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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天胤是明中叶有较高知名度的山西籍学者、诗人，是明清时期“神韵诗学”较早的倡导者，当今学界对他的成就和思想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张勇耀、赵桂溟、韩兵强、常佩雨点校整理的《孔天胤全集》不但为学界提供了孔氏诗文集的清晰可靠的标点本，而且附有诗文辑佚、资料汇编和详细的年谱，是编校者团队多年从事孔天胤研究的集成之作。
关键词：孔天胤 点校 资料汇编 年谱
宋代以后的知识分子由科举步入仕途，经历长短不等的宦海沉浮，然后退休、去世，有的人会被历史记住，获得或好或坏的声名，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还有更多人最终没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声息。被历史记住的人，其声望与影响大致由三条途径获得，或为政，或为学，或为诗文。为政，以利国利民为目标;为学，以修身著述为要务;为诗文，则主要是个体才华的展露。当然，很少有人把三者截然分开。与其说这是三条途径，毋宁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登科入仕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既是官员，又是学者，同时也还是诗文作家。孔天胤（1505-1581）便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孔天胤生活在明代中期，没有取得十分卓越的成就，也并未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如果把祝允明、唐寅、文征明、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徐渭、李贽等人视为明代文学艺术及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第一梯队”，那么，孔天胤和他的师友高叔嗣、薛蕙等人都应该算到“第二梯队”次重要作家里去。但他官至布政使，宦迹半天下，也曾结交海内贤豪，绝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学者或乡土诗人。他之所以没有取得巨大成就、产生巨大影响，不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原因，综观嘉靖十一年（1532）前后的几科进士，几乎没有跻身“第一梯队”者。似乎可以说，他们生活在一个用世激情比较匮乏、创造力相对较弱的时代。
孔天胤嘉靖十一年进士及第，在殿试中获得一甲第二名（榜眼）的佳绩。当时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应是抱着很高期待的。他的老师王崇庆给他写信说：“尝得三晋乡书，始知吾子魁杰消息，不胜雀跃。今复得京师试录，又知吾子连捷殿元，忻忭当复如何也？……乃今吾子有地矣。行且相天子如堯舜，莫之难也，敢不为天下贺？”①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认为这位学生不久就会履任要职，“致君尧舜上”了。确实，孔天胤最初也被授予翰林编修之职，但人们很快便发现他身份特殊，于是“以王亲，例不得官于朝”，改授为陕西按察司佥事。②自此之后，他虽仍然积极为政，勤奋为学，敏捷为文，却不能再怀抱致身宰辅的期待。通常士大夫以跻身“八座”为荣，即使没有机会做京官、任尚书，假设能做到都御史巡抚，也算富贵显达了。可孔天胤对仕宦并不十分热衷。他出仕不久虽然遭遇过降职的处分，但接下来的仕途是比较平坦的，不满五十岁便官至布政使，在明代官员中绝不能算蹉跎的。只是他至此已经厌倦了官场，在河南左布政使任上被劾去职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归仕路的打算。从嘉靖三十三（1554）年罢职，到万历九年（1581）去世，这二十七年时间里他没有远离汾州家乡。他与本地官员和文±酬唱赓和，赏花结社，饮酒赋诗，过着优游自适的生活，正如其门人赵讷所言，“恬愉淡泊，逍遥以游，与其弟乾石氏及诸山人诗酒相娱，甚乐也”③。
孔天胤的文学交游不算很广，比如说，他跟在嘉、隆、万间文坛上地位很高的领袖人物李攀龙、王世贞便没有交往。和当时编纂《盛明百家诗》的俞宪比起来，他认识的诗人实不算很多。俞宪说：“孔方伯文谷与予同仕籍几二十年，出入相左，不及一晤，止于声闻而已。公先予归数年，予归后欲得其诗，仅得《霞海编》数十首。”④古代交通不便，俞宪不能远赴汾州专程拜访孔天胤，也无法得到他在《霞海编》之后刊刻的其他诗集。当时请名人撰文、写序的风气已经盛行，人们普遍懂得借重名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扩大自己的影响，有的人刊行自己的诗文，会请十多位名人写序。可孔天胤似乎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欣赏他的名家倒是不少，从弘治年间即已蜚声海内外的状元康海，到正德年间被称作“西翰林”的张治道、刘储秀、胡侍、薛蕙，再到嘉靖前期的著名诗人高叔嗣，还有他的同年南方诗人皇甫涍、周复俊，以及乡居期间与他结为莫逆之交的布衣诗人谢榛，这些人往往会被文学史提到，被称作“秦汉派”“六朝初唐派”“中唐派”“盛唐派”等，而孔天胤没有请其中任何一位为自己的诗文写过序。