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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汉语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以现成的古词对英文“humour”所作的音译，有“风趣”、“谐趣”、“诙谐风格”等意。古词“幽默”大概最早见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系“寂静无声”之意。屈子作《怀沙》时，正当悲伤绝望、“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前夕，那心情是与humour毫不沾边的。假设屈子有一点点humour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过端午节，我们所读到的他的作品，也完全不会是《离骚》、《九歌》和《九章》了。但林语堂仍以“幽默”譯“humour”，他的缘由是：“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杂话》，载1924年6月9日《晨报》副刊）因此，逗笑而婉曲，是幽默最起码的条件。
“humour”的古拉丁语原型humeurs一词系医学用语，意思是“体液、情绪”。体液理论乃由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医生所创立，认为人类有四种体液，分属于四种“本原”：黄胆属火（热），黑胆属土（冷），血液属风（干），粘液属水（湿）。人也基本分为四种体质，谁究竟属于何种体质，取决于其体内四种体液中占优势的那种。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先生的研究表明：体液理论经二世纪古罗马的盖仑医生推进，到十六世纪为法国的让·费尔纳尔医生（他与拉伯雷处于同一世纪）所修正，后被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王宫中的重要人物、与喜剧作家本·琼森（1572-1637）生死同年的罗伯特·弗拉德医生所接受，他在欧洲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有关“体液”的论战。在十六世纪末的整个欧洲，“体液”这个词是颇为时髦且语义含混的，人们在日常使用时，多强调体液混合物的不稳定和不规则因素。在英国，“humour”则获得了古怪、怪癖、举止乖张之意。琼森是首位把“滑稽”怪癖与“幽默”进行语义联姻的剧作家，并借用“humour”一词创立了自己的“癖性喜剧”。这一幽默与笑的联姻，开辟了“幽默”的新时代。如今我们所领略的幽默艺术，其引人发笑的成分中仍活跃着怪癖、夸张、不规则、不稳定的因素，正表明了“幽默”的“体液说”血统。
琼森的癖性喜剧揭示了人具有双重性格这一事实。十八世纪，“幽默”——伤感的乐观主义和快乐的悲观主义，这双面的阿努斯神——被认可为英国的一种民族特质，一种源于英格兰灵魂深处的传统。这一传统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将绝对化的仇恨悲哀转移至相对地带，而报之以悲天悯人的宽宥和戏谑自嘲的轻逸。我最叹服埃斯卡皮对幽默之于阶级暴力的解毒作用的分析。他指出，在中世纪末的英国，小资产者和农民联合起禁欲主义改革者罗拉德派，共同反对亲法国的金雀花王朝的最后几位统治者，可怕的阶级矛盾酝酿着流血的激情。但是代代相沿的“英国灵魂”能够辨证地包容各个矛盾倾向，人们渐渐演化出对立互补的政治集团及其各自的性格基调：中世纪是“快乐”的保皇派和天主教骑士与“忧郁”的平民阶层，到十八世纪则演变为英格兰教绅士的完美乐观主义与卫斯理的热情庄严。时至今日，工党政策仍带有忧郁的卫理公会教义色彩，而保守派则继续“快乐英国”的古老神话。诚如埃斯卡皮所言：
相互矛盾的力量在英国却体现为琼森式的幽默，体现为这样一些人：他们颇具象征意义地集政治道德态度的全部怪异性于一身，并以某种礼仪喜剧式的礼节替代历史斗争的尖锐激烈。这些人若担任政府首脑，便成为英国政治中的出色配对，例如：以冷漠的格莱斯顿抗衡易怒的迪斯累利，以斯代福·克利普斯先生的严肃感伤抗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固执血性。
