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喻不仅是普遍的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还是一种概念结构。正是依靠隐喻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中国共产党在反“细菌战”的长期化动员中，通过类人隐喻、记忆隐喻和生活隐喻营造了隐喻性现实，使民众重塑了心态，进而认同党与国家的权威，在组织化的网络中将认同外化为行动，取得了反“细菌战”事件的胜利，并将其趋向于向常规性卫生运动转换。
　　关键词：政治动员;概念隐喻;反细菌战;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4-0018-04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了划时代的概念隐喻理论，即隐喻不仅是普遍的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还是一种概念结构。隐喻无处不在，“没有隐喻的政治正如没有鱼的水”[1]185，那么动员既然是政治领域的组成部分，自然无法缺失隐喻的观察与型构。同时政治动员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概念隐喻在其中发挥的效力也值得思考。本文拟以新中国初期反“细菌战”的长期化转向为例，从概念隐喻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开展政治动员做一探究。
　　一、中共政治动员与隐喻：概念与联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政治动员尤其是以群众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动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问题擅用的方式手段。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渊源：第一，历史的实践证明了群众的政治动员在发动民众、实现目标方面的高效性，中国共产党难免对于其产生路径信赖。毛泽东主席也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2]433并且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现实状况，也要求执政党选取成本较少的社会整合手段。第二，在完成民主革命的目标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面对建立主权独立国家和现代化的现实课题，如何扩大民族国家协调社会活动的权力，如何将民众对于革命的支持转换为对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认同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国共产党除了设立完备而严密的政权科层组织，推行公共政策和加强权力的基层渗透，还需在动员政治中重塑客体的政治心理与价值观以更好地将民众融入进国家体系之中。[3]因此以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应对国内外政治环境变幻带来的风险，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常态。
　　这里的政治动员，意指对于社会与政治资源的调度行为，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常规战争中，甚
　　至是非常规战争中的动员都彰显出了新政权强大的执政能力。1952年初还是隆冬时节，此时正值朝鲜战争的胶着阶段，东北、山东等地的居民发现美军向当地投放了大量昆虫，经检测这些虫体均携带了诸多可以引发疫病的细菌。之后更多的目击证言以及1952年5月、1953年
　　2月公布的美军被俘将领供词更是坐实了美方向中国发动“细菌战”的事实。面对美军的罪恶行径，中国共产党迅速展开动员。1952年2月18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就美军投撒带菌昆虫及处理意见做了报告，2月20日，粟裕向中央汇报了《关于敌机在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方措施的报告》。2月23日，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开展防疫措施并对防疫态势做了计划。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带领下，3月19日，中央向各级地方发布了反细菌战的指示并要求各级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直至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为应对这场细菌战争采取的举措仍带有防疫和组织的紧急战时色彩，也正暗合了“动员”的原初本意。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地时疫的纷纷上报，如同“动员”与政治领域相结合一样，中共中央高层开始意识到反“细菌战”的动员可以与卫生防疫融为一体。
