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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著比以前更为複杂和严峻的挑战，30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一个总爆发的临界点上。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广度、深度而言，算得上是中国5000年来未有之变局。大体来说，这30余年基本风平浪静。当然这得益於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能够顺势而为，调整自己的治理方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而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转型国家时间最长的增长期，並为执政党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积累了雄厚的财力。
当其它国家还在为如何使经济走出危机绞儘脑汁时，中国经济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就是在若干年后赶超美国，也並不意外。可以说，这是中国自鸦片战爭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国力最为強盛时期。但愈是在这样的时候，愈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不仅国民会在此种表面的強盛中不知不觉变得自大起来，而且，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著比以前更为複杂和严峻的挑战，30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一个总爆发的临界点上。如果未来10年，不妥善处理和解決好以下几大问题，后果堪忧。
挑战之一：实现经济再平衡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中国同样也面临著严峻的再平衡任务。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对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所谓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来谋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具体地说，是GDP的高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缩小甚至还有加強;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经济结构的固化;工会力量的弱小;农民工的城市化进展缓慢;以及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等体制、结构条件依旧。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中国这种粗放式发展逼入了绝境。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的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度依赖於美国。然而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儘管今年以来，随著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複，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有可能中断的，因此，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託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我们看到，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保护主义，美国通过有关中国汇率法案，使人民币面临著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以说，后危机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稅与非关稅贸易壁垒渐渐筑起，而中国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被动式平衡。而且，它使得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於恶化。
从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以来的情況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二是以政府代替市场，三是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四是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汇率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但为了保增长，这些领域的改革或被推迟，或又反複。虽然这种被动式平衡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它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更危险的是，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能量变得更大。
挑战之二：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对抗的大问题。
贫富分化首先表现为收入问题，除此外，它还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公共服务的分享以及机会的均等与否等所造成的贫和富的两极分化。由於收入分配在各种分配方式中佔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把收入分配等同於资源分配。狭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工资性收入，广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取得的货币或非货币收入，包括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在过去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佔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相比而言，中国在收入分配不公这个问题处理上也欠妥当。各种统计均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收入或贫富差距正日益拉大，已从过去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社会。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一个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在2009年6月召开的政协常委会上，也透露了一个数据：“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於美国。”
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是全方位的反差，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世界银行在前些年出版的一部名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的报告中警告，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4.74，比1999年的4.37高出近0.4个点数。事实上，上述数据已远远落后於现实。国家发改委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截止到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4.8，如果算上隐性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5。这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极限。
那么，收入差距导致的贫富扩大这种马太效应，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对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常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前者指的是因为顺利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后者指的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矛盾大量产生並不断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进入“黄金发展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取決於对收入差距的处理。处理得好，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进入“黄金发展期”;处理得不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入“矛盾凸显期”。
截止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900美元，正处於这一发展的“岔路口”，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看我们对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解決程度。首先应肯定，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可控的范围内，有助於整个社会煥发活力和生机；但假如差距过大，则不仅使得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不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还会导致以下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从经济层面看，由於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如遊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所导致的贫富高度不均的确有著很密切的联繫。
