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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蔚青，魁北克作家、北美中文作协终身会员、海外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加拿大华裔作协会员、魁北克华人作协理事、蒙特利尔《路比华讯》专栏作者、《七天》周报文学版面“北往”编辑和专栏作者、《北京晚报》专栏作者。曾任《黑龙江晨报》副刊部主任，2000年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漂泊中的温柔》、散文集《曾经有过的好时光》、哲理童话书《帕皮昂的道路》等。
两次“投胎”在寒冷的北方和多元文化的城市
赵庆庆（以下简称“赵”）：哈尔滨和蒙特利尔是您生命中的“双城”，一个是中国的“冰城”，一个是加拿大的“雪都”。能否讲讲您跨国移民的“冰雪奇缘”？
陆蔚青（以下简称“陆”）：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哈尔滨和蒙特利尔有诸多相近之处。就自然地域来讲，它们同处北纬45度，具有温带偏亚寒带特有的寒冷冬季，白雪覆盖大地。夏日很短，却很美丽，日照丰盈，阳光垂直地照在大地上，夜空湛蓝深邃。就文化地域来讲，哈尔滨曾经是欧洲大陆进入亚洲大陆的门户，是早年俄罗斯人作为他们的远东城市而建立的，居民生活习惯至今都还有欧洲气息，比如他们习惯吃面包香肠，啤酒销售量很高，还有冬泳，语言中含有洋泾浜俄语。而蒙特利尔则是欧洲进入北美的通道，是北美独特的具有欧陆风情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在建筑风格、生活习俗，甚至居民性格上，都有相近之处。再看历史，二者都是移民城市。据记载，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有两万多犹太人，十万多来自欧洲的移民，还有很多是来自河北、山东等地的移民。而蒙特利尔更是拥有来自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说着一百三十多种语言，据说最少的一种只有五个人说，真是知音的语言。那里有小意大利区、英语西区、法语东区等不同民族聚集区。
这个“北纬45度”的确具有独特的文化概念。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文学理论史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英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对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精神气质上的不同，在文学史上影响甚大，的确很有意义。我以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一个写作人的笔下注定有所表现，并体现在写作中。
对于白雪、寒冷、辽阔、冬天、高大的树木、萧瑟的风景、人类生活习俗，我有几近本能的反映。有人说移民是生命中的第二次投胎，我两次“投胎”都投在寒冷的北方和多元文化的城市。这是冥冥中的指向，也是我生命的道路。我想这样一种自然风光和生态，一定存在于潜意识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地缘记忆。哈尔滨和蒙特利尔在我的生命中展现出不同时间段的交替，某种在相似中更细微的对比。比如，蒙特利尔是一个大岛，雨水更加丰沛，雪花柔软轻绵;哈尔滨是内陆城市，雪花比较坚硬如冰。这种对比让我兴奋，也让我沉湎其中。更具体地说，当我书写的文学版图更大时，我会感到一种辽阔无际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没有中国和加拿大的分别，没有城市的分别，没有国界的分别，它们融为一体，好像一片雪野。
赵：“蒙特利尔像一个联合国，你可以在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感受不同民族的风格。这是我喜欢蒙特利尔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您在写蒙特利尔餐馆“马尾松锅”时说的话。除此，您还喜欢蒙特利尔的什么？或者，在您看来，中国人移民加拿大，选择蒙特利尔，而非温哥华、多伦多等其他城市的原因是什么？
陆：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事实上，中国移民留在蒙特利尔的相对很少，很多人在这里站一站脚，就转移到时温哥华或者多伦多。第一个原因是那里只需要英语，而在蒙特利尔则需要英法双语，这就意味着要适应这里，需要双倍的时间和努力，这对新移民是一种挑战。第二个原因是温哥华、多伦多华人历史时间长，人数多，已经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华人社区。相比较之下，蒙特利尔华人来此历史短，人数也少。蒙特利尔的唐人街只有两百多米，两条大街成一个小小的井字形，与温哥华、多伦多实在不能比。
但蒙特利尔的确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风情。蒙特利尔一位英语作家曾经这样形容，走在街口，就会听到英语和法语等不同语言的碰撞。对这一点我深有同感。走在街上，身前身后，可能同时有好几种语言在交流，时间长了，人与人的交流已经不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表情、肢体和行动上。在这种生存状态中的人们，必须具有包容和开阔的心态，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换言之，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而这个世界之所以美丽，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不同。我想这也是我喜欢蒙特利尔的重要原因。
当然，另一个原因就是上面说过的，蒙特利尔与我的故乡哈尔滨非常相似，在这里，我较少远离故乡的失落，北纬45度的风情在我生命中一直持续着。我曾经写过散文《哈尔滨记忆》，比较了这两个城市在民俗和精神风貌上的相似度;另外一篇《冬天到魁北克来看雪》则偏重描写魁北克和哈尔滨的雪。
我是一个雪人，北方一直都是我的家乡，这也是我写作比较鲜明的特点。
唯有写作能让灵魂安静
赵：您是写作的多面手，诗歌、散文、小说、童话、文艺理论、报道文学……都有佳作。诗歌方面，现代诗写得亲切隽永，古典诗词则浑然天成，妙韵袅袅。当代的中国作家和海外华文作家中，有此多能者屈指可数。请谈谈您的文艺修养是怎么形成的？
陆：我幸运的是较早接触了很多书。1968年我父母下放到五七干校，我们全家一同前往;之后辗转到呼玛，又到漠河的下一站兴安公社生活近一年时间;1973年回到哈尔滨。到达兴安时我六岁，然后就去上学，那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五个年级的学生都在这里。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其他年级就写作业。我很荣幸置身其中，跟着不同年级学习，很快认识了很多字，所以我六七岁就开始阅读能看到的一切书籍。
赵：所以，您和文学作品结缘很早，有“童子功”。还记得有哪些作品吗？哪些作品给当时的您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陆：那时看的书，很多都被撕掉了封皮和封底，有些还少了十几页或者几十页，有的只能说是半卷书。很多书是1976年之后，通过广播、图书馆等渠道才知道书名的。比如《小城春秋》是听小说联播才知道名字，《野火春风斗古城》是通过看电影，还有一些书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书名。那时我只有六七岁，对很多内容的理解似是而非。还看了《青春之歌》《呼兰河传》《唐诗三百首》。十岁以后就记得比较清楚，那时开始看一些苏联书，比如《叶甫盖尼·奥涅金》《阿穆尔河的里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当然也有許多书，如《毛泽东诗词》《红楼梦诗词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海岛怒潮》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到十一二岁的时候，基本就是批哪本书就看哪本书，比如批《水浒传》就看梁山好汉，批林批孔就看春秋历史。那时候读书是由好奇心引发的，尤其想了解这些书都说了什么，为什么要批。 我大学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在《文艺评论》上发表文章，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参与艺术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文艺集成志书《中国戏曲志·黑龙江卷》的编纂工作。这段时间，我主要从事地域艺术史料的挖掘整理。一年多之后，我被保送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遇见很多名师，在史论上有所进步。尤其在京城看了很多戏，很多地方的剧种，对舞台有了感性的理解。这个感性是很难的，必须在看过很多戏之后才能体会到。后来到黑龙江晨报社工作做副刊编辑，也在杂志上开专栏，更多地接触了社会生活。这十几年中我多次更换专业，尽管都在社会科学领域，但也是各有不同。我曾经很遗憾没有在一个专业上精进，以为是命运的捉弄，那时并不知道上帝之手在何处等待自己，也不知道这样一些经历，在某一天都成为写作的财富。
