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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育二胎政策松动”的消息，又一次燃起了城市白领们拥有两个孩子的梦想。然而，无论是中国的人口现状还是来自官方的政策解释，都让这种梦想只能停留在“怀想”阶段
“房子要住就住2层，孩子要生就生2个，这才是生活质量呢！”居住在北京中关村一个高档小区的李冰，心仪邻居宽大的复式房子之余，更羡慕邻居家里那对并非孪生、活泼可爱的兄妹俩，两个孩子一起出门，总是成为令路人羡慕的风景。
其实这种景象，放在20多年前，不过是稀松平常，可是如今，两个孩子就太惹眼了。
超生“富贵兵团”
周女士也拥有两个女儿。大女儿7岁，小女儿3岁，老大从公立幼儿园转入相对昂贵的私立幼儿园后，周女士松了一口气，自己的女儿不再那么突出了，25个人的小班中，有两到三个孩子属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这些孩子的父母不是所谓港澳台或外籍人士，而是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海归、或者是其他经济条件较好的“薪富”阶层，周女士的先生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拥有两个孩子，已经和拥有一处大屋、一款名车一样，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新梦想。
与源自讽刺小品的“超生游击队”不同，这是一个高素质的“超生富贵兵团”——一小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考虑采用改变国籍或者认缴罚金的方法，将自己的后裔乘以2。
最近从上海传来的消息，特别鼓惑了城市白领们的心：新颁布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关于生育二胎的种种政策有了“松动”。比如三种人群再生育规定从适用于农业人口扩大到非农业人口；增加了4种再婚夫妻再生育的规定；同时取消了原有的生育第2个孩子应间隔4年的规定，等等。
伴随这个消息的，是一项对上海年轻男女的调查。它显示，随着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学者专家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对生第二个孩子最感兴趣。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城市，2002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曾委托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开展“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并出版了《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一书，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有趣的是男人比女人更愿意多要一个孩子，其中，49.7%的“爸爸”想要第2个孩子，而“妈妈”有此愿望的只有43.4%。
而据《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项对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调查表明，近八成的博士、硕士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较为合适，由于理解国家政策不可违背，所以，近四成的人考虑到国外去生二胎。
这一批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构成了当今城市中特殊的“怀想二胎”的主力。
为什么是2个？
一对夫妻中间夹着一张稚嫩的孩子的脸，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三口之家变成了中国城市家庭的标准版本。
江玮就是在这种习惯状态下看到了一张一家四口的照片，照片的主人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而且是一对龙凤胎，合影上男女主人各自抱着一个“小相似形”站在一起，“那种感觉真是震撼性的”，她说，“看过这张照片，再看三口之家4的照片就会有一种不完整的感觉”。
不完整的感觉并非只是视觉上的。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没来由就淌眼抹泪，拿情捏性，又谁知她不是因为独生子女的身份——“别人皆有兄弟姊妹，独她没有”——而缺乏安全感，导致神经衰弱？而当年的张爱玲，小时候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弟弟长得漂亮，所以处处留心着要表现得聪明乖巧，如果没有弟弟，恐怕她也不至于如此早慧吧？
目前已经是两个女儿母亲的周女士对此深有体会，“我并不是有意违反国家政策，而是从孩子的心理发展过程来说，我认为两个孩子比较合适。”
周女士介绍，自从有了个妹妹后，老大性格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独生子女那些特殊的脾性，如自私，自我为中心改变了许多，连幼儿园的老师都反映，孩子如今特别有责任心。而且由于姐姐能够带着妹妹一起玩，妈妈反而比带一个孩子的时候省了很多心。
多一个孩子，似乎也多了一道安全系数。目前管理着一间培训公司的于昕说，“假如有第二个孩子，将来父母都不在了，孩子和孩子间还可以互相商量，彼此有个照应。”
对于今天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城市青年父母，兄弟姐妹一大堆不过是少年成长期最平常的记忆。电视剧《军歌嘹亮》里有一幕非常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父亲一声哨响，家里的大小孩子一溜排齐，随着父亲的哨声在屋子里转圈，围着桌子操练正步。事实上，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人，在怀想二胎上最不屈不挠，而且最具想象力。
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赵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两个孩子的坚决“怀想”者。从小在融洽的多子女家庭里长大，赵先生喜欢热闹的感觉，虽然儿子刚满一岁，他已经憧憬着两个孩子的幸福时光：“关于二胎的想法我还没有和太太沟通过，但是有了孩子简直太好玩了，两个不嫌多！”
有趣的是，不管是实际拥有还是心怀梦想，几乎所有被访问的城市父母，都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组合，并不想再多生第三、第四个，甚至不指望将来靠孩子养老。
