌，加之看到周室衰微，战争频仍，风气日下，也就自然归隐了。据英国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书载，公元前300年左右，亚历山大建立了世界最大图书馆，藏书达40~50万册。［4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从公元三世纪托密勒王朝建立到其崩溃的700多年中，它一直是古代文明的灵魂和心脏”、“是我们人类最早系统而认真地搜集世界知识的地方。” ［5 ］公元390年左右为基督教主教德奥菲罗斯所毁，其余部分为公元640年(一说公元500年前夕)穆斯林入侵的伊斯兰教所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浩劫之一。此后1000年间没有大的图书馆,因而西方也没有大的科学进步。［6 ］
图书馆毁亡，图书散佚，但总有人搜集和重建图书馆。不断地搜集文献，发展或重建图书馆，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这里当然包括私人收集以后献给图书馆，国家收集充实图书馆，以及图书馆不断搜集、访求，购置和抄录图书以充实图书馆等等多个方面。私人收集以后献出虽然很难找到具体的史料，但是肯定是有的，当然往往与他们教书、出版图书赢利有关。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代兴盛，官方“建藏书之策，开献书之路，使图书自民间献出”，短短几年“书多如山积”。但战争往往是图书和图书馆的噩运，另外还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原因。《隋书·牛弘传》记载了此前五次大的书厄：一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赤眉入关毁书，三是董卓移都破坏图书馆，四为五胡乱华烧毁图书，五是周师入郢焚毁图书，梁元帝自焚了图书馆。明代胡应麟又记载了此后的五大书厄：一为隋炀帝被杀，一时大乱，图书被焚；二为安禄山入关，李隆基奔蜀，图书尽失；三为黄巢入都，僖宗出走，图书被焚不少；四是金人入汴，二帝被掳，图书散佚；五是伯颜入临安，图书被掠一空。而明及以后又不知多少厄运，秦皇之前亦有书厄。如商鞅就有“燔书”之举。可惜很多书彻底被毁，再也不存在了。［7 ］幸有图书馆包括私人图书馆不断地做着收集图书的工作，得使图书馆日后复兴。老子、孔子、司马迁都做过搜集图书、访求遗书的工作，历代政府都有过征集遗书之举。宋代郑樵总结过“求书八法”，其中，求之私、求之作者故里、后裔等尤有价值。以后成了图书馆藏书建设的理论之一。清代末年，学部颁布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章有5章专讲搜访图书。规定“图书馆管理员均应访求遗书及版本，由馆员随时购买，以广搜罗”；同时要向海内藏家借抄。［8 ］清乾隆皇帝缴毁“违碍书”达20年之久，有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秘藏之。据载二战期间，希特勒破坏文化焚毁图书，进步的图书馆当希特勒每烧毁一本就收藏一本，与之直接对抗。30年代后期，日寇侵占广州时致使广东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遭炸）图书缺藏严重，1941年，兼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的杜定友先生“竭尽全力为停办9年的省馆和战乱极缺图书的中山大学图书馆搜求图书”。［9 ］这种不断搜集文献的精神是很值得赞扬的。没有这种精神，图书馆事业就不会一代又一代毁而复兴，以至今天这样繁荣。
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图书馆搜集文献越来越有所放松。过去到民间搜访、到国外访求等优良传统如何继续发扬是个大问题。民间有很宝贵的文献应不惜重金购求，国外则有许多中国遗佚文献未收集回来。我的老师王重民教授任北平图书馆馆长时曾到美国、法国去调查收集国外的中国书，或照相复制回来，或先做目录以待以后收集。可惜，他出版了《中国善本书提要》后，无人去收集或复制回来。香港特区有的图书馆收集大陆的年鉴甚多，其方法一定很特殊。今天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尤应发挥这一精神，永远不断地全面收集各种形式的文献包括内部出版物和网上信息以充实馆藏，为读者所用。
图书馆搜集文献、永守藏书的精神不断发展提高，以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以为谁服务而转移。这有点象列宁说的收集情报一样。至于什么时候、什么范围提供服务则另当别论，会与时代的政治相结合。这是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恪守的了不起的精神。
3 与时俱进，整体组织知识的精神
不懈地整理序化并揭示馆藏文献的精神是图书馆、档案馆有史以来最为专业的重要基本精神。如果要将二者的这方面的基本精神进一步区分开来，那就是：图书馆有着与时俱进、整体组织知识的精神。这是图书馆最为专业的重要基本精神。
当然，图书馆人员对如何保存文献，怎样收集文献就有很专门的研究，提炼了一套很专业的理论和方法。但是，最能反映图书馆工作专业性的是与时俱进整体组织知识的工作，亦即整体地整序和揭示文献的工作。图书馆不懈地做着这项工作，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及时将研究成果投入到实践中去，这种精神是一种很专业的基本精神。
图书累积逐年增多，便成了“书山”、“宝库”，创立图书馆并发展至今 ，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图书馆无论过去叫“藏书楼”、“书楼”、“书院”、“书府”或后来叫“信息中心”，或今后叫什么，它都是入藏文献信息所在，是组织起来的知识或信息之所在。图书馆书如山积，它需要组织、序化。组织和序化了的信息还需要向读者揭示、宣传。故文献信息还有二次以至三次组织和序化的工作。
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如何组织和揭示，这需要世世代代进行研究、继承和发展。不同语种、载体、类型的文献，均应整序和揭示。包括纸质的、电子的、胶质的，包括图书、期刊、音像等资料等等。单是图书分类，图书馆员就世世代代相继不懈与时俱进地进行着研究和实践，古今中外的图书馆莫不如此。
我国古代在先秦时期是按“六艺”来划分图书类型的，汉成帝时专门派刘向、刘歆父子相继研究了图书分类并编出了第一部有史载的图书分类法《七略》，即将图书划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书数略、方技略。魏晋时期分为九大类，到了隋唐时期又缩为四大类，以甲、乙、丙、丁四部部次。到了清朝总结了前人的分类，确定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后来又加了丛书一类，每类细分子目，十分详备。其中虽有学者所为，但多属图书馆学专家或后来有的成了图书馆专家者，同时不乏图书馆人员的直接参加。所有这些分类必然参考了图书馆过去的图书分类，分类成功以后又为图书馆所利用。近代以来公办图书馆基本如此。当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图书馆员又感到旧分类法不适应，于是重新研究。如我国在建国前有过多种分类法，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皮高品先生等曾付出许多心血。建国后又有几部分类法如“中图法”、“科图法”、“人大法”等。其中，“中图法”的编撰，花了几年的时间和耗费了数千学人的劳动。它分图书为五大部22个大类，子目达五六级，十分详细。此后，依据时代发展作了四次修订。在国外也有同样的情形。1875年，美国一名学理科的本科生主动留下来出任馆员，他对图书重新进行了分类，将图书分为十大类，按十进制又分十小类、十子目等，此人随后还办了世界第一所图书馆专业学校，他的分类法不断修订，一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使用，并传到国外，他就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威。