2000年，我移民加拿大。初来之时，为生存起见，我集中精力学习英语、法语和计算机，还有家庭需要照顾，孩子还小。生活紧张，我曾一度自我放逐，没有继续写作，我甚至以为不会再写了。新生活中需要学习的实在太多，但一旦生活安顿下来，灵魂就感到空虚，唯有写作能让灵魂安静。你谈到我的多文体写作，是的，每一种文体的写作，其实都有故事，都有必须要写的理由，这些理由让我成为一个八爪鱼。曾经有人问我，近体诗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那些带着镣铐的舞蹈是不是很过时。我不以为然。近体诗的写作让我可以达到某个精神的高度，是其他文体不能达到的。
我写作近体诗还因为魁北克中华诗词研究会，他们大多是老华侨，有来自柬埔寨的华人，也有来自台湾的军人，我一度是其中最年轻的写作者之一，当然现在不是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新生力量。刚开始接触诗词研究会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加拿大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写近体诗。这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他们最年长的已经九十岁，很多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坚持不懈，用平水韵写自己的心境和生活，而且对韵律要求十分严格，绝不通融。他们谋生的方式很多，有工厂的工人、唐人街的商人、餐馆经营者、杂货店主，有前国民党海军将领，还有一位雷一鸣先生毕业于金陵大学，曾经是蒋经国的秘书。他们的写作多为朋友之间的唱和之作，这种朴素而古典的写作让我感动。现在情形大不同了，老一代正在消失，新一代成员大多是大陆新移民，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虽然专业不同，却都热爱古典诗词，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中华文化的繁衍生息，真的非常感人。
对我而言，每一种文体都有不同的特质，对生命形态有不同意义上的契合。每一种文体都分担了我生命中的不同层面，只有使用多种文体才能尽情表达我内在的生命力，这大概是我使用不同文体写作的原因。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并不考虑我该使用哪一种文体，都是情之所至，信手拈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
赵：我有时觉得，艺术创作有点像魔法棒，给平淡的生活带来色彩。无论经历过什么样的悲欢离合，得失错落，一旦能以写作、绘画、音乐、歌曲、摄影等艺术中的任意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就会给人一种存在感和创造的快乐。不仅聊以自慰，也能在无意中为他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乃至心智的启迪。
移民经历，则有点像写作的催化剂。移民前不怎么写作的，移民后因为环境的巨变，在适应过程中体验了未移民前想都想不到的甘苦，失业者中一度流行过“吃不着的苦比吃得着的苦还要苦”的戏言，这自然会使新移民产生不吐不快的写作内驱力。您加入的魁北克华人作协和魁北克中华诗词研究会，就有不少会员在移民后才舞文弄墨，走上文学之路。而您本身就有扎实的文艺功底，在度过移民初期的紧张忙乱后，创作的愿望多半像雪后的绒柳一样苏醒、爆芽，而且肯定体会到了与在国内创作不同的感受和氛围。视野扩大了，内容自主了，表达方式更加多元而积极了。
另外，我觉得，新移民通常感到当地的人际关系不像国内的那般复杂，应酬较少，社会关系网还没有完全建立，比较能静下心写点东西。像张翎、薛忆沩、应晨这样多产的移民作家，就把加拿大当成寂寞、辽远的土地，大雪封门时，更适合闭门著书。
关于“魁北克中华诗词研究会”，它1999年在蒙特利尔成立，创建者是来自柬埔寨自学成才的诗人白墨和耄耋老人谭锐祥等同道。该会在当地《华侨新报》上设立每周“诗坛”，由白墨主编，十七年间刊出七百多期，发表各家诗词逾一万八干首，作者近二百人。
据说，该会是海外历时最久、创作最多的中国传统诗社。您都参加过他们的哪些活动？有什么让您“感动”的故事？
陆：我大概是2011年参加诗词研究会，之前我接触的多是大陆新移民，与我背景相似。在研究会接触了一些与我们人生道路完全不同的老先生，很多诗人从东南亚来。相当一部分老先生都八十多岁，有的还在工作，而且在工余写诗词。他们记不住韵律，就写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西装口袋里，随时掏出来对照。这些老人阅尽沧桑，心态平和，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种让人惊讶的执着。他们通过诗词记载生活，大多是应酬唱和之作。还有的老诗人自费出书，书中也保留有家族的照片，留给后人，是一个家族历史。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很传统。他们的人生大多苦难曲折，但依然坚持用华文写作，这本身就很让我感动，也因此看到中华文化巨大深厚的生命力。
迷人的合力
赵：您全家移民到蒙特利尔后，曾开过书店。您素喜加拿大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作品，无独有偶，门罗也开过书店，在书店里写作。门罗书店在加西的维多利亚市，至今仍在营业，我还拜访过，送去了门罗的中译本。能讲讲您开书店的情况吗？书店怎样成了您和中西顾客交流的窗口？
陆：很荣幸和大师门罗从事同一种谋生职业。在国外写作，就像伍尔夫说的那样，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仰望着月亮，却不能根本上挣脱六便士，这也是人类生存的局限。当然，在蒙特利尔开书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电子书的“骚扰”，纸质书的销售每況愈下，但还是有人来买书。我的小店在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在节日期间，或者去看望病人，都会买书作为礼物。这是让我非常赞赏的民族性。当然，其他族裔的人们也有这样的读书习惯，不过如今纸版书江河日下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只希望不至于一泻千里，让我还有立身之地。 我在店里经常看书写作，他们看见我看书，也会讨论一二，通过这种方式结交有相同趣味的朋友。有人对我的书非常感兴趣，也因为看不懂而遗憾，还会敦促我出版翻译作品。有人对我的写作进度保持催促的姿态，每次见到总是问我进展如何，是否顺利，有没有瓶颈。他们也会讲一些自己的故事，有一些还真被我写了出来，很多故事中都有客人的痕迹。还有的人因为我而开始写作，非常有趣。遇见不同的人，与他们交谈，是写作者的幸运。
赵：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中老年华人知识女性的形象，她们在国内多有坎坷的遭遇，移民到魁北克后，反而能较快适应，活出了自我和真我。比如《楚雅如的寂寞》《季夏》中所塑造的老年华人知识女性等。您觉得，是不是魁北克那种多元文化氛围和自由精神促成了女性知识分子的身心转变？對您的影响主要在什么地方？
陆：谢谢您注意到这一点。我喜欢与老人交朋友，对老人抱有好奇，因为他们经历丰富。我的朋友大多年长于我，很多人半生在国内度过，到魁北克之后，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观。我想这有他们自身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要求，当然也得益于魁北克的多元文化环境，因为文学的目的就是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比如《楚雅如的寂寞》，北美作家江岚博士说她喜欢这篇小说，在于立意。很多人是因为无爱而寂寞，但楚雅如是因为有人爱而寂寞。也就是说，楚雅如对爱情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自然性，上升到精神性，而精神的洁癖让她对爱人的容忍度相对比较低，而纯度比较高。从爱情与婚姻的走向上，她更自由地处理个人生活，更多保持自由空间，她对婚姻这个形式看得很轻，相对而言，对恋人精神上的契合看得很重。事实上，这也是魁北克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在魁北克，将近一半的家庭没有婚姻而是同居。魁北克法裔对婚姻采取自由的开放态度，这在其他族裔中很少见。华人移居至此，耳濡目染，打破原有的婚姻概念，接受新的观念，也是另一种融入。这篇小说被选人《离岸芳华——海外华文短篇小说选》，2019年由外研社出版华文版，之后还会有不同语种翻译。