在这个民族中，暴力的酝酿或许甚于任何一处地方，而对于幽默这一循环游戏的喜剧性意识，正是针对这种暴力的一帖最佳解药。
由此，sens of humour作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教养所传授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便演化为一种折衷的基本条件，而英国人民的整个生活也正是建立在折衷的基础之上。一个出色的误解（指本·琼森对“幽默”一词的误解——引者注），促成了一个是非难定的领域，那里有如一处迷阵，循规蹈矩与奋起反抗共存，微笑与苦涩共存，认真与猜疑共存，同样，怪异情态也与正常心理共存。
二
加拿大幽默作家里科克有言：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更伟大的著作，而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在提高人类素质方面，要比纽曼主教作的颂诗《慈祥的光辉引导我们走出黑暗》贡献更大。纽曼只是在悲惨世界的阴暗中召唤光明，而狄更斯却把光明给予了我们。
同样，一部伟大的幽默作品也胜过一千种幽默理论，因为幽默理论只是在解释幽默，而幽默作品则把幽默直接给予了我们。正如E·B·怀特所说：“幽默固然可以像青蛙一样被解剖，但其妙趣却会在解剖过程中丧失殆尽。”因此，如若编一本帮助人理解和领会“幽默”的书，对幽默作品的择取应多过幽默理论。
如前所述，幽默是一种被文学所孕育的智慧。西方的幽默文学传统始于古希腊喜剧。喜剧出身低微，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它起源于宴乐游行之类“下等表演”的序曲，因此除了在极少数“爱笑之士”那里，喜剧从未获得过和悲剧同等重要的地位。直至今日，幽默文学仍居于文学传统的边缘，其原因仍在于它看起来不够严肃和深刻。另一个原因却是隐而不彰的：幽默乃是一种极少数人能够拥有的天才——最宝贵的事物总是数量最少，因此声音最弱。这才是人类的不幸。
在幽默的历史中，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创造了一个灿烂的开端，他辛辣的讽刺笑谑检验着一个城邦对自由的理解，《鸟》的奇思至今令人惊绝。自由和智慧使人在笑中反省，继古希腊喜剧诗人之后，古罗马的卢奇安、奥维德、阿普列尤斯、普罗图斯也纷纷加入笑者的行列。中世纪似乎是禁止笑的，但研究表明，民间狂欢节释放了被禁止的能量。文艺复兴时期若干文化精英的涌现，把中世纪的民间诙谐修成了正果，“笑”变得意味深长：薄伽丘创作《十日谈》，以“人”的解除禁忌的身体驱逐不会笑的神；伊拉斯谟疾书《愚人颂》，为人类的非理性狂欢和泛滥的热情正名；拉伯雷用《巨人传》跟教会捣乱，拿人类的片面严肃性开涮；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假装被劣质骑士文学所激怒，实则对脱离现实的僵硬理想性作了绵长的反讽……这一时期的喜剧顶峰是法国的莫里哀，《伪君子》和《愤世嫉俗者》最被尊重，但是要在极短篇幅里领略他的幽默天才，《强迫的婚姻》已足够。幽默在英国文学里的流淌自然最是浩荡：莎士比亚的幽默不但活跃于他的喜剧中，也渗透在他的悲剧和历史剧里；至于乔叟、本·琼森、康格里夫、斯特恩、菲尔丁，直至近世的狄更斯、萧伯纳……无不是制造各式笑声的里手，含笑的泪与带泪的笑、言语的尖酸与内心之温软的二重奏萦回后世，不绝如缕。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吐温之名响彻美国和世界，标志着“幽默”这一“英国灵魂”产生了更茁壮的变体。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人的理性信念和上帝信仰，现代主义的绝望幽灵与产生于智慧之自信的“笑”发生了化合反应：荒诞派戏剧应运而生，贝克特托起一轮“喜剧世界的黑太阳”，尤奈斯库可笑的废话散发着不安的气息。“黑色幽默”虽然由法国人布勒东和艾吕雅率先命名，但是它的成熟却在美国——约瑟夫·海勒、库尔特·冯内古特、品钦的作品让笑容变得沉重。好在还有伍迪·艾伦，电影大师的游戏之笔反倒带来了纯粹的智慧之乐。
