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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拖延十五六年之久的《章乃器传》终于出版了!不消说这有一个极其复杂、曲折、离奇遭遇的出版过程。
1998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自我介绍说：我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现已退休，主编一套“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得知您写了一本《章乃器传》，到处打听您的住址，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全国工商联张金喜同志处，得知您的住址和电话，所以我马上要登门探访。
当然我是甚表欢迎!不料他看了书稿之后，却提出文中有关评论和谈私生活方面的两段最好删去，理由是他认为我们写历史人物传记，只宜正面地反映事实，不要评论和涉及到生活细节，以免惹事生非，但求出版可矣。这和我的思想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最高原则，就是要根据“亦史亦论，有褒有贬”的八字方针，得出“是非功过”的正确评论，才能竖立历史人物形象!否则便是“史料”性质，即无“文史”价值!历史证明，太史公写《史记》，就是坚持“头可断而笔不可夺”的精神，做出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公正严明的评价，成为我国文史的典范。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可是，尽管我们的观点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然而在争取这本书的出版上，我们仍是一致的，特别是他这种不辞辛劳，找上门来谋求编辑出版这套文史丛书的精神感动了我，使我不能不放弃作者的主观见解而适应编者的客观要求，使这本书能够出版。但是，我既不作序文，也不写后记，就是表示我思想上并未通过，而是好歹先让它出版。显然这是一时权宜之计，好为将来再出“修正本”创造前提条件。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我总觉不够完美。特别是被删去文中比较精彩的两大段文，尤其是最后一段题为“名士风流大不拘”，更是总结性的塑造章乃器这一历史人物的立体形象，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也被删掉，殊为可惜!可见当前写作出版一本书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回忆我写章传多灾多难的出版过程，真是一言难尽，说来话长。
那是1984年我任“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两会文史办公室的特邀顾问时，湖北人民出版社邀请民建中央选派专人撰写一本《章乃器传》，据说是已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生前交给该社的一项出版任务。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指派许汉三顾问撰写，并已写了几千字，许便因病住院治疗，不能继续写作，乃改要我接管和许合写。我以写作各有各的写法，意见不能集中，很难合写，无法从命，乃婉言谢绝!孙晓只好让我个人独写。不料我写好后将原稿寄给湖北人民出版社，该社正在准备付排时，孙晓忽然要我速函索回原稿重新审查，才能出版。我只好照办。这可把我难倒了!我生平写作习惯是腹稿成熟，下笔成文，原稿发出，从不修改。现在却要我根据大家审阅意见，进行修改并提出约法三章：“一要文体正规化的文史写法，不要带有文艺色彩；二要尊重事实，如实叙述，不要加以是非评论；三要着重写他的一生大事，不要写他家庭生活细节。”
这简直和我的写作思想完全相反，特别是不能评论这个限制，我很难接受!我和他申述理由，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好表态：“我不是不接受您和大家意见，但却不能整个包下来，而是尽可能考虑采纳，总以改好为原则。”
他说：“你这些大道理，都是很对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我之所以要求你不加评论，不写家庭生活细节，也就是免生是非，而有利于这本书的出版，并无别的意思，你斟酌办吧。”
很明显，如果不遵照他们的意见修改，这本书也就无法出版。我只好采取两步走的出版计划，首先根据他们的意见，大量删改争取达到出版目的，而以保留原稿为原则，准备将来作为修正本出版。并运用“改头换面”的手法，以适应文体正规化的要求，如原稿第一段的标题为：“书香之后，小康之家”，修改稿则分章节，改为“第一章，家庭和学生时代，第一节、诗书门第进步家庭”。就这样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并采取“删而不改”的手法，即把有关评论和生活细节的几段，全部删去，借以符合“约法三章”的要求，其他全文不改，共计删去以下五个大段：
1几个非常明显的错误论点
2一个自学成材的典型人物
3一个旧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4一个爱国民主人士的成长过程
5名士风流大不拘
而这五段，正是原稿全文的精华所在，特别是最后一段，带有总结性的突出了章乃器这一历史人物的特点。
据我所知，几乎所有认识章乃器的人，对于章乃器的为人处世，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首先肯定他“有才气，有骨气”的两大优点之后，总难免对他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比较随便，而不无失误之叹!所以我以“名士名流大不拘”为题来写这方面的问题，并把它提到社会问题的高度来加以研究，认为这不仅只是章乃器的个人问题，古今历史大人物，多有这么一个问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韵事，就是这种“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具体反映。我就是秉着这种思想观点，来写章乃器，把这段文忍痛割舍，可以说这是一种“偷工减料”的修改手段，连我自己都感到愧对原稿于心不安!而孙晓却很满意，把修改稿送请中央统战部审核，不料统战部以国家没有审稿规定，不予接受，原稿退回。乃由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两会合署办公的主管文史工作的叶宝珊，指派专人办理，不用公文形式，送请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审稿，这样时间耽误了近一年之久，才由叶宝珊通知我，说是上级已经审核完毕，仅改几字，全文未动，可以出版了，但系电话通知，并无公文批示，也就是没有审批原稿的根据，等于没有审核一样。
这时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章传》的陈箕裘同志，因公来京，见到《章传》修改稿时，大为不满，但因初次相见，不好多说，只说修改得太多，剩下不过十三四万字的薄薄一本传记，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身份，很不相称，希望至少不下十七万字才好呢!