倒是有师友请他作序的，比如嘉靖十六年（1537），高叔嗣便曾邀请孔天胤为自己新刻的诗集作序。高叔嗣是嘉靖十一年的会试同考官，请孔天胤作序，当然是出于对这位后辈才华的高度赏识。可惜我们从现存文献中没有找到这篇序文。又比如，当时在士林中声望极高的著名学者、诗人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被“永锢”于云南永昌卫，嘉靖二十四年（1545）谭启刻杨慎的诗集，也邀请孔天胤写了《刻升庵南中集序》。孔天胤赞美杨慎诗佳处不在“品式”，而在“情深文明”，谓“深莫深于发愤，明莫明于感人。高言逸响，识曲听真，三复此编，当自得之矣”⑤。另一位在正德末“谏南巡”和嘉靖初“大礼议”事件中都表现突出的学者薛蕙，对孔天胤的才情文章也是极为欣赏。在薛蕙去世后，孔天胤为他刊刻了《薛诗拾遗》，也为这部诗集作了一篇序。
孔天胤的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当时文坛上有一种普遍的复古的氛围。以年辈论，他处在“前七子”和“后七子”两次复古思潮的中间，自然受到一定时代风气的影响。他交往的诗人主张不一，但普遍主张师古而不泥古，故他论诗也崇尚古雅，反对俚俗;但他从不过于强调规矩法度。而且，他从不把作诗视为人生不朽的唯一寄托，更不主张拜倒在古人脚下。他和他的同年周复俊、蔡汝楠、钱薇等人，在文学思想方面多少都受到杨慎、薛蕙、高叔嗣等人的影响，偏爱“清远”的六朝初唐和中唐诗，崇尚“神韵”之美。在当时的文坛上，他们虽然未曾跻身主流地位，但在明清之际，却受到重“神韵”的王夫之和王士稹的高度推崇。王士稹《池北偶谈》中关于“神韵说”的最经典的表述，便是直接引用了孔天胤的话。从文学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孔天胤等人可以视为明清“神韵诗学”的早期代表，他们的言论和著述有开风气的意义，因而从文学角度看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由于上述原因，笔者曾翻检过蔡汝楠的《自知堂集》、周复俊的《泾林集》、钱薇的《海石先生文集》，尤其因为王士稹征引的原因，用比较多的时间阅读了孔天胤的系列诗文集，并试图了解他的生平和交游状况，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点读书笔记，在2013年前后形成了一篇论文的半成品。但出于多种原因，这一工作被中途搁置了，直到2017年才略作修改，以《孔天胤生平、交游及其重神韵的诗论》为题发表在《中国诗歌研究》上。因为搜集的资料有限，对孔天胤文集的阅读还不够仔细，文章也只能做到粗陈梗概，尚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比如当时我看到孔天胤写给葛守礼的信，猜想他在陕西右布政使任上挂冠而去，可由其他文献又可知他后来又担任过河南左布政使，在河南左布政使任上他因何被弹劾，如何离开官场？又比如，他是否确实在万历九年（1581）去世，去世的准确时间是何时，等等，都未能考察清楚。
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有其他研究者解决了。大概在那篇拙文刊发的同时，张勇耀、韩兵强的《孔天胤评传》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开始看到出版信息，该书四百多页的篇幅，洋洋四十余万言，我揣度可能有近似小说的笔法。但翻阅之后才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谈到的，他们没有采用时下流行的“文学传记”或“散文传记”的写法，而是希望按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体例来撰写，以充分掌握孔天胤及其相关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传主的生平经历为经，以宏阔的历史背景，传主的学术、思想、创作、建树、交游等为纬，忠实记载传主的一生”⑥。该书内容充实、行文平实，的确是一部具有较强学术性的历史传记。书中对孔天胤每一个时期的活动，包括许多细节，都给出了清晰的描述，而且把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交代得十分清楚，同时又有较强的可读性。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作者张勇耀是《名作欣赏》杂志的执行主编，韩兵强是材料学博士、武汉科技大学教授，他们都有繁重的本职工作，都不是靠研究孔天胤或明代历史、文学来“吃饭”的。他们夜以继日地搜集和整理文献，在很长的时间里与数百年前的一位古人“朝夕相伴”，除了韩兵强先生在《孔天胤年谱·后记》里所说的“为陶冶身心”的“业余爱好”之外，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对孔天胤这位山右乡贤的由衷敬仰和爱戴吧！