对饱受专制之苦的民族而言，幽默则呈现出别样的色彩和力量。它不只是一种轻逸的趣味，更意味着精神的解放。十九世纪开始，感情深挚的俄罗斯民族被幽默之光所照耀——果戈理的辣手，契诃夫的温情，布尔加科夫的怪诞……让这个民族在悲伤的泪水中逐渐感知笑，以及笑带来的勇气与理智。在中欧与东欧，悖谬的现实孕育了哈谢克、贡布罗维奇、赫拉巴尔、哈维尔、克里玛们的幽默。捷克人把藐视荒谬、以幽默面对暴力、用装傻来消极抵抗的方式称作“哈谢克式的”。这一传统滋润下的捷克人，其“十一月革命”的手段是和平而非流血，其主要武器是巨大标语上的轻快讽刺。正如作家伊凡·克里玛所说：“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的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
可以看到，幽默文学传统在外向的想象力中始终对禁锢和荒谬施以笑刑，而对自由与仁慈虔诚守望。幽默理论对此种本质进行了多重探讨。这种探讨还涉及幽默的诸种外延——喜剧、滑稽、诙谐、反讽、笑……克尔凯郭尔之于反讽，康格里夫、里普斯之于喜剧与幽默，柏格森之于笑与滑稽，弗洛伊德之于幽默的心理机制，巴赫金之于诙谐和自由的關系，昆德拉之于幽默与欧洲文明的关联，以及埃斯卡皮和克里奇利之于幽默的历史与哲学的研究……在幽默理论的历史中皆占有重要席位。解剖幽默固然缺少妙趣，但是它能让我们了解幽默与人类的精神根基之间的血肉关联；没有对幽默的解剖，我们很可能把它当作人类智慧无足轻重的小小饰品，从而犯下忽略的“罪行”。
三
二十世纪以来，“幽默”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哲学问题。五四先贤因饱受皇权礼教的窒息，所以十分明白幽默乃是人类智慧、自由和仁慈皆有余裕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孵育和反哺它们，一个美妙的双向循环。正因如此，他们才要输入幽默的空气，以图改变这个民族专制蒙昧的精神结构。林语堂先生说得恳切：幽默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独裁者如果非装作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幽默看见人家假冒就笑。所以不管你三千条的曲礼，十三部的经书，及全营的板面孔皇帝忠臣，板面孔严父孝子，板面孔贤师弟子一大堆人的袒护、掩护，维护礼教，也敌不过幽默之哈哈一笑。”
西式的幽默便是这样被作为礼教的敌人而引进国门的。于是现代中国有了鲁迅式的幽默，然而它沉郁有余，轻逸不足；有了老舍式的幽默，然而它失之油滑，不够质朴；有了张天翼式的幽默，然而它太过单调，缺少色彩；有了钱钟书式的幽默，然而它流于尖刻，不见暖意……幽默的内在双重性还未被现代中国作家所领会，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单面的讽刺、逗笑与滑稽。幽默在中国真正的成熟，是在当代作家王小波身上——他把笑与绝望、智慧与荒谬的对立共存表现得如此酣畅，堪为马克·吐温的精神嫡裔。
幽默是假正经的天敌。当一个民族的僵硬礼教在笑声中消亡，寄身于它的假正经却仍可能金蝉脱壳，以其他形象从事更别致的统治——套话、决议、号召、禁令、欢呼表态、苦情感恩、道德典型、媒体明星……随着传媒时代的来临，假正经更要尽可能占据公共的和私人的、官方的与民间的一切空间，强化人的童稚状态，压抑人的怀疑精神，维系禁忌与恐惧的威力，由一群不会笑的人操纵和塑造另一群不会笑的人。
后人须得感谢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创造了“agé laste”这个词——“仇恨笑、不会笑的人”。这是西方赐予“假正经”的不朽称谓。神权时代，“假正经”体现为神权和教会的绝对权威性，但在受到法律保护的民间狂欢节上，民众却拥有肆意嘲笑教会权威的神圣权利。这就是西方的智慧——统治者懂得“笑”与“假正经”的能量守恒定律，也懂得对威权的屈从若不释放为周期性的公开嘲谑，便会转化为不定期的暴力流血。《巨人传》是纸上的狂欢节。拉伯雷用高康大、庞大固埃、巴努日们变幻的身体、荒诞的经历、放肆的言笑和佯谬的探讨，消解神权和教会的假正经。这是一种受到准许的放肆权，然而自由的魔瓶虽以臣属的礼节打开，却再也无法以臣属的礼节封闭。自由的笑声一如空气，弥漫于整个欧洲，弥漫于后来的一切世代，弥漫于东西方智者的强大肺叶里，并经由他们启示那些不安的民族之魂。这是幽默诙谐的拉伯雷所散发的无穷之力。