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就发出警告，“收入差距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当年的设想，並称这是改革的“两个大局”。我们现在“先富”有了，即第一个“大局”大体实现了，然而，“共富”即第二个“大局”的实现还显得遙遙无期。导致第二个“大局”实现不了的根本原因，是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靠不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获取财富的。这虽然可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因此也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和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实行如果不伴随对资本和权力的节制，将会放大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即自动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两个制度根源。
未来10年，必须把解決收入和贫富差距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否则，对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挑战之三：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是一个老问题，但不能因为其“老”，我们就对它放松警惕。各种调查均表明，腐败是社会公众最关注同时最也是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
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決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於制度而导致的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其它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黑格尔在此实际指出了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的确，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甚至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时，它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著“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态。说得严重点，我们今天的情況就是腐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逐渐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
建国初期被处決的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可能是改革开放前因贪污被处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了。然而，改革以来被查处的各级腐败官员不下数百万，这当中，上至国家领导人层级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下至没有级别的村官。某地一个小小的基层科级干部，其贪污、挪用的赃款竟然高达3亿多元，创造了中国腐败金额之最。
中国历代王朝几乎都毁於腐败。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引起公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並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腐败在中国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据估算，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佔GDP的3%，这部分财富被转移到了一小部分本就富有的所谓精英手中，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腐败的间接成本，如效率的损失、浪费，以及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文职机关士气的损害，更难以估量。此外，鉴於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以及存在民族分离的势力，腐败还会弱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大幅降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並为民族分离势力制造分裂提供了一个有蛊惑力的藉口。
腐败造成的物质耗损还不是最致命的，致命的是它会带来人心的丧失。从中国的情形看，腐败的严重氾滥已使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过程的反複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例如，地方一级的腐败每年都会引发数以千万计的骚乱、暴力与集体抗议，这削弱了社会稳定，而且使内部治安方面的额外支负担加重。
从腐败的通常逻辑来分析，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产生腐败的动力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则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基础，而制度缺失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信息公开度不对称是产生腐败的必要条件。但是，当前腐败的蔓延，除了具有一般性特点外，还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当下中国正处於现代化的转型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和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大转型、大变动的时期，思想混乱、道德沉沦、纪律松弛、信仰消失、制度虚无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金钱是人们真实的拜物教。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係、美色等交換金钱。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因此，在缺乏监督的情況下，非常容易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变现为脏款。
对於腐败的危害，包括高层在内的很多人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改革以来，国家一刻也没放松对官员腐败的警惕，出台了很多反腐措施，而且越到后来反腐规定越严厉。但让人尴尬的是，目前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腐败，反腐，再腐败，再反腐，以致无穷，每次反腐过后，腐败都以一种更猛烈的形式反弹。这说明，要么我们出台的各种反腐措施不对路，要么执行得不严格。不管哪种原因，反腐久不见效，同样会失去人心，从而加速社会危机的爆发。
腐败现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问题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愈来愈严峻的腐败无能为力，甚至失去了反腐的信心。未来10年，如果在反腐上成效不大，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有可能借著腐败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对此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挑战之四：重建社会价值观
与腐败相联繫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道德的全面退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全面紊乱。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腐败理解为对制度、规则和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的不遵守与破坏，而不仅仅是滥用公权力。后者是狭义的腐败，前者是广义的腐化。它们两者的关係是：腐败会造成一个社会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倒退，反过来，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倒退又会进一步加重社会的腐败。
但是，道德和价值的功能远不只於此。一个社会，固然需要制度来维繫其正常运转，但決定人们日常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最本质、最深层因素，还是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一个人若无羞耻之心，无所敬畏，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可惜的是，中国当下正陷入这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的状态。此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不是一般的程度，而是深入社会的肌理，呈现出大面积、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征。这些年来，我们生产了多少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发生了多少安全生产事故，又出现了多少产品质量问题?官场不像官场、学界不像学界、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品格，几乎每个行业、每个职业，都腐败盛行，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整个社会是非不分、信仰全无，以丑为美、以次充好，一切向“钱”看。总之，为了利润，敢於将一切社会道德和价值踩在腳下。