《季夏》这篇小说获得了“文学与人”第九届华语文学原创大赛入围奖。故事表面看，是所谓“西男中女”的异域爱情模式，其实其中有很深入的价值观念的冲撞。情节简单，甚至没有强烈的抵触，看似平淡的故事，是划在心底的伤口。我要表明的，是季夏这个看似十分西化的中国女性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中国文化观念对她的影响。这是通过小荷这个人物与之交流的。小荷是一个季夏虚构的人物，时间跨越百年，在生命的旅途中，她们从未相遇，却因为中国民间刺绣工艺，达到了精神上的水乳交融。受过西方教育，被唐人街称为“维多利亚”的季夏，在西方世界行走多年中，在貌似完全接受了西方的生活状态中，在与西方男子如火如荼的爱情中，隐含着对中国文化和艺术超出常人的认同，在这样的认同中，通过小荷的刺绣而升华，她感到了真正爱情的忘我和纯洁。她最终与男朋友分手，是百年之前那个从未谋面的刺绣女孩给了她力量。而她把这些心爱的刺绣捐给了博物馆，把自己的爱情和小荷的爱情通过这种方式珍藏起来。也就是说，把真正的爱情珍藏了起来。这是我要表达的主题。
赵：楚雅如、季夏的确是不一般的知识女性，生命过半后，倍加看重生命的精神向度，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坚决不做违心的选择。两人都崇尚精神上的自由，同时对百分之百相融相契的爱情，抱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若没有遇上这样两全其美的爱情，则绝不将就，宁可将单身进行到底，也要拒绝任何一种会委屈自己的婚恋。可以说，这两位华人中老年女性完全突破了传统的性别期待角色，而作为一个自立、自主和健朗的个体形象出现，心行如一，让读者感到了别样的性格魅力。不过，话又说回来，若她们不是移民到魁北克，没有接受当地那种得天独厚的重人性和个性的文化熏陶，她们还能拥有如此幸福的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吗？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殊不知，地域及其文化也会影响性格，决定命运。
陆：是这样。女性的书写是文学中重要的课题，因为女性的飞翔需要比男性更高远和辽阔的天空，这个话题自“五四”以来一直连绵不断，我相信在今后也将不断深入。我对此很感兴趣，也有计划对女性的自我解放进行书写和探索。魁北克是一个女权社会，女性非常独立，社会制度也保护女性权益。魁北克婚姻制度沿袭法国社会，同居而不结婚的比例很高。溯本追源，对非婚生育与同居家庭的承认，还是在法国巴黎公社时期建立的，我们可以在《4月9日法令》中找到依据。
赵：您在海外创作的作品中有一种迷人的合力，来自多组有张力的文本气质对比和体现：如国际性与原乡性、外倾性和内倾性、古典性和现代性……移居到加拿大后，您作品表现的地域和族裔背景都在扩大，蒙特利尔本身就是国际化的多族裔居住的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城市，走出这个城市，北美原居民、南美古巴人、欧洲老牌的现代艺术先驱如毕加索、达利、蒙克……都被纳入您的文学版图。在异域远行的同时，您回望故乡和过去的作品也相当可观，诗词中的七律《中秋》，2014年的长篇骈文《岁末感怀》，获奖的思乡散文《鹰嘴岭上的汽笛声》《暖梨》，小说《还乡》，等等，都使人感到空间上是在离乡，但在心里却在一次次回归，然而，又不是先侨或游子的“乡愁”，不是“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那种。就连“古诗”这种极其传统的文学形式，也被您奉为“太和正音”，在现代、后现代、波普、网红运动等日渐主流化的当代，心摹手追，时不时谱出佳篇。
不知是谁讲过，“当你走到很远很远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自己”。而与自己的相遇，往往通过距离和他者来实现。不知您怎么描述自己作品的整体气质？
陆：谢谢您的敏锐。事实上，如国际性与原乡性、外倾性和内倾性、古典性和现代性这些看似相对的感念，都有内在的相互关联。国际性与原乡性，就像世界性与民族性一样，它们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所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学的魅力正是因为独特的“这一个”，才吸引入。而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您所说的，正是几十年来海外文学的嬗变。从早年的留学生文学到如今的新移民文学，海外写作者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历程。早年留学生文学中对故国的回望，占有比较大的比例，乡愁与回归，在文本叙述中是占主导的。但现在，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科技的发展，微信将人类生活变得日益紧密。十八年前我刚刚出国的时候，一张五加元的电话卡只能打十分钟，三十年前我姐姐出国时，我们只能通信来往，信件远隔重洋，有时航空还要一个月左右;但现在，点开视频，即可见面。飞行也很方便，直航越来越多。地球村正在变小，而“乡愁”这个概念的内涵也与时俱进，不再是那种不能相见的思念，长期离别没有音信的痛苦。也就是说，现代科技改变了乡愁的含义，改变了人类情感的节奏，那种因不能见面产生的相思之痛得以舒缓。相对于古人，我们永远失去了某些情感体验，而未来人也将失去我们的情感体验，这是可见的人类历史进程。在今天，“乡愁”被另一种情感取代，环球同此凉热已经是一个现实。在这样一种变化中，写作人所要体会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情感，一种含有新张力的情绪，这是写作人必须注意到的变化。我们要与时俱进。 海外作冢至少都有两次人生：地域的迁徙，人生的变迁。有的人走的地方更多，人生的阶段就更多。有时候，脚步的确决定心态，万里路和万卷书的地位，对写作人来说是平等的。很多海外作家都说过同样的话，如果不出国，他们不会写作。也就是说，是生活的千变万化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但是，每个写作人的敏感点不同，有些人喜欢写异国，有些人喜欢回望故国，这就是我提出海外写作内倾和外倾的原因。当然，这是从研究角度的梳理。
如果从写作者的角度，在我看来，无论是回首中国，还是写身边的新生活，其实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我们以怎样的角度和观点来看待历史和现实。每一段生命的经历都值得我们书写，所以我的写作越来越接近平面，就像铺开的大地一样，我回望我的人生，展望我的人生，每一个时刻都不可复制，等待探索。我享受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回顾过往，也瞻望未来。
事实上，我越来越感到我的生活中存在的不同时段，形成写作的不同风格。比如寫中国往事，我会有往事回忆的笔触;而写海外生活，尤其写西方人形象，就会偶尔带有不自觉的英语腔调。这是不同生活环境在写作中留下的痕迹。我的中篇小说《纽曼街往事》就写了众多西方人形象，2018年6月发表在《鸭绿江》文学杂志头条，那一期是海外文学专刊。后来又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之后还有一个中篇《乔治竞选》发表在《山花》，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这是蒙特利尔生活赠予我的珍贵财富。生活在海外，几年和几十年的人生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表现出生活在海外多年的经验，写出深邃的精神内涵，而不是浮光掠影。我们终究要抵达的是特殊环境中的人性，而不是猎奇或者表面化的书写。
