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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中，对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一文及司马光在《通鉴》中对于汉武帝形象的描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本文试对《制造汉武帝》中的优点和矛盾之处谈若干个人意见，并为治史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汉武帝；重构；汉武故事；司马光
辛德勇先生所作《制造汉武帝》一书，从史源学角度论证了汉武帝晚年根本没有治国路线从穷兵黩武到“守文”的战略转变，认为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中国学者唐长孺、田余庆等）在此问题上的研究都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其错误产生的根源是盲信《资治通鉴》中所采录的关于“汉武故事”的妄诞记载。此书主要是驳斥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中的观点，田文认为轮台诏的颁布实现了武帝晚年转变，并对以后的昭宣中兴产生影响。但是辛认为田文在论述时所用史料主要来自《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取自《汉武故事》，并不可信，以此来反驳田先生的观点。
一直以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有“史学两司马”之称，《资治通鉴》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一文中提到，《资治通鉴》的资料取舍原则是“无征不信”，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然而，在辛先生《制造汉武帝》一书中，却对这样一个公认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辛摆出了许多史例来论证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并非“无征不信”，而是为了其编纂需要而有目的的甄选部分史料以塑造一个符合司馬光心意的历史形象，这些史料在正史以外，还有可能来自野史、小说。比如在对汉武帝这一历史形象的塑造中，正因为见于正史中的汉武帝形象“敛财于民，用兵于外”，如果能自己幡然悔过，会更符合司马光的心意，因为这样一个转变有利于司马光借此劝谏君王，而这正是与当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相呼应的。不仅如此，作者指出与此类似的情形还有《贞观政要》中对唐太宗形象的塑造，皆是出于编纂者在文中夹带了其本身的立场与取向。基于这些因素，史学界所认可的《资治通鉴》“无征不信”的资料选取原则并不完全准确，起码在部分材料的选取中，其主要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迎合司马光的主观动机的。我们在进行史学研究时，本就需要对已有的史料需要进行甄别，不能偏信一家之言，即使是对待像《通鉴》这样有分量的史料，也不能完全迷信其权威。任何事物都不能完美无缺，事实上，《通鉴》编纂中本来就存在着一些失误，前人对此已有研究，在此不作赘述。此外，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也有着普遍的社会影响，文中的基本看法被录入了《中国史纲要》和一些流行著述及大学教材，但辛先生以田文中“史源”问题对田先生一文提出了质疑。总之，辛文中这种质疑权威的做法值得我们重视，给予读者关于理性对待史料的启发。
但是，在这本充满质疑权威色彩的著作中，作者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却选择了所谓的“权威”。如讲到吕祖谦及其《大事记》《大事记解题》时，辛认为吕氏家中藏书丰富，因此能够在比较完备的史料上立论，因此吕氏所提到的《通鉴》引《汉武故事》内容“信而可据”。然而作者的这一推断依据仅限于吕氏家中藏书丰富，这样的依据未免单薄，让人难以信服。随后作者又提到了朱熹对吕祖谦编纂《大事记》的肯定，即吕氏对甄别史料的严谨性，企图以这种严谨性来佐证吕氏说法的可靠性。