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1月24日上海闵行公安分局莘庄派出所将与闵行区中心医院正式签约，莘庄派出所选调专管民警和治安联防队员直接派驻到医院,保护医务人员以及就医病人的财产安全。这不由让我们感叹“医闹猛于虎也”。“医闹”现象是医患关系紧张的真实写照。当前关于这一问题从各个角度的分析也一直见诸于报端。如果从公共管理角度审视这种现象，不难发现这是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中公共选择失误的结果。
　　
　　医疗体制“一公二欠”，治理机制建设滞后
　　
　　“一公”即公立医院过多，“二欠”即医务人员补充不足。
　　中国城镇医疗机构的90％以上都姓公，包括政府医院和大学医院，属于事业单位之列，而财务制度却并非如此。公立医院的土地、房产大多由政府提供，而设备和行政费用补偿却因财务标准陈旧而严重不足，人工费几乎等于退休费用。政府和公众忽略了一个现象，在医疗服务第一线辛辛苦苦工作的白衣天使被“饿”了起来，他们需要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尽管法制滞后，医院和医生却需要立即按照市场化原则解决医院发展和医务人员补偿的资金来源；同时，公立医院财务制度缺乏规范，医院开始追求营利，已经成为不纳税的营利机构。
　　这种“一公二欠”的现象是公共选择失误的写照。过度依赖医疗机构的公立性，公共财政和医疗机构补偿预算却长期缺位，医务人员补偿不足，加之治理机制建设滞后，必然导致医务领域黑白不分，医患关系呈畸形态势，且日益紧张起来，任其发展则后患无穷。
　　一个医生补偿与自律、医院管理、第三方付费制约和社会评价与监督的医疗服务治理机制在中国尚缺位，上述主体之间关系不协调。医院机构在这种缺乏法制和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开始自负盈亏，医务人员开始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医生群体人力资本最高，其工作岗位具有归集、研制、生产信息并售后服务的功能和特征，且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服务对象，自有生财之道。什么红包、药品回扣和大处方之类，哪个都是人们赶着送上来的。在此无序竞争环境下，医务领域难免出现不择手段赚钱的辱没白衣天使的恶魔，一经媒体渲染便家喻户晓，人们对医务人员的偏见由此而生。
　　
　　医务人员被妖魔化的社会成本
　　
　　医务人员一旦被妖魔化将影响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扭曲他们的心理，其社会成本极高，直接影响到医疗服务的成本和质量。
　　首先，看病贵的问题难以解决。由于人口老龄化、科技进步等原因，医疗服务成本具有上升趋势，只有加强医疗服务管理才可能抑制医疗成本。这与医生的心理、素质和敬业精神密切相关，因为医生是掌握医疗服务信息和决定医疗服务成本的第一人。
　　其次，医生心态被扭曲。在缺乏医疗服务行为标准和评价机制的条件下，社会充斥医务人员被妖魔化的宣传，此时出台医疗纠纷处理法并执行举证倒置（法律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是执行法律的外部环境处理问题），必然扭曲医生心态——面对患者不是治病救人，而是“防范为己”，为此增加了不必要的检查和减少了合理的服务。
　　最后，由于缺乏法制和评价标准，加重医患关系的紧张度，一些缺乏公德的人便乘虚而入，在医患之间以“医闹”营利，更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出现在深圳医务人员戴着钢盔的现象正是这种社会问题的反映。
　　
　　改善医患关系的公共选择
　　
　　目前，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各政府部门介入，全民参与的医疗体制改革大讨论的局面，成为媒体和社会舆论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以往各项改革从未出现如此局面，其实这种参与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新的医疗体制必然在政府部门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酝酿，改变以往政府部门“闭门造车”的局面。此时，媒体需要为医院和医生开门，让政府和百姓听听他们的声音，免得他们在医院里戴钢盔，令世人不解。
　　笔者认为，改变这种局面应当从尊重医疗和建立医生自律机制做起，无论医生在哪里，包括公立医院、非公立医院和社区医疗服务机构。首先，尊重医生即承认医生劳动价值和建立适合医生特点的薪酬制度，将医生工作量、年功和患者满意度作为补偿要素，隔离处方和医院营利的关系。其次，让医生管理医生，发挥医学会、医师协会、卫生经济学会等组织的作用，建立医疗服务行为标准和医师进入与退出机制。第三，将医疗卫生知识作为公共品，以政府为主导向公民提供，让信息武装的患者、公众监督和专业机构来评价医务服务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第四，促进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保护他们与医疗机构进行谈判的权力，从而实现第三方付费制对医疗机构的制约作用。
　　总之，医疗服务涉及每个人的健康安全，是个社会问题。解决医患关系的制度安排必须有相关人的参与，并经过社会公众讨论，以便在不同群体和政府部门之间取得共识。忽略任何一方的权利和利益都将导致公共政策失去平衡，甚至扭曲人们的心态，以至于出现负面效应。（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