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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社会话题，在20世纪中后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它的流行端赖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语境。在个体被“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之后，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文化群体之主体性丧失，“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被异己的外力所扭曲、改变。{1}人们不得不在市场的逻辑中加以选择，于是，“媚俗”便成了亚文化之上的普遍现象：“怀旧”便可视为其典型，而近距离的历史（民国）更是在近期文艺现象中引人注目。
从《城邦暴力团》到《民国就是这么生猛》；从《十月围城》到《新少林寺》，与“民国”“革命”相关的种种话题成为当代文艺竞相讲述的“乌托邦”——中华民族一段艰难困苦、自强不息的历史，在大众艺术书写中成了火热青春肆意挥洒、激情四射的年代：危机四伏、机遇不断的乱世，一群英雄和几位红颜的爱情，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历史讲述中，被演绎得充满了人情味道。文艺作品营造的叙事空间，宣泄了人们的怀旧情结，舒缓了他们对现实生活变动不居的焦虑。历史的、政治的真实被“艺术”精心地雕饰以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怀旧”成了一种暧昧的症候。本文尝试以讲述上世纪初爱情故事为主题的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两部入围影片《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为例，对“怀旧”的银幕进行冷静思考。
一、游戏者的姿态：个体青春掩盖国家情怀
《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都是诠释“书生救国”的宏大命题的影片，分别以辛亥英雄林觉民和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为主人公，是人物传记类电影。在2011年“辛亥百年”与建党90周年的特殊语境下，两部电影暗合民众的怀旧热潮，通过青春朝气的叙事和多位当红明星演员加盟的阵容重写“民国”与“革命”的意义。明显的市场企图——用偶像来吸引年轻消费群体——迫使电影的革命故事在人物形象、叙述情节、场面设置等方面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创新”。{2}
历史上，林觉民与瞿秋白在乱世之中坚持真理，探求变革道路，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为第一批传播宪政的知识分子，林觉民留学日本，通英、德、日三语，在政论、小说和法理学翻译等方面均有建树；瞿秋白更以五百多万字的著述传世，至今仍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尽管他们选择的革命道路方向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都经过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状况的理性分析与深刻思考。这也是当前中国思想界对民国学人充满敬意的根本原因。可是，“革命”这种富有启蒙意义与生命激情的崇高行动，在影片预设的目标受众心中难以产生共鸣；于是，在“怀旧”情结的促使之下，革命行动的理性维度被影像全然消解。
在影片人物形象上，《百年情书》里的“林觉民”与福州同盟会众兄弟为“革命”雀跃不已，他们称兄道弟，夜里夺枪、秘制炸弹，完全是一派青年学生的“游戏者”姿态，洋溢在银幕上挥之不去的一张张俊俏笑颜；《秋之白华》中，“瞿秋白”也被演绎为一位追求审美境界高于现实政治的英俊小生，他与杨之华共赴乡间，说服杨的前夫同意离婚，很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热血味道。
叙事细节的安排中，“林觉民”等人参加革命的阻力不来自理论障碍或政治斗争中的“反革命”势力，而是普通家庭里的家长意识。这群毛头小子没有反抗象征封建的父权威严，而是运用种种富于童趣的欺瞒，来躲避“大人们”的干扰、惩罚，完全是一派天真灿烂的“小鬼当家”形象；试图以此激发年轻观众对少年时缺乏理性、恣意妄为等行为的“怀旧”。而在这样的情节背景下，同盟会兄弟们的枕枪而眠或义气相激，尤其是一声声“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则更像是孩子们故作正经的游戏，显得不免幼稚可笑。可以说，正是由于缺少对主人公革命思想的深入刻画，使得《百年情书》的广州起义等革命情节仿佛缺乏现代民主意识支撑的“水浒”翻版；尤其是革命领导者黄兴“被”表现得举棋不定，更让人对“起义”的合理性、合法性产生质疑。