随后，由张勇耀、赵桂溟、韩兵强、常佩雨点校整理的《孔天胤全集》在2018年11月由三晋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分八册装，前五册是孔天胤诗文集的点校整理，其中第五册包括了孔天胤的佚文、佚诗辑录;第六册为《孔天胤研究资料汇编》，搜集整理了各类文献中对孔天胤及其家族的相关记载，以及孔天胤同年、同僚、友朋等给他写的书信、酬唱诗文、祭诗祭文，还有他的父母及他本人的墓志碑文等;第七、第八册为《孔天胤年谱》。从结构可见，这套书没有满足于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可靠的孔天胤诗文集的校点本，还有一小半的篇幅是围绕孔天胤展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编校者团队多年来从事孔天胤研究的集成之作。全书以繁体字横排印行，字体大小适中，用纸精良，装帧考究，在形式上给人素雅的美感。下面是笔者翻阅这套书的几点感受，希望得到编校者及广大读者的指正。
首先是孔天胤诗文集的点校，这是“全集”的主体部分。据张勇耀撰写的“前言”可知，点校工作经历了十多年漫长的积累过程：早在21世纪初，赵桂溟先生即受到汾阳籍学者赵擎寰教授的影响，开始了对孔天胤的研究工作，辛勤多年，完成了孔天胤文章的标点工作;2015年前后，常佩雨博士完成了孔天胤诗集的录入和标点工作;2016年，张勇耀、韩兵强以赵、常二人的标点稿為基础，进一步核校、修订，全面完成了点校整理工作。据笔者了解，孔天胤的文章虽然不像同时代的李攀龙那样佶屈聱牙、难于句读，却常杂以骈体，也爱使用生僻字眼，标点工作实有一定挑战性。笔者阅读了部分篇目，认为在标点、校勘方面堪称精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孔天胤诗文集读本。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孔天胤文集中凡为他人所写的诗文集序、地方志序，及孔氏为所刻《资治通鉴》《文章正宗》《唐诗纪事》《西京杂记》等专书所撰之序，编校者都找到相关别集、方志、专书，且参以多种不同版本，一一认真核校。比如孔天胤为何瑭所撰《何柏斋先生文集序》，“校记”第一条便指出，何瑭文集有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刘泾刻本、万历贾侍问刻本、《续中州名贤文表》本，校点工作以后二种为参校，写了六条校记。孔天胤所写的大量碑文，也依据碑记对应的州县方志中所收碑文进行了细心的校勘。我们知道，古人为别人撰写的序文、传记、墓志等文，在刻入自己的文集时常有不同的改动，比如把写作时间、具体人名和一些烦琐的细节删去，以使行文更畅达。经过此种校对，可以补充、还原一些撰写时的细节，这些细节对于诗文系年和后序的研究而言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类的校对似并非古籍整理工作之必然要求，但耗时耗力，体现了编校者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孔天胤诗文中有互见的作品，如《薛诗拾遗序》序文中录有孔天胤自作的一首怀思薛蕙的五言古诗，这首诗也出现在《孔文谷诗集》卷二《泽鸣稿》中，编校者也将二者进行了认真的比勘，写了两条校记。该序中还提到薛蕙怀孔天胤本人的《赋洮溪砚》，编校者也检阅了薛蕙《考功集》，录出原诗题目作为校记。这些工作都做得细心而精到，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也为专业的研究者节省了时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其次是孔天胤集外诗文的搜集与整理。除俞宪《盛明百家诗》中的《孔方伯集》、钱谦益《列朝诗集》等常见文献外，编校者还从多种别集、总集、方志等文献中发现了孔天胤的不少集外诗文，尤其从太原、汾阳等地的寺庙、博物馆等处实地考察，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碑记文，更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些情况，张勇耀在“前言”中均有说明。这部分佚诗、佚文的汇入，使这套《孔天胤全集》呈现出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影印的明刻本《孔文谷集》系列很不相同的面貌，文献价值当然高得多。
第三是孔天胤研究资料汇编。这部分内容，“前言”未做重点介绍，一笔带过了，但在我看来，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也是这套书的一大亮点。在诗文集后附以作者的传记资料以及作者与同时代人的酬唱赠答之作，甚至附后人的凭吊歌咏，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交游、思想性格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在明清时期，就有大量别集附有这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编撰是否精审，也成为判定别集编纂质量高下的一个重要参数。在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些著名作家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则陆续有学者为他们编辑“研究资料汇编”，这就是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这一类的文献辑录，对研究者而言同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与这些大作家相比，孔天胤在身后所引起的关注和评论不多，故资料搜集的重点在于他和同时代人的交游唱和之作。