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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展览的风格，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肃穆”。
一个个低矮的展柜，需要观众俯下身子，如做鞠躬状细看里面的展品;穿梭其间，幽暗的色调似是步入了墓园瞻仰……它就是即日起至10月20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
大众对于梁思成的知晓，最著名的身份莫过于我国著名建筑学家的身份。事实上，他还是建筑教育家，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的重要先驱。他领导设计了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人。因此，此次展厅这种墓园氛围的营造，意在把梁思成一生所有的伟大成就都呈现在不同的墓碑之上，使它们成为墓志铭的一部分，观众仿佛置身于碑林之中去瞻仰缅怀他;加上他又曾为王国维、父亲梁启超、妻子林徽因、弟弟梁思永等人设计过墓碑，这种呈现方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他的双重致敬。
与漫长的历史长河相比，梁思成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算太久，所以站在他诞辰1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来观展，他对学界的贡献，他的心怀大略、独立人格，以及其背后一代学人的命运，依然余温尚在。或许你对他的印象只是片段而表面的，那么不妨通过本刊记者从此次观展体验中节选出的几个亮点，来认识更加生动的梁思成。
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朱启钤旧藏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作业1925年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建筑巨匠李诫参阅大量文献，收集工匠讲述的各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和建筑构件的加工方法，结合自己多年修建工程的经验，终于完成建筑巨典《营造法式》。这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此后800余年，《营造法式》流传下多个版本。到了1925年，著名藏书家陶湘刻板刊行了陶本《营造法式》，以镂版、图版精美闻名于世。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获得陶本《营造法式》后，如获至宝，将其寄给了正在万里之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就读的儿子梁思成。梁启超认为：研究建筑，怎能缺中国的古建。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1932年 梁思成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
收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梁思成便立志研究、破译这部无人能懂的“天书”。上世纪30年代初，在加入近代第一个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后，他首先通过学习清代建筑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理解清式建筑做法，并于1934年出版专著《清式营造则例》;继而结合唐、宋、辽、金建筑实物，逐步释读《营造法式》。尤其在深入理解法式“大木作制度”中“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的基础上，将其与西方古典建筑中以柱径为设计模数的ORDER（今译为“柱式”，梁思成曾将其译作“型范”）相提并论，并极具开创性地提出这是确定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这是梁思成对中西建筑史比较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建筑史》等一系列论著中，梁思成把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称作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在上世纪6 0年代十分艰难的境况下，他重拾因种种原因停滞多年的《营造法式》注释工作，并在“文革”前夕与助手们完成了大部分主要内容。
梁思成逝世之后，1987年，他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以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杰出成就，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筚路蓝缕，考察了中华大地上数以千计的古建筑，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世界级学术水平的论文。
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当年在中国古建筑田野考察中所做的巨大贡献，有几个例子特别值得一说。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千年以上的唐代木构建筑，如果想看唐代建筑，必须去日本。针对这一说法，年轻的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在中华大地上苦苦搜寻。他们历经5年时间，实地考察了百余个县市、千余座古建筑，最终在1937年6月，于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并且确证其东大殿为唐代建筑无疑，从而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这是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一发现极大地鼓励了当时国人重拾弘扬中国古建文化的信心和决心。
当年，有一首民谣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叫“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当中饱含了华北地区的好几处名胜，即沧州的铸铁狮子、应县的木塔、正定县隆兴寺的观音菩萨与赵县的石拱桥。