图书分类既便于管理，又是对图书的揭示，以便读者利用。图书馆对文献信息的揭示花费的精力更多，包括编目录、索引、编工具书和资料汇编，今天则有网络检索、学科导航等。单是图书馆目录又有纸本的、电子的、以及卡片式的，目录在国外曾经还有半机械化的即穿孔卡片目录。创造的检索途径也很多，包括题名、笔者、序号、分类、主题、出版者、时间等。无怪乎郭沫若先生对图书馆不断序化知识的精神曾写诗赞叹：
图书本是心条理，更将条理化图书。
客观事汇凭登录，遗产精英赖蓄储。
归门别类成秩序，节时省力有乘除。
稻田亩产千斤粟，此与农耕并不殊。
这种精神在今天仍要也仍在继续发扬，图书馆的创新在这方面尤为重要。图书馆员编工具书的传统似有丢弃，而探索按自然语言检索文献信息和建数字图书馆还较缓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图书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一旦新技术出现就要立即与图书馆工作结合尤应与整体地整序和揭示知识或文献信息结合。
为什么要说“整体地组织知识”？这就是图书馆对人类最大的功绩或贡献之一。宇宙、世界是整体的，人类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即所获得的知识也应是整体的。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其既专且博的知识结构相联系，故我国正在像西方一样大倡通识教育。但在300年前学科专业开始大发展，后来愈分愈细，人们各专一行，尤其是大学注重专业教育，对通识教育不利，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利，对多角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不利，而图书馆向人们展示的知识则既是分类的又是整体的。这有利于学生和广大读者广泛地吸纳各方面的知识，有利于通识教育。古今中外，无论图书分类方法怎样变化，图书馆总是自觉地与时俱进地将全部知识整体地组织起来，将人类的全部认识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精神应当永远发扬下去，它是图书馆的基础核心价值之所在。
4 身己度外，甘做读者书童的精神
自觉为读者作嫁衣裳的精神始终是图书馆不朽的精神，是平凡而伟大的服务精神。如果要讲得更特殊一点，就是身己度外，甘做书童的精神。为读者甘做“书童”，这是文革前北京大学图书馆蓝云夫老馆长说的。时隔40多年，今天看来，这概括得多么恰当。
我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中有一种精神叫“安贫乐道”，反映在图书馆员身上则往往首先可见“安贫乐业”的精神，然后在安贫乐业中得道从而乐其大道（大彻大悟的高尚境界）的精神。今天我国图书馆员的待遇随着图书馆事业日益受到重视而提高了，过去是比较清贫的。干图书馆行业，过去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因为一来清贫，二来不为社会所看重。是一种不起眼的工作，地位比较卑微。尤其是下海大潮高涨时，人们都愿意去干多赚钱的行业。但是，图书馆却始终做着为读者做“书童”、作嫁衣裳的工作，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曾提出过不同的高尚倡言。如我国图书馆在上世纪50~60年代提出过：“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口号；在60~70年代又提出：“甘为人梯精神”；在80~90年代又提出：要“为读者作嫁衣裳”；在90年代及以后又提出“读者是上帝”；本世纪初以来，《公共图书馆宣言》得到宣传，图书馆更加强调服务。在研究方面，过去强调和看重于管理，着重于“藏”，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强调和重于“用”的研究了，即使是研究资源建设等业务工作，也是以“用”为指导的，本世纪初以来，研究更倾向于读者了，甚至有学者提出要站到读者立场来研究，这些都是图书馆为读者作嫁衣裳的精神的表现。
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图书馆员历来“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看到读者一时找不到所需资料，情同此心，恨不能一下子帮忙解决。于是，图书馆员在标引文献、揭示馆藏、汇编资料、编书目索引、网络导航、建专题数据库和研发数字图书馆等等方面绞尽脑汁。这种研究工作虽也属研究，但为一般人所不愿干的，正有如历史学家陈垣在编《中国历史日历》时所说的“为智者所不为”。这些研究成果在社会需求量少，往往难以正式出版，同时也不为学术界看重，但对读者却极为有用。因此，图书馆员仍热衷于此，甚至内部油印，不正式出版也干，世世代代乐此不疲。他们不是没有其他专业研究能力或其他技能，而是甘为人梯，甘愿为读者编撰这些揭示、标引文献的东西。我国学识渊博的老子当国家图书馆馆长一直不写书，直到晚年离馆后才写了《道德经》；古埃及著名天文学家挨拉托斯尼则是边研究，边当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为读者服务。［10 ］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过50多年的赵万里先生。赵先生（1905-1980）字裴云，16岁入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国文系，1925年入读清华国学研究院，拜王国维为师并任助教，很受王的器重，在史学、文学、金石、戏曲、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又出版过《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析津志》（中国古籍出版社1983年），但一生主要做着图书馆的平凡工作，研究的是“书皮之学”，周叔瞍先生曾高度评论：“裴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裴云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与发展”、“裴云于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几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于访书之勤”。他编有多种书目和辑佚书，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反映详尽的中国雕版印刷成就的大型书影图谱工具书。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谷秀洁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守望者：赵万里先生》，介绍了他的平凡而不朽的业绩。［11 ］其实，最早的知名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就做着这种为读者作嫁衣裳的工作，而且一做就是一生，他两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中间间隔很短，故司马迁说他“居周久之”，直到年迈为止（有研究者说70归隐）。他主张谦让、处下、不争，不为人先以至无私、不求名利、功成弗居的思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精神（生养万物而不占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涵养万物不加干扰）［12 ］不正是他的自我写照吗，不正是对人类图书馆的写照和图书馆员应发扬的“书童”精神吗？知识最多、智慧最丰的是图书馆，推动人类进步的助力最多最大的还是图书馆，但图书馆自古无甚功名，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做着成就读者之事而暗喜。这是图书馆及其馆员永远应当保持和发扬的。唯其如此，图书馆事业才会是永葆青春不断发展的事业。