很多人把我们社会的道德退化和溃败归咎於实行市场经济。其实，这大错特错。市场经济其本质並不是无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是自由选择，公平竞爭，它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员，都必须具有独立自由的人身资格，能够自由自主地进行选择。市场经济也排除等级、身份、特权等因素，要求机会均等，交易公平。有信用才能产生持续的交易活动。所以，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就是自由、诚信、平等、公平、正义等这些美好的品质，它们也是市场经济根本的价值观。市场经济本来就要求人们在这些道德属性的约束下去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的长期有效演进。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之所以在強调理性经济人的同时还要強调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原因皆在於此。
但为什么市场经济被引入进中国后产生了变異?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这个世界当然没有教科书上的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要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带有本国的特色。而之所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被引入后产生变異，指的是它更多的与中国不好的传统和国情结合在了一块，从而使市场经济内在的元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出现大幅度的倒退。原因在於，儘管传统中国有著儒商的商业规范，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毕竟缺乏市场机制的因子，加之我们在引进和推行市场经济的时候，正赶上社会进行艰难的转型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内含的价值体系，包括儒商传统，在100多年前的救亡图存中就作为落后代表而被先贤们全盘否定並摧毁。时至今日，这个转型不但並未终结，而且还有加速的趋势，一方面旧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共识还未形成，於是在这个转型空档中，造成了社会价值的迷失，没有了道德和价值的约束，蛰伏於每个人内心的恶便有机会被释放。而市场经济若没有基本的商业规范，在自由的交易中，个人的私欲和自利本性就会被无限放大，“自由地赚钱”就会成为社会实际奉行的价值共识。中国目前不是说没有价值，官方也一直在倡导符合其要求的所谓主流价值观。然而，现实中这套价值体系实际上败於功利主义。功利之心人人都有，而上升为主义，无疑与政府行为有著直接的联繫，在一个政府主导社会资源的社会里，如果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那么必然会导致政府短期行为的频繁发生，致使政府行为捉摸不透，不可预期，这反过来又直接造成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这个社会的人们，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以结果来评价一个人或一项社会活动事业的成败，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
此外，产权制度的缺失，社会分配的失误，也会导致社会价值的“错位”和道德水平的下降。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社会分配使劳动者得不到与其劳动价值相对等的份额，一些人连生存都无法解決，你要他去同一个富翁一样守著“道德”的牌坊，告慰所谓的“人穷不能志短”，那不过是浪漫主义的道德幻想。因此，当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时，带来的必然是道德底线的崩溃和社会价值观的坍塌。
社会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时代精神的内核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全社会发挥著导向、凝聚和整合功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健康的价值观一般是由社会的主流价值充当的。倘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了问题，不被这个社会的多数民众尊奉，出现道德溃败也不足为奇。道德一旦溃败，信用全面退化，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过高交易成本，阻扰市场体系的建立;时间一长，还会毒化一个民族的心灵，使这个民族变得没有基本是非观念、唯利是图，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下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泄愤行为，深层根源即在於此。
现在的问题是，对於这种全面的道德和价值崩溃，儘管社会忧虑重重，但至今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校正。未来10年内，此种状況若得不到有效改观，将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风险源。（未完待续）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广度、深度而言，算得上是中国5000年来未有之变局。大体来说，这30余年基本风平浪静。当然这得益於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能够顺势而为，调整自己的治理方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而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转型国家时间最长的增长期，並为执政党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积累了雄厚的财力。
当其它国家还在为如何使经济走出危机绞儘脑汁时，中国经济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就是在若干年后赶超美国，也並不意外。可以说，这是中国自鸦片战爭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国力最为強盛时期。但愈是在这样的时候，愈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不仅国民会在此种表面的強盛中不知不觉变得自大起来，而且，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著比以前更为複杂和严峻的挑战，30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一个总爆发的临界点上。如果未来10年，不妥善处理和解決好以下几大问题，后果堪忧。
挑战之一：实现经济再平衡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中国同样也面临著严峻的再平衡任务。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对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所谓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来谋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具体地说，是GDP的高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缩小甚至还有加強;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经济结构的固化;工会力量的弱小;农民工的城市化进展缓慢;以及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等体制、结构条件依旧。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中国这种粗放式发展逼入了绝境。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的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度依赖於美国。然而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儘管今年以来，随著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複，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有可能中断的，因此，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託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我们看到，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保护主义，美国通过有关中国汇率法案，使人民币面临著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以说，后危机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稅与非关稅贸易壁垒渐渐筑起，而中国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被动式平衡。而且，它使得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於恶化。
从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以来的情況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二是以政府代替市场，三是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四是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汇率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但为了保增长，这些领域的改革或被推迟，或又反複。虽然这种被动式平衡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它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更危险的是，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能量变得更大。
