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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李约瑟问题即李约瑟提出来的问题，涉及求知—哲学—科学原精神。李约瑟为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约瑟夫·尼达姆(1900—1995)的中文名，故西方人讨论此问题时，又称之为尼达姆问题。
李约瑟问题提法如下：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具有伟大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东方，其中尤其是伟大的中国?
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类的原精神之一的求知精神的本质，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将兴起于21世纪的人学学科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东方民族(其中特别是中华民族)缺乏真求知精神的文化传统?或为什么真求知精神首先创发于西方的古希腊?
李约瑟在他的一篇发表于1964年(见《贝尔纳纪念文集》，伦敦，1964)的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我终于开始对中国的科学和社会有所了解，我逐渐认识到至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重要的，即：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这正是李约瑟提出的第三大人学问题的原初的完整形式。李约瑟坚信，“诸如此类的答案首先在于不同文明的社会的、思想的、经济的结构，把中国和欧洲加以比较，对我们的研究尤其有帮助”，而且，“我一开始就对用‘自然人类学’或‘种族精神’的因素来解释中国发展的有效性抱有深深的怀疑。”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约瑟博士从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变成了一位专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并主持合作撰写了七大卷《中国科学技术史》(Scc)皇皇巨著。这部巨著的撰写和出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李约瑟博士已经作古，仍旧未能全部竣工。第一卷《导论》出版于1954年。第二卷论述中国传统哲学学派和科学技术系统之间的关系，出版于1957年。第三卷介绍中国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历史，出版于1959年。第四卷分三个分册，分别追溯了中国在物理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和航海术方面的一系列发展，于1962—1971年出版。第五卷将有十四个分册，阐述古代中国炼金术和原始化学的历史，介绍非农业工艺和有关专题，如纺织、军事技术、冶金、采矿、制陶、印刷等。第六卷考察古代中国对日常生活科学(其中包括农业和医药等应用工艺)的传统贡献。第七卷将分析中国古代传统科技得以发展而富有特色的近代科学却从未自动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全书迄今尚在编辑之中，据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的消息，全书七大卷至少必须包括三十四个分册才可能最后完工(以上内容参见《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第574页)。
现在看来，近代科学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一种人类历史过程，而且这种历史过程已显然超越了西方哲学—科学的思考范围，而进入了一个更高的人学精神思维的领域。正是因此，笔者把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相关的问题——马克斯·韦伯问题列为第一大人学问题，而把与近代科学的诞生相关的问题——李约瑟问题列为第二大人学问题。然而，历来具有欧洲文化中心论观点的学者对这两大问题的解释，在他们根深蒂固的哲学传统的基础上似乎总是胸有成竹，且视之为人类种族历史(实为西方人的生物基因的历史决定论)的必然，乃至进一步以此为据，发展起来“现代化”理论和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有这一切理论均莫不以人类文化的全面的“西方化”为最终的准绳。所有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学者和领导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具有同样的如此这般的认识论倾向。似乎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人的特殊的历史即应当是全人类普遍的历史，例如把西方人的历史发展的阶段硬是规定为全人类的历史发展阶段，把西方人的文化精神硬说成是涵盖了全人类的文化精神，所谓“现代化”理论即明显是如此；似乎历史也同时已经证明，东方文化(至于其它不发达国家、民族的文化就更不用说了)的确是已经永远地过时了，是不再可能自我开发的低劣的文化。因此，全人类的未来之路就只能是西方文化的摹仿和延续，而一切其他的文化都只能老老实实地重复西方文化的老路，跟随在西方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一点一滴，全面地“西方化”。
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西方学术界，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能够真正看到东方文化，其中特别是中国文化，将有可能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存在中起到矫正西方文化发展的有害的偏向性的巨大作用。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即是其中最著称的两位。汤因比直言：“将来(在人类文化上——引者)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289页)汤因比的话完全出自他自身伟大历史学家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敏锐的直觉，可惜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文字论述和证明，所以其中的正确性和容易使人产生错觉的含糊性也很容易使不少浅薄的中国文人手舞足蹈而忘乎所以。这样一来，作为也是科学家的李约瑟的观点和论证，就特别显得珍贵了。也正是因此，世人全都急切地等待着他和他的合作者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卷对此类问题的全方位的深入的解析。
与诸多欧洲文化中心论者不同，李约瑟更看重人类历史中“成套”偶然性，例如在1974年，他在剑河边同Scc结论部分合作者之一的黄仁宇先生说，“以我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Package)事迹，一有都有，四件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李约瑟与中国》，第477页)也正是以此观点，李约瑟重视东方科技，尤其中国科技在中世纪及以前向西方的输入。诚如培根所论，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是西方近代文明起步的技术基础(虽然培根当时并不知道这三项发明均来自中国，而且造纸术的输入西方还更早也更重要和更基础)，换言之，从“成套”的事迹的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印度、阿拉伯的同样重要的有关技术发明传入西方，从而给西方人造成文明的基底，西方人近代文化的发迹还仍旧会是“必然”的吗?显然，如果要说“成套”的话，中国的科技发明也应该包括在更大的“套”中，这才会有全人类近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在这种意义上，仅仅提欧洲文化中心论便明显立不住了。此外，李约瑟又通过大量著述(Scc)证明，在15世纪之前，人类实用的科学技术反倒实际上是在中国更发达和更易于成长，这样一来，在此期间岂不是应称之“中国文化中心论”了么?