在这里作者两次出现了对于“权威”的肯定，其一是对朱熹的肯定，认为基于朱熹的学术造诣，其对于吕祖谦和《大事记》的评价能够延伸到一般读书人对此的评价，基于这个肯定，作者给吕祖谦及其纂史戴上了“严谨”的帽子；其二，从吕祖谦的严谨性出发，再加上其拥有的史料可能较为丰富，肯定《通鉴》确实存在引用《汉武故事》一书，而作者此前的行文试图将所谓“无征不信”的《通鉴》拉下马，但此时却将吕氏以权威的姿态推了出来，并作为自己立论的一个依据，这大约有些自相矛盾了。且吕氏所言《通鉴》引《汉武故事》，提到了有的可信，而有的不可尽信，应辨别的对待，作者亦承认《通鉴》中汉武帝和戾太子的政见分歧这一段尚未确信。面对吕祖谦提出来的“不可尽信”的说法，作者似乎有意的回避，紧接着将王益之的《西汉年纪》推出来，指出其书精审考辨，因而王益之在《西汉年纪》中将这一段分歧内容删弃是有理有据的，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这段分歧确见于《汉武故事》中。观作者在此处的一番推测，缺乏决定性的证据，只是站在一种肯定“权威”的立场上所做推断，这是否是以“史源”见长的辛先生的一个失误呢？
再者，作者在前四章的论述中，已经认定司马光确有引《汉武故事》一事，在此基础上，作者希望以另一场历史构建来支持自己观点，这一场历史构建是以《汉武故事》的作者王俭为前提的。可以说，辛文对这一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的论断都是出于《汉武故事》的作者是王俭，但是，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是何人，学界并未有一个明确认定，辛文的判断是采用了余嘉锡的观点。诚如辛文所说，历史构建具有复杂性，这一点尚能被读者接受，然而作者证王俭之事时，只寥寥数言便下了结论，窃以为此处的推理过于敷衍，甚至作者本人在引言中就提到了“信不信由你”的态度。如果王俭不是《汉武故事》的作者，那辛文关于大构建中所套小构建的一番讨论就显得有些文不对题了。在历史研究中总会遇到反证的存在，若是作者在此处能将反证击破，他的理论会来的更令人信服，否则一旦立论基础坍塌，后文的推测将会变得没有意义。若抛开作者立论前提是否站得住脚来说，辛先生对于历史构建复杂性的联想思路值得我们注意，历史现象并非单一，对待历史问题随时都应有触类旁通的准备。
辛文的标题吸睛，行文中让我们感受到史实和史书之间微妙差别，这层差别既给了撰史人“制造”历史的空间，又让读者可能会被所看到的史料带偏。史书并不等同于史实，正史未必全是信史，《资治通鉴》中引用了野史、小说也未必能全盘推翻其史学价值，如何正确处理和运用史料以阐明历史问题，才是做学术研究所需要的。
作者简介：
黄尧慧（1993—），女，汉族，湖南湘潭市人，历史学硕士，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专业：中国史；研究方向：秦汉史。
关键词：汉武帝；重构；汉武故事；司马光
辛德勇先生所作《制造汉武帝》一书，从史源学角度论证了汉武帝晚年根本没有治国路线从穷兵黩武到“守文”的战略转变，认为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中国学者唐长孺、田余庆等）在此问题上的研究都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其错误产生的根源是盲信《资治通鉴》中所采录的关于“汉武故事”的妄诞记载。此书主要是驳斥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中的观点，田文认为轮台诏的颁布实现了武帝晚年转变，并对以后的昭宣中兴产生影响。但是辛认为田文在论述时所用史料主要来自《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取自《汉武故事》，并不可信，以此来反驳田先生的观点。
一直以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有“史学两司马”之称，《资治通鉴》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一文中提到，《资治通鉴》的资料取舍原则是“无征不信”，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然而，在辛先生《制造汉武帝》一书中，却对这样一个公认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辛摆出了许多史例来论证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并非“无征不信”，而是为了其编纂需要而有目的的甄选部分史料以塑造一个符合司馬光心意的历史形象，这些史料在正史以外，还有可能来自野史、小说。