挑战之二：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对抗的大问题。
贫富分化首先表现为收入问题，除此外，它还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公共服务的分享以及机会的均等与否等所造成的贫和富的两极分化。由於收入分配在各种分配方式中佔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把收入分配等同於资源分配。狭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工资性收入，广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取得的货币或非货币收入，包括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在过去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佔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相比而言，中国在收入分配不公这个问题处理上也欠妥当。各种统计均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收入或贫富差距正日益拉大，已从过去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社会。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一个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在2009年6月召开的政协常委会上，也透露了一个数据：“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於美国。”
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是全方位的反差，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世界银行在前些年出版的一部名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的报告中警告，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4.74，比1999年的4.37高出近0.4个点数。事实上，上述数据已远远落后於现实。国家发改委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截止到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4.8，如果算上隐性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5。这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极限。
那么，收入差距导致的贫富扩大这种马太效应，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对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常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前者指的是因为顺利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后者指的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矛盾大量产生並不断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进入“黄金发展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取決於对收入差距的处理。处理得好，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进入“黄金发展期”;处理得不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入“矛盾凸显期”。
截止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900美元，正处於这一发展的“岔路口”，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看我们对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解決程度。首先应肯定，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可控的范围内，有助於整个社会煥发活力和生机；但假如差距过大，则不仅使得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不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还会导致以下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从经济层面看，由於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如遊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所导致的贫富高度不均的确有著很密切的联繫。
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就发出警告，“收入差距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当年的设想，並称这是改革的“两个大局”。我们现在“先富”有了，即第一个“大局”大体实现了，然而，“共富”即第二个“大局”的实现还显得遙遙无期。导致第二个“大局”实现不了的根本原因，是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靠不正当的方式和手段获取财富的。这虽然可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因此也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和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实行如果不伴随对资本和权力的节制，将会放大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即自动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两个制度根源。
未来10年，必须把解決收入和贫富差距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否则，对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挑战之三：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是一个老问题，但不能因为其“老”，我们就对它放松警惕。各种调查均表明，腐败是社会公众最关注同时最也是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
黑格尔在分析西方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原因时指出，这种腐败決不是偶然的，如一些人所说是单纯滥用权力的结果，因此只要遏制了某些人的私欲即可将其消除;相反，这不仅是一种源於制度而导致的必然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而且是一种不断地向其它空间弥漫的死症。它注定到处孳生出权力欲、放纵淫欲、种种野蛮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
黑格尔在此实际指出了一种腐败的扩散效应。的确，当贪腐成为一种文化，甚至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心理时，它就会像癌症一样散发、蔓延，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会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著“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态。说得严重点，我们今天的情況就是腐败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淡化、被认同、被怂恿、被放纵，逐渐成为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全面侵入社会的肌体。
建国初期被处決的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可能是改革开放前因贪污被处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了。然而，改革以来被查处的各级腐败官员不下数百万，这当中，上至国家领导人层级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下至没有级别的村官。某地一个小小的基层科级干部，其贪污、挪用的赃款竟然高达3亿多元，创造了中国腐败金额之最。
中国历代王朝几乎都毁於腐败。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腐败的失控将破坏关键的治理制度，引起公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扭曲，並加大爆发全面危机的风险。腐败在中国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据估算，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佔GDP的3%，这部分财富被转移到了一小部分本就富有的所谓精英手中，加剧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腐败的间接成本，如效率的损失、浪费，以及对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关键性公共机构的信誉与文职机关士气的损害，更难以估量。此外，鉴於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以及存在民族分离的势力，腐败还会弱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大幅降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並为民族分离势力制造分裂提供了一个有蛊惑力的藉口。