怀想二胎，既不愿违反政策，又不想放弃希望，因此每一次有关城市“二胎”政策的点滴更动都会掀起不可思议的关注，人们在梦想与现实的中间地带无限期地徘徊着。
“房子要住就住2层，孩子要生就生2个，这才是生活质量呢！”居住在北京中关村一个高档小区的李冰，心仪邻居宽大的复式房子之余，更羡慕邻居家里那对并非孪生、活泼可爱的兄妹俩，两个孩子一起出门，总是成为令路人羡慕的风景。
其实这种景象，放在20多年前，不过是稀松平常，可是如今，两个孩子就太惹眼了。
超生“富贵兵团”
周女士也拥有两个女儿。大女儿7岁，小女儿3岁，老大从公立幼儿园转入相对昂贵的私立幼儿园后，周女士松了一口气，自己的女儿不再那么突出了，25个人的小班中，有两到三个孩子属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这些孩子的父母不是所谓港澳台或外籍人士，而是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海归、或者是其他经济条件较好的“薪富”阶层，周女士的先生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拥有两个孩子，已经和拥有一处大屋、一款名车一样，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新梦想。
与源自讽刺小品的“超生游击队”不同，这是一个高素质的“超生富贵兵团”——一小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考虑采用改变国籍或者认缴罚金的方法，将自己的后裔乘以2。
最近从上海传来的消息，特别鼓惑了城市白领们的心：新颁布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关于生育二胎的种种政策有了“松动”。比如三种人群再生育规定从适用于农业人口扩大到非农业人口；增加了4种再婚夫妻再生育的规定；同时取消了原有的生育第2个孩子应间隔4年的规定，等等。
伴随这个消息的，是一项对上海年轻男女的调查。它显示，随着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学者专家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对生第二个孩子最感兴趣。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城市，2002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曾委托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开展“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并出版了《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一书，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有趣的是男人比女人更愿意多要一个孩子，其中，49.7%的“爸爸”想要第2个孩子，而“妈妈”有此愿望的只有43.4%。
而据《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项对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调查表明，近八成的博士、硕士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较为合适，由于理解国家政策不可违背，所以，近四成的人考虑到国外去生二胎。
这一批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构成了当今城市中特殊的“怀想二胎”的主力。
为什么是2个？
一对夫妻中间夹着一张稚嫩的孩子的脸，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三口之家变成了中国城市家庭的标准版本。
江玮就是在这种习惯状态下看到了一张一家四口的照片，照片的主人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而且是一对龙凤胎，合影上男女主人各自抱着一个“小相似形”站在一起，“那种感觉真是震撼性的”，她说，“看过这张照片，再看三口之家4的照片就会有一种不完整的感觉”。
不完整的感觉并非只是视觉上的。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没来由就淌眼抹泪，拿情捏性，又谁知她不是因为独生子女的身份——“别人皆有兄弟姊妹，独她没有”——而缺乏安全感，导致神经衰弱？而当年的张爱玲，小时候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弟弟长得漂亮，所以处处留心着要表现得聪明乖巧，如果没有弟弟，恐怕她也不至于如此早慧吧？
目前已经是两个女儿母亲的周女士对此深有体会，“我并不是有意违反国家政策，而是从孩子的心理发展过程来说，我认为两个孩子比较合适。”
周女士介绍，自从有了个妹妹后，老大性格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独生子女那些特殊的脾性，如自私，自我为中心改变了许多，连幼儿园的老师都反映，孩子如今特别有责任心。而且由于姐姐能够带着妹妹一起玩，妈妈反而比带一个孩子的时候省了很多心。
多一个孩子，似乎也多了一道安全系数。目前管理着一间培训公司的于昕说，“假如有第二个孩子，将来父母都不在了，孩子和孩子间还可以互相商量，彼此有个照应。”
对于今天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城市青年父母，兄弟姐妹一大堆不过是少年成长期最平常的记忆。电视剧《军歌嘹亮》里有一幕非常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父亲一声哨响，家里的大小孩子一溜排齐，随着父亲的哨声在屋子里转圈，围着桌子操练正步。事实上，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人，在怀想二胎上最不屈不挠，而且最具想象力。
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赵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两个孩子的坚决“怀想”者。从小在融洽的多子女家庭里长大，赵先生喜欢热闹的感觉，虽然儿子刚满一岁，他已经憧憬着两个孩子的幸福时光：“关于二胎的想法我还没有和太太沟通过，但是有了孩子简直太好玩了，两个不嫌多！”
有趣的是，不管是实际拥有还是心怀梦想，几乎所有被访问的城市父母，都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组合，并不想再多生第三、第四个，甚至不指望将来靠孩子养老。
怀想二胎，既不愿违反政策，又不想放弃希望，因此每一次有关城市“二胎”政策的点滴更动都会掀起不可思议的关注，人们在梦想与现实的中间地带无限期地徘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