编校者从孔天胤本人所提到的人物出发，采用“顺藤摸瓜”的做法，逐一查考这些人的别集及相关文献，搜集资料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是“竭泽而渔”，从而使这部分内容丰富充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第四，最后两册《孔天胤年谱》也构成这套书的一个鲜明特色。年谱所呈现的关于孔天胤一生的行迹十分细致，关于其时代背景、交游信息等相关资料皆全面、扎实、可信，学术价值很高。在当今的明人研究中，就笔者较为熟悉的明中期作家而言，有点校精良的诗文集印行，且有如此详细的年谱出版者只有极少数人。大多数作家，包括上文提到的“第一梯队”的许多作家尚无诗文集点校本出版。就此而言，《孔天胤全集》走在了明代作家研究的前列，也为相似的作家、学者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
当然，“金无足赤”，书中难免也还有一些可以商榷或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点校工作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95册影印的孔天胤诗文集诸刻本为工作底本，“凡例”中称之为“四库本”是不妥当的;而用以校对的山西省祁县图书馆所藏《孔文谷先生文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孔文谷诗集》，与工作底本似乎是同一版本，其价值在于工作底本漫漶不清时用以校补，而非“参校”。孔天胤不喜欢自我宣传，五十岁以后乡居汾州，便成了一个真正的“地方诗人”，其诗文集传播不广，在他的身后不可能出现一刻再刻的情况，因而与明清时期很多其他“小作家”一样，版本较为简单。如果上述三者的确属于不同的版本，则应该在附录二《孔天胤著作及流传情况》中有更为详细的考论;而这部分附录的内容恰恰比较简单，看不出三者的差异。《凡例》中提到的清人温德端抄本，是根据明刻本诸集抄录，还是别有源头？对于其具体情况，也宜做出更详细的说明。又比如，第六册《研究资料汇编》所收赵讷所撰《文靖先生孔公墓碑》（第1049页）是编校者搜集到的十分珍贵的文献，其中详细记载了孔天胤去世的年月，但在文后没有标明具体的出处或来源。还有个别文献，像薛应旃的《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序》、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又序》，虽然或系应孔天胤邀请而作，或文中提到孔天胤之名，但就文章内容而言，与孔天胤的生平、思想都已相去较远，是否应该辑入，还可以进一步斟酌。
另外，把三十多万字的《孔天胤年谱》编入《孔天胤全集》，似应在书名上有所体现。诗文集与年谱成为一套书，自然应该前后呼应。这一点在《孔天胤全集》中已有所体现，比如第六册《研究资料汇编》中有很多与孔天胤交往的作家，都以脚注的形式给出了人物小传;为了避免重复，第八册所列的《年谱涉及人物小传》便不再列这些人名，这正是相互照应的做法。但从实用角度考慮，《年谱涉及人物小传》按人名音序排列，便于翻检，如能将《研究资料汇编》中的人物小传全部移到这一部分，笔者以为或许更好。当然，这完全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作为对孔天胤有所了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笔者深知完成其全集的点校整理工作十分不易。正如张勇耀在这套书的“前言”中所说，《孔天胤全集》是经四人“历时十几年拉锯战式的合作”最终完成的。无论是出于对乡贤的仰慕，还是出于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弘扬山右文明的意图，抑或是出于对文学与历史的兴趣与爱好，他们的辛勤付出都是令人佩服、令人感动的。尤其是与某些获得巨额资助却草草完工的所谓文献整理成果相比，他们虽然并非专门的从业人员，却是真正用心、用精神在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文末借用民国女诗人吕碧城的两句诗——“拾取且珍袭，咏叹追前贤”⑦来概括《孔天胤全集》点校者的工作态度，并权且用作这篇读后感的标题。
①王崇庆：《与门人汾州孔进士汝锡书》，《端溪先生集》卷四。见孔天胤著，张勇耀、赵桂溟、韩兵强、常佩雨点校：《孔天胤全集》第六册，三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4页。
②孔天胤初授翰林编修一事正史未载，也未见于其他史料。参见《孔天胤年谱》嘉靖十一年所引王崇庆《诰封奉训大夫宗人府仪宾暨配新郑县君墓表》及薛甲《大学说赠孔文谷编修》，见《孔天胤全集》第七册，第1245页。
③赵讷：《文谷孔先生文集序》，见《孔天胤全集》第一册，第2页。
④俞宪：《盛明百家诗·孔方伯集》前小传，见《孔天胤全集》第六册，第1039页。
⑤孔天胤：《刻升庵<南中集）序》，见《孔天胤全集》第五册，第934页。
⑥张勇耀、韩兵强：《孔天胤评传》，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15页。
⑦吕碧城：《精忠柏断片图为白葭居士题》，见吕碧城著，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诗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作者：孙学堂，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学术专著《明代诗学与唐诗》《崇古理念的淡退—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等。