显然他对修改稿不感兴趣，但又不能把原稿给他出版，于是《章传》出版成了问题!我没有料到好友《工人日报》记者、青年作家陈宗舜前来找我，说是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杨勇翔来京寻求人物传记文稿，要我把“章传”交给他出版。这真使我喜出望外!当即邀杨和我会商出版事项，我想将修改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符该社约稿的信用，以原稿交由杨出版，但要改一个名。他们都不同意。我亦觉得这样变相的“一稿双投”，也难免骗取稿费之嫌。故而索性中断了与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关系，改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陈宗舜非常热心，他除了找到一位青年作封面设计外，还代请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委杨成武将军为封面题字，我也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序文，连同章乃器的一张半身照片，交由陈转寄杨勇翔。很快就接到他的回信，询问原稿中几点疑问之处。随即又由陈转来该社预付稿费一千元，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我生平写作从未获得预付稿费的优惠待遇，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为数不少，按《章传》廿万字的全部稿费，也不过五六千元之数，现预付稿费就有千元之多，可能是怕我发生变卦而安我心。
奇怪的是，自从收到他这一千元的预付稿费后，便没了下文。 几个月过去了，仍无一点信息，我是一个性急的人，问陈宗舜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没有问题，很快就可出版，但也不是那么简单，我的一本《末代皇父》的出版，不是也拖了很久吗。”因此以后我也不好再问他了。直到又过了两三年之久，在我兼任《黄埔》刊物副总编时，曾把刊物寄杨勇翔并询问《章传》出版消息。他不复信，再函催问，仍不理睬，我一连去了几封信，均无回复。我只好去请陈宗舜函询查问，也照样没有回音。最后陈托了一位哈尔滨市的负责同志去查询究竟，才知杨勇翔犯了错误早已离职，详情不明，因我是和杨个人私相授受，而与出版社没有直接联系，自然无法与该社交涉，也只好这样不了了之。好在《章传》是打印稿，也就没有交涉索回的必要。只是不解该社为什么这样慷慨地预付千元稿费?
此外，就在我写《章传》完稿之后，近代历史研究所因写《蔡元培传》初露头角的周天度，前来找我，说是他要编著一大部头的《七君子传》，邀我撰写五万字的《章乃器传略》，只要我将长篇的《章传》加工缩写一下就成。我高兴接受，很快也就完成，把原稿交给他后，不久他来找我相商，问我附加章立凡一同署名成不成?我拒绝。文章是我写的，是我的口气，我和章乃器是朋友关系，而章立凡与章乃器却是父子关系，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一同署名发表，不伦不类，岂不滑稽可笑!
因为我不答应，周天度三番两次来找我，和我相商，我始终不允。最后我提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是让他在全文后加上：“(章立凡整理)”，算是我最大的让步，这样彼此都可说得过去，而他却坚持要一同并列署名才成。这样僵持达两年之久，忽然一天章立凡来到我家，说是周天度要他将《章传》原稿送回，我明知是他的借口，也不好说什么。后来我遇见周天度，质问他为什么约稿又退?这样不讲信义!他却假装不知，向我表示歉意。不料事隔六七年后，一次我到许汉三家中串门，发现他有一厚册的《七君子传》，翻开一看，却见周天度、章立凡一同署名的“章乃器传略”长文。显然是把我原稿“改头换面”变作他们的文章。
我在和好友苗培时谈到这件事情时，他笑了说：“文人无行，自古皆然!何况今天这种文风不正，更不用说了。”他又说：“我有一朋友王汉章，现任河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兼黄河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他办了一个《名人传记》刊物，我介绍您把《章传》交给他在刊物上发表，不也一样很好吗?”说罢便写了一纸介绍信给我，我就连同稿件一同寄给王汉章，但却没接到他的回信。我的办公室订有《名人传记》，我便注意每期有无我的《章乃器传略》一文，却一直不见发表，我便去信给王汉章询问，却无回音，只好转请苗培老函王催问，也同样没有答复。不料又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几乎都已忘记了这部文稿，忽然在一个什么场合见到一册《名人传记》，我翻开一看，却有一篇写章乃器的短文，不是我的署名，也不像我的文笔，内容却是我文中的一小部分，显然是把我的长文作为原料加工，分散摘抄以短文发表，使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种“文窃”手段的高明，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惟徒唤奈何而已!