关于近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的问题，爱因斯坦在给斯威策的信中的观点虽然表达得既简明又准确，但由于只有结论，没有分析，因此实际上助长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
这种简略的表达方式，在李约瑟看来却是“非常遗憾，这封肖伯纳式的信，以及其一切轻率的笔调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应率先承认，他对中国、古印度、阿拉伯文化的科学发展(除对它们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之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大名不应被提出来作为证人。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论的。”(《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科学哲学》，1982，第一期)
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的垂青和偏爱，使他没有特别看重爱因斯坦观点中的两个关键的结论。现在看来，就思维精神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在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的因果探索这两方面，的确存在着重大的历史缺憾。传统的中国人在人类的求知原精神方面实际上就是显得匮乏，而且所选择的传统思维方式也不利于知识的循序渐进。但匮乏于一方面，不必然匮乏于另一方面。中国人历史上思维传统的短处却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人类急需等待发挥的长处。关于这一点，我赞同李约瑟的预言：“现在该是我作总结的时候了，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的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现在是基督教徒认识到他们的某些最高的价值观，可能要从远在基督教世界以外的文化和人民那里传回来的时候了。问题是，人类将如何来对付科学和技术的潘多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照东方见解行事。”(《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历史与对人的估计——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
李约瑟用“有机自然观”和“有机宇宙观”的哲学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科技思想，这种表达基本上是准确的，但还不完全。严格地说，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的哲学。相较于西方历史上的神学和哲学，笔者坚持认为，中国古代圣人创发了自己特有的人学，中国是人类世界中最早创发人学的故乡，诚如巴勒斯坦是人类世界中最早创发神学的故乡，而古希腊则是人类世界中最早创发哲学的故乡，它们共都是人类原精神发源的圣地。西方人继承了希伯来人的神学和希腊人的哲学两种精神传统，西方人自己创造的近现代科学和技术是在神学和哲学的合二而一的精神传统中的科学和技术，而中国人的科学和技术则是中国人自己的单一的人学的精神传统中的科学和技术。前者偏重客观—自然的性质，后者偏重主观—人的性质。二者在各自的基础上都是片面的。虽然就片面性的程度而言，可能中国人的主观—人的性质会更大更深，因而在力量上也显得更弱。但为了总体人类的福祉，在21世纪的新的时期，人类显然应该要求二者走向全面的渗透和融合。李约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期望解决现代科学技术的“潘多拉盒子”的问题。李约瑟发起的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撰著，不仅为人类的新世纪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李约瑟问题，而且由于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潘多拉盒子”的敏感，以及他为克服潘多拉的灾难所提出的启示：“按照东方见解行事”，实际上也启迪了笔者本人提出第三大人学问题：为什么人类愈是生活在发达的西方文化模式中，他们却愈是会变得精神冷漠、残酷无情?
李约瑟的挚爱中国文化最后也落根于他在89岁高龄时(1989，9，15)娶同样也有八十多岁的中国女性鲁桂珍为妻的戏剧性事件。鲁桂珍与李约瑟五十年合作共同为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李约瑟戏称鲁桂珍是该巨著的“荷尔蒙和激励者”，更有人称此书的成就“荣誉归李，功劳在鲁”。他们的婚姻，诚如李约瑟自己所言：“两个八十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者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再没有比娶中国人为妻，更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爱恋了。”(《李约瑟与中国》，第526页)
李、鲁的婚姻或许预兆着21世纪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真正互补融合的开始，而我还认为，这也是全人类人学时代的开始。
李约瑟问题提法如下：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具有伟大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东方，其中尤其是伟大的中国?