　　中国的主要地区大多温度适宜，笼罩在季风的微拂下，天氣湿润。在如此的气候下，难免潮湿闷热，极易菌虫滋长。再碰撞上战乱与灾荒，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也无法避免时疫的频发。疫病流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包括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开展卫生防疫宣传以及实行新的现代防疫措施等积极应对。这些工作及其取得的成就，赢得了民众的欢迎。但另一方面，封建迷信与社会陋俗的存在，使得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卫生防疫工作又呈现出恐惧与拒斥的复杂心态。[4]295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向基层扩展难题的加入，一同致使反“细菌战”向社会卫生运动转轨势在必行。同年的3月17日，毛泽东主席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治疫，无疫防疫。4月15日，在《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周恩来指出反细菌应该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需发动群众改善环境卫生以消灭病菌。[5]但如何将民众短暂的为反“细菌战”开展的防治行为转变为长期的卫生防疫呢？群体心理学认为将民众与国家事务相联系的方法是诉诸个人的情感，而勾起情感的最佳途径是唤醒他们的记忆。[6]43此时怎样动员起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成为了当务之急。
　　“动员”最初是作为军事用语而出现，意为“国家调动力量以应对战时需要”，在进入社会领域后则成为了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要素。特别对落后国家来说，作为“后来者”，由国家或政党发起的政治动员更是通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权力艺术，能够使动员主体以较少的成本去激发客体的政治参与。与此同时，政治动员固然是为主体服务，但主体也需对客体的政治要求给予有效回应，方能将个人与集体认同感连通起来。因此，一门成功的动员艺术又是客体对主体权威形成认同感的过程，张孝芳将这种认同称之为“共意”。建构“共意”的有效过程必须包含客体情感上的认同及其在结构网络中的身份定位两方面。[7]223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结构性力量与统一的意识形态框架，以情感动员与组织动员为基本形式，持久的革命才得以发生。除此之外，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也被证明了是政治动员的有效表现形式，毛泽东早就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8]564
　　在群众动员思想的指导下，民众的态度被看作动员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中国共产党只有以形塑民众的认知、情感和意识为基础，进而才能影响其行为选择，为调配资源积蓄力量。那么以何种思维工具改变民众的意识观念就须臾不可缺了。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隐喻。大多数人也许认为隐喻仅仅是文章中的修饰技巧，但认知语言学提出隐喻是日常的思维模式，“人们往往参照他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经历、对待无形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了一个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9]也就是说隐喻思维令我们藉由某类熟知事物来了解另一类事物，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映射将新信息添加到目标域的知识结构中。因此，当疾病意象与政治哲学结缘时，就包含了更多附加的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反“细菌战”中运用隐喻，构建起以“细菌”为中心的认知框架，进而扭转了民众的思维行动，为建设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一步。 　　二、概念隐喻视域下的情感动员
　　在反“细菌战”初期，媒体客观地呈现美军在我国大地肆意投放细菌炸弹的图景，再辅以密度极高的轰炸时间表，揭示了紧张的战争气息。看不见的细菌向生活强势侵入，民众对此反应却大为迥异。一部分表现为极度的心理恐慌，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有不少民众担心因为疫病会造成地区封锁、缺水少米，所以拼命抢购粮食，更有一些居民担心染上疫病，开始自暴自弃。抚顺市新抚区的一位工人，将当做副业生产的鸡全部杀光吃掉。①另一部分则呈现出对于病菌的漠视心态。有的农民议论：
　　“毒虫毒不着人，就怕给我踢蹬了庄稼！”还有的士兵说：“老子曾身经百战，枪子炮弹也不知吃过多少，见过多少，还他妈的怕这几个毒虫子。”②这些都不利于反“细菌战”及防疫运动的深入开展。因此，通过隐喻叙事将反“细菌战”的非常规状态转化为“常规战争的意象”并加以宣传引导，改变民众固有的政治文化心理就显得尤为急迫。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以较为发达的政治宣传系统和真实的图景展示为手段，建立了一套包括“细菌”“病菌”和携带它们的动物体以及由此引发的“疫病”等概念的认知框架。民众从而获得了一种“颠倒的想象”，即将“身体的病痛是由于西方医疗体系缺失造成的”转化为“美帝国主义投掷的细菌弹招致了疫病的发生”。[10]正是通过类人隐喻、记忆隐喻和生活隐喻进行思维的隐蔽变换，民众通过事实认知接受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扩大了政治参与度。
　　（一）类人隐喻