5 设身处地，主动平等服务的精神
图书馆人甘当书童、甘为人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他们总是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这是中外图书馆共有的精神之一。
读者有现有的，有潜在的。图书馆不仅积极为现有的读者服务，而且千方百计地为潜在的读者着想，不断地去发展读者群，唯愿全民皆为图书馆的读者。读者有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需求、不同职业等等类型。为了服务于所有的读者，图书馆人深入研究了读者的类型和心理，发表过《读者心理学》等论著并分别提供服务。
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就给我们传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图书馆馆长他无疑是以读者为本的。他如此尊重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25章）其他三大为道、天、地。人居四大之中，他心里装着人。且置于核心位置。他说的这个“人”不是指贵族而是指老百姓，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49章）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本精神。
称得上现代图书馆理论和前苏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十分重视读者服务工作。他认为，评价一个公共图书馆办得如何及其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荣的，主要不是看它收藏了多少文献和有什么时代的文献，而是要看它被读者利用的情况：“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流传，吸引了多少新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有多少图书被读者借回家去，有多少儿童来阅读图书和利用过图书馆。”他非常赞赏美国和瑞士的图书馆事业。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有数十个分馆分布于居民区，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以图书馆利用率高为荣；瑞士借书十分方便，远离图书馆的读者可以得到免费邮寄。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明确提出要学习美国和瑞士图书馆的那些做法。要求每走10分钟就要能找的到一个分馆。后来又要求组织图书馆竞赛，其内容就是要比服务包括解答读者咨询，他举例12个方面有10个方面是为读者服务的。［13 ］这些都是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在条件最困难和经费最缺乏的情况下，图书馆人也会一如既往。抗战期间，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曾随校9迁，曾一度设在庙里，以木板为阅览桌，燃松节以照明，殷勤为读者服务。［14 ］2002年，有人撰文说，此前广东有10多所县图书馆10多年无购书经费，图书馆照样勤勤恳恳维持服务，有一个馆站长40年无住房一直以馆为家开展服务。
深受列宁有关图书馆理论思想的影响，我国图书馆人自建国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者工作。张树华教授写的《中国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百年回眸》对建国前图书馆人主动开展读者服务的历史做了概括，认为“五四”以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图书流通。除了外借、阅览等图书流通方式外，还发展了图书流通代办处和通讯借书（邮寄借书）等方式；二是有些图书馆还开展了读书辅导工作。文章主要总结了建国以来开展的蓬蓬勃勃丰富多彩的读者工作。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图书馆明确提出了“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的口号。配合1956年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开展了包括“对口服务”、“定题服务”、“跟踪服务”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特别是80年代以来，开展了有四个方面的文献提供服务；有四个方面使图书馆由“知识宝库”变为“知识喷泉”的信息开发服务；有六种类型的信息检索服务；有查新和网络咨询两个方面的参考咨询服务；有读者教育与导读服务；有网络系统建设和网络信息服务。此后，更有数据库建设、网络图书馆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资源开发服务等。［15 ］
当然，最能反映图书馆服务精神的是本世纪初以来，图书馆人促其事业进一步发展深入基层，如广东的流动图书馆，如佛山建图书馆联盟（联合图书馆），深圳还建图书馆之城；图书馆服务至街道、乡村以至监狱；为弱势群体服务在前几年得到热议，首都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同时甚至还提供其他方便；在此期间，许多年轻学者提出了“信息公平”、“公平服务”等倡议并得到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图书馆馆长、学者甚至提出要从读者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学。这种极富读者良友情感的倡言正是图书馆人设身处地主动服务精神的发展和标志性的体现。这些并不是上级领导指示所要求的，而是图书馆人的自觉行为。图书馆人自觉、主动、平等为读者服务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其中包括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影响。而这一切又最集中地反映在2008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说“中国图书馆人经过不懈的追求与努力，逐步确立了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并确定了包括“以读者需求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平等服务”、“人文关怀”、“优质、高效、专业服务”、“努力促进全民阅读”等内容的7项目标。这种不是被动而是主动、不是偏爱而是力求平等服务的精神是值得图书馆人永远引以为荣、引以为骄傲的。如果说图书馆的产生是人类一项最伟大的创举和伟大的文化成果，那么可以说，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人设身处地主动、力求平等地为读者服务及其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乃是人类文明发展、民主进步的标志和荣誉。
