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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当校长时，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同学，当即制止，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陶行知到办公室时，王友已经等在门口准备接受批评了。没想到陶行知却给了他一颗糖，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我却迟到了。”
王友惊疑地瞪大了眼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对王友说：“这第二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停止了。”
接着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说：“我调查过了，你砸的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并且有跟坏人做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王友感动极了，哭着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
陶行知这时笑了，马上掏出第四颗糖：“因为你正确地认识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没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这是教育家陶行知处理学生违纪的全过程。这件事对我们这些班主任有什么启发呢？
从现象的层面进行分析，当陶行知看到学生王友违纪时，当即制止以免对同学们造成伤害，并没有大发雷霆。看到王友停下之后，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这个“放学后”很重要，因为如果当即叫学生到校长室进行批评教育，就有可能耽误学生上课。“眼见不一定为实”，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王友不仅可能不服气，甚至可能觉得不公平，从而引发更大的矛盾冲突。
从科学的层面分析，王友为什么打人？如何处理才更为妥当？陶行知的做法是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事实真相，然后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采用“隐恶扬善”、奖励糖果的做法，让学生自悟。
从哲学的层面分析，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因有果的。王友打人也是事出有因。陶行知做到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他既看到王友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用泥块砸同学;又看到王友做得正确的地方，比如正直善良，有跟坏人做斗争的勇气。砸人是因为被砸的男同学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同学。按照这样的思路处理问题，结果王友主动认错，育人目的顺利达成。
陶行知处理学生违纪，给了“四颗糖”，彰显了一个教育家的风范。个别老师处理学生违纪，给了学生“三巴掌”，把学生耳膜打穿孔了。结果是官司缠身，害人又害己。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指出，“班主任是组织班级管理和德育的直接实施者”。由此可见，管理好班级是班主任的首要职责。但仅仅能管理好班级还不够，班主任还要着眼于育人处理问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班主任要想圆满完成管理和育人两大任务，还必须再进一步，从严要求自己，从教育家的视野看待所有的班级管理现象。这样一来，即便成不了教育家，也可以成为一个育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员、育人者、教育家正是班主任成长的三个台阶。就思维而言，这三个台阶，分别对应现象、科学、哲学。
处于管理员层面的班主任，看到学生出现违纪现象，如学生迟到、旷课、打架、不交作业之后，往往会十分焦虑。自己也知道应该在管理的过程中育人，但因为理性思维能力不足，再加上缺乏经验，处理问题的过程不知不觉偏离了育人的初心。处于育人者层面的班主任就不同了，他会运用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着眼于育人，处理学生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处于教育家层面的班主任，则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处理问题也是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从管理员、育人者到教育家，都是围绕立德树人进行的。不同的是，管理员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忘掉育人，严重者甚至会出现为了管理而伤害学生的现象。育人者在班级管理过程中，能够每日三省吾身，时刻不忘育人，遇事总是力求用科学的理念与方法处理问题。教育家则更进一步，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从育人的角度看问题已经成为一种高度自觉。
那么，班主任如何才能从管理员成长为育人者，乃至成长为教育家呢？王阳明先生要求他的学生要“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事上练”。受其启发，笔者认为班主任的成长要“立志、勤学、践行”，做到了这六个字，即便成不了教育家，也能成为一个育人者。
王阳明先生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提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要紧事是‘成圣成贤’”。少年玄奘要求自己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少年周恩来则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作为一名班主任，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仅仅把班主任当成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仅仅作为一个管理员，是不够的，还要成为育人者。因为，一旦班级管理出了问题，自己的饭碗或将不保。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北宋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如果把班主任工作当成事业，班主任就要立志成为教育家。
立志之后还要勤学。作为一名班主任，教育学、心理学是基础，除此之外，还要学习哲学。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魏书生的成长之路，就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1965年，魏书生在15岁那年接触了对他此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书籍《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哲学讲义》，并将之学以致用。他当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以后，给学生的作文题目《两个自我》《上进心和自卑感的对话》《得与失》《过犹不及》《谈适度》等，就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二是要学习中国传统哲学。管理好中国班级，必须用中国智慧。中国智慧之大，浩如煙海。《尚书 ·大禹谟》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其中，对“人心”与“道心”的不同看法，就决定了班主任管理方法的异同。那些强调报酬权和强制权的班主任，是着眼于抑制人心或者利用人心;那些强调专家权和典范权的班主任，是着眼于弘扬道心。班级管理要想取得成效，必须将抑制人心与弘扬道心相结合，才能治标又治本。
《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易”含义有三个：变易，简易，不易。这三个含义就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第一是“变易”。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班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学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班主任不能一直用老眼光看待学生。即便是犯错误的学生，今天犯了错误，明天改正了，难道不可以吗？班级管理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第二是“简易”。“大道至简”，班级管理也要简易，不能太复杂。如班规太复杂了，就无法执行;班主任管得太多太细，学生就无法成长。第三是“不易”，易中有不易，哪些不易？立德树人不易，所以要“持经达变”，一切班级管理活动都要以立德树人为最高目的，不可须臾偏离。
再比如，孔子的“忠恕之道”极为重要。很多师生之间的严重冲突，究其原因都是因为矛盾双方没有能够践行“忠恕之道”所致。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忠”就是敬业，“恕”就是友善。在师生关系处理中，班主任是主动的一方。很多班主任在“忠”上没有问题，能够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了学生，起早贪黑，甚至能把“心”掏出来。可是，有时候事与愿违，学生不领情，家长不认可。原因何在？就在于没有做到“恕”，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做得差了些。