　　“人”作为最普通的概念，类人化思维模式可以帮助民众简化难以理解的“细菌”框架，因为拟人能让我们从人类动机、行为和性格特征的角度去表达非人的抽象实体[11]61。在反“细菌战”时期，各地经常流传着这样的口号：“消灭一个毒虫，就等于消灭—个美国鬼子”，效果之深入以至于全国卫生模范刘俊英在介绍反“细菌战”经验时说，自己在捕到八十八只老鼠时曾笑着对妹妹喊：“你看，我又捉到八十八个美国鬼子！”[12]这个在日常活动中不经意的话语恰恰反映了“毒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隐喻等式已被民众广泛接受。在这里，带菌病虫不再只是简单的生物现象，而是成为了“美帝国主义者”概念的目标域。美帝的丰富内涵被选择性地投射进“病虫”概念中，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传播向民众建构了美帝国主义的真实形象，使得“病虫”更为增添了邪恶的意味。在“细菌战”爆发不久后，辽西、江苏、上海等省市就在当地防疫委员会的组织下通过幻灯片演出、墙报、活报剧、报纸等文艺活动向民众进行防疫常识和爱国主义教育，并且还组织了声讨美帝狼子野心的万人集会游行。在这些活动的宣传内容中，美帝与美军被还原为魔鬼形象，而中国共产党與志愿军则呈现正义与勇敢的化身。在恶与善的二元对立比喻中，加倍凸显了美帝国主义的邪恶，由此产生的对美国的厌恶情绪与防范心理，更会被民众自发地添加到“细菌”之上。
　　（二）记忆隐喻
　　恰如前文所说，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方式是唤醒他们的记忆，而人类对屠杀的历史记忆是超越时间永不逝去的心灵创伤[13]，尤其对于1952年的中国民众来说，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苦痛依旧崭新。而美国为了构筑反共联盟而重新武装日本，让中国民众旧恨再添新仇。早在1951年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下称《指示》）中，“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被列为当时运动的三个中心之一。针对于当时普遍的“慕美”“恐美”心态，中国共产党依据“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冷酷现实，构建起了“日本是坏的——美国帮助日本——美国是坏的”的逻辑认知。反“细菌战”作为抗美援朝运动的一部分，自然也遵循了《指示》的指导，其认知框架被创伤记忆填满。在鸭绿江畔有位军人发现了细菌弹的痕迹，在那一瞬间他就回忆起了“日本鬼子的刺刀，工头的皮鞭，美国鬼子的飞机。爸爸的惨死，那些骨肉同胞被美国飞机炸死的情景”[14]115，使他恨不得立刻撕碎这些毒虫。而在民众认知结构的塑造中，诉苦的地位不可小觑。一个标准化的诉苦程序应当是“叙述一个苦难的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故事，结尾处总是农民觉悟了，并起来反抗”[15]485。在反“细菌战”期间，诉苦则自然地“由仇日引向仇美，形成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16]136。民众于控诉会之上通过回忆与对比控诉，在往日生活之维艰与今天病菌之苦难中型塑了环链，并从中迸发了急剧的爱国主义情感。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教育与集会运动中也增添了创伤记忆的要素。这些政治运动在历史的回眸中，强化了民众的自主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崇高地位。
　　（三）生活隐喻
　　记忆的唤醒可以引起情感的一时激荡，而想要使民众总是保持较为激昂的情绪爆发阶段，则更多地要关照他们的现实生活。1952年的新闻报道中，经常会看到身份各异的劳动者，他们身体康健并且积极进取、热爱工作，但均没有摆脱细菌弹带来的疫病侵袭，甚至招致死亡。这些故事会引发民众的共情心理，使他们了解到“细菌”的极大风险。除了让民众对于疾病感同身受，中国共产党还意识到卫生防疫如果要变奏为持久的社会变革运动，就要与民众自己理解的生活利益挂钩，[17]354加强卫生清洁与农耕周期和防病治病的结合。比如辽宁的宽甸县在春耕时节配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其之后被评为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县。[18]南京市在春季清扫运动中，大讲传染病、蚊蝇和反细菌战三者的关系，从而掀起了挖蛹和消灭蚊蝇孳生地的高潮。[19]372而这两个地方只是全国卫生防疫运动中的一角，各地民众在隐喻叙事的思维方式下，自发的将负面情绪赋予罪恶的代名词：“细菌”，形成了以“美帝国主义、创伤记忆和现实苦痛就是病菌”为中心的认知框架。在此思维的推动下，民众在群众运动的滚滚浪潮中积极投身于卫生防疫事业，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和动员能力获得极大认可。
　　三、概念隐喻视域下的组织动员
　　隐喻叙事增进了普通民众对现有政治体系的信任，强化了他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前所未有地深入中国社会中。但此过程发生的前提是，严密完备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它与政治权威及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同促成了中共政治动员。[20]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也依托于带有准行政组织性质的群众团体网络的塑造。民众在组织中集体行动，使得中国共产党有了超强的社会推动力。 　　在反“细菌战”中，按照层序性结构与等级制度，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以各级党组织为领导，政府各级卫生部门、专业医疗机构和社会群众团体共同发力的组织网络。组织化控制作为政治动员最为有效的方式[21]222就凸显为中国共产党借助上述组织体系的强制力开展卫生防疫行动。行动则基本依靠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榜样激励、宣传鼓动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手段达成目标。但民众在运动政治中并不是“动员——觉悟”的单线行动，因为在生活的折射下，个体理性的保持和心态的多样化才是人们在动员中的常态[22]。既然作為动员客体的人民大众是不均质的，那么首要的工作就是离析和培养一批积极分子成为团体领袖。因为以他们为“启蒙”主体[17]347控制和激励团体成员，才能使得集体行动更易实现。此时团体领袖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形象构建成为了重中之重。出现在组织中的领袖就是基层干部，而隐喻作为人类基本话语形式之一，被中国共产党悄无声息地构建起民众关于干部的政治概念思维。