以上就是图书馆的基本精神，非其他行业精神，亦非一般服务精神。唯有坚持和发展真正的图书馆基本精神，图书馆事业才能永久立足和发展，发扬一般的服务精神和一般职业道德精神固然永远可嘉，但尚不足以达此目的。其实，图书馆是一种组织性极强的社会系统。它能恰当地处理自己在上层的大系统中和相关系统中的关系。为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它不断与外界交换信息，向外收集信息，并永远守藏文献信息，守藏图书文献以实现对人类文明和知识财富的守望，它自觉根据环境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而改善信息的组织和管理、服务，并千方百计公平地提供给社会各个不同的需求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系统在各历史时期无数次遭受局部破坏却并未突变，并未转变为其他事物的原因。今天网络信息发展之急速使图书馆面临危机，如何发扬图书馆基本精神以使事业健康、繁荣、进步，是我们图书馆员需要认真思考的新课题。当然，不同社会的图书馆离不开其政治制度和其社会核心价值的制约。我国图书馆人在发扬和发展图书馆基本精神时，也不言而喻地不能背离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图书馆必然会有不同的图书馆精神，但是，透过所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不同的图书馆精神都可以看到图书馆基本精神，只是完善程度有异、强弱各别而已。这是图书馆职业使然，是图书馆事业长期的历史发展使然。社会进步需要它，人类文化发展需要它。因此，讨论中很多人对图书馆精神有所概括，总体来说都是对的，值得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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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建亮 （1944-），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
关键词：图书馆精神 图书馆基本精神 图书馆特殊精神 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3-005-06
On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Library
Zhu Jianli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510545）
Abstract: A special librarys’ spir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pecial spirit of average librarie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spirit of a library in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society, or category. While the latter represents the fundamental ideology of a library , as the abstract of the former.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library is reflected as the spirit of special libraries.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a library, the author aim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n library spirit of different kinds and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d offer references to study on the core value of libraries.
Key words: library spirit；fundamental library spirit；special library spirit；library
CLC number：G250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3-005-06
特殊图书馆的精神与图书馆的特殊精神是不同的。前者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精神，后者是图书馆的基本精神，是对前者的抽象，是有别于其他文化事业系统精神的。而图书馆基本精神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类型图书馆相结合就变为特殊图书馆的精神。本文之所以提出图书馆基本精神并加以研究旨在建设我国当代各类特殊图书馆的精神,并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最重知识，永守藏书的精神
什么社会机构是很重知识的机构？教育机构、科研机构、新闻机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都会争先恐后做出自我肯定的回答。凭心而论，图书馆应算最重知识的机构。图书馆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机构，更是人类文化知识收集、积累、保存和传播的机构，是知识创新的重要环节，一身多职。收集知识，整序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自有图书馆以来就对知识宝爱莫比。它对文献几乎无选择地加以收藏，哪怕是残篇断简、只言片语，莫不珍藏永守。故人们深感“知识海洋”、“知识宝库”、“知识宫殿”、“知识喷泉”、”信息中心”等等盛名累加、光环叠辉，亦不足以概括其对知识之珍重。
最重知识，永守藏书的精神，可以说是图书馆最根本的精神。图书馆为什么能够存在，就因为它收有文献并永远守藏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说过，文字与文献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标志。认识、思想、教育和科学越发展，文献就越多。社会需要一种机构守藏之，这个机构就是图书馆。因此，图书馆的存在得到了肯定，包括哲学家波普尔的肯定；图书馆的发展得到国家社会的重视，包括国家领导人如列宁等的高度重视。国家政府的重视如政府工作会议及其报告里要求搞好的事业往往会囊括图书馆事业。