林徽因在测绘佛光寺唐代经幢1937年7月中国营造学社影像资料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极为重视古建筑测绘，1933年9月测绘应县木塔时，他甚至不顾生命安危，徒手攀援铁链测绘塔刹。他与助手莫宗江合作的一系列古建筑測绘图，成为了迄今无人超越的典范。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 插图：中国建筑之ORDER英文版 1946年完稿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除了应县木塔，循着民谣的指引，梁思成还带着莫宗江赴河北赵县找到了赵州桥。赵州桥又叫安济桥，由隋朝工匠李春建造，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石拱桥。最早发现并确定了赵州桥建造年代的正是梁思成团队。
自上世纪40年代赴美考察归国后，梁思成更加重视城市规划。他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改称“营建学系”，并将课程分为“建筑”与“市镇计划”两组。1951年，清华大学营建系又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合办“造园组”。
1950年起，梁思成开始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首都的规划建设殚精竭虑。他在北京规划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1950年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该方案主张在北京古城以西建设中央行政区，整体保护古城，平衡发展城市，避免单中心城市弊病以及大规模旧城改造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负担。虽然它未获实施，但其城市规划思想理念却具有突出的价值，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3月9日，梁思成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信中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除此之外，梁思成还多次就北京的规划问题致信周恩来、聂荣臻、彭真等领导，这些书信也成为了后来北京在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史料。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梁思成既是重要的开拓者，更是永不妥协的守护者。由他主持或参与的曲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阁等古迹的保护修缮工程（或方案），以及他提出的“整旧如旧”的保护修缮理念，皆是此后文保界长期遵循的范本和原则。
而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广阔胸怀，更是让人深感敬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际，他为作战方分别开列了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即《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1945）及《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1949），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这就是梁思成。站在此次的展厅中，以放有《营造法式》的展柜为中心点、东西为轴望向两端，一侧的墙上是一幅高约5米的梁思成自拍像。这是上世纪20年代，他用一架德式折叠相机留下的自拍，那时候他才20多岁，眼神是好奇并充满思索的;另一侧是他1947年作为中方顾问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时的场景，两张图片遥相呼应，是穿越历史时光的回望。而展览的尾声处有张照片则是他于1962年在家中所摄，主人公坐于沙发一角，脸上的表情写满岁月沧桑。对于梁思成先生，有句很著名的评价是“没有人敢走进他的岁月”。是真的“不敢”吗？未必。敬仰的背后，更多应该还是因为他用人生所写就的这部“书”，值得一遍遍地细品吧。（注：本文展品图片与部分文字资料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一个个低矮的展柜，需要观众俯下身子，如做鞠躬状细看里面的展品;穿梭其间，幽暗的色调似是步入了墓园瞻仰……它就是即日起至10月20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
大众对于梁思成的知晓，最著名的身份莫过于我国著名建筑学家的身份。事实上，他还是建筑教育家，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的重要先驱。他领导设计了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人。因此，此次展厅这种墓园氛围的营造，意在把梁思成一生所有的伟大成就都呈现在不同的墓碑之上，使它们成为墓志铭的一部分，观众仿佛置身于碑林之中去瞻仰缅怀他;加上他又曾为王国维、父亲梁启超、妻子林徽因、弟弟梁思永等人设计过墓碑，这种呈现方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他的双重致敬。
与漫长的历史长河相比，梁思成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算太久，所以站在他诞辰1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来观展，他对学界的贡献，他的心怀大略、独立人格，以及其背后一代学人的命运，依然余温尚在。或许你对他的印象只是片段而表面的，那么不妨通过本刊记者从此次观展体验中节选出的几个亮点，来认识更加生动的梁思成。
他的志向——一部《营造法式》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建筑巨匠李诫参阅大量文献，收集工匠讲述的各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和建筑构件的加工方法，结合自己多年修建工程的经验，终于完成建筑巨典《营造法式》。这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此后800余年，《营造法式》流传下多个版本。到了1925年，著名藏书家陶湘刻板刊行了陶本《营造法式》，以镂版、图版精美闻名于世。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获得陶本《营造法式》后，如获至宝，将其寄给了正在万里之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就读的儿子梁思成。梁启超认为：研究建筑，怎能缺中国的古建。