在场景设置上，两部影片都不再突出传统革命题材影片的壮烈氛围，转而着重使用刻画唯美的视觉冲击。《秋之白华》把街头政治、流血革命简化为“漫天飞舞着五颜六色的传单”，又不时以“透明玻璃杯中起舞的茶叶”的特写穿插在革命话语之中，大学生革命者的Party场景、革命恋人的相爱相拥，让本该是严肃、残酷的“革命”变成了与色彩、音乐、舞蹈相伴随的职业。这种小资情调在“瞿秋白”就义时达到了高潮：音乐轻柔恬静，画面中绿草如茵、花团锦簇，秋白缓缓而行、仰望天际，殷红的鲜血坠落在花瓣上，一滴、两滴、三滴……这与革命者牺牲时的英勇惨烈完全对立。此外，《百年情书》的枪战场景用了大量慢镜头，中枪的音响效果和中枪之后血溅瞬间的短暂定格，都显然不同于以往革命影片中英雄主义式的冲锋号嘹亮、炮火与厮杀之声充盈画面的场景构造。
在两部影片的语境中，观众注意力不再被导向革命先驱的家国情怀，更不可能引导他们认识作为知识分子的林觉民和瞿秋白之现代国家意识。影片在娱乐之余留下的可供探索、回味之“空白”被唯美的处理手法彻底填补。可以说，这两部影片不是要引导、教育受众，而是利用青春化的拍摄手法迎合、取悦受众。
二、爱情线的媚俗：怀旧情绪造就唯美叙事
传统革命文艺作品的叙事模式“革命加恋爱”已被建国以来的“红色经典”影片所刻版化。在新世纪讲述同样的故事，电影编剧们难免有“创新焦虑”。而《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的“创新”，就是颠倒影片的情节功能，将“革命加恋爱”改为“恋爱加革命”或“革命家恋爱”，总之是以“恋爱”为叙事聚焦。在这两部影片中，民国时期的革命主旋律在红尘情缘的故事里展开，“爱情”始终是推动“革命”叙事的主线，占据了影片的大部分时间：情侣海边放风筝、雨中手持玫瑰侯佳人、四目相顾欲说还休的镜头，此起彼伏，配合着时而感伤、时而幽婉的音乐，把剧情烘托到了浪漫一派的境地。这难免让英雄人物的传记叙述显得有些吊诡：历史的波澜壮阔缠绵而充满柔情地展开。“爱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国话题敏感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影片价值观的混乱。
《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的目标市场是青年消费者，“爱情”本即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容易唤起他们的自我认同与情感共鸣。“革命年代的爱情”对他们而言，有明显的陌生化效果，怀旧情绪的介入更使这种效果得到溢出言表的地步。在“林觉民”“瞿秋白”牺牲之后，观众的情绪不为宏大的历史前进和家国情怀而调动，他们惦念的是在画面之外的再婚妻子“杨之华”或“陈意映”，是乱世佳人的离恨别愁。以往被用来发挥教育意义的革命主题，在这两部影片中除了作为时代背景外，几乎什么都不是。如果说放弃革命题材的教育意义是当代电影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新突破，那么取“教育意义”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从《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来看，都不过是两段平凡爱情的悲惨结局而已。可以说，它们在挣脱出一个“陈词”的同时，跳入了另一个更大的媚俗“滥调”。
“通过把历史的或当代的现实替换成陈词滥调，媚俗艺术显然是靠了那些一般说来与浪漫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情感需求得以繁盛。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媚俗艺术视为浪漫主义陈腐化了的形式”。{3}“爱情”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典型，用它来替换尚有若干英雄主义、现实主义元素的“革命”，其趋向“媚俗”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了。更为重要的是，缺乏爱情实质的革命故事，似乎没法在爱情中得到解释，小资的唯美情调很难适应炮火轰轰，中华民族危如累卵的年代。
《百年情书》里，林觉民与陈意映人生志向大异其趣，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留学青年与钟情于背诵几句古诗的家庭妇女，一个向往革命、一个乞求安定，一个为国为民搞暗杀、一个相夫教子守妇道，他们之间如何诞生出震撼千古的爱情？《秋之白华》在渲染瞿秋白与结发妻子王剑虹志同道合、笃爱甚深的同时，也无法对他在发妻新丧不足4个月便另觅女学生的“移情别恋”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这些叙事逻辑上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编剧对“革命”的理解不足有关。迎合目标市场，一味强调“爱情”“青春”“唯美”的“小资情调”，精心雕饰的美丽影像遮蔽了“革命”的血腥与草莽。观众在没有历史感的电影世界里怀念的“旧”更像是他们的今天：一群天真灿烂的少年为理想奋斗，一位大学男老师的精神魅力折服了漂亮女生。这种“怀旧”，非但与“革命”无关，更与民国时期的中国前途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毫无关联。