巴赫金曾如此评价诙谐的伟力：诙谐不仅把人从外部的书刊检查制度中解放出来，而且首先从正宗的内部书刊检查制度中，从数千年来人们所养成的对神圣的事物、对专横的禁令、对过去、对权力的恐惧心理中解放出来。诙谐是对恐惧的胜利，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揭示了一个新世界。
其实，不自由的人们原本知道，诙谐、幽默、喜剧、笑并非专为捍卫自由而生，它们不过是自由意志的自然产物而已。不自由者将其视作武器和良药，或者相反——将其视作虚饰和麻药，均有乖离之处。如果“幽默”能够说话，我猜她宁愿声称自己是一种哲学或美学，一种艺术和人生的态度与趣味。她敏感于世界的无可解救的对立、不谐与荒谬，却超然地报以谑笑与同情的双重感情。幽默家的超然绝非由于他们不在此境遇之中，相反，他们深陷其中且深味其苦，但却仍能冷眼旁观，跳出局外，诱使他人发出忧郁的微笑。这种哲学式的超脱正是幽默的高超之处——她既浓烈又无力，既严肃又滑稽，既深植于个人意识之中又超越于个人哀乐之上。我毫不怀疑她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她不可被我们指望去直接改变人类的处境，却能够在人类意识的漫长的化学反应中，发生难以觉察的效能，化解愚蠢的暴行。
当一个国家被无可救药的愚蠢所统治，它的国民最应当做的也许不是愤怒，而是学会热血和冷静、微笑与泪水相交织的幽默。幽默使人们看透荒谬，皈依智慧，不自觉地结成自由而自省的精神共同体。当所有人都步入这一共同体之中，那个禁锢而专断的外壳也就形同虚设了。
（此文系《大家西学：幽默二十讲》序言，李静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现代汉语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以现成的古词对英文“humour”所作的音译，有“风趣”、“谐趣”、“诙谐风格”等意。古词“幽默”大概最早见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系“寂静无声”之意。屈子作《怀沙》时，正当悲伤绝望、“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前夕，那心情是与humour毫不沾边的。假设屈子有一点点humour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过端午节，我们所读到的他的作品，也完全不会是《离骚》、《九歌》和《九章》了。但林语堂仍以“幽默”譯“humour”，他的缘由是：“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杂话》，载1924年6月9日《晨报》副刊）因此，逗笑而婉曲，是幽默最起码的条件。
“humour”的古拉丁语原型humeurs一词系医学用语，意思是“体液、情绪”。体液理论乃由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医生所创立，认为人类有四种体液，分属于四种“本原”：黄胆属火（热），黑胆属土（冷），血液属风（干），粘液属水（湿）。人也基本分为四种体质，谁究竟属于何种体质，取决于其体内四种体液中占优势的那种。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先生的研究表明：体液理论经二世纪古罗马的盖仑医生推进，到十六世纪为法国的让·费尔纳尔医生（他与拉伯雷处于同一世纪）所修正，后被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王宫中的重要人物、与喜剧作家本·琼森（1572-1637）生死同年的罗伯特·弗拉德医生所接受，他在欧洲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有关“体液”的论战。