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其代表作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先生评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史学家兼文学家郭沫若对司马迁亦有评价。他说：“司马迁的《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郭沫若所言，可以看作是对鲁迅评语的补充，特别是他把《史记》作为历史小说来看的观点，似乎很有道理。
　　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真正的项羽吗？这是真正的虞姬吗？其中的人物之鲜活性，情节之离奇性，语言之生动性，读罢全文犹如身临其境。然而楚霸王与太史公二人前后相差了半个世纪，以至于清代文学家周亮工提出质疑：“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叫人不得不佩服司马迁的想象力太丰富太强大了。
　　太史公作为文坛巨擘，笔补造化之功，被文坛后辈学以致用。有那么一些人，本来文笔稀松平常，勉强及格，写不出大东西，更没有发表什么大东西，但却闹得声势浩大。不是联络天南地北的文友，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弄出个作品评论集，“笔补造化”;就是找些不三不四的熟人，开个作品研讨会，“代为传神”。熟人虽然明知道发请帖的人水平没有多么高，但看在友谊或者钞票的面子上，也就没计较那么多了。
　　我在一个群里看到一位作者发牢骚，说是中国作协今年的会员评选不公，像他那样发了几千篇文章，出了好多本书、获了好多种奖的人，理应被通过，但却遭否决。群友请他亮一下底牌，却原来，他发表的那些文章，省级以上的寥寥无几，而所获奖项，别看头衔吓人，然而多为一些冒牌、非法单位所为，没有四位数以上的钞票，万万换不来的。这样的人，只能说自欺欺人，自取其辱。
　　司马迁的这种写作手法，不但被现代小说家所继承，也为个别官样文章的写作者所“发扬”。比如为了烘托某种气氛，树立某些意义，硬是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让一些英雄人物做一些根本有违常理的事，说一些夸大其词的话。弄得似是而非，疑窦丛生。
　　最普遍的，是炮制、包装典型。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报道揭露个别地方和单位靠注水的数据、虚假的材料来“笔补造化”，树立典型。上面刚布置下任务，计划才做出，工作方启动，八字没一撇，先进事迹材料却已经粉墨登场。上边需要什么典型，下边就编造什么典型，条件按需匹配，供求对口一致，“纸上的成绩”变成了干出来的政绩，进行式转化为完成式。
　　还有的，不但自己吹，还让自己的家人予以“配合”。汶川县委原书记青理东，曾经五上央视，名声大噪，迅速成为一位明星官员。他最厉害的一招，是拉老母亲为他“站台”，把母亲派到大街上捡垃圾，以衬托自己的清官形象。青理东表面上兢兢业业、雷厉风行，实际上却违法乱纪、腐化堕落，最后锒铛入狱，获刑16年。
　　那么，我们是该赞扬太史公善于“笔补造化”，勇于第一个吃螃蟹，还是该批评他做了始作俑者呢？抑或太史公的经原本是好经，但却让后来者给念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