在我国古代文献刚刚出现时，人们往往“退藏于密”，对于“河出图，洛出书”非常看重，即对文字和文献加以神化或神秘化，对重要文献要用“石室、金匮”密藏起来。《尚书·金滕》就记载了“周公祝告的册书收藏在金属束着的匮中”。原来，武王胜商后二年，得了重病，当时天下未安，殷民未服。武王一身系天下安危，忠臣周公亲自请于太王、王季和文王神位之前，求以自己替武王去死。其祝告册书藏于匮中。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理政事，管叔等放流言说周公于成王不利，于是成王怀疑周公，产生了隔阂。周公东征，取得辉煌胜利，并写《鸱鸮》诗欲以感动成王，成王仍未醒悟。成王后来偶然打开金匮，看到了册书，深深感动，消除了隔阂。史官看到收藏册书的作用这么大，就记下了这件事，题曰《金滕》。［1 ］“金滕之匮”也许就是雏形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图书馆和档案馆本属同源。由于图书文献收藏的价值很大，后来政府就设有专门机构“守藏室”。春秋时代周朝的守藏室即国家图书馆。老子就做过周守藏室之史。［2 ］司马迁记载“老子者，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当代大文人于丹认为老子兼做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馆长。我推想，可能是做了国家图书馆馆长，因为博物馆也许尚未产生，档案馆是分开另设的。一因为当时图书很多，《尚书》收入册书之类有几千篇，每篇可独立成册，《诗》有三千多首，《易经》有三种；二因为1898年后发现的殷墟国家档案馆（甲骨卜辞库）没有一件图书之类的文献，说明图书、档案分管。国家图书馆为什么要叫“守藏室”？其馆长为什么要叫“守藏室之史”？因为当时即图书馆初创时的根本任务就是守藏图书。可以认为这也是最早的图书馆特点，图书馆最根本的精神就是以守藏知识为目的的永守藏书精神。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在抗战时期作为一个图书馆人奔波千里保存馆藏和建国前夕誓与图书馆共存亡的事迹。抗战时期，他为图书馆迁址，自行设计和制作多功能书箱保存藏书碾转粤西多县，有时顶着发烧一干10余天，建国前夕，他拒去港台，表示“我愿以（与）图书馆共存亡”，“我服务于图书馆，书在那里我就在那里”。［3 ］这种精神何其感人！
图书馆最重知识、永守藏书的精神世代相传，继承发扬了几千年，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发扬？应当说，还要发扬光大。没有图书文献就不会有图书馆，不守藏文献包括今天的电子版本也就不需要图书馆。文献包括电子文献永远需要有集中组织和守藏的机构，人类永远需要图书馆和档案馆。前者保存图书文献，后者保存有保密性质的档案文献。不管图书馆今后会变成什么形式——实体或虚拟形式，永远尊重知识守藏图书文献是最基础的、最不可忽视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守藏得更好。
2 广事征集，不断搜罗文献的精神
广事征集，不断搜罗文献的精神是图书馆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在老子担任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搜集的图书应是很多的。除前述书册有几千篇，诗有三千多首外，另有“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坤乾，三曰周易），有《周礼》、《韶》、《武》、《诔》、《九丘》、《八索》，还有“三坟”、“五典”等。孔子年轻时看到这些，看到周朝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丰富和礼乐制度繁盛感叹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是，当老子晚年第二次任此职时，就发现周朝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很多被人带走了，据王崇静先生《老子的传说》考证，他又做了很多收集、整理工作。据詹建峰考证，这期间即老子回家照顾父亲期间，王子朝把部分“周之典籍”带到他国去了。一个国家图书馆就这样差点被毁掉了，年迈的老子二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时，看到书少了，虽然再次收集，但也很难恢复旧貌，加之看到周室衰微，战争频仍，风气日下，也就自然归隐了。据英国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书载，公元前300年左右，亚历山大建立了世界最大图书馆，藏书达40~50万册。［4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从公元三世纪托密勒王朝建立到其崩溃的700多年中，它一直是古代文明的灵魂和心脏”、“是我们人类最早系统而认真地搜集世界知识的地方。” ［5 ］公元390年左右为基督教主教德奥菲罗斯所毁，其余部分为公元640年(一说公元500年前夕)穆斯林入侵的伊斯兰教所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浩劫之一。此后1000年间没有大的图书馆,因而西方也没有大的科学进步。［6 ］
图书馆毁亡，图书散佚，但总有人搜集和重建图书馆。不断地搜集文献，发展或重建图书馆，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这里当然包括私人收集以后献给图书馆，国家收集充实图书馆，以及图书馆不断搜集、访求，购置和抄录图书以充实图书馆等等多个方面。私人收集以后献出虽然很难找到具体的史料，但是肯定是有的，当然往往与他们教书、出版图书赢利有关。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代兴盛，官方“建藏书之策，开献书之路，使图书自民间献出”，短短几年“书多如山积”。但战争往往是图书和图书馆的噩运，另外还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原因。《隋书·牛弘传》记载了此前五次大的书厄：一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赤眉入关毁书，三是董卓移都破坏图书馆，四为五胡乱华烧毁图书，五是周师入郢焚毁图书，梁元帝自焚了图书馆。明代胡应麟又记载了此后的五大书厄：一为隋炀帝被杀，一时大乱，图书被焚；二为安禄山入关，李隆基奔蜀，图书尽失；三为黄巢入都，僖宗出走，图书被焚不少；四是金人入汴，二帝被掳，图书散佚；五是伯颜入临安，图书被掠一空。而明及以后又不知多少厄运，秦皇之前亦有书厄。如商鞅就有“燔书”之举。可惜很多书彻底被毁，再也不存在了。［7 ］幸有图书馆包括私人图书馆不断地做着收集图书的工作，得使图书馆日后复兴。老子、孔子、司马迁都做过搜集图书、访求遗书的工作，历代政府都有过征集遗书之举。宋代郑樵总结过“求书八法”，其中，求之私、求之作者故里、后裔等尤有价值。以后成了图书馆藏书建设的理论之一。清代末年，学部颁布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章有5章专讲搜访图书。规定“图书馆管理员均应访求遗书及版本，由馆员随时购买，以广搜罗”；同时要向海内藏家借抄。［8 ］清乾隆皇帝缴毁“违碍书”达20年之久，有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秘藏之。据载二战期间，希特勒破坏文化焚毁图书，进步的图书馆当希特勒每烧毁一本就收藏一本，与之直接对抗。30年代后期，日寇侵占广州时致使广东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遭炸）图书缺藏严重，1941年，兼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的杜定友先生“竭尽全力为停办9年的省馆和战乱极缺图书的中山大学图书馆搜求图书”。［9 ］这种不断搜集文献的精神是很值得赞扬的。没有这种精神，图书馆事业就不会一代又一代毁而复兴，以至今天这样繁荣。