生活在异域，见到更多的人情风俗，让我对西方艺术有了新的理解。比如，我在西班牙看毕加索，是与我之前看毕加索完全不同的。在西班牙大地上行走，经常会看到毕加索画中的风景和人物。艺术来源于生活，我的《在西班牙遇见毕加索》就是这样一篇散文。南开大学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刘俐俐教授曾说，这篇文章其实是文学评论，它很好地解释了毕加索变形艺术的心理学和图像规律方面的原因，很深刻准确，对艺术学原理有启发。她说，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学术研究的重要三段，发现、解释、评论，此文都具备了，是一篇好文章。她还将此文作为分析案例，上课讲给学生。我想这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中致力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将艺术和生活结合起来，将理论和创作联系在一起，让生命之树、生活之树和理论之树都长青。
如今全球化生活的影响，让中西文化交流更加密集和深入。2016年我应滑铁卢大学瑞德森学院的邀请，参加了“中国多民族和加拿大原住民文化的比较探索对话”的国际研讨会，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族的专家和加拿大学者进行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印第安部落。这让我进一步了解北美历史，对其艺术、民俗和现状有了感性认识。在北美，比如对印第安历史的研究，印第安人今天的生活，都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因此写的散文《印第安星空下》也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入《2017北美中文作家作品选》。所以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不能离开生活本身，甚至文学理论的研究，也要基于很多田野工作。
我还不知道怎样定义自己。我写了多种体裁的文章，我拥有海内外生活经验，我享受写作的过程和不断认识自我的快乐。写作是一种飞行，让我感到自己置身于广阔的精神世界之中。而在我的写作中，各种体裁也开始杂糅，开始出现散文式的评论、诗意的小说、叙述性的诗篇。我想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状态，也是我寻找自己的一种方式。追本溯源，最早的文学就是不分体裁的，当然后来人们把文学细化，仅仅诗歌就分类无数，我认为这种分类对文学研究好处很多，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过度的分类有时反而形成局限。真正的写作应该是随心所欲，不必约束的。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创作
赵：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8年庆祝成立二十周年。您是魁华作协理事、作协电子月刊《华讯月刊》责编，还是蒙特利尔《路比华讯》专栏作者、《七天》周报文学版面“北往”编辑……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参加这些文艺活动的感受？在北美华人文学创作中，魁北克华人写作者有什么独特之处？
陆：魁北克华人作协的特点是依靠当地华文报纸发展自己，所以常年与多家报纸合作，这样我就在《路比华讯》开过专栏，在《七天》周报做过版面编辑。因为做理事，分工做《华协通讯》的责任编辑。在国外，作协是民间组织，大家都是义工，都是凭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来完成这些工作的，这样的热情支持魁华作协成长至今二十年。华人在魁北克的历史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大概一百三十年。在一百三十年中，魁北克华人作协拥有二十年，占六分之一，这是值得骄傲的。我们用华人的眼睛看世界，用华文记载历史，同时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传递给国人，这些写作具有很强的个人经验和个体生命体验。我认为个体经验的写作是海外华文对中华文学的贡献，是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丰富。海外华文的写作，是海外生活的记录者，也是海外历史的见证人。
魁北克华人写作人开始于写自己，写身边的事情，每个人的不同经历也决定了写作的不同。这些年，大家凭着一腔对文学的热爱，书写生活，取得很多成绩，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魁北克，走向了世界华文文坛。很多人出版了书籍，圆了文学之梦。魁北克是法语区，相比之下，没有温哥华和多伦多那么多华人，但近年来的文化活动也发展得有声有色。文学也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我每次参加作协活动都很有感慨。大家从事着各行各业，但工作之余还热爱着文学，不断学习和写作。反之也证明了一点，文学是不平则鸣，发乎情的人类情感活动，我并不高估写作的社会意义，我更看重写作对写作者自身的治愈、倾诉、完成的作用。很多作者在写作中逐渐完善了自我，这是个体精神的提升。
赵：“移居国外的人，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就好像是从大树上的分支，出现了母体的断裂和橘生淮北变为枳的现象。《空巢》《繁枝》《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都是在母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中国文化和历史根脉相连，不同的是，只是因为创作者身在海外，对历史的反思更为清楚。”这个评论，选自您2014年提交给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论文《内倾和外倾、离散和回归——论北美华文文学中小说创作的倾向及发展》。评论所述，可否认为也符合您本人的身心体验和创作过程？
陆：我想应该是这样。海外华文写作者绝大多数是第一代移民，是在母国之外的边缘写作，是华文写作的子系统。海外华文写作，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是中华文化的丰富和补充。有人说它们具有异质性，也就是说，它是用华文摹写异域生活，所以无论在自然环境上还是在人文环境上，在异族文化中可能具有的人物命运的不可思不可议上，都有不可替代的私人经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不可复制的经验。尤其在语言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海外写作人因为长期生活在不同语言中，势必在写作中会引进其他语言的特质，这无疑是对语言的扩充。
在海外的写作人，都曾经经历了一个母文化的断裂，然而在异域文化的发展中，母文化又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根脉相连。这就形成一种文化的新融合。这的确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过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而距离，也是写作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一句话说得好，距离产生美。我觉得距离不仅产生美，还产生回顾和联想。对于写作者，置身于现实基础上的移情非常重要，而不同生命体验产生的诸多比较，能够将写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带入更有意义的主题。这是无数写作者通过自身验证的，我们在移民作家奈保尔、石黑一雄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移居生活给他们的写作带来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在不断游走，在不同地域生活，这些体验注定反映在写作之中，所以，全面了解人类历史并反思，对一个写作者非常重要。
很荣幸接受您的采访。此生能与写作同行，是我的幸运。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写作，写作应该成为人生的必需品，就像衣食住行一样。衣食住行供养我们的身体，写作供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不仅行进在眼之所见身之所属的此世界，更能找到一个精神的彼世界。
赵：有您倾心相谈，并佐以好词，是我的荣幸！正是通过彼此挚爱的文字，我们得以进入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也让我在大洋彼岸，深深怀念在魁北克客居访学的日子，以及与您相处的每一个温馨时刻。再次感谢您带领我们认识了魁北克，走进了“雪人”的世界！