编辑：张玲玲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孔天胤 点校 资料汇编 年谱
宋代以后的知识分子由科举步入仕途，经历长短不等的宦海沉浮，然后退休、去世，有的人会被历史记住，获得或好或坏的声名，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还有更多人最终没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声息。被历史记住的人，其声望与影响大致由三条途径获得，或为政，或为学，或为诗文。为政，以利国利民为目标;为学，以修身著述为要务;为诗文，则主要是个体才华的展露。当然，很少有人把三者截然分开。与其说这是三条途径，毋宁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登科入仕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既是官员，又是学者，同时也还是诗文作家。孔天胤（1505-1581）便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孔天胤生活在明代中期，没有取得十分卓越的成就，也并未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如果把祝允明、唐寅、文征明、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徐渭、李贽等人视为明代文学艺术及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第一梯队”，那么，孔天胤和他的师友高叔嗣、薛蕙等人都应该算到“第二梯队”次重要作家里去。但他官至布政使，宦迹半天下，也曾结交海内贤豪，绝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学者或乡土诗人。他之所以没有取得巨大成就、产生巨大影响，不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原因，综观嘉靖十一年（1532）前后的几科进士，几乎没有跻身“第一梯队”者。似乎可以说，他们生活在一个用世激情比较匮乏、创造力相对较弱的时代。
孔天胤嘉靖十一年进士及第，在殿试中获得一甲第二名（榜眼）的佳绩。当时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应是抱着很高期待的。他的老师王崇庆给他写信说：“尝得三晋乡书，始知吾子魁杰消息，不胜雀跃。今复得京师试录，又知吾子连捷殿元，忻忭当复如何也？……乃今吾子有地矣。行且相天子如堯舜，莫之难也，敢不为天下贺？”①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认为这位学生不久就会履任要职，“致君尧舜上”了。确实，孔天胤最初也被授予翰林编修之职，但人们很快便发现他身份特殊，于是“以王亲，例不得官于朝”，改授为陕西按察司佥事。②自此之后，他虽仍然积极为政，勤奋为学，敏捷为文，却不能再怀抱致身宰辅的期待。通常士大夫以跻身“八座”为荣，即使没有机会做京官、任尚书，假设能做到都御史巡抚，也算富贵显达了。可孔天胤对仕宦并不十分热衷。他出仕不久虽然遭遇过降职的处分，但接下来的仕途是比较平坦的，不满五十岁便官至布政使，在明代官员中绝不能算蹉跎的。只是他至此已经厌倦了官场，在河南左布政使任上被劾去职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归仕路的打算。从嘉靖三十三（1554）年罢职，到万历九年（1581）去世，这二十七年时间里他没有远离汾州家乡。他与本地官员和文±酬唱赓和，赏花结社，饮酒赋诗，过着优游自适的生活，正如其门人赵讷所言，“恬愉淡泊，逍遥以游，与其弟乾石氏及诸山人诗酒相娱，甚乐也”③。
孔天胤的文学交游不算很广，比如说，他跟在嘉、隆、万间文坛上地位很高的领袖人物李攀龙、王世贞便没有交往。和当时编纂《盛明百家诗》的俞宪比起来，他认识的诗人实不算很多。俞宪说：“孔方伯文谷与予同仕籍几二十年，出入相左，不及一晤，止于声闻而已。公先予归数年，予归后欲得其诗，仅得《霞海编》数十首。”④古代交通不便，俞宪不能远赴汾州专程拜访孔天胤，也无法得到他在《霞海编》之后刊刻的其他诗集。当时请名人撰文、写序的风气已经盛行，人们普遍懂得借重名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扩大自己的影响，有的人刊行自己的诗文，会请十多位名人写序。可孔天胤似乎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欣赏他的名家倒是不少，从弘治年间即已蜚声海内外的状元康海，到正德年间被称作“西翰林”的张治道、刘储秀、胡侍、薛蕙，再到嘉靖前期的著名诗人高叔嗣，还有他的同年南方诗人皇甫涍、周复俊，以及乡居期间与他结为莫逆之交的布衣诗人谢榛，这些人往往会被文学史提到，被称作“秦汉派”“六朝初唐派”“中唐派”“盛唐派”等，而孔天胤没有请其中任何一位为自己的诗文写过序。倒是有师友请他作序的，比如嘉靖十六年（1537），高叔嗣便曾邀请孔天胤为自己新刻的诗集作序。高叔嗣是嘉靖十一年的会试同考官，请孔天胤作序，当然是出于对这位后辈才华的高度赏识。可惜我们从现存文献中没有找到这篇序文。又比如，当时在士林中声望极高的著名学者、诗人杨慎因“大礼议”事件被“永锢”于云南永昌卫，嘉靖二十四年（1545）谭启刻杨慎的诗集，也邀请孔天胤写了《刻升庵南中集序》。孔天胤赞美杨慎诗佳处不在“品式”，而在“情深文明”，谓“深莫深于发愤，明莫明于感人。高言逸响，识曲听真，三复此编，当自得之矣”⑤。另一位在正德末“谏南巡”和嘉靖初“大礼议”事件中都表现突出的学者薛蕙，对孔天胤的才情文章也是极为欣赏。在薛蕙去世后，孔天胤为他刊刻了《薛诗拾遗》，也为这部诗集作了一篇序。