比如在对汉武帝这一历史形象的塑造中，正因为见于正史中的汉武帝形象“敛财于民，用兵于外”，如果能自己幡然悔过，会更符合司马光的心意，因为这样一个转变有利于司马光借此劝谏君王，而这正是与当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相呼应的。不仅如此，作者指出与此类似的情形还有《贞观政要》中对唐太宗形象的塑造，皆是出于编纂者在文中夹带了其本身的立场与取向。基于这些因素，史学界所认可的《资治通鉴》“无征不信”的资料选取原则并不完全准确，起码在部分材料的选取中，其主要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迎合司马光的主观动机的。我们在进行史学研究时，本就需要对已有的史料需要进行甄别，不能偏信一家之言，即使是对待像《通鉴》这样有分量的史料，也不能完全迷信其权威。任何事物都不能完美无缺，事实上，《通鉴》编纂中本来就存在着一些失误，前人对此已有研究，在此不作赘述。此外，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也有着普遍的社会影响，文中的基本看法被录入了《中国史纲要》和一些流行著述及大学教材，但辛先生以田文中“史源”问题对田先生一文提出了质疑。总之，辛文中这种质疑权威的做法值得我们重视，给予读者关于理性对待史料的启发。
但是，在这本充满质疑权威色彩的著作中，作者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却选择了所谓的“权威”。如讲到吕祖谦及其《大事记》《大事记解题》时，辛认为吕氏家中藏书丰富，因此能够在比较完备的史料上立论，因此吕氏所提到的《通鉴》引《汉武故事》内容“信而可据”。然而作者的这一推断依据仅限于吕氏家中藏书丰富，这样的依据未免单薄，让人难以信服。随后作者又提到了朱熹对吕祖谦编纂《大事记》的肯定，即吕氏对甄别史料的严谨性，企图以这种严谨性来佐证吕氏说法的可靠性。在这里作者两次出现了对于“权威”的肯定，其一是对朱熹的肯定，认为基于朱熹的学术造诣，其对于吕祖谦和《大事记》的评价能够延伸到一般读书人对此的评价，基于这个肯定，作者给吕祖谦及其纂史戴上了“严谨”的帽子；其二，从吕祖谦的严谨性出发，再加上其拥有的史料可能较为丰富，肯定《通鉴》确实存在引用《汉武故事》一书，而作者此前的行文试图将所谓“无征不信”的《通鉴》拉下马，但此时却将吕氏以权威的姿态推了出来，并作为自己立论的一个依据，这大约有些自相矛盾了。且吕氏所言《通鉴》引《汉武故事》，提到了有的可信，而有的不可尽信，应辨别的对待，作者亦承认《通鉴》中汉武帝和戾太子的政见分歧这一段尚未确信。面对吕祖谦提出来的“不可尽信”的说法，作者似乎有意的回避，紧接着将王益之的《西汉年纪》推出来，指出其书精审考辨，因而王益之在《西汉年纪》中将这一段分歧内容删弃是有理有据的，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这段分歧确见于《汉武故事》中。观作者在此处的一番推测，缺乏决定性的证据，只是站在一种肯定“权威”的立场上所做推断，这是否是以“史源”见长的辛先生的一个失误呢？
再者，作者在前四章的论述中，已经认定司马光确有引《汉武故事》一事，在此基础上，作者希望以另一场历史构建来支持自己观点，这一场历史构建是以《汉武故事》的作者王俭为前提的。可以说，辛文对这一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的论断都是出于《汉武故事》的作者是王俭，但是，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是何人，学界并未有一个明确认定，辛文的判断是采用了余嘉锡的观点。诚如辛文所说，历史构建具有复杂性，这一点尚能被读者接受，然而作者证王俭之事时，只寥寥数言便下了结论，窃以为此处的推理过于敷衍，甚至作者本人在引言中就提到了“信不信由你”的态度。如果王俭不是《汉武故事》的作者，那辛文关于大构建中所套小构建的一番讨论就显得有些文不对题了。在历史研究中总会遇到反证的存在，若是作者在此处能将反证击破，他的理论会来的更令人信服，否则一旦立论基础坍塌，后文的推测将会变得没有意义。若抛开作者立论前提是否站得住脚来说，辛先生对于历史构建复杂性的联想思路值得我们注意，历史现象并非单一，对待历史问题随时都应有触类旁通的准备。
辛文的标题吸睛，行文中让我们感受到史实和史书之间微妙差别，这层差别既给了撰史人“制造”历史的空间，又让读者可能会被所看到的史料带偏。史书并不等同于史实，正史未必全是信史，《资治通鉴》中引用了野史、小说也未必能全盘推翻其史学价值，如何正确处理和运用史料以阐明历史问题，才是做学术研究所需要的。
作者简介：
黄尧慧（1993—），女，汉族，湖南湘潭市人，历史学硕士，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专业：中国史；研究方向：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