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的问题有二：一是革命影片放弃了历史教育意义之后，在价值观层面没有新的意识形态加以填补，出现了电影思想取向的混乱；二是阶级斗争的革命故事与唯美的叙事修辞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这两部影片仍没有找到一条重新讲述革命故事的理想途径。博伊姆说：“由于艺术和人文学科作用的衰落，探索怀旧的途径也越来越少，对此的补偿则是怀旧现成制品的泛滥。批量预制用在怀旧方面的问题是，它无助于我们面对未来”{4}。以唯浪漫主义论的“爱情”做叙事主线的手法处理“革命”题材影片，类似于“鸡刀杀牛”，非但无法一刀毙命，反有被“牛”冲撞、顶伤之危。
三、本真性的消解：还原艺术与澄明历史
好电影的基本前提是讲好故事，好的历史故事不可避免要求真实。什么才是“革命”的真实？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然而，电影《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给观众更多的正是“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它们凭借着“怀旧”的风潮，剥离出林觉民与瞿秋白故事中的“革命”成分，不仅愈发难以讲好故事，更为要紧的是，消解了历史本真的电影对青年受众将如何起到价值引导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告别革命”之论盛嚣尘上。而作为对80后、90后青年受众“告别革命”意识的回应，没有任何举动比忘记革命中斗争的真实与残酷，单单记住革命中爱情的温情与浪漫，忘记革命者的思想探索和社会启蒙，仅仅记住西风东渐初期舶来的那些“小资情调”，来得更为彻底的了。在《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中，年轻观众们不仅怀念“美好”的“革命”，更怀念与革命携手的“爱情”——生离死别，轰轰烈烈。这恰是当代青年的爱情经验中所缺乏的。“在这里，真实是视觉上的，不是历史的”。{6}一句话，历史的本真性在“怀旧”风潮中被消解、改写了。
考察“怀旧”风潮在当代文化中的兴盛历程，不难发现，它是沿着文化市场化的脉络演进的。《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对青年消费者具有陌生化的效果，正是通过“‘怀旧’被灌注到商品中，以此展开市场营销，施巧计诱引顾客怀想他们失去的东西”而展开的。只是，以《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为代表的当代革命题材影片不同于传统“红色经典”对中老年观众的“怀旧”需求之满足在于，它们把“怀旧”对象由战争换成了爱情，它们所“售卖”的情感依凭的不是中老年观众对战斗故事的熟悉，而是青年观众对革命时代爱情形式的陌生。
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对“怀旧”做了“东欧式”和“美国式”的区分。前者的“怀旧是个坏词儿，和以往的南斯拉夫联系了起来。怀旧就是‘怀念（共产党的）南斯拉夫’”，而“美国人对待过去的态度”则是“把历史变成一束饶有趣味和伸手可及的纪念品，不沾政治的边”{7}。毫无疑问，后者正是缺乏历史感的国度在市场逻辑中沿着政治风险最小的途径引导艺术发展的结果——《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有可能就是在政治阻力与市场导向二者联手的状况下催生出来的。从片末字幕可以看出，其投资方分别是福建和江苏的地方政府，因此，可以认为，这两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地方宣传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怀旧娱乐”，当它们以多位一线明星的靓丽身影占据媒体营销空间，走向消费者买单的院线之时，这种带有政治意图的“怀旧”又转变成了市场逻辑。本来具有模糊、暧昧的艺术感性色彩的怀旧，在当下语境中成为政治与市场合谋的“文化产品”。
客观地说，“民国”“革命”话题在当代中国文艺表现中仍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全面复原历史的本真也并无可能——任何对真实的艺术描写，都可能诞生鲍德里亚“仿真”。但是，一旦编剧（艺术家）丧失了对历史本真与受众感兴诉求的起码尊重，转而屈服于政治与商业的外力，那么，艺术品沦为“仿真”或“拟像”的命运便无从避免。“怀旧”本该承担“体验真实”、对抗超现实的使命，而在市场逻辑中，它竟走向了工具化的处境，这才是令人担忧的根本所在。
注释：
{1}[英]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两部影片在媒体上的宣传分别以“演绎热血青春”“主演青春亮眼”“诠释青春意蕴”“不掺假的青春之歌”“热血豪情+浪漫青春”“诠释战乱青春意义”等为题，“青春”二字是其重要“卖点”。如《北京青年报》2011年5月20日报道“《百年情书》：不掺假的青春之歌”、《新华日报》2011年6月15日报道“《秋之白华》，诠释青春意蕴”等等。