作者：赵庆庆，南京大学外语部副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加拿大艾伯塔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曾参与国家社科项目“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撰写，主持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加拿大华人文学史论”。
编辑：杜碧媛 [email protected]
两次“投胎”在寒冷的北方和多元文化的城市
赵庆庆（以下简称“赵”）：哈尔滨和蒙特利尔是您生命中的“双城”，一个是中国的“冰城”，一个是加拿大的“雪都”。能否讲讲您跨国移民的“冰雪奇缘”？
陆蔚青（以下简称“陆”）：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哈尔滨和蒙特利尔有诸多相近之处。就自然地域来讲，它们同处北纬45度，具有温带偏亚寒带特有的寒冷冬季，白雪覆盖大地。夏日很短，却很美丽，日照丰盈，阳光垂直地照在大地上，夜空湛蓝深邃。就文化地域来讲，哈尔滨曾经是欧洲大陆进入亚洲大陆的门户，是早年俄罗斯人作为他们的远东城市而建立的，居民生活习惯至今都还有欧洲气息，比如他们习惯吃面包香肠，啤酒销售量很高，还有冬泳，语言中含有洋泾浜俄语。而蒙特利尔则是欧洲进入北美的通道，是北美独特的具有欧陆风情的城市。这两个城市，在建筑风格、生活习俗，甚至居民性格上，都有相近之处。再看历史，二者都是移民城市。据记载，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有两万多犹太人，十万多来自欧洲的移民，还有很多是来自河北、山东等地的移民。而蒙特利尔更是拥有来自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说着一百三十多种语言，据说最少的一种只有五个人说，真是知音的语言。那里有小意大利区、英语西区、法语东区等不同民族聚集区。
这个“北纬45度”的确具有独特的文化概念。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文学理论史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英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对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精神气质上的不同，在文学史上影响甚大，的确很有意义。我以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一个写作人的笔下注定有所表现，并体现在写作中。
对于白雪、寒冷、辽阔、冬天、高大的树木、萧瑟的风景、人类生活习俗，我有几近本能的反映。有人说移民是生命中的第二次投胎，我两次“投胎”都投在寒冷的北方和多元文化的城市。这是冥冥中的指向，也是我生命的道路。我想这样一种自然风光和生态，一定存在于潜意识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地缘记忆。哈尔滨和蒙特利尔在我的生命中展现出不同时间段的交替，某种在相似中更细微的对比。比如，蒙特利尔是一个大岛，雨水更加丰沛，雪花柔软轻绵;哈尔滨是内陆城市，雪花比较坚硬如冰。这种对比让我兴奋，也让我沉湎其中。更具体地说，当我书写的文学版图更大时，我会感到一种辽阔无际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没有中国和加拿大的分别，没有城市的分别，没有国界的分别，它们融为一体，好像一片雪野。
赵：“蒙特利尔像一个联合国，你可以在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感受不同民族的风格。这是我喜欢蒙特利尔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您在写蒙特利尔餐馆“马尾松锅”时说的话。除此，您还喜欢蒙特利尔的什么？或者，在您看来，中国人移民加拿大，选择蒙特利尔，而非温哥华、多伦多等其他城市的原因是什么？
陆：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事实上，中国移民留在蒙特利尔的相对很少，很多人在这里站一站脚，就转移到时温哥华或者多伦多。第一个原因是那里只需要英语，而在蒙特利尔则需要英法双语，这就意味着要适应这里，需要双倍的时间和努力，这对新移民是一种挑战。第二个原因是温哥华、多伦多华人历史时间长，人数多，已经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华人社区。相比较之下，蒙特利尔华人来此历史短，人数也少。蒙特利尔的唐人街只有两百多米，两条大街成一个小小的井字形，与温哥华、多伦多实在不能比。
但蒙特利尔的确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风情。蒙特利尔一位英语作家曾经这样形容，走在街口，就会听到英语和法语等不同语言的碰撞。对这一点我深有同感。走在街上，身前身后，可能同时有好几种语言在交流，时间长了，人与人的交流已经不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还表现在表情、肢体和行动上。在这种生存状态中的人们，必须具有包容和开阔的心态，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换言之，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而这个世界之所以美丽，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不同。我想这也是我喜欢蒙特利尔的重要原因。
当然，另一个原因就是上面说过的，蒙特利尔与我的故乡哈尔滨非常相似，在这里，我较少远离故乡的失落，北纬45度的风情在我生命中一直持续着。我曾经写过散文《哈尔滨记忆》，比较了这两个城市在民俗和精神风貌上的相似度;另外一篇《冬天到魁北克来看雪》则偏重描写魁北克和哈尔滨的雪。
我是一个雪人，北方一直都是我的家乡，这也是我写作比较鲜明的特点。
唯有写作能让灵魂安静
赵：您是写作的多面手，诗歌、散文、小说、童话、文艺理论、报道文学……都有佳作。诗歌方面，现代诗写得亲切隽永，古典诗词则浑然天成，妙韵袅袅。当代的中国作家和海外华文作家中，有此多能者屈指可数。请谈谈您的文艺修养是怎么形成的？
陆：我幸运的是较早接触了很多书。1968年我父母下放到五七干校，我们全家一同前往;之后辗转到呼玛，又到漠河的下一站兴安公社生活近一年时间;1973年回到哈尔滨。到达兴安时我六岁，然后就去上学，那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五个年级的学生都在这里。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其他年级就写作业。我很荣幸置身其中，跟着不同年级学习，很快认识了很多字，所以我六七岁就开始阅读能看到的一切书籍。
赵：所以，您和文学作品结缘很早，有“童子功”。还记得有哪些作品吗？哪些作品给当时的您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陆：那时看的书，很多都被撕掉了封皮和封底，有些还少了十几页或者几十页，有的只能说是半卷书。很多书是1976年之后，通过广播、图书馆等渠道才知道书名的。比如《小城春秋》是听小说联播才知道名字，《野火春风斗古城》是通过看电影，还有一些书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书名。那时我只有六七岁，对很多内容的理解似是而非。还看了《青春之歌》《呼兰河传》《唐诗三百首》。十岁以后就记得比较清楚，那时开始看一些苏联书，比如《叶甫盖尼·奥涅金》《阿穆尔河的里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当然也有許多书，如《毛泽东诗词》《红楼梦诗词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海岛怒潮》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到十一二岁的时候，基本就是批哪本书就看哪本书，比如批《水浒传》就看梁山好汉，批林批孔就看春秋历史。那时候读书是由好奇心引发的，尤其想了解这些书都说了什么，为什么要批。 我大学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在《文艺评论》上发表文章，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参与艺术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文艺集成志书《中国戏曲志·黑龙江卷》的编纂工作。这段时间，我主要从事地域艺术史料的挖掘整理。一年多之后，我被保送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遇见很多名师，在史论上有所进步。尤其在京城看了很多戏，很多地方的剧种，对舞台有了感性的理解。这个感性是很难的，必须在看过很多戏之后才能体会到。后来到黑龙江晨报社工作做副刊编辑，也在杂志上开专栏，更多地接触了社会生活。这十几年中我多次更换专业，尽管都在社会科学领域，但也是各有不同。我曾经很遗憾没有在一个专业上精进，以为是命运的捉弄，那时并不知道上帝之手在何处等待自己，也不知道这样一些经历，在某一天都成为写作的财富。