1998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自我介绍说：我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现已退休，主编一套“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得知您写了一本《章乃器传》，到处打听您的住址，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全国工商联张金喜同志处，得知您的住址和电话，所以我马上要登门探访。
当然我是甚表欢迎!不料他看了书稿之后，却提出文中有关评论和谈私生活方面的两段最好删去，理由是他认为我们写历史人物传记，只宜正面地反映事实，不要评论和涉及到生活细节，以免惹事生非，但求出版可矣。这和我的思想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最高原则，就是要根据“亦史亦论，有褒有贬”的八字方针，得出“是非功过”的正确评论，才能竖立历史人物形象!否则便是“史料”性质，即无“文史”价值!历史证明，太史公写《史记》，就是坚持“头可断而笔不可夺”的精神，做出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公正严明的评价，成为我国文史的典范。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可是，尽管我们的观点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然而在争取这本书的出版上，我们仍是一致的，特别是他这种不辞辛劳，找上门来谋求编辑出版这套文史丛书的精神感动了我，使我不能不放弃作者的主观见解而适应编者的客观要求，使这本书能够出版。但是，我既不作序文，也不写后记，就是表示我思想上并未通过，而是好歹先让它出版。显然这是一时权宜之计，好为将来再出“修正本”创造前提条件。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我总觉不够完美。特别是被删去文中比较精彩的两大段文，尤其是最后一段题为“名士风流大不拘”，更是总结性的塑造章乃器这一历史人物的立体形象，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也被删掉，殊为可惜!可见当前写作出版一本书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回忆我写章传多灾多难的出版过程，真是一言难尽，说来话长。
那是1984年我任“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两会文史办公室的特邀顾问时，湖北人民出版社邀请民建中央选派专人撰写一本《章乃器传》，据说是已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生前交给该社的一项出版任务。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指派许汉三顾问撰写，并已写了几千字，许便因病住院治疗，不能继续写作，乃改要我接管和许合写。我以写作各有各的写法，意见不能集中，很难合写，无法从命，乃婉言谢绝!孙晓只好让我个人独写。不料我写好后将原稿寄给湖北人民出版社，该社正在准备付排时，孙晓忽然要我速函索回原稿重新审查，才能出版。我只好照办。这可把我难倒了!我生平写作习惯是腹稿成熟，下笔成文，原稿发出，从不修改。现在却要我根据大家审阅意见，进行修改并提出约法三章：“一要文体正规化的文史写法，不要带有文艺色彩；二要尊重事实，如实叙述，不要加以是非评论；三要着重写他的一生大事，不要写他家庭生活细节。”
这简直和我的写作思想完全相反，特别是不能评论这个限制，我很难接受!我和他申述理由，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好表态：“我不是不接受您和大家意见，但却不能整个包下来，而是尽可能考虑采纳，总以改好为原则。”
他说：“你这些大道理，都是很对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我之所以要求你不加评论，不写家庭生活细节，也就是免生是非，而有利于这本书的出版，并无别的意思，你斟酌办吧。”
很明显，如果不遵照他们的意见修改，这本书也就无法出版。我只好采取两步走的出版计划，首先根据他们的意见，大量删改争取达到出版目的，而以保留原稿为原则，准备将来作为修正本出版。并运用“改头换面”的手法，以适应文体正规化的要求，如原稿第一段的标题为：“书香之后，小康之家”，修改稿则分章节，改为“第一章，家庭和学生时代，第一节、诗书门第进步家庭”。就这样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并采取“删而不改”的手法，即把有关评论和生活细节的几段，全部删去，借以符合“约法三章”的要求，其他全文不改，共计删去以下五个大段：
1几个非常明显的错误论点
2一个自学成材的典型人物
3一个旧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4一个爱国民主人士的成长过程
5名士风流大不拘
而这五段，正是原稿全文的精华所在，特别是最后一段，带有总结性的突出了章乃器这一历史人物的特点。
据我所知，几乎所有认识章乃器的人，对于章乃器的为人处世，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首先肯定他“有才气，有骨气”的两大优点之后，总难免对他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比较随便，而不无失误之叹!所以我以“名士名流大不拘”为题来写这方面的问题，并把它提到社会问题的高度来加以研究，认为这不仅只是章乃器的个人问题，古今历史大人物，多有这么一个问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韵事，就是这种“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具体反映。我就是秉着这种思想观点，来写章乃器，把这段文忍痛割舍，可以说这是一种“偷工减料”的修改手段，连我自己都感到愧对原稿于心不安!而孙晓却很满意，把修改稿送请中央统战部审核，不料统战部以国家没有审稿规定，不予接受，原稿退回。乃由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两会合署办公的主管文史工作的叶宝珊，指派专人办理，不用公文形式，送请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审稿，这样时间耽误了近一年之久，才由叶宝珊通知我，说是上级已经审核完毕，仅改几字，全文未动，可以出版了，但系电话通知，并无公文批示，也就是没有审批原稿的根据，等于没有审核一样。
这时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章传》的陈箕裘同志，因公来京，见到《章传》修改稿时，大为不满，但因初次相见，不好多说，只说修改得太多，剩下不过十三四万字的薄薄一本传记，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身份，很不相称，希望至少不下十七万字才好呢!