{3}[美]卡琳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57页。
{4}{6}{7}[美]博伊姆著，杨德友译：《怀旧的未来》，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页、第42-43页、第58页。
{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孙 婵
从《城邦暴力团》到《民国就是这么生猛》；从《十月围城》到《新少林寺》，与“民国”“革命”相关的种种话题成为当代文艺竞相讲述的“乌托邦”——中华民族一段艰难困苦、自强不息的历史，在大众艺术书写中成了火热青春肆意挥洒、激情四射的年代：危机四伏、机遇不断的乱世，一群英雄和几位红颜的爱情，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历史讲述中，被演绎得充满了人情味道。文艺作品营造的叙事空间，宣泄了人们的怀旧情结，舒缓了他们对现实生活变动不居的焦虑。历史的、政治的真实被“艺术”精心地雕饰以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怀旧”成了一种暧昧的症候。本文尝试以讲述上世纪初爱情故事为主题的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两部入围影片《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为例，对“怀旧”的银幕进行冷静思考。
一、游戏者的姿态：个体青春掩盖国家情怀
《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都是诠释“书生救国”的宏大命题的影片，分别以辛亥英雄林觉民和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为主人公，是人物传记类电影。在2011年“辛亥百年”与建党90周年的特殊语境下，两部电影暗合民众的怀旧热潮，通过青春朝气的叙事和多位当红明星演员加盟的阵容重写“民国”与“革命”的意义。明显的市场企图——用偶像来吸引年轻消费群体——迫使电影的革命故事在人物形象、叙述情节、场面设置等方面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创新”。{2}
历史上，林觉民与瞿秋白在乱世之中坚持真理，探求变革道路，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为第一批传播宪政的知识分子，林觉民留学日本，通英、德、日三语，在政论、小说和法理学翻译等方面均有建树；瞿秋白更以五百多万字的著述传世，至今仍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尽管他们选择的革命道路方向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都经过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状况的理性分析与深刻思考。这也是当前中国思想界对民国学人充满敬意的根本原因。可是，“革命”这种富有启蒙意义与生命激情的崇高行动，在影片预设的目标受众心中难以产生共鸣；于是，在“怀旧”情结的促使之下，革命行动的理性维度被影像全然消解。
在影片人物形象上，《百年情书》里的“林觉民”与福州同盟会众兄弟为“革命”雀跃不已，他们称兄道弟，夜里夺枪、秘制炸弹，完全是一派青年学生的“游戏者”姿态，洋溢在银幕上挥之不去的一张张俊俏笑颜；《秋之白华》中，“瞿秋白”也被演绎为一位追求审美境界高于现实政治的英俊小生，他与杨之华共赴乡间，说服杨的前夫同意离婚，很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热血味道。
叙事细节的安排中，“林觉民”等人参加革命的阻力不来自理论障碍或政治斗争中的“反革命”势力，而是普通家庭里的家长意识。这群毛头小子没有反抗象征封建的父权威严，而是运用种种富于童趣的欺瞒，来躲避“大人们”的干扰、惩罚，完全是一派天真灿烂的“小鬼当家”形象；试图以此激发年轻观众对少年时缺乏理性、恣意妄为等行为的“怀旧”。而在这样的情节背景下，同盟会兄弟们的枕枪而眠或义气相激，尤其是一声声“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则更像是孩子们故作正经的游戏，显得不免幼稚可笑。可以说，正是由于缺少对主人公革命思想的深入刻画，使得《百年情书》的广州起义等革命情节仿佛缺乏现代民主意识支撑的“水浒”翻版；尤其是革命领导者黄兴“被”表现得举棋不定，更让人对“起义”的合理性、合法性产生质疑。
在场景设置上，两部影片都不再突出传统革命题材影片的壮烈氛围，转而着重使用刻画唯美的视觉冲击。《秋之白华》把街头政治、流血革命简化为“漫天飞舞着五颜六色的传单”，又不时以“透明玻璃杯中起舞的茶叶”的特写穿插在革命话语之中，大学生革命者的Party场景、革命恋人的相爱相拥，让本该是严肃、残酷的“革命”变成了与色彩、音乐、舞蹈相伴随的职业。这种小资情调在“瞿秋白”就义时达到了高潮：音乐轻柔恬静，画面中绿草如茵、花团锦簇，秋白缓缓而行、仰望天际，殷红的鲜血坠落在花瓣上，一滴、两滴、三滴……这与革命者牺牲时的英勇惨烈完全对立。此外，《百年情书》的枪战场景用了大量慢镜头，中枪的音响效果和中枪之后血溅瞬间的短暂定格，都显然不同于以往革命影片中英雄主义式的冲锋号嘹亮、炮火与厮杀之声充盈画面的场景构造。