2000年，我移民加拿大。初来之时，为生存起见，我集中精力学习英语、法语和计算机，还有家庭需要照顾，孩子还小。生活紧张，我曾一度自我放逐，没有继续写作，我甚至以为不会再写了。新生活中需要学习的实在太多，但一旦生活安顿下来，灵魂就感到空虚，唯有写作能让灵魂安静。你谈到我的多文体写作，是的，每一种文体的写作，其实都有故事，都有必须要写的理由，这些理由让我成为一个八爪鱼。曾经有人问我，近体诗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那些带着镣铐的舞蹈是不是很过时。我不以为然。近体诗的写作让我可以达到某个精神的高度，是其他文体不能达到的。
我写作近体诗还因为魁北克中华诗词研究会，他们大多是老华侨，有来自柬埔寨的华人，也有来自台湾的军人，我一度是其中最年轻的写作者之一，当然现在不是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新生力量。刚开始接触诗词研究会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加拿大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写近体诗。这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他们最年长的已经九十岁，很多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坚持不懈，用平水韵写自己的心境和生活，而且对韵律要求十分严格，绝不通融。他们谋生的方式很多，有工厂的工人、唐人街的商人、餐馆经营者、杂货店主，有前国民党海军将领，还有一位雷一鸣先生毕业于金陵大学，曾经是蒋经国的秘书。他们的写作多为朋友之间的唱和之作，这种朴素而古典的写作让我感动。现在情形大不同了，老一代正在消失，新一代成员大多是大陆新移民，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虽然专业不同，却都热爱古典诗词，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中华文化的繁衍生息，真的非常感人。
对我而言，每一种文体都有不同的特质，对生命形态有不同意义上的契合。每一种文体都分担了我生命中的不同层面，只有使用多种文体才能尽情表达我内在的生命力，这大概是我使用不同文体写作的原因。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并不考虑我该使用哪一种文体，都是情之所至，信手拈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
赵：我有时觉得，艺术创作有点像魔法棒，给平淡的生活带来色彩。无论经历过什么样的悲欢离合，得失错落，一旦能以写作、绘画、音乐、歌曲、摄影等艺术中的任意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就会给人一种存在感和创造的快乐。不仅聊以自慰，也能在无意中为他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乃至心智的启迪。
移民经历，则有点像写作的催化剂。移民前不怎么写作的，移民后因为环境的巨变，在适应过程中体验了未移民前想都想不到的甘苦，失业者中一度流行过“吃不着的苦比吃得着的苦还要苦”的戏言，这自然会使新移民产生不吐不快的写作内驱力。您加入的魁北克华人作协和魁北克中华诗词研究会，就有不少会员在移民后才舞文弄墨，走上文学之路。而您本身就有扎实的文艺功底，在度过移民初期的紧张忙乱后，创作的愿望多半像雪后的绒柳一样苏醒、爆芽，而且肯定体会到了与在国内创作不同的感受和氛围。视野扩大了，内容自主了，表达方式更加多元而积极了。
另外，我觉得，新移民通常感到当地的人际关系不像国内的那般复杂，应酬较少，社会关系网还没有完全建立，比较能静下心写点东西。像张翎、薛忆沩、应晨这样多产的移民作家，就把加拿大当成寂寞、辽远的土地，大雪封门时，更适合闭门著书。
关于“魁北克中华诗词研究会”，它1999年在蒙特利尔成立，创建者是来自柬埔寨自学成才的诗人白墨和耄耋老人谭锐祥等同道。该会在当地《华侨新报》上设立每周“诗坛”，由白墨主编，十七年间刊出七百多期，发表各家诗词逾一万八干首，作者近二百人。
据说，该会是海外历时最久、创作最多的中国传统诗社。您都参加过他们的哪些活动？有什么让您“感动”的故事？
陆：我大概是2011年参加诗词研究会，之前我接触的多是大陆新移民，与我背景相似。在研究会接触了一些与我们人生道路完全不同的老先生，很多诗人从东南亚来。相当一部分老先生都八十多岁，有的还在工作，而且在工余写诗词。他们记不住韵律，就写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西装口袋里，随时掏出来对照。这些老人阅尽沧桑，心态平和，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种让人惊讶的执着。他们通过诗词记载生活，大多是应酬唱和之作。还有的老诗人自费出书，书中也保留有家族的照片，留给后人，是一个家族历史。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很传统。他们的人生大多苦难曲折，但依然坚持用华文写作，这本身就很让我感动，也因此看到中华文化巨大深厚的生命力。
迷人的合力
赵：您全家移民到蒙特利尔后，曾开过书店。您素喜加拿大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作品，无独有偶，门罗也开过书店，在书店里写作。门罗书店在加西的维多利亚市，至今仍在营业，我还拜访过，送去了门罗的中译本。能讲讲您开书店的情况吗？书店怎样成了您和中西顾客交流的窗口？
陆：很荣幸和大师门罗从事同一种谋生职业。在国外写作，就像伍尔夫说的那样，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仰望着月亮，却不能根本上挣脱六便士，这也是人类生存的局限。当然，在蒙特利尔开书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电子书的“骚扰”，纸质书的销售每況愈下，但还是有人来买书。我的小店在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在节日期间，或者去看望病人，都会买书作为礼物。这是让我非常赞赏的民族性。当然，其他族裔的人们也有这样的读书习惯，不过如今纸版书江河日下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只希望不至于一泻千里，让我还有立身之地。 我在店里经常看书写作，他们看见我看书，也会讨论一二，通过这种方式结交有相同趣味的朋友。有人对我的书非常感兴趣，也因为看不懂而遗憾，还会敦促我出版翻译作品。有人对我的写作进度保持催促的姿态，每次见到总是问我进展如何，是否顺利，有没有瓶颈。他们也会讲一些自己的故事，有一些还真被我写了出来，很多故事中都有客人的痕迹。还有的人因为我而开始写作，非常有趣。遇见不同的人，与他们交谈，是写作者的幸运。
赵：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中老年华人知识女性的形象，她们在国内多有坎坷的遭遇，移民到魁北克后，反而能较快适应，活出了自我和真我。比如《楚雅如的寂寞》《季夏》中所塑造的老年华人知识女性等。您觉得，是不是魁北克那种多元文化氛围和自由精神促成了女性知识分子的身心转变？對您的影响主要在什么地方？
陆：谢谢您注意到这一点。我喜欢与老人交朋友，对老人抱有好奇，因为他们经历丰富。我的朋友大多年长于我，很多人半生在国内度过，到魁北克之后，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观。我想这有他们自身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要求，当然也得益于魁北克的多元文化环境，因为文学的目的就是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比如《楚雅如的寂寞》，北美作家江岚博士说她喜欢这篇小说，在于立意。很多人是因为无爱而寂寞，但楚雅如是因为有人爱而寂寞。也就是说，楚雅如对爱情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自然性，上升到精神性，而精神的洁癖让她对爱人的容忍度相对比较低，而纯度比较高。从爱情与婚姻的走向上，她更自由地处理个人生活，更多保持自由空间，她对婚姻这个形式看得很轻，相对而言，对恋人精神上的契合看得很重。事实上，这也是魁北克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在魁北克，将近一半的家庭没有婚姻而是同居。魁北克法裔对婚姻采取自由的开放态度，这在其他族裔中很少见。华人移居至此，耳濡目染，打破原有的婚姻概念，接受新的观念，也是另一种融入。这篇小说被选人《离岸芳华——海外华文短篇小说选》，2019年由外研社出版华文版，之后还会有不同语种翻译。