腐败造成的物质耗损还不是最致命的，致命的是它会带来人心的丧失。从中国的情形看，腐败的严重氾滥已使社会转型面临两种威胁，一是转型的进程被腐败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打断，造成转型过程的反複与倒退;二是转型的方向因腐败产生的路径依赖发生偏离，滑向权钱结合的恶势力主宰社会的方向。这两种可能性已越来越大。例如，地方一级的腐败每年都会引发数以千万计的骚乱、暴力与集体抗议，这削弱了社会稳定，而且使内部治安方面的额外支负担加重。
从腐败的通常逻辑来分析，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产生腐败的动力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则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基础，而制度缺失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信息公开度不对称是产生腐败的必要条件。但是，当前腐败的蔓延，除了具有一般性特点外，还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当下中国正处於现代化的转型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和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大转型、大变动的时期，思想混乱、道德沉沦、纪律松弛、信仰消失、制度虚无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金钱是人们真实的拜物教。每个人都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各种资源，包括权力、知识、关係、美色等交換金钱。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实际主宰者，其拥有的各种资源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因此，在缺乏监督的情況下，非常容易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变现为脏款。
对於腐败的危害，包括高层在内的很多人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改革以来，国家一刻也没放松对官员腐败的警惕，出台了很多反腐措施，而且越到后来反腐规定越严厉。但让人尴尬的是，目前似乎走入了一个怪圈——腐败，反腐，再腐败，再反腐，以致无穷，每次反腐过后，腐败都以一种更猛烈的形式反弹。这说明，要么我们出台的各种反腐措施不对路，要么执行得不严格。不管哪种原因，反腐久不见效，同样会失去人心，从而加速社会危机的爆发。
腐败现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问题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愈来愈严峻的腐败无能为力，甚至失去了反腐的信心。未来10年，如果在反腐上成效不大，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有可能借著腐败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对此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挑战之四：重建社会价值观
与腐败相联繫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道德的全面退化和社会价值观的全面紊乱。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腐败理解为对制度、规则和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的不遵守与破坏，而不仅仅是滥用公权力。后者是狭义的腐败，前者是广义的腐化。它们两者的关係是：腐败会造成一个社会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倒退，反过来，道德和价值的恶化与倒退又会进一步加重社会的腐败。
但是，道德和价值的功能远不只於此。一个社会，固然需要制度来维繫其正常运转，但決定人们日常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最本质、最深层因素，还是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一个人若无羞耻之心，无所敬畏，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可惜的是，中国当下正陷入这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的状态。此种道德溃败和价值紊乱不是一般的程度，而是深入社会的肌理，呈现出大面积、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征。这些年来，我们生产了多少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发生了多少安全生产事故，又出现了多少产品质量问题?官场不像官场、学界不像学界、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品格，几乎每个行业、每个职业，都腐败盛行，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整个社会是非不分、信仰全无，以丑为美、以次充好，一切向“钱”看。总之，为了利润，敢於将一切社会道德和价值踩在腳下。
很多人把我们社会的道德退化和溃败归咎於实行市场经济。其实，这大错特错。市场经济其本质並不是无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是自由选择，公平竞爭，它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员，都必须具有独立自由的人身资格，能够自由自主地进行选择。市场经济也排除等级、身份、特权等因素，要求机会均等，交易公平。有信用才能产生持续的交易活动。所以，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就是自由、诚信、平等、公平、正义等这些美好的品质，它们也是市场经济根本的价值观。市场经济本来就要求人们在这些道德属性的约束下去进行物质财富的创造，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的长期有效演进。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之所以在強调理性经济人的同时还要強调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原因皆在於此。
但为什么市场经济被引入进中国后产生了变異?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这个世界当然没有教科书上的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要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带有本国的特色。而之所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被引入后产生变異，指的是它更多的与中国不好的传统和国情结合在了一块，从而使市场经济内在的元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出现大幅度的倒退。原因在於，儘管传统中国有著儒商的商业规范，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毕竟缺乏市场机制的因子，加之我们在引进和推行市场经济的时候，正赶上社会进行艰难的转型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内含的价值体系，包括儒商传统，在100多年前的救亡图存中就作为落后代表而被先贤们全盘否定並摧毁。时至今日，这个转型不但並未终结，而且还有加速的趋势，一方面旧的价值体系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共识还未形成，於是在这个转型空档中，造成了社会价值的迷失，没有了道德和价值的约束，蛰伏於每个人内心的恶便有机会被释放。而市场经济若没有基本的商业规范，在自由的交易中，个人的私欲和自利本性就会被无限放大，“自由地赚钱”就会成为社会实际奉行的价值共识。中国目前不是说没有价值，官方也一直在倡导符合其要求的所谓主流价值观。然而，现实中这套价值体系实际上败於功利主义。功利之心人人都有，而上升为主义，无疑与政府行为有著直接的联繫，在一个政府主导社会资源的社会里，如果社会对政府的约束不够，那么必然会导致政府短期行为的频繁发生，致使政府行为捉摸不透，不可预期，这反过来又直接造成社会信任的进一步下降。这个社会的人们，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以结果来评价一个人或一项社会活动事业的成败，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
此外，产权制度的缺失，社会分配的失误，也会导致社会价值的“错位”和道德水平的下降。产权是信任的载体，无恒产者，无恒心，自然就不会有诚信。社会分配使劳动者得不到与其劳动价值相对等的份额，一些人连生存都无法解決，你要他去同一个富翁一样守著“道德”的牌坊，告慰所谓的“人穷不能志短”，那不过是浪漫主义的道德幻想。因此，当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时，带来的必然是道德底线的崩溃和社会价值观的坍塌。
社会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时代精神的内核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全社会发挥著导向、凝聚和整合功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健康的价值观一般是由社会的主流价值充当的。倘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了问题，不被这个社会的多数民众尊奉，出现道德溃败也不足为奇。道德一旦溃败，信用全面退化，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过高交易成本，阻扰市场体系的建立;时间一长，还会毒化一个民族的心灵，使这个民族变得没有基本是非观念、唯利是图，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下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泄愤行为，深层根源即在於此。
现在的问题是，对於这种全面的道德和价值崩溃，儘管社会忧虑重重，但至今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校正。未来10年内，此种状況若得不到有效改观，将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风险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