收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梁思成便立志研究、破译这部无人能懂的“天书”。上世纪30年代初，在加入近代第一个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后，他首先通过学习清代建筑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理解清式建筑做法，并于1934年出版专著《清式营造则例》;继而结合唐、宋、辽、金建筑实物，逐步释读《营造法式》。尤其在深入理解法式“大木作制度”中“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的基础上，将其与西方古典建筑中以柱径为设计模数的ORDER（今译为“柱式”，梁思成曾将其译作“型范”）相提并论，并极具开创性地提出这是确定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这是梁思成对中西建筑史比较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建筑史》等一系列论著中，梁思成把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称作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在上世纪6 0年代十分艰难的境况下，他重拾因种种原因停滞多年的《营造法式》注释工作，并在“文革”前夕与助手们完成了大部分主要内容。
梁思成逝世之后，1987年，他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以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杰出成就，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他的堅持——踏遍山山水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筚路蓝缕，考察了中华大地上数以千计的古建筑，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世界级学术水平的论文。
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当年在中国古建筑田野考察中所做的巨大贡献，有几个例子特别值得一说。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千年以上的唐代木构建筑，如果想看唐代建筑，必须去日本。针对这一说法，年轻的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在中华大地上苦苦搜寻。他们历经5年时间，实地考察了百余个县市、千余座古建筑，最终在1937年6月，于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并且确证其东大殿为唐代建筑无疑，从而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这是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一发现极大地鼓励了当时国人重拾弘扬中国古建文化的信心和决心。
当年，有一首民谣在华北地区广为流传，叫“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当中饱含了华北地区的好几处名胜，即沧州的铸铁狮子、应县的木塔、正定县隆兴寺的观音菩萨与赵县的石拱桥。
梁思成极为重视古建筑测绘，1933年9月测绘应县木塔时，他甚至不顾生命安危，徒手攀援铁链测绘塔刹。他与助手莫宗江合作的一系列古建筑測绘图，成为了迄今无人超越的典范。
除了应县木塔，循着民谣的指引，梁思成还带着莫宗江赴河北赵县找到了赵州桥。赵州桥又叫安济桥，由隋朝工匠李春建造，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石拱桥。最早发现并确定了赵州桥建造年代的正是梁思成团队。
他的“不妥协”——视古建保护为生命
自上世纪40年代赴美考察归国后，梁思成更加重视城市规划。他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改称“营建学系”，并将课程分为“建筑”与“市镇计划”两组。1951年，清华大学营建系又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合办“造园组”。
1950年起，梁思成开始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首都的规划建设殚精竭虑。他在北京规划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1950年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该方案主张在北京古城以西建设中央行政区，整体保护古城，平衡发展城市，避免单中心城市弊病以及大规模旧城改造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负担。虽然它未获实施，但其城市规划思想理念却具有突出的价值，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此之外，梁思成还多次就北京的规划问题致信周恩来、聂荣臻、彭真等领导，这些书信也成为了后来北京在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史料。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梁思成既是重要的开拓者，更是永不妥协的守护者。由他主持或参与的曲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阁等古迹的保护修缮工程（或方案），以及他提出的“整旧如旧”的保护修缮理念，皆是此后文保界长期遵循的范本和原则。
而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广阔胸怀，更是让人深感敬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际，他为作战方分别开列了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即《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1945）及《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1949），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这就是梁思成。站在此次的展厅中，以放有《营造法式》的展柜为中心点、东西为轴望向两端，一侧的墙上是一幅高约5米的梁思成自拍像。这是上世纪20年代，他用一架德式折叠相机留下的自拍，那时候他才20多岁，眼神是好奇并充满思索的;另一侧是他1947年作为中方顾问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时的场景，两张图片遥相呼应，是穿越历史时光的回望。而展览的尾声处有张照片则是他于1962年在家中所摄，主人公坐于沙发一角，脸上的表情写满岁月沧桑。对于梁思成先生，有句很著名的评价是“没有人敢走进他的岁月”。是真的“不敢”吗？未必。敬仰的背后，更多应该还是因为他用人生所写就的这部“书”，值得一遍遍地细品吧。（注：本文展品图片与部分文字资料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