《季夏》这篇小说获得了“文学与人”第九届华语文学原创大赛入围奖。故事表面看，是所谓“西男中女”的异域爱情模式，其实其中有很深入的价值观念的冲撞。情节简单，甚至没有强烈的抵触，看似平淡的故事，是划在心底的伤口。我要表明的，是季夏这个看似十分西化的中国女性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中国文化观念对她的影响。这是通过小荷这个人物与之交流的。小荷是一个季夏虚构的人物，时间跨越百年，在生命的旅途中，她们从未相遇，却因为中国民间刺绣工艺，达到了精神上的水乳交融。受过西方教育，被唐人街称为“维多利亚”的季夏，在西方世界行走多年中，在貌似完全接受了西方的生活状态中，在与西方男子如火如荼的爱情中，隐含着对中国文化和艺术超出常人的认同，在这样的认同中，通过小荷的刺绣而升华，她感到了真正爱情的忘我和纯洁。她最终与男朋友分手，是百年之前那个从未谋面的刺绣女孩给了她力量。而她把这些心爱的刺绣捐给了博物馆，把自己的爱情和小荷的爱情通过这种方式珍藏起来。也就是说，把真正的爱情珍藏了起来。这是我要表达的主题。
赵：楚雅如、季夏的确是不一般的知识女性，生命过半后，倍加看重生命的精神向度，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坚决不做违心的选择。两人都崇尚精神上的自由，同时对百分之百相融相契的爱情，抱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若没有遇上这样两全其美的爱情，则绝不将就，宁可将单身进行到底，也要拒绝任何一种会委屈自己的婚恋。可以说，这两位华人中老年女性完全突破了传统的性别期待角色，而作为一个自立、自主和健朗的个体形象出现，心行如一，让读者感到了别样的性格魅力。不过，话又说回来，若她们不是移民到魁北克，没有接受当地那种得天独厚的重人性和个性的文化熏陶，她们还能拥有如此幸福的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吗？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殊不知，地域及其文化也会影响性格，决定命运。
陆：是这样。女性的书写是文学中重要的课题，因为女性的飞翔需要比男性更高远和辽阔的天空，这个话题自“五四”以来一直连绵不断，我相信在今后也将不断深入。我对此很感兴趣，也有计划对女性的自我解放进行书写和探索。魁北克是一个女权社会，女性非常独立，社会制度也保护女性权益。魁北克婚姻制度沿袭法国社会，同居而不结婚的比例很高。溯本追源，对非婚生育与同居家庭的承认，还是在法国巴黎公社时期建立的，我们可以在《4月9日法令》中找到依据。
赵：您在海外创作的作品中有一种迷人的合力，来自多组有张力的文本气质对比和体现：如国际性与原乡性、外倾性和内倾性、古典性和现代性……移居到加拿大后，您作品表现的地域和族裔背景都在扩大，蒙特利尔本身就是国际化的多族裔居住的加拿大最古老的大城市，走出这个城市，北美原居民、南美古巴人、欧洲老牌的现代艺术先驱如毕加索、达利、蒙克……都被纳入您的文学版图。在异域远行的同时，您回望故乡和过去的作品也相当可观，诗词中的七律《中秋》，2014年的长篇骈文《岁末感怀》，获奖的思乡散文《鹰嘴岭上的汽笛声》《暖梨》，小说《还乡》，等等，都使人感到空间上是在离乡，但在心里却在一次次回归，然而，又不是先侨或游子的“乡愁”，不是“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那种。就连“古诗”这种极其传统的文学形式，也被您奉为“太和正音”，在现代、后现代、波普、网红运动等日渐主流化的当代，心摹手追，时不时谱出佳篇。
不知是谁讲过，“当你走到很远很远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自己”。而与自己的相遇，往往通过距离和他者来实现。不知您怎么描述自己作品的整体气质？
陆：谢谢您的敏锐。事实上，如国际性与原乡性、外倾性和内倾性、古典性和现代性这些看似相对的感念，都有内在的相互关联。国际性与原乡性，就像世界性与民族性一样，它们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所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学的魅力正是因为独特的“这一个”，才吸引入。而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您所说的，正是几十年来海外文学的嬗变。从早年的留学生文学到如今的新移民文学，海外写作者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历程。早年留学生文学中对故国的回望，占有比较大的比例，乡愁与回归，在文本叙述中是占主导的。但现在，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科技的发展，微信将人类生活变得日益紧密。十八年前我刚刚出国的时候，一张五加元的电话卡只能打十分钟，三十年前我姐姐出国时，我们只能通信来往，信件远隔重洋，有时航空还要一个月左右;但现在，点开视频，即可见面。飞行也很方便，直航越来越多。地球村正在变小，而“乡愁”这个概念的内涵也与时俱进，不再是那种不能相见的思念，长期离别没有音信的痛苦。也就是说，现代科技改变了乡愁的含义，改变了人类情感的节奏，那种因不能见面产生的相思之痛得以舒缓。相对于古人，我们永远失去了某些情感体验，而未来人也将失去我们的情感体验，这是可见的人类历史进程。在今天，“乡愁”被另一种情感取代，环球同此凉热已经是一个现实。在这样一种变化中，写作人所要体会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情感，一种含有新张力的情绪，这是写作人必须注意到的变化。我们要与时俱进。 海外作冢至少都有两次人生：地域的迁徙，人生的变迁。有的人走的地方更多，人生的阶段就更多。有时候，脚步的确决定心态，万里路和万卷书的地位，对写作人来说是平等的。很多海外作家都说过同样的话，如果不出国，他们不会写作。也就是说，是生活的千变万化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但是，每个写作人的敏感点不同，有些人喜欢写异国，有些人喜欢回望故国，这就是我提出海外写作内倾和外倾的原因。当然，这是从研究角度的梳理。
如果从写作者的角度，在我看来，无论是回首中国，还是写身边的新生活，其实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我们以怎样的角度和观点来看待历史和现实。每一段生命的经历都值得我们书写，所以我的写作越来越接近平面，就像铺开的大地一样，我回望我的人生，展望我的人生，每一个时刻都不可复制，等待探索。我享受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回顾过往，也瞻望未来。
事实上，我越来越感到我的生活中存在的不同时段，形成写作的不同风格。比如寫中国往事，我会有往事回忆的笔触;而写海外生活，尤其写西方人形象，就会偶尔带有不自觉的英语腔调。这是不同生活环境在写作中留下的痕迹。我的中篇小说《纽曼街往事》就写了众多西方人形象，2018年6月发表在《鸭绿江》文学杂志头条，那一期是海外文学专刊。后来又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之后还有一个中篇《乔治竞选》发表在《山花》，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这是蒙特利尔生活赠予我的珍贵财富。生活在海外，几年和几十年的人生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表现出生活在海外多年的经验，写出深邃的精神内涵，而不是浮光掠影。我们终究要抵达的是特殊环境中的人性，而不是猎奇或者表面化的书写。
生活在异域，见到更多的人情风俗，让我对西方艺术有了新的理解。比如，我在西班牙看毕加索，是与我之前看毕加索完全不同的。在西班牙大地上行走，经常会看到毕加索画中的风景和人物。艺术来源于生活，我的《在西班牙遇见毕加索》就是这样一篇散文。南开大学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刘俐俐教授曾说，这篇文章其实是文学评论，它很好地解释了毕加索变形艺术的心理学和图像规律方面的原因，很深刻准确，对艺术学原理有启发。她说，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学术研究的重要三段，发现、解释、评论，此文都具备了，是一篇好文章。她还将此文作为分析案例，上课讲给学生。我想这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中致力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将艺术和生活结合起来，将理论和创作联系在一起，让生命之树、生活之树和理论之树都长青。
