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代》：很多国外媒体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下降前期，在您看来，中国目前经济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期？
　　余斌：我认为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时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新时期机遇和挑战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所谓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是说面对挑战，如果我们始终处在被动的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中，我们就没有机遇。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应对挑战，就有可能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机遇。
　　《中国新时代》：要是这样来说，目前中国应该正处在机遇和挑战相互转化的节点上，那么，在这个关键时期里，如何才能保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余斌：一般来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10%甚至更高水平的时候，我们所有行业和企业都会取得利润，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高。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处在8%或者更低水平，我们绝大多数行业和企业都会出现亏损，中央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会大幅度下降，经济质量和效益会明显滑坡。我们把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取决于速度本身的情况叫做速度效益盈利模式，很显然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处在7-8%这一相对较低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让绝大多数行业都取得利润呢？这是摆在我们企业家面前的关键性问题。
　　我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阶段和转换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所谓增长阶段的转换实际上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的增长动力逐步削弱，新的增长动力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的竞争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原有的平衡，原有的预期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模式。很多企业家说，我们现在感到很迷茫，不知道新的项目该不该上，我应该继续坚守还是应该逃离呢？老实说我认为这是处在新老增长阶段转换时的正常现象。
　　《中国新时代》：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后，世界格局又有了新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我们如何妥善应对和处理对外关系？
　　余斌：美、欧债危机开始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将会明显放缓，我国外向型产业发展的空间受到明显挤压，世界经济仍处在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期，这是我对2013年的判断。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美欧等发达国家可能陷入类似日本“失去十年”的状况。一般来说，成功增长型的经济体，它们的出口份额占到全球的10%多一点，2011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达到10.4%，就是说即便全球经济保持正常增长，我们依赖出口的高增长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之路是不可持续的，而中国长期以来为国际市场生产的外向型产业形成了庞大的生产力，很显然外向型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的压力将会不断加大。
　　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7.3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6%，2011年中国经济增量1.4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增量份额的21%，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10%，全球1/5以上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中国，很显然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重要经济体，那么重要的快速崛起必然会对全球现有的经济金融格局产生影响。那么我们要从现有的全球金融经济规则，大宗商品价格接受者的地位逐步上升为制定者，至少是积极参与价格制定，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中长期的稳定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新时代》：如何启动新一轮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呢？
　　余斌：我认为这既需要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激发创新活力，还需要突破重重的障碍，深化体制改革。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小规模的企业，在生产和经营当中遇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激励，建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同时我们还要重新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有赖于改革的深入推进，而实际上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重重障碍，可能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还要困难。以促进公平竞争和激发创新活力为重点，促进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产品和市场有效运行，政府职能转变到位，过去我们只是说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究竟干什么？十八大报告给出三个定位。第一，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第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第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所以今天改革难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过去政府是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推动者、执行者，政府制定改革方案以后，在全国去推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改革需要改革政府自身，这从而让改革无形当中出现很多阻力，激发内省经济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切实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结构优化，效率提高，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新动力。我们对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寄于更多的希望，也只有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的激励起完善的社会制度，才能为广大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