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类的原精神之一的求知精神的本质，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将兴起于21世纪的人学学科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东方民族(其中特别是中华民族)缺乏真求知精神的文化传统?或为什么真求知精神首先创发于西方的古希腊?
李约瑟在他的一篇发表于1964年(见《贝尔纳纪念文集》，伦敦，1964)的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我终于开始对中国的科学和社会有所了解，我逐渐认识到至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重要的，即：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这正是李约瑟提出的第三大人学问题的原初的完整形式。李约瑟坚信，“诸如此类的答案首先在于不同文明的社会的、思想的、经济的结构，把中国和欧洲加以比较，对我们的研究尤其有帮助”，而且，“我一开始就对用‘自然人类学’或‘种族精神’的因素来解释中国发展的有效性抱有深深的怀疑。”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约瑟博士从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变成了一位专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并主持合作撰写了七大卷《中国科学技术史》(Scc)皇皇巨著。这部巨著的撰写和出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李约瑟博士已经作古，仍旧未能全部竣工。第一卷《导论》出版于1954年。第二卷论述中国传统哲学学派和科学技术系统之间的关系，出版于1957年。第三卷介绍中国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历史，出版于1959年。第四卷分三个分册，分别追溯了中国在物理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和航海术方面的一系列发展，于1962—1971年出版。第五卷将有十四个分册，阐述古代中国炼金术和原始化学的历史，介绍非农业工艺和有关专题，如纺织、军事技术、冶金、采矿、制陶、印刷等。第六卷考察古代中国对日常生活科学(其中包括农业和医药等应用工艺)的传统贡献。第七卷将分析中国古代传统科技得以发展而富有特色的近代科学却从未自动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全书迄今尚在编辑之中，据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的消息，全书七大卷至少必须包括三十四个分册才可能最后完工(以上内容参见《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第574页)。
现在看来，近代科学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一种人类历史过程，而且这种历史过程已显然超越了西方哲学—科学的思考范围，而进入了一个更高的人学精神思维的领域。正是因此，笔者把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相关的问题——马克斯·韦伯问题列为第一大人学问题，而把与近代科学的诞生相关的问题——李约瑟问题列为第二大人学问题。然而，历来具有欧洲文化中心论观点的学者对这两大问题的解释，在他们根深蒂固的哲学传统的基础上似乎总是胸有成竹，且视之为人类种族历史(实为西方人的生物基因的历史决定论)的必然，乃至进一步以此为据，发展起来“现代化”理论和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有这一切理论均莫不以人类文化的全面的“西方化”为最终的准绳。所有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学者和领导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具有同样的如此这般的认识论倾向。似乎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人的特殊的历史即应当是全人类普遍的历史，例如把西方人的历史发展的阶段硬是规定为全人类的历史发展阶段，把西方人的文化精神硬说成是涵盖了全人类的文化精神，所谓“现代化”理论即明显是如此；似乎历史也同时已经证明，东方文化(至于其它不发达国家、民族的文化就更不用说了)的确是已经永远地过时了，是不再可能自我开发的低劣的文化。因此，全人类的未来之路就只能是西方文化的摹仿和延续，而一切其他的文化都只能老老实实地重复西方文化的老路，跟随在西方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一点一滴，全面地“西方化”。
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西方学术界，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能够真正看到东方文化，其中特别是中国文化，将有可能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存在中起到矫正西方文化发展的有害的偏向性的巨大作用。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即是其中最著称的两位。汤因比直言：“将来(在人类文化上——引者)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289页)汤因比的话完全出自他自身伟大历史学家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敏锐的直觉，可惜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文字论述和证明，所以其中的正确性和容易使人产生错觉的含糊性也很容易使不少浅薄的中国文人手舞足蹈而忘乎所以。这样一来，作为也是科学家的李约瑟的观点和论证，就特别显得珍贵了。也正是因此，世人全都急切地等待着他和他的合作者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卷对此类问题的全方位的深入的解析。
与诸多欧洲文化中心论者不同，李约瑟更看重人类历史中“成套”偶然性，例如在1974年，他在剑河边同Scc结论部分合作者之一的黄仁宇先生说，“以我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Package)事迹，一有都有，四件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李约瑟与中国》，第477页)也正是以此观点，李约瑟重视东方科技，尤其中国科技在中世纪及以前向西方的输入。诚如培根所论，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是西方近代文明起步的技术基础(虽然培根当时并不知道这三项发明均来自中国，而且造纸术的输入西方还更早也更重要和更基础)，换言之，从“成套”的事迹的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印度、阿拉伯的同样重要的有关技术发明传入西方，从而给西方人造成文明的基底，西方人近代文化的发迹还仍旧会是“必然”的吗?显然，如果要说“成套”的话，中国的科技发明也应该包括在更大的“套”中，这才会有全人类近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在这种意义上，仅仅提欧洲文化中心论便明显立不住了。此外，李约瑟又通过大量著述(Scc)证明，在15世纪之前，人类实用的科学技术反倒实际上是在中国更发达和更易于成长，这样一来，在此期间岂不是应称之“中国文化中心论”了么?