孔天胤的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当时文坛上有一种普遍的复古的氛围。以年辈论，他处在“前七子”和“后七子”两次复古思潮的中间，自然受到一定时代风气的影响。他交往的诗人主张不一，但普遍主张师古而不泥古，故他论诗也崇尚古雅，反对俚俗;但他从不过于强调规矩法度。而且，他从不把作诗视为人生不朽的唯一寄托，更不主张拜倒在古人脚下。他和他的同年周复俊、蔡汝楠、钱薇等人，在文学思想方面多少都受到杨慎、薛蕙、高叔嗣等人的影响，偏爱“清远”的六朝初唐和中唐诗，崇尚“神韵”之美。在当时的文坛上，他们虽然未曾跻身主流地位，但在明清之际，却受到重“神韵”的王夫之和王士稹的高度推崇。王士稹《池北偶谈》中关于“神韵说”的最经典的表述，便是直接引用了孔天胤的话。从文学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孔天胤等人可以视为明清“神韵诗学”的早期代表，他们的言论和著述有开风气的意义，因而从文学角度看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由于上述原因，笔者曾翻检过蔡汝楠的《自知堂集》、周复俊的《泾林集》、钱薇的《海石先生文集》，尤其因为王士稹征引的原因，用比较多的时间阅读了孔天胤的系列诗文集，并试图了解他的生平和交游状况，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点读书笔记，在2013年前后形成了一篇论文的半成品。但出于多种原因，这一工作被中途搁置了，直到2017年才略作修改，以《孔天胤生平、交游及其重神韵的诗论》为题发表在《中国诗歌研究》上。因为搜集的资料有限，对孔天胤文集的阅读还不够仔细，文章也只能做到粗陈梗概，尚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比如当时我看到孔天胤写给葛守礼的信，猜想他在陕西右布政使任上挂冠而去，可由其他文献又可知他后来又担任过河南左布政使，在河南左布政使任上他因何被弹劾，如何离开官场？又比如，他是否确实在万历九年（1581）去世，去世的准确时间是何时，等等，都未能考察清楚。
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有其他研究者解决了。大概在那篇拙文刊发的同时，张勇耀、韩兵强的《孔天胤评传》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开始看到出版信息，该书四百多页的篇幅，洋洋四十余万言，我揣度可能有近似小说的笔法。但翻阅之后才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谈到的，他们没有采用时下流行的“文学传记”或“散文传记”的写法，而是希望按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体例来撰写，以充分掌握孔天胤及其相关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传主的生平经历为经，以宏阔的历史背景，传主的学术、思想、创作、建树、交游等为纬，忠实记载传主的一生”⑥。该书内容充实、行文平实，的确是一部具有较强学术性的历史传记。书中对孔天胤每一个时期的活动，包括许多细节，都给出了清晰的描述，而且把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交代得十分清楚，同时又有较强的可读性。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作者张勇耀是《名作欣赏》杂志的执行主编，韩兵强是材料学博士、武汉科技大学教授，他们都有繁重的本职工作，都不是靠研究孔天胤或明代历史、文学来“吃饭”的。他们夜以继日地搜集和整理文献，在很长的时间里与数百年前的一位古人“朝夕相伴”，除了韩兵强先生在《孔天胤年谱·后记》里所说的“为陶冶身心”的“业余爱好”之外，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对孔天胤这位山右乡贤的由衷敬仰和爱戴吧！
随后，由张勇耀、赵桂溟、韩兵强、常佩雨点校整理的《孔天胤全集》在2018年11月由三晋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分八册装，前五册是孔天胤诗文集的点校整理，其中第五册包括了孔天胤的佚文、佚诗辑录;第六册为《孔天胤研究资料汇编》，搜集整理了各类文献中对孔天胤及其家族的相关记载，以及孔天胤同年、同僚、友朋等给他写的书信、酬唱诗文、祭诗祭文，还有他的父母及他本人的墓志碑文等;第七、第八册为《孔天胤年谱》。从结构可见，这套书没有满足于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可靠的孔天胤诗文集的校点本，还有一小半的篇幅是围绕孔天胤展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编校者团队多年来从事孔天胤研究的集成之作。全书以繁体字横排印行，字体大小适中，用纸精良，装帧考究，在形式上给人素雅的美感。下面是笔者翻阅这套书的几点感受，希望得到编校者及广大读者的指正。