在两部影片的语境中，观众注意力不再被导向革命先驱的家国情怀，更不可能引导他们认识作为知识分子的林觉民和瞿秋白之现代国家意识。影片在娱乐之余留下的可供探索、回味之“空白”被唯美的处理手法彻底填补。可以说，这两部影片不是要引导、教育受众，而是利用青春化的拍摄手法迎合、取悦受众。
二、爱情线的媚俗：怀旧情绪造就唯美叙事
传统革命文艺作品的叙事模式“革命加恋爱”已被建国以来的“红色经典”影片所刻版化。在新世纪讲述同样的故事，电影编剧们难免有“创新焦虑”。而《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的“创新”，就是颠倒影片的情节功能，将“革命加恋爱”改为“恋爱加革命”或“革命家恋爱”，总之是以“恋爱”为叙事聚焦。在这两部影片中，民国时期的革命主旋律在红尘情缘的故事里展开，“爱情”始终是推动“革命”叙事的主线，占据了影片的大部分时间：情侣海边放风筝、雨中手持玫瑰侯佳人、四目相顾欲说还休的镜头，此起彼伏，配合着时而感伤、时而幽婉的音乐，把剧情烘托到了浪漫一派的境地。这难免让英雄人物的传记叙述显得有些吊诡：历史的波澜壮阔缠绵而充满柔情地展开。“爱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国话题敏感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影片价值观的混乱。
《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的目标市场是青年消费者，“爱情”本即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容易唤起他们的自我认同与情感共鸣。“革命年代的爱情”对他们而言，有明显的陌生化效果，怀旧情绪的介入更使这种效果得到溢出言表的地步。在“林觉民”“瞿秋白”牺牲之后，观众的情绪不为宏大的历史前进和家国情怀而调动，他们惦念的是在画面之外的再婚妻子“杨之华”或“陈意映”，是乱世佳人的离恨别愁。以往被用来发挥教育意义的革命主题，在这两部影片中除了作为时代背景外，几乎什么都不是。如果说放弃革命题材的教育意义是当代电影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新突破，那么取“教育意义”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从《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来看，都不过是两段平凡爱情的悲惨结局而已。可以说，它们在挣脱出一个“陈词”的同时，跳入了另一个更大的媚俗“滥调”。
“通过把历史的或当代的现实替换成陈词滥调，媚俗艺术显然是靠了那些一般说来与浪漫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情感需求得以繁盛。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媚俗艺术视为浪漫主义陈腐化了的形式”。{3}“爱情”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典型，用它来替换尚有若干英雄主义、现实主义元素的“革命”，其趋向“媚俗”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了。更为重要的是，缺乏爱情实质的革命故事，似乎没法在爱情中得到解释，小资的唯美情调很难适应炮火轰轰，中华民族危如累卵的年代。
《百年情书》里，林觉民与陈意映人生志向大异其趣，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留学青年与钟情于背诵几句古诗的家庭妇女，一个向往革命、一个乞求安定，一个为国为民搞暗杀、一个相夫教子守妇道，他们之间如何诞生出震撼千古的爱情？《秋之白华》在渲染瞿秋白与结发妻子王剑虹志同道合、笃爱甚深的同时，也无法对他在发妻新丧不足4个月便另觅女学生的“移情别恋”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这些叙事逻辑上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编剧对“革命”的理解不足有关。迎合目标市场，一味强调“爱情”“青春”“唯美”的“小资情调”，精心雕饰的美丽影像遮蔽了“革命”的血腥与草莽。观众在没有历史感的电影世界里怀念的“旧”更像是他们的今天：一群天真灿烂的少年为理想奋斗，一位大学男老师的精神魅力折服了漂亮女生。这种“怀旧”，非但与“革命”无关，更与民国时期的中国前途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毫无关联。