显然他对修改稿不感兴趣，但又不能把原稿给他出版，于是《章传》出版成了问题!我没有料到好友《工人日报》记者、青年作家陈宗舜前来找我，说是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杨勇翔来京寻求人物传记文稿，要我把“章传”交给他出版。这真使我喜出望外!当即邀杨和我会商出版事项，我想将修改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符该社约稿的信用，以原稿交由杨出版，但要改一个名。他们都不同意。我亦觉得这样变相的“一稿双投”，也难免骗取稿费之嫌。故而索性中断了与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关系，改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陈宗舜非常热心，他除了找到一位青年作封面设计外，还代请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委杨成武将军为封面题字，我也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序文，连同章乃器的一张半身照片，交由陈转寄杨勇翔。很快就接到他的回信，询问原稿中几点疑问之处。随即又由陈转来该社预付稿费一千元，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我生平写作从未获得预付稿费的优惠待遇，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为数不少，按《章传》廿万字的全部稿费，也不过五六千元之数，现预付稿费就有千元之多，可能是怕我发生变卦而安我心。
奇怪的是，自从收到他这一千元的预付稿费后，便没了下文。 几个月过去了，仍无一点信息，我是一个性急的人，问陈宗舜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没有问题，很快就可出版，但也不是那么简单，我的一本《末代皇父》的出版，不是也拖了很久吗。”因此以后我也不好再问他了。直到又过了两三年之久，在我兼任《黄埔》刊物副总编时，曾把刊物寄杨勇翔并询问《章传》出版消息。他不复信，再函催问，仍不理睬，我一连去了几封信，均无回复。我只好去请陈宗舜函询查问，也照样没有回音。最后陈托了一位哈尔滨市的负责同志去查询究竟，才知杨勇翔犯了错误早已离职，详情不明，因我是和杨个人私相授受，而与出版社没有直接联系，自然无法与该社交涉，也只好这样不了了之。好在《章传》是打印稿，也就没有交涉索回的必要。只是不解该社为什么这样慷慨地预付千元稿费?
此外，就在我写《章传》完稿之后，近代历史研究所因写《蔡元培传》初露头角的周天度，前来找我，说是他要编著一大部头的《七君子传》，邀我撰写五万字的《章乃器传略》，只要我将长篇的《章传》加工缩写一下就成。我高兴接受，很快也就完成，把原稿交给他后，不久他来找我相商，问我附加章立凡一同署名成不成?我拒绝。文章是我写的，是我的口气，我和章乃器是朋友关系，而章立凡与章乃器却是父子关系，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一同署名发表，不伦不类，岂不滑稽可笑!
因为我不答应，周天度三番两次来找我，和我相商，我始终不允。最后我提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是让他在全文后加上：“(章立凡整理)”，算是我最大的让步，这样彼此都可说得过去，而他却坚持要一同并列署名才成。这样僵持达两年之久，忽然一天章立凡来到我家，说是周天度要他将《章传》原稿送回，我明知是他的借口，也不好说什么。后来我遇见周天度，质问他为什么约稿又退?这样不讲信义!他却假装不知，向我表示歉意。不料事隔六七年后，一次我到许汉三家中串门，发现他有一厚册的《七君子传》，翻开一看，却见周天度、章立凡一同署名的“章乃器传略”长文。显然是把我原稿“改头换面”变作他们的文章。
我在和好友苗培时谈到这件事情时，他笑了说：“文人无行，自古皆然!何况今天这种文风不正，更不用说了。”他又说：“我有一朋友王汉章，现任河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兼黄河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他办了一个《名人传记》刊物，我介绍您把《章传》交给他在刊物上发表，不也一样很好吗?”说罢便写了一纸介绍信给我，我就连同稿件一同寄给王汉章，但却没接到他的回信。我的办公室订有《名人传记》，我便注意每期有无我的《章乃器传略》一文，却一直不见发表，我便去信给王汉章询问，却无回音，只好转请苗培老函王催问，也同样没有答复。不料又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几乎都已忘记了这部文稿，忽然在一个什么场合见到一册《名人传记》，我翻开一看，却有一篇写章乃器的短文，不是我的署名，也不像我的文笔，内容却是我文中的一小部分，显然是把我的长文作为原料加工，分散摘抄以短文发表，使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种“文窃”手段的高明，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惟徒唤奈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