首先是孔天胤诗文集的点校，这是“全集”的主体部分。据张勇耀撰写的“前言”可知，点校工作经历了十多年漫长的积累过程：早在21世纪初，赵桂溟先生即受到汾阳籍学者赵擎寰教授的影响，开始了对孔天胤的研究工作，辛勤多年，完成了孔天胤文章的标点工作;2015年前后，常佩雨博士完成了孔天胤诗集的录入和标点工作;2016年，张勇耀、韩兵强以赵、常二人的标点稿為基础，进一步核校、修订，全面完成了点校整理工作。据笔者了解，孔天胤的文章虽然不像同时代的李攀龙那样佶屈聱牙、难于句读，却常杂以骈体，也爱使用生僻字眼，标点工作实有一定挑战性。笔者阅读了部分篇目，认为在标点、校勘方面堪称精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孔天胤诗文集读本。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孔天胤文集中凡为他人所写的诗文集序、地方志序，及孔氏为所刻《资治通鉴》《文章正宗》《唐诗纪事》《西京杂记》等专书所撰之序，编校者都找到相关别集、方志、专书，且参以多种不同版本，一一认真核校。比如孔天胤为何瑭所撰《何柏斋先生文集序》，“校记”第一条便指出，何瑭文集有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刘泾刻本、万历贾侍问刻本、《续中州名贤文表》本，校点工作以后二种为参校，写了六条校记。孔天胤所写的大量碑文，也依据碑记对应的州县方志中所收碑文进行了细心的校勘。我们知道，古人为别人撰写的序文、传记、墓志等文，在刻入自己的文集时常有不同的改动，比如把写作时间、具体人名和一些烦琐的细节删去，以使行文更畅达。经过此种校对，可以补充、还原一些撰写时的细节，这些细节对于诗文系年和后序的研究而言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类的校对似并非古籍整理工作之必然要求，但耗时耗力，体现了编校者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孔天胤诗文中有互见的作品，如《薛诗拾遗序》序文中录有孔天胤自作的一首怀思薛蕙的五言古诗，这首诗也出现在《孔文谷诗集》卷二《泽鸣稿》中，编校者也将二者进行了认真的比勘，写了两条校记。该序中还提到薛蕙怀孔天胤本人的《赋洮溪砚》，编校者也检阅了薛蕙《考功集》，录出原诗题目作为校记。这些工作都做得细心而精到，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也为专业的研究者节省了时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其次是孔天胤集外诗文的搜集与整理。除俞宪《盛明百家诗》中的《孔方伯集》、钱谦益《列朝诗集》等常见文献外，编校者还从多种别集、总集、方志等文献中发现了孔天胤的不少集外诗文，尤其从太原、汾阳等地的寺庙、博物馆等处实地考察，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碑记文，更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些情况，张勇耀在“前言”中均有说明。这部分佚诗、佚文的汇入，使这套《孔天胤全集》呈现出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影印的明刻本《孔文谷集》系列很不相同的面貌，文献价值当然高得多。
第三是孔天胤研究资料汇编。这部分内容，“前言”未做重点介绍，一笔带过了，但在我看来，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也是这套书的一大亮点。在诗文集后附以作者的传记资料以及作者与同时代人的酬唱赠答之作，甚至附后人的凭吊歌咏，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交游、思想性格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在明清时期，就有大量别集附有这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编撰是否精审，也成为判定别集编纂质量高下的一个重要参数。在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些著名作家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则陆续有学者为他们编辑“研究资料汇编”，这就是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这一类的文献辑录，对研究者而言同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与这些大作家相比，孔天胤在身后所引起的关注和评论不多，故资料搜集的重点在于他和同时代人的交游唱和之作。编校者从孔天胤本人所提到的人物出发，采用“顺藤摸瓜”的做法，逐一查考这些人的别集及相关文献，搜集资料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是“竭泽而渔”，从而使这部分内容丰富充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第四，最后两册《孔天胤年谱》也构成这套书的一个鲜明特色。年谱所呈现的关于孔天胤一生的行迹十分细致，关于其时代背景、交游信息等相关资料皆全面、扎实、可信，学术价值很高。在当今的明人研究中，就笔者较为熟悉的明中期作家而言，有点校精良的诗文集印行，且有如此详细的年谱出版者只有极少数人。大多数作家，包括上文提到的“第一梯队”的许多作家尚无诗文集点校本出版。就此而言，《孔天胤全集》走在了明代作家研究的前列，也为相似的作家、学者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