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图书馆搜集文献越来越有所放松。过去到民间搜访、到国外访求等优良传统如何继续发扬是个大问题。民间有很宝贵的文献应不惜重金购求，国外则有许多中国遗佚文献未收集回来。我的老师王重民教授任北平图书馆馆长时曾到美国、法国去调查收集国外的中国书，或照相复制回来，或先做目录以待以后收集。可惜，他出版了《中国善本书提要》后，无人去收集或复制回来。香港特区有的图书馆收集大陆的年鉴甚多，其方法一定很特殊。今天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尤应发挥这一精神，永远不断地全面收集各种形式的文献包括内部出版物和网上信息以充实馆藏，为读者所用。
图书馆搜集文献、永守藏书的精神不断发展提高，以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以为谁服务而转移。这有点象列宁说的收集情报一样。至于什么时候、什么范围提供服务则另当别论，会与时代的政治相结合。这是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恪守的了不起的精神。
3 与时俱进，整体组织知识的精神
不懈地整理序化并揭示馆藏文献的精神是图书馆、档案馆有史以来最为专业的重要基本精神。如果要将二者的这方面的基本精神进一步区分开来，那就是：图书馆有着与时俱进、整体组织知识的精神。这是图书馆最为专业的重要基本精神。
当然，图书馆人员对如何保存文献，怎样收集文献就有很专门的研究，提炼了一套很专业的理论和方法。但是，最能反映图书馆工作专业性的是与时俱进整体组织知识的工作，亦即整体地整序和揭示文献的工作。图书馆不懈地做着这项工作，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及时将研究成果投入到实践中去，这种精神是一种很专业的基本精神。
图书累积逐年增多，便成了“书山”、“宝库”，创立图书馆并发展至今 ，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图书馆无论过去叫“藏书楼”、“书楼”、“书院”、“书府”或后来叫“信息中心”，或今后叫什么，它都是入藏文献信息所在，是组织起来的知识或信息之所在。图书馆书如山积，它需要组织、序化。组织和序化了的信息还需要向读者揭示、宣传。故文献信息还有二次以至三次组织和序化的工作。
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如何组织和揭示，这需要世世代代进行研究、继承和发展。不同语种、载体、类型的文献，均应整序和揭示。包括纸质的、电子的、胶质的，包括图书、期刊、音像等资料等等。单是图书分类，图书馆员就世世代代相继不懈与时俱进地进行着研究和实践，古今中外的图书馆莫不如此。
我国古代在先秦时期是按“六艺”来划分图书类型的，汉成帝时专门派刘向、刘歆父子相继研究了图书分类并编出了第一部有史载的图书分类法《七略》，即将图书划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书数略、方技略。魏晋时期分为九大类，到了隋唐时期又缩为四大类，以甲、乙、丙、丁四部部次。到了清朝总结了前人的分类，确定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后来又加了丛书一类，每类细分子目，十分详备。其中虽有学者所为，但多属图书馆学专家或后来有的成了图书馆专家者，同时不乏图书馆人员的直接参加。所有这些分类必然参考了图书馆过去的图书分类，分类成功以后又为图书馆所利用。近代以来公办图书馆基本如此。当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图书馆员又感到旧分类法不适应，于是重新研究。如我国在建国前有过多种分类法，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皮高品先生等曾付出许多心血。建国后又有几部分类法如“中图法”、“科图法”、“人大法”等。其中，“中图法”的编撰，花了几年的时间和耗费了数千学人的劳动。它分图书为五大部22个大类，子目达五六级，十分详细。此后，依据时代发展作了四次修订。在国外也有同样的情形。1875年，美国一名学理科的本科生主动留下来出任馆员，他对图书重新进行了分类，将图书分为十大类，按十进制又分十小类、十子目等，此人随后还办了世界第一所图书馆专业学校，他的分类法不断修订，一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使用，并传到国外，他就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威。
图书分类既便于管理，又是对图书的揭示，以便读者利用。图书馆对文献信息的揭示花费的精力更多，包括编目录、索引、编工具书和资料汇编，今天则有网络检索、学科导航等。单是图书馆目录又有纸本的、电子的、以及卡片式的，目录在国外曾经还有半机械化的即穿孔卡片目录。创造的检索途径也很多，包括题名、笔者、序号、分类、主题、出版者、时间等。无怪乎郭沫若先生对图书馆不断序化知识的精神曾写诗赞叹：
图书本是心条理，更将条理化图书。
客观事汇凭登录，遗产精英赖蓄储。
归门别类成秩序，节时省力有乘除。
稻田亩产千斤粟，此与农耕并不殊。
这种精神在今天仍要也仍在继续发扬，图书馆的创新在这方面尤为重要。图书馆员编工具书的传统似有丢弃，而探索按自然语言检索文献信息和建数字图书馆还较缓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图书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一旦新技术出现就要立即与图书馆工作结合尤应与整体地整序和揭示知识或文献信息结合。
为什么要说“整体地组织知识”？这就是图书馆对人类最大的功绩或贡献之一。宇宙、世界是整体的，人类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即所获得的知识也应是整体的。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其既专且博的知识结构相联系，故我国正在像西方一样大倡通识教育。但在300年前学科专业开始大发展，后来愈分愈细，人们各专一行，尤其是大学注重专业教育，对通识教育不利，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利，对多角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不利，而图书馆向人们展示的知识则既是分类的又是整体的。这有利于学生和广大读者广泛地吸纳各方面的知识，有利于通识教育。古今中外，无论图书分类方法怎样变化，图书馆总是自觉地与时俱进地将全部知识整体地组织起来，将人类的全部认识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精神应当永远发扬下去，它是图书馆的基础核心价值之所在。
4 身己度外，甘做读者书童的精神
自觉为读者作嫁衣裳的精神始终是图书馆不朽的精神，是平凡而伟大的服务精神。如果要讲得更特殊一点，就是身己度外，甘做书童的精神。为读者甘做“书童”，这是文革前北京大学图书馆蓝云夫老馆长说的。时隔40多年，今天看来，这概括得多么恰当。