最后，还要践行。以道求术，术尚可得;以术求道，道不可得。践行之前，先要清楚，我们班主任的任务是什么。《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楞严经》有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知道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有了定力，遇事就不会慌乱;有了定力，就会生出智慧来。
（责编 李亚婷）
王友惊疑地瞪大了眼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对王友说：“这第二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停止了。”
接着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说：“我调查过了，你砸的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并且有跟坏人做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王友感动极了，哭着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
陶行知这时笑了，马上掏出第四颗糖：“因为你正确地认识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没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这是教育家陶行知处理学生违纪的全过程。这件事对我们这些班主任有什么启发呢？
从现象的层面进行分析，当陶行知看到学生王友违纪时，当即制止以免对同学们造成伤害，并没有大发雷霆。看到王友停下之后，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这个“放学后”很重要，因为如果当即叫学生到校长室进行批评教育，就有可能耽误学生上课。“眼见不一定为实”，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王友不仅可能不服气，甚至可能觉得不公平，从而引发更大的矛盾冲突。
从科学的层面分析，王友为什么打人？如何处理才更为妥当？陶行知的做法是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事实真相，然后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采用“隐恶扬善”、奖励糖果的做法，让学生自悟。
从哲学的层面分析，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因有果的。王友打人也是事出有因。陶行知做到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他既看到王友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用泥块砸同学;又看到王友做得正确的地方，比如正直善良，有跟坏人做斗争的勇气。砸人是因为被砸的男同学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同学。按照这样的思路处理问题，结果王友主动认错，育人目的顺利达成。
陶行知处理学生违纪，给了“四颗糖”，彰显了一个教育家的风范。个别老师处理学生违纪，给了学生“三巴掌”，把学生耳膜打穿孔了。结果是官司缠身，害人又害己。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指出，“班主任是组织班级管理和德育的直接实施者”。由此可见，管理好班级是班主任的首要职责。但仅仅能管理好班级还不够，班主任还要着眼于育人处理问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班主任要想圆满完成管理和育人两大任务，还必须再进一步，从严要求自己，从教育家的视野看待所有的班级管理现象。这样一来，即便成不了教育家，也可以成为一个育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员、育人者、教育家正是班主任成长的三个台阶。就思维而言，这三个台阶，分别对应现象、科学、哲学。
处于管理员层面的班主任，看到学生出现违纪现象，如学生迟到、旷课、打架、不交作业之后，往往会十分焦虑。自己也知道应该在管理的过程中育人，但因为理性思维能力不足，再加上缺乏经验，处理问题的过程不知不觉偏离了育人的初心。处于育人者层面的班主任就不同了，他会运用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着眼于育人，处理学生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处于教育家层面的班主任，则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处理问题也是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从管理员、育人者到教育家，都是围绕立德树人进行的。不同的是，管理员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忘掉育人，严重者甚至会出现为了管理而伤害学生的现象。育人者在班级管理过程中，能够每日三省吾身，时刻不忘育人，遇事总是力求用科学的理念与方法处理问题。教育家则更进一步，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从育人的角度看问题已经成为一种高度自觉。
那么，班主任如何才能从管理员成长为育人者，乃至成长为教育家呢？王阳明先生要求他的学生要“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事上练”。受其启发，笔者认为班主任的成长要“立志、勤学、践行”，做到了这六个字，即便成不了教育家，也能成为一个育人者。
王阳明先生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提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要紧事是‘成圣成贤’”。少年玄奘要求自己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少年周恩来则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作为一名班主任，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仅仅把班主任当成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仅仅作为一个管理员，是不够的，还要成为育人者。因为，一旦班级管理出了问题，自己的饭碗或将不保。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北宋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如果把班主任工作当成事业，班主任就要立志成为教育家。
立志之后还要勤学。作为一名班主任，教育学、心理学是基础，除此之外，还要学习哲学。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魏书生的成长之路，就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1965年，魏书生在15岁那年接触了对他此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书籍《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哲学讲义》，并将之学以致用。他当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以后，给学生的作文题目《两个自我》《上进心和自卑感的对话》《得与失》《过犹不及》《谈适度》等，就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二是要学习中国传统哲学。管理好中国班级，必须用中国智慧。中国智慧之大，浩如煙海。《尚书 ·大禹谟》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其中，对“人心”与“道心”的不同看法，就决定了班主任管理方法的异同。那些强调报酬权和强制权的班主任，是着眼于抑制人心或者利用人心;那些强调专家权和典范权的班主任，是着眼于弘扬道心。班级管理要想取得成效，必须将抑制人心与弘扬道心相结合，才能治标又治本。
《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易”含义有三个：变易，简易，不易。这三个含义就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第一是“变易”。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班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学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班主任不能一直用老眼光看待学生。即便是犯错误的学生，今天犯了错误，明天改正了，难道不可以吗？班级管理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第二是“简易”。“大道至简”，班级管理也要简易，不能太复杂。如班规太复杂了，就无法执行;班主任管得太多太细，学生就无法成长。第三是“不易”，易中有不易，哪些不易？立德树人不易，所以要“持经达变”，一切班级管理活动都要以立德树人为最高目的，不可须臾偏离。
再比如，孔子的“忠恕之道”极为重要。很多师生之间的严重冲突，究其原因都是因为矛盾双方没有能够践行“忠恕之道”所致。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忠”就是敬业，“恕”就是友善。在师生关系处理中，班主任是主动的一方。很多班主任在“忠”上没有问题，能够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了学生，起早贪黑，甚至能把“心”掏出来。可是，有时候事与愿违，学生不领情，家长不认可。原因何在？就在于没有做到“恕”，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做得差了些。
最后，还要践行。以道求术，术尚可得;以术求道，道不可得。践行之前，先要清楚，我们班主任的任务是什么。《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楞严经》有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知道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有了定力，遇事就不会慌乱;有了定力，就会生出智慧来。
（责编 李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