如今全球化生活的影响，让中西文化交流更加密集和深入。2016年我应滑铁卢大学瑞德森学院的邀请，参加了“中国多民族和加拿大原住民文化的比较探索对话”的国际研讨会，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族的专家和加拿大学者进行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印第安部落。这让我进一步了解北美历史，对其艺术、民俗和现状有了感性认识。在北美，比如对印第安历史的研究，印第安人今天的生活，都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因此写的散文《印第安星空下》也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入《2017北美中文作家作品选》。所以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不能离开生活本身，甚至文学理论的研究，也要基于很多田野工作。
我还不知道怎样定义自己。我写了多种体裁的文章，我拥有海内外生活经验，我享受写作的过程和不断认识自我的快乐。写作是一种飞行，让我感到自己置身于广阔的精神世界之中。而在我的写作中，各种体裁也开始杂糅，开始出现散文式的评论、诗意的小说、叙述性的诗篇。我想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状态，也是我寻找自己的一种方式。追本溯源，最早的文学就是不分体裁的，当然后来人们把文学细化，仅仅诗歌就分类无数，我认为这种分类对文学研究好处很多，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过度的分类有时反而形成局限。真正的写作应该是随心所欲，不必约束的。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创作
赵：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8年庆祝成立二十周年。您是魁华作协理事、作协电子月刊《华讯月刊》责编，还是蒙特利尔《路比华讯》专栏作者、《七天》周报文学版面“北往”编辑……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参加这些文艺活动的感受？在北美华人文学创作中，魁北克华人写作者有什么独特之处？
陆：魁北克华人作协的特点是依靠当地华文报纸发展自己，所以常年与多家报纸合作，这样我就在《路比华讯》开过专栏，在《七天》周报做过版面编辑。因为做理事，分工做《华协通讯》的责任编辑。在国外，作协是民间组织，大家都是义工，都是凭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来完成这些工作的，这样的热情支持魁华作协成长至今二十年。华人在魁北克的历史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大概一百三十年。在一百三十年中，魁北克华人作协拥有二十年，占六分之一，这是值得骄傲的。我们用华人的眼睛看世界，用华文记载历史，同时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传递给国人，这些写作具有很强的个人经验和个体生命体验。我认为个体经验的写作是海外华文对中华文学的贡献，是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丰富。海外华文的写作，是海外生活的记录者，也是海外历史的见证人。
魁北克华人写作人开始于写自己，写身边的事情，每个人的不同经历也决定了写作的不同。这些年，大家凭着一腔对文学的热爱，书写生活，取得很多成绩，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魁北克，走向了世界华文文坛。很多人出版了书籍，圆了文学之梦。魁北克是法语区，相比之下，没有温哥华和多伦多那么多华人，但近年来的文化活动也发展得有声有色。文学也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我每次参加作协活动都很有感慨。大家从事着各行各业，但工作之余还热爱着文学，不断学习和写作。反之也证明了一点，文学是不平则鸣，发乎情的人类情感活动，我并不高估写作的社会意义，我更看重写作对写作者自身的治愈、倾诉、完成的作用。很多作者在写作中逐渐完善了自我，这是个体精神的提升。
赵：“移居国外的人，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就好像是从大树上的分支，出现了母体的断裂和橘生淮北变为枳的现象。《空巢》《繁枝》《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都是在母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中国文化和历史根脉相连，不同的是，只是因为创作者身在海外，对历史的反思更为清楚。”这个评论，选自您2014年提交给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论文《内倾和外倾、离散和回归——论北美华文文学中小说创作的倾向及发展》。评论所述，可否认为也符合您本人的身心体验和创作过程？
陆：我想应该是这样。海外华文写作者绝大多数是第一代移民，是在母国之外的边缘写作，是华文写作的子系统。海外华文写作，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是中华文化的丰富和补充。有人说它们具有异质性，也就是说，它是用华文摹写异域生活，所以无论在自然环境上还是在人文环境上，在异族文化中可能具有的人物命运的不可思不可议上，都有不可替代的私人经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不可复制的经验。尤其在语言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海外写作人因为长期生活在不同语言中，势必在写作中会引进其他语言的特质，这无疑是对语言的扩充。
在海外的写作人，都曾经经历了一个母文化的断裂，然而在异域文化的发展中，母文化又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根脉相连。这就形成一种文化的新融合。这的确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过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而距离，也是写作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一句话说得好，距离产生美。我觉得距离不仅产生美，还产生回顾和联想。对于写作者，置身于现实基础上的移情非常重要，而不同生命体验产生的诸多比较，能够将写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带入更有意义的主题。这是无数写作者通过自身验证的，我们在移民作家奈保尔、石黑一雄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移居生活给他们的写作带来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在不断游走，在不同地域生活，这些体验注定反映在写作之中，所以，全面了解人类历史并反思，对一个写作者非常重要。
很荣幸接受您的采访。此生能与写作同行，是我的幸运。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写作，写作应该成为人生的必需品，就像衣食住行一样。衣食住行供养我们的身体，写作供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不仅行进在眼之所见身之所属的此世界，更能找到一个精神的彼世界。
赵：有您倾心相谈，并佐以好词，是我的荣幸！正是通过彼此挚爱的文字，我们得以进入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也让我在大洋彼岸，深深怀念在魁北克客居访学的日子，以及与您相处的每一个温馨时刻。再次感谢您带领我们认识了魁北克，走进了“雪人”的世界！
作者：赵庆庆，南京大学外语部副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加拿大艾伯塔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曾参与国家社科项目“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撰写，主持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加拿大华人文学史论”。
编辑：杜碧媛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