在十六世纪末的整个欧洲，“体液”这个词是颇为时髦且语义含混的，人们在日常使用时，多强调体液混合物的不稳定和不规则因素。在英国，“humour”则获得了古怪、怪癖、举止乖张之意。琼森是首位把“滑稽”怪癖与“幽默”进行语义联姻的剧作家，并借用“humour”一词创立了自己的“癖性喜剧”。这一幽默与笑的联姻，开辟了“幽默”的新时代。如今我们所领略的幽默艺术，其引人发笑的成分中仍活跃着怪癖、夸张、不规则、不稳定的因素，正表明了“幽默”的“体液说”血统。
琼森的癖性喜剧揭示了人具有双重性格这一事实。十八世纪，“幽默”——伤感的乐观主义和快乐的悲观主义，这双面的阿努斯神——被认可为英国的一种民族特质，一种源于英格兰灵魂深处的传统。这一传统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将绝对化的仇恨悲哀转移至相对地带，而报之以悲天悯人的宽宥和戏谑自嘲的轻逸。我最叹服埃斯卡皮对幽默之于阶级暴力的解毒作用的分析。他指出，在中世纪末的英国，小资产者和农民联合起禁欲主义改革者罗拉德派，共同反对亲法国的金雀花王朝的最后几位统治者，可怕的阶级矛盾酝酿着流血的激情。但是代代相沿的“英国灵魂”能够辨证地包容各个矛盾倾向，人们渐渐演化出对立互补的政治集团及其各自的性格基调：中世纪是“快乐”的保皇派和天主教骑士与“忧郁”的平民阶层，到十八世纪则演变为英格兰教绅士的完美乐观主义与卫斯理的热情庄严。时至今日，工党政策仍带有忧郁的卫理公会教义色彩，而保守派则继续“快乐英国”的古老神话。诚如埃斯卡皮所言：
相互矛盾的力量在英国却体现为琼森式的幽默，体现为这样一些人：他们颇具象征意义地集政治道德态度的全部怪异性于一身，并以某种礼仪喜剧式的礼节替代历史斗争的尖锐激烈。这些人若担任政府首脑，便成为英国政治中的出色配对，例如：以冷漠的格莱斯顿抗衡易怒的迪斯累利，以斯代福·克利普斯先生的严肃感伤抗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固执血性。
在这个民族中，暴力的酝酿或许甚于任何一处地方，而对于幽默这一循环游戏的喜剧性意识，正是针对这种暴力的一帖最佳解药。
由此，sens of humour作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教养所传授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便演化为一种折衷的基本条件，而英国人民的整个生活也正是建立在折衷的基础之上。一个出色的误解（指本·琼森对“幽默”一词的误解——引者注），促成了一个是非难定的领域，那里有如一处迷阵，循规蹈矩与奋起反抗共存，微笑与苦涩共存，认真与猜疑共存，同样，怪异情态也与正常心理共存。
二
加拿大幽默作家里科克有言：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更伟大的著作，而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在提高人类素质方面，要比纽曼主教作的颂诗《慈祥的光辉引导我们走出黑暗》贡献更大。纽曼只是在悲惨世界的阴暗中召唤光明，而狄更斯却把光明给予了我们。
同样，一部伟大的幽默作品也胜过一千种幽默理论，因为幽默理论只是在解释幽默，而幽默作品则把幽默直接给予了我们。正如E·B·怀特所说：“幽默固然可以像青蛙一样被解剖，但其妙趣却会在解剖过程中丧失殆尽。”因此，如若编一本帮助人理解和领会“幽默”的书，对幽默作品的择取应多过幽默理论。
如前所述，幽默是一种被文学所孕育的智慧。西方的幽默文学传统始于古希腊喜剧。喜剧出身低微，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它起源于宴乐游行之类“下等表演”的序曲，因此除了在极少数“爱笑之士”那里，喜剧从未获得过和悲剧同等重要的地位。直至今日，幽默文学仍居于文学传统的边缘，其原因仍在于它看起来不够严肃和深刻。另一个原因却是隐而不彰的：幽默乃是一种极少数人能够拥有的天才——最宝贵的事物总是数量最少，因此声音最弱。这才是人类的不幸。
