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思成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因“梁陈方案”被否决，他成了后人眼中的悲情人物。我们习惯于按这个版本来理解他：在所有人都陷入迷狂时，他是唯一的智者，他努力地阻挡着悲剧，结果却悲壮地倒下……
　　如此富于戏剧性的理解，说明在我们的血脉中依然有挥之不去的泛伦理情结，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正确与错误不单单是一个认知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当真理失败时，我们给它安装上一张正义的脸，从而在一咏三叹的抒情中，获得快感。
　　这，其实也是一种神话。
　　事实是，梁思成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时代中，他的性格如此丰富多元，很难用漫画的方式加以解读。
　　梁思成是一个爱国者，但这也给他带来巨大的束缚，他一生坚持中国建筑的立场，自觉地将民族情感凌驾于专业追求之上。梁思成希望破解西方人对东方建筑的误会，因此不惜将现代建筑理论生吞活剥，以“六经注我”。在他看来，东方建筑也是一大系统，也可以与时俱进，正是在这种心态的诱惑下，他“发现”并夸大了“大屋顶”和“斗拱”，梁思成在主持北京城市规划时，对现代建筑采取了极端排斥的态度，由此树敌甚多。应该说，梁的心态在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在国破家亡的压力下，一代中国留洋精英都选择了这条“化西为中”的道路，结果是从专业成就上看，他们远远无法超越自己的老师，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有限。
　　梁思成没有学过城市规划，他仅仅是在和外国同行接触中有所“感悟”，而“梁陈方案”是一个匆匆提出的方案，至少从表面上看，它是为了和苏联人提出的方案对抗而已。 在“梁陈方案”中，固然保护了北京旧城墙，但新城完全是一个行政中心，没有工业，没有服务业，没有住宅区，甚至连商业设施都很少，在建国之初厉行节约的大背景下，这个方案有多少可行性呢？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用艰难，该方案的流产岂不是历史必然？
　　现实问题是，当我们体味到一个错误方案的苦涩时，往往会特别怀念被废弃的另一个方案，我们痛悔于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那个，仿佛它真的极致完美，试想，如果“梁陈方案”真的得以实施，其缺点暴露出来时，我们今天会不会又痛悔于苏联方案被错过呢？我们会不会又去扒城墙呢？永远生活在“可能的”完美世界中，在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黑暗的对抗中激情洋溢，可这种先知受难式的活剧，何时算个尽头？
　　本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梁思成，透过作者冷静的笔端，我们方能明白，为什么梁思成会如此积极地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中，为何不惜对朋友、同事口诛笔伐，为何写下那么多夸张到肉麻的自我检讨……事实上，梁思成的人生悲剧并不是专业见解不同而造成的，而是作为专业人，他终于明白管理者对专业缺乏起码尊重。当争论逸出文明的框架后，追求文明的人除了忍受巨大的内心煎熬，又能如何？ 梁思成最终被他的时代套牢、俘获，并且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