我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中有一种精神叫“安贫乐道”，反映在图书馆员身上则往往首先可见“安贫乐业”的精神，然后在安贫乐业中得道从而乐其大道（大彻大悟的高尚境界）的精神。今天我国图书馆员的待遇随着图书馆事业日益受到重视而提高了，过去是比较清贫的。干图书馆行业，过去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因为一来清贫，二来不为社会所看重。是一种不起眼的工作，地位比较卑微。尤其是下海大潮高涨时，人们都愿意去干多赚钱的行业。但是，图书馆却始终做着为读者做“书童”、作嫁衣裳的工作，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曾提出过不同的高尚倡言。如我国图书馆在上世纪50~60年代提出过：“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口号；在60~70年代又提出：“甘为人梯精神”；在80~90年代又提出：要“为读者作嫁衣裳”；在90年代及以后又提出“读者是上帝”；本世纪初以来，《公共图书馆宣言》得到宣传，图书馆更加强调服务。在研究方面，过去强调和看重于管理，着重于“藏”，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强调和重于“用”的研究了，即使是研究资源建设等业务工作，也是以“用”为指导的，本世纪初以来，研究更倾向于读者了，甚至有学者提出要站到读者立场来研究，这些都是图书馆为读者作嫁衣裳的精神的表现。
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图书馆员历来“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看到读者一时找不到所需资料，情同此心，恨不能一下子帮忙解决。于是，图书馆员在标引文献、揭示馆藏、汇编资料、编书目索引、网络导航、建专题数据库和研发数字图书馆等等方面绞尽脑汁。这种研究工作虽也属研究，但为一般人所不愿干的，正有如历史学家陈垣在编《中国历史日历》时所说的“为智者所不为”。这些研究成果在社会需求量少，往往难以正式出版，同时也不为学术界看重，但对读者却极为有用。因此，图书馆员仍热衷于此，甚至内部油印，不正式出版也干，世世代代乐此不疲。他们不是没有其他专业研究能力或其他技能，而是甘为人梯，甘愿为读者编撰这些揭示、标引文献的东西。我国学识渊博的老子当国家图书馆馆长一直不写书，直到晚年离馆后才写了《道德经》；古埃及著名天文学家挨拉托斯尼则是边研究，边当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为读者服务。［10 ］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过50多年的赵万里先生。赵先生（1905-1980）字裴云，16岁入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国文系，1925年入读清华国学研究院，拜王国维为师并任助教，很受王的器重，在史学、文学、金石、戏曲、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又出版过《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析津志》（中国古籍出版社1983年），但一生主要做着图书馆的平凡工作，研究的是“书皮之学”，周叔瞍先生曾高度评论：“裴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裴云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与发展”、“裴云于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几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于访书之勤”。他编有多种书目和辑佚书，他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反映详尽的中国雕版印刷成就的大型书影图谱工具书。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谷秀洁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守望者：赵万里先生》，介绍了他的平凡而不朽的业绩。［11 ］其实，最早的知名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就做着这种为读者作嫁衣裳的工作，而且一做就是一生，他两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中间间隔很短，故司马迁说他“居周久之”，直到年迈为止（有研究者说70归隐）。他主张谦让、处下、不争，不为人先以至无私、不求名利、功成弗居的思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精神（生养万物而不占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涵养万物不加干扰）［12 ］不正是他的自我写照吗，不正是对人类图书馆的写照和图书馆员应发扬的“书童”精神吗？知识最多、智慧最丰的是图书馆，推动人类进步的助力最多最大的还是图书馆，但图书馆自古无甚功名，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做着成就读者之事而暗喜。这是图书馆及其馆员永远应当保持和发扬的。唯其如此，图书馆事业才会是永葆青春不断发展的事业。
5 设身处地，主动平等服务的精神
图书馆人甘当书童、甘为人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他们总是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这是中外图书馆共有的精神之一。
读者有现有的，有潜在的。图书馆不仅积极为现有的读者服务，而且千方百计地为潜在的读者着想，不断地去发展读者群，唯愿全民皆为图书馆的读者。读者有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需求、不同职业等等类型。为了服务于所有的读者，图书馆人深入研究了读者的类型和心理，发表过《读者心理学》等论著并分别提供服务。
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就给我们传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图书馆馆长他无疑是以读者为本的。他如此尊重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25章）其他三大为道、天、地。人居四大之中，他心里装着人。且置于核心位置。他说的这个“人”不是指贵族而是指老百姓，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49章）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本精神。