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的问题有二：一是革命影片放弃了历史教育意义之后，在价值观层面没有新的意识形态加以填补，出现了电影思想取向的混乱；二是阶级斗争的革命故事与唯美的叙事修辞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这两部影片仍没有找到一条重新讲述革命故事的理想途径。博伊姆说：“由于艺术和人文学科作用的衰落，探索怀旧的途径也越来越少，对此的补偿则是怀旧现成制品的泛滥。批量预制用在怀旧方面的问题是，它无助于我们面对未来”{4}。以唯浪漫主义论的“爱情”做叙事主线的手法处理“革命”题材影片，类似于“鸡刀杀牛”，非但无法一刀毙命，反有被“牛”冲撞、顶伤之危。
三、本真性的消解：还原艺术与澄明历史
好电影的基本前提是讲好故事，好的历史故事不可避免要求真实。什么才是“革命”的真实？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然而，电影《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给观众更多的正是“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它们凭借着“怀旧”的风潮，剥离出林觉民与瞿秋白故事中的“革命”成分，不仅愈发难以讲好故事，更为要紧的是，消解了历史本真的电影对青年受众将如何起到价值引导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告别革命”之论盛嚣尘上。而作为对80后、90后青年受众“告别革命”意识的回应，没有任何举动比忘记革命中斗争的真实与残酷，单单记住革命中爱情的温情与浪漫，忘记革命者的思想探索和社会启蒙，仅仅记住西风东渐初期舶来的那些“小资情调”，来得更为彻底的了。在《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中，年轻观众们不仅怀念“美好”的“革命”，更怀念与革命携手的“爱情”——生离死别，轰轰烈烈。这恰是当代青年的爱情经验中所缺乏的。“在这里，真实是视觉上的，不是历史的”。{6}一句话，历史的本真性在“怀旧”风潮中被消解、改写了。
考察“怀旧”风潮在当代文化中的兴盛历程，不难发现，它是沿着文化市场化的脉络演进的。《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对青年消费者具有陌生化的效果，正是通过“‘怀旧’被灌注到商品中，以此展开市场营销，施巧计诱引顾客怀想他们失去的东西”而展开的。只是，以《百年情书》和《秋之白华》为代表的当代革命题材影片不同于传统“红色经典”对中老年观众的“怀旧”需求之满足在于，它们把“怀旧”对象由战争换成了爱情，它们所“售卖”的情感依凭的不是中老年观众对战斗故事的熟悉，而是青年观众对革命时代爱情形式的陌生。
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对“怀旧”做了“东欧式”和“美国式”的区分。前者的“怀旧是个坏词儿，和以往的南斯拉夫联系了起来。怀旧就是‘怀念（共产党的）南斯拉夫’”，而“美国人对待过去的态度”则是“把历史变成一束饶有趣味和伸手可及的纪念品，不沾政治的边”{7}。毫无疑问，后者正是缺乏历史感的国度在市场逻辑中沿着政治风险最小的途径引导艺术发展的结果——《百年情书》与《秋之白华》有可能就是在政治阻力与市场导向二者联手的状况下催生出来的。从片末字幕可以看出，其投资方分别是福建和江苏的地方政府，因此，可以认为，这两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地方宣传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怀旧娱乐”，当它们以多位一线明星的靓丽身影占据媒体营销空间，走向消费者买单的院线之时，这种带有政治意图的“怀旧”又转变成了市场逻辑。本来具有模糊、暧昧的艺术感性色彩的怀旧，在当下语境中成为政治与市场合谋的“文化产品”。
客观地说，“民国”“革命”话题在当代中国文艺表现中仍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全面复原历史的本真也并无可能——任何对真实的艺术描写，都可能诞生鲍德里亚“仿真”。但是，一旦编剧（艺术家）丧失了对历史本真与受众感兴诉求的起码尊重，转而屈服于政治与商业的外力，那么，艺术品沦为“仿真”或“拟像”的命运便无从避免。“怀旧”本该承担“体验真实”、对抗超现实的使命，而在市场逻辑中，它竟走向了工具化的处境，这才是令人担忧的根本所在。
注释：
{1}[英]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两部影片在媒体上的宣传分别以“演绎热血青春”“主演青春亮眼”“诠释青春意蕴”“不掺假的青春之歌”“热血豪情+浪漫青春”“诠释战乱青春意义”等为题，“青春”二字是其重要“卖点”。如《北京青年报》2011年5月20日报道“《百年情书》：不掺假的青春之歌”、《新华日报》2011年6月15日报道“《秋之白华》，诠释青春意蕴”等等。
{3}[美]卡琳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57页。
{4}{6}{7}[美]博伊姆著，杨德友译：《怀旧的未来》，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页、第42-43页、第58页。
{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