关于近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的问题，爱因斯坦在给斯威策的信中的观点虽然表达得既简明又准确，但由于只有结论，没有分析，因此实际上助长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
这种简略的表达方式，在李约瑟看来却是“非常遗憾，这封肖伯纳式的信，以及其一切轻率的笔调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应率先承认，他对中国、古印度、阿拉伯文化的科学发展(除对它们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之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大名不应被提出来作为证人。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论的。”(《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科学哲学》，1982，第一期)
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的垂青和偏爱，使他没有特别看重爱因斯坦观点中的两个关键的结论。现在看来，就思维精神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在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的因果探索这两方面，的确存在着重大的历史缺憾。传统的中国人在人类的求知原精神方面实际上就是显得匮乏，而且所选择的传统思维方式也不利于知识的循序渐进。但匮乏于一方面，不必然匮乏于另一方面。中国人历史上思维传统的短处却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人类急需等待发挥的长处。关于这一点，我赞同李约瑟的预言：“现在该是我作总结的时候了，我曾试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的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现在是基督教徒认识到他们的某些最高的价值观，可能要从远在基督教世界以外的文化和人民那里传回来的时候了。问题是，人类将如何来对付科学和技术的潘多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照东方见解行事。”(《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历史与对人的估计——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
李约瑟用“有机自然观”和“有机宇宙观”的哲学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科技思想，这种表达基本上是准确的，但还不完全。严格地说，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的哲学。相较于西方历史上的神学和哲学，笔者坚持认为，中国古代圣人创发了自己特有的人学，中国是人类世界中最早创发人学的故乡，诚如巴勒斯坦是人类世界中最早创发神学的故乡，而古希腊则是人类世界中最早创发哲学的故乡，它们共都是人类原精神发源的圣地。西方人继承了希伯来人的神学和希腊人的哲学两种精神传统，西方人自己创造的近现代科学和技术是在神学和哲学的合二而一的精神传统中的科学和技术，而中国人的科学和技术则是中国人自己的单一的人学的精神传统中的科学和技术。前者偏重客观—自然的性质，后者偏重主观—人的性质。二者在各自的基础上都是片面的。虽然就片面性的程度而言，可能中国人的主观—人的性质会更大更深，因而在力量上也显得更弱。但为了总体人类的福祉，在21世纪的新的时期，人类显然应该要求二者走向全面的渗透和融合。李约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期望解决现代科学技术的“潘多拉盒子”的问题。李约瑟发起的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撰著，不仅为人类的新世纪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李约瑟问题，而且由于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潘多拉盒子”的敏感，以及他为克服潘多拉的灾难所提出的启示：“按照东方见解行事”，实际上也启迪了笔者本人提出第三大人学问题：为什么人类愈是生活在发达的西方文化模式中，他们却愈是会变得精神冷漠、残酷无情?
李约瑟的挚爱中国文化最后也落根于他在89岁高龄时(1989，9，15)娶同样也有八十多岁的中国女性鲁桂珍为妻的戏剧性事件。鲁桂珍与李约瑟五十年合作共同为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李约瑟戏称鲁桂珍是该巨著的“荷尔蒙和激励者”，更有人称此书的成就“荣誉归李，功劳在鲁”。他们的婚姻，诚如李约瑟自己所言：“两个八十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者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再没有比娶中国人为妻，更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爱恋了。”(《李约瑟与中国》，第526页)
李、鲁的婚姻或许预兆着21世纪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真正互补融合的开始，而我还认为，这也是全人类人学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