称得上现代图书馆理论和前苏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十分重视读者服务工作。他认为，评价一个公共图书馆办得如何及其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荣的，主要不是看它收藏了多少文献和有什么时代的文献，而是要看它被读者利用的情况：“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流传，吸引了多少新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有多少图书被读者借回家去，有多少儿童来阅读图书和利用过图书馆。”他非常赞赏美国和瑞士的图书馆事业。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有数十个分馆分布于居民区，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以图书馆利用率高为荣；瑞士借书十分方便，远离图书馆的读者可以得到免费邮寄。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明确提出要学习美国和瑞士图书馆的那些做法。要求每走10分钟就要能找的到一个分馆。后来又要求组织图书馆竞赛，其内容就是要比服务包括解答读者咨询，他举例12个方面有10个方面是为读者服务的。［13 ］这些都是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在条件最困难和经费最缺乏的情况下，图书馆人也会一如既往。抗战期间，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曾随校9迁，曾一度设在庙里，以木板为阅览桌，燃松节以照明，殷勤为读者服务。［14 ］2002年，有人撰文说，此前广东有10多所县图书馆10多年无购书经费，图书馆照样勤勤恳恳维持服务，有一个馆站长40年无住房一直以馆为家开展服务。
深受列宁有关图书馆理论思想的影响，我国图书馆人自建国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者工作。张树华教授写的《中国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百年回眸》对建国前图书馆人主动开展读者服务的历史做了概括，认为“五四”以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图书流通。除了外借、阅览等图书流通方式外，还发展了图书流通代办处和通讯借书（邮寄借书）等方式；二是有些图书馆还开展了读书辅导工作。文章主要总结了建国以来开展的蓬蓬勃勃丰富多彩的读者工作。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图书馆明确提出了“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的口号。配合1956年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开展了包括“对口服务”、“定题服务”、“跟踪服务”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特别是80年代以来，开展了有四个方面的文献提供服务；有四个方面使图书馆由“知识宝库”变为“知识喷泉”的信息开发服务；有六种类型的信息检索服务；有查新和网络咨询两个方面的参考咨询服务；有读者教育与导读服务；有网络系统建设和网络信息服务。此后，更有数据库建设、网络图书馆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资源开发服务等。［15 ］
当然，最能反映图书馆服务精神的是本世纪初以来，图书馆人促其事业进一步发展深入基层，如广东的流动图书馆，如佛山建图书馆联盟（联合图书馆），深圳还建图书馆之城；图书馆服务至街道、乡村以至监狱；为弱势群体服务在前几年得到热议，首都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同时甚至还提供其他方便；在此期间，许多年轻学者提出了“信息公平”、“公平服务”等倡议并得到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图书馆馆长、学者甚至提出要从读者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学。这种极富读者良友情感的倡言正是图书馆人设身处地主动服务精神的发展和标志性的体现。这些并不是上级领导指示所要求的，而是图书馆人的自觉行为。图书馆人自觉、主动、平等为读者服务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其中包括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影响。而这一切又最集中地反映在2008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说“中国图书馆人经过不懈的追求与努力，逐步确立了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并确定了包括“以读者需求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平等服务”、“人文关怀”、“优质、高效、专业服务”、“努力促进全民阅读”等内容的7项目标。这种不是被动而是主动、不是偏爱而是力求平等服务的精神是值得图书馆人永远引以为荣、引以为骄傲的。如果说图书馆的产生是人类一项最伟大的创举和伟大的文化成果，那么可以说，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人设身处地主动、力求平等地为读者服务及其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乃是人类文明发展、民主进步的标志和荣誉。
以上就是图书馆的基本精神，非其他行业精神，亦非一般服务精神。唯有坚持和发展真正的图书馆基本精神，图书馆事业才能永久立足和发展，发扬一般的服务精神和一般职业道德精神固然永远可嘉，但尚不足以达此目的。其实，图书馆是一种组织性极强的社会系统。它能恰当地处理自己在上层的大系统中和相关系统中的关系。为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它不断与外界交换信息，向外收集信息，并永远守藏文献信息，守藏图书文献以实现对人类文明和知识财富的守望，它自觉根据环境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而改善信息的组织和管理、服务，并千方百计公平地提供给社会各个不同的需求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系统在各历史时期无数次遭受局部破坏却并未突变，并未转变为其他事物的原因。今天网络信息发展之急速使图书馆面临危机，如何发扬图书馆基本精神以使事业健康、繁荣、进步，是我们图书馆员需要认真思考的新课题。当然，不同社会的图书馆离不开其政治制度和其社会核心价值的制约。我国图书馆人在发扬和发展图书馆基本精神时，也不言而喻地不能背离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图书馆必然会有不同的图书馆精神，但是，透过所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不同的图书馆精神都可以看到图书馆基本精神，只是完善程度有异、强弱各别而已。这是图书馆职业使然，是图书馆事业长期的历史发展使然。社会进步需要它，人类文化发展需要它。因此，讨论中很多人对图书馆精神有所概括，总体来说都是对的，值得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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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建亮 （1944-），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