　　组织化造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他们贯彻着“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念，在民众中发挥着带头作用。同时，这些代表着党与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又控制着社会基层中的稀缺资源，政治组织的利益表达、政策执行和政治录用功能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实现。就这样通过坚守政治道德和权力的被赋予，基层干部强力地在民众心中烙印了“干部等同于优秀品质和权威力”的隐喻认知，他们“知行合一”、率先垂范的言行对于社会其他成员因此也有着直接现实的说服力。而在此设计过程中，女性的角色被十分看重。沈阳市在总结反“细菌战”经验时，就强调了“特别是各街道中由于抓紧了积极分子，把妇女组织起来，成为开展防疫工作的重要力量”③。安丘县的妇女们则成立了防疫基干队及细菌检查组，在组织的指导下清理垃圾，开展“五灭”活动。[23]136除了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参与运动外，女性的特殊地位还是因为参与政治生活隐喻着女性的自我解放，因此干部形象的树立有了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总之，在语言与行动的隐喻性中，基层政治精英成为了一种权威象征，组织成员在这种权威下相互动员，国家权力也在组织的行动中渗透到了基层。
　　与此同时，虽然对于基层干部的形塑被认为将民众引入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方式，但组织动员的持效还需依托一定的制度保障，在反“细菌战”中就具体化为包干制与检查制的实施。包干制的特点就在于职责明确，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在1952年7月就以各区的卫生所为中心，组织医务工作者分责任地段负责④。而检查制则主要表现为检验运动的成果，南京市在一次大型卫生清洁运动过后，出动检查了1万多次，受检查的单位达2000多个、户数20多万户，做到了“层层检查、级级负责”。包干制和检查制在反“细菌战”的长期化动员中一直被反复使用，可以说与这两个概念成功表征了与名词所代表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而理查兹曾经指出隐喻的本质是语境的相互作用，只要事物之间有所关联，那么它们就构成了隐喻。[24]所以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运行制度，又一次完成了隐蔽的隐喻叙事书写，保障了组织动员的运行。
　　概念隐喻理论虽然多被运用于语料库的分析之中，但实践证明了它的普适性，隐喻也以独特的魅力感染着民众，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
　　结语
　　从概念隐喻的视域出发，中国共产党充分依靠了隐喻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在情感动员中重塑了民众的思想价值观念，使其认同党与国家的权威并使他们在组织化的网络中将认同外化为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动员下，短暂的反“细菌战”事件向常规性卫生运动转换的趋势越发明晰，1952年12月全国第二次卫生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长期化的正式实现。动员凸显出的关心国家事务的“社会主义新人”无疑是开展动员政治的理想榜样，但事实上，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民众的过度参与会招致政治的不稳定与无序。[21]320并且在强制的思想灌输下，民众极易产生“善恶两分”的革命思维方式，就具体显现为革命和阶级斗争成为了人的政治心理。很明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发展不了生产力，更无法推动国家前进，倒观1952年之后的历史，这点已被证明。
　　当今的社会发展中，政治动员依旧必不可缺，并且在更为复杂的现实多棱镜的映射下，意识形态的构建也不能再是简单的绝对化政治思维，而需要增添与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契合的部分。除此之外，政治动员还需先进制度的保障，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成而言，科层组织制度的完善依然在路上。
　　注释：
　　①《沈阳市防疫工作的经验》，据新华通讯社东北总分社1952年3月31日报道。
　　②《美帝在东北撒布细菌后不少人生产消极坏分子乘机破坏》，据新华通讯社东北总分社1952年3月31日报道。
　　③《美帝在青岛撒布细菌后，市民普遍产生恐怖情绪希望政府感觉扑灭》，据新华通讯社青岛记者组1952年3月18日报道。
　　④《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关于麻疹、猩红热防治工作的初步报告》，载《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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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程靖冉（1996—），女，汉族，安徽肥东人，单位为安徽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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