在幽默的历史中，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创造了一个灿烂的开端，他辛辣的讽刺笑谑检验着一个城邦对自由的理解，《鸟》的奇思至今令人惊绝。自由和智慧使人在笑中反省，继古希腊喜剧诗人之后，古罗马的卢奇安、奥维德、阿普列尤斯、普罗图斯也纷纷加入笑者的行列。中世纪似乎是禁止笑的，但研究表明，民间狂欢节释放了被禁止的能量。文艺复兴时期若干文化精英的涌现，把中世纪的民间诙谐修成了正果，“笑”变得意味深长：薄伽丘创作《十日谈》，以“人”的解除禁忌的身体驱逐不会笑的神；伊拉斯谟疾书《愚人颂》，为人类的非理性狂欢和泛滥的热情正名；拉伯雷用《巨人传》跟教会捣乱，拿人类的片面严肃性开涮；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假装被劣质骑士文学所激怒，实则对脱离现实的僵硬理想性作了绵长的反讽……这一时期的喜剧顶峰是法国的莫里哀，《伪君子》和《愤世嫉俗者》最被尊重，但是要在极短篇幅里领略他的幽默天才，《强迫的婚姻》已足够。幽默在英国文学里的流淌自然最是浩荡：莎士比亚的幽默不但活跃于他的喜剧中，也渗透在他的悲剧和历史剧里；至于乔叟、本·琼森、康格里夫、斯特恩、菲尔丁，直至近世的狄更斯、萧伯纳……无不是制造各式笑声的里手，含笑的泪与带泪的笑、言语的尖酸与内心之温软的二重奏萦回后世，不绝如缕。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吐温之名响彻美国和世界，标志着“幽默”这一“英国灵魂”产生了更茁壮的变体。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西方人的理性信念和上帝信仰，现代主义的绝望幽灵与产生于智慧之自信的“笑”发生了化合反应：荒诞派戏剧应运而生，贝克特托起一轮“喜剧世界的黑太阳”，尤奈斯库可笑的废话散发着不安的气息。“黑色幽默”虽然由法国人布勒东和艾吕雅率先命名，但是它的成熟却在美国——约瑟夫·海勒、库尔特·冯内古特、品钦的作品让笑容变得沉重。好在还有伍迪·艾伦，电影大师的游戏之笔反倒带来了纯粹的智慧之乐。
对饱受专制之苦的民族而言，幽默则呈现出别样的色彩和力量。它不只是一种轻逸的趣味，更意味着精神的解放。十九世纪开始，感情深挚的俄罗斯民族被幽默之光所照耀——果戈理的辣手，契诃夫的温情，布尔加科夫的怪诞……让这个民族在悲伤的泪水中逐渐感知笑，以及笑带来的勇气与理智。在中欧与东欧，悖谬的现实孕育了哈谢克、贡布罗维奇、赫拉巴尔、哈维尔、克里玛们的幽默。捷克人把藐视荒谬、以幽默面对暴力、用装傻来消极抵抗的方式称作“哈谢克式的”。这一传统滋润下的捷克人，其“十一月革命”的手段是和平而非流血，其主要武器是巨大标语上的轻快讽刺。正如作家伊凡·克里玛所说：“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的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
可以看到，幽默文学传统在外向的想象力中始终对禁锢和荒谬施以笑刑，而对自由与仁慈虔诚守望。幽默理论对此种本质进行了多重探讨。这种探讨还涉及幽默的诸种外延——喜剧、滑稽、诙谐、反讽、笑……克尔凯郭尔之于反讽，康格里夫、里普斯之于喜剧与幽默，柏格森之于笑与滑稽，弗洛伊德之于幽默的心理机制，巴赫金之于诙谐和自由的關系，昆德拉之于幽默与欧洲文明的关联，以及埃斯卡皮和克里奇利之于幽默的历史与哲学的研究……在幽默理论的历史中皆占有重要席位。解剖幽默固然缺少妙趣，但是它能让我们了解幽默与人类的精神根基之间的血肉关联；没有对幽默的解剖，我们很可能把它当作人类智慧无足轻重的小小饰品，从而犯下忽略的“罪行”。
三
二十世纪以来，“幽默”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哲学问题。五四先贤因饱受皇权礼教的窒息，所以十分明白幽默乃是人类智慧、自由和仁慈皆有余裕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孵育和反哺它们，一个美妙的双向循环。正因如此，他们才要输入幽默的空气，以图改变这个民族专制蒙昧的精神结构。林语堂先生说得恳切：幽默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独裁者如果非装作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心性必都有错误……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幽默看见人家假冒就笑。所以不管你三千条的曲礼，十三部的经书，及全营的板面孔皇帝忠臣，板面孔严父孝子，板面孔贤师弟子一大堆人的袒护、掩护，维护礼教，也敌不过幽默之哈哈一笑。”