当然，“金无足赤”，书中难免也还有一些可以商榷或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点校工作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95册影印的孔天胤诗文集诸刻本为工作底本，“凡例”中称之为“四库本”是不妥当的;而用以校对的山西省祁县图书馆所藏《孔文谷先生文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孔文谷诗集》，与工作底本似乎是同一版本，其价值在于工作底本漫漶不清时用以校补，而非“参校”。孔天胤不喜欢自我宣传，五十岁以后乡居汾州，便成了一个真正的“地方诗人”，其诗文集传播不广，在他的身后不可能出现一刻再刻的情况，因而与明清时期很多其他“小作家”一样，版本较为简单。如果上述三者的确属于不同的版本，则应该在附录二《孔天胤著作及流传情况》中有更为详细的考论;而这部分附录的内容恰恰比较简单，看不出三者的差异。《凡例》中提到的清人温德端抄本，是根据明刻本诸集抄录，还是别有源头？对于其具体情况，也宜做出更详细的说明。又比如，第六册《研究资料汇编》所收赵讷所撰《文靖先生孔公墓碑》（第1049页）是编校者搜集到的十分珍贵的文献，其中详细记载了孔天胤去世的年月，但在文后没有标明具体的出处或来源。还有个别文献，像薛应旃的《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序》、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又序》，虽然或系应孔天胤邀请而作，或文中提到孔天胤之名，但就文章内容而言，与孔天胤的生平、思想都已相去较远，是否应该辑入，还可以进一步斟酌。
另外，把三十多万字的《孔天胤年谱》编入《孔天胤全集》，似应在书名上有所体现。诗文集与年谱成为一套书，自然应该前后呼应。这一点在《孔天胤全集》中已有所体现，比如第六册《研究资料汇编》中有很多与孔天胤交往的作家，都以脚注的形式给出了人物小传;为了避免重复，第八册所列的《年谱涉及人物小传》便不再列这些人名，这正是相互照应的做法。但从实用角度考慮，《年谱涉及人物小传》按人名音序排列，便于翻检，如能将《研究资料汇编》中的人物小传全部移到这一部分，笔者以为或许更好。当然，这完全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作为对孔天胤有所了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笔者深知完成其全集的点校整理工作十分不易。正如张勇耀在这套书的“前言”中所说，《孔天胤全集》是经四人“历时十几年拉锯战式的合作”最终完成的。无论是出于对乡贤的仰慕，还是出于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弘扬山右文明的意图，抑或是出于对文学与历史的兴趣与爱好，他们的辛勤付出都是令人佩服、令人感动的。尤其是与某些获得巨额资助却草草完工的所谓文献整理成果相比，他们虽然并非专门的从业人员，却是真正用心、用精神在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文末借用民国女诗人吕碧城的两句诗——“拾取且珍袭，咏叹追前贤”⑦来概括《孔天胤全集》点校者的工作态度，并权且用作这篇读后感的标题。
①王崇庆：《与门人汾州孔进士汝锡书》，《端溪先生集》卷四。见孔天胤著，张勇耀、赵桂溟、韩兵强、常佩雨点校：《孔天胤全集》第六册，三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4页。
②孔天胤初授翰林编修一事正史未载，也未见于其他史料。参见《孔天胤年谱》嘉靖十一年所引王崇庆《诰封奉训大夫宗人府仪宾暨配新郑县君墓表》及薛甲《大学说赠孔文谷编修》，见《孔天胤全集》第七册，第1245页。
③赵讷：《文谷孔先生文集序》，见《孔天胤全集》第一册，第2页。
④俞宪：《盛明百家诗·孔方伯集》前小传，见《孔天胤全集》第六册，第1039页。
⑤孔天胤：《刻升庵<南中集）序》，见《孔天胤全集》第五册，第934页。
⑥张勇耀、韩兵强：《孔天胤评传》，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15页。
⑦吕碧城：《精忠柏断片图为白葭居士题》，见吕碧城著，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诗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作者：孙学堂，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学术专著《明代诗学与唐诗》《崇古理念的淡退—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等。
编辑：张玲玲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