西式的幽默便是这样被作为礼教的敌人而引进国门的。于是现代中国有了鲁迅式的幽默，然而它沉郁有余，轻逸不足；有了老舍式的幽默，然而它失之油滑，不够质朴；有了张天翼式的幽默，然而它太过单调，缺少色彩；有了钱钟书式的幽默，然而它流于尖刻，不见暖意……幽默的内在双重性还未被现代中国作家所领会，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单面的讽刺、逗笑与滑稽。幽默在中国真正的成熟，是在当代作家王小波身上——他把笑与绝望、智慧与荒谬的对立共存表现得如此酣畅，堪为马克·吐温的精神嫡裔。
幽默是假正经的天敌。当一个民族的僵硬礼教在笑声中消亡，寄身于它的假正经却仍可能金蝉脱壳，以其他形象从事更别致的统治——套话、决议、号召、禁令、欢呼表态、苦情感恩、道德典型、媒体明星……随着传媒时代的来临，假正经更要尽可能占据公共的和私人的、官方的与民间的一切空间，强化人的童稚状态，压抑人的怀疑精神，维系禁忌与恐惧的威力，由一群不会笑的人操纵和塑造另一群不会笑的人。
后人须得感谢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创造了“agé laste”这个词——“仇恨笑、不会笑的人”。这是西方赐予“假正经”的不朽称谓。神权时代，“假正经”体现为神权和教会的绝对权威性，但在受到法律保护的民间狂欢节上，民众却拥有肆意嘲笑教会权威的神圣权利。这就是西方的智慧——统治者懂得“笑”与“假正经”的能量守恒定律，也懂得对威权的屈从若不释放为周期性的公开嘲谑，便会转化为不定期的暴力流血。《巨人传》是纸上的狂欢节。拉伯雷用高康大、庞大固埃、巴努日们变幻的身体、荒诞的经历、放肆的言笑和佯谬的探讨，消解神权和教会的假正经。这是一种受到准许的放肆权，然而自由的魔瓶虽以臣属的礼节打开，却再也无法以臣属的礼节封闭。自由的笑声一如空气，弥漫于整个欧洲，弥漫于后来的一切世代，弥漫于东西方智者的强大肺叶里，并经由他们启示那些不安的民族之魂。这是幽默诙谐的拉伯雷所散发的无穷之力。
巴赫金曾如此评价诙谐的伟力：诙谐不仅把人从外部的书刊检查制度中解放出来，而且首先从正宗的内部书刊检查制度中，从数千年来人们所养成的对神圣的事物、对专横的禁令、对过去、对权力的恐惧心理中解放出来。诙谐是对恐惧的胜利，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揭示了一个新世界。
其实，不自由的人们原本知道，诙谐、幽默、喜剧、笑并非专为捍卫自由而生，它们不过是自由意志的自然产物而已。不自由者将其视作武器和良药，或者相反——将其视作虚饰和麻药，均有乖离之处。如果“幽默”能够说话，我猜她宁愿声称自己是一种哲学或美学，一种艺术和人生的态度与趣味。她敏感于世界的无可解救的对立、不谐与荒谬，却超然地报以谑笑与同情的双重感情。幽默家的超然绝非由于他们不在此境遇之中，相反，他们深陷其中且深味其苦，但却仍能冷眼旁观，跳出局外，诱使他人发出忧郁的微笑。这种哲学式的超脱正是幽默的高超之处——她既浓烈又无力，既严肃又滑稽，既深植于个人意识之中又超越于个人哀乐之上。我毫不怀疑她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她不可被我们指望去直接改变人类的处境，却能够在人类意识的漫长的化学反应中，发生难以觉察的效能，化解愚蠢的暴行。
当一个国家被无可救药的愚蠢所统治，它的国民最应当做的也许不是愤怒，而是学会热血和冷静、微笑与泪水相交织的幽默。幽默使人们看透荒谬，皈依智慧，不自觉地结成自由而自省的精神共同体。当所有人都步入这一共同体之中，那个禁锢而专断的外壳也就形同虚设了。
（此文系《大家西学：幽默二十讲》序言，李静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