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就急不可耐地派遣其驻扎在远东的海、空军力量武装干涉朝鲜内政。6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公然宣布入侵朝鲜，同时派遣第七舰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妄图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台湾。随后，美国又纠集英国、澳大利亚等16国作为其帮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不断进犯，侵略的矛头直指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火越烧越近，对我国国家安全和东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
　　美帝国主义挑起的战争威胁已经迫在眉睫，遭遇过一个多世纪战乱和外敌欺侮的中国人民不得不再度握紧手中的猎枪。年轻的共和国与人民军队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即将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强大的军队发生硬碰硬的较量。此时的新中国成立尚不足一年，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留下的烂摊子还没来得及收拾，国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财政经济状况还非常困难，各项经济指标与美国比起来更是相差悬殊。除此之外，国内许多地区尚有大批溃散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亟待清剿，一些偏远地区的封建势力也大肆兴风作浪，妄图继续割据一方作威作福，人民政权的地位还并不稳固。内忧未平外患又起之时，甚至连某些所谓的“文人雅士”也开始蠢蠢欲动，私下与美国特务暗通款曲。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人民的请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朝两国军民携手同心，并肩战斗，同美帝国主义拼凑起来的“联合国军”以及南朝鲜伪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较量。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被赶回三八线后，又组织多次疯狂反扑，但始终无法撼动坚如磐石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历两年零九个月的较量后，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回到谈判桌上，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抗美援朝战争随之宣告胜利结束。
　　在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现代战争中，装备十分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遭遇到令人难以想象的险恶局面。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参战初期的志愿军既无空军又无海军，陆军使用的武器装备也已经落后于时代，连一辆坦克都没有，更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则是武装到了牙齿——作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争机器，美帝国主义的军队不仅掌握着规模庞大的海陆空先进装备，还拥有极为丰富的现代化战争经验，无论是从哪方面来看都占据绝对优势。
　　火炮是陆军实施火力突击的骨干力量，有着“战争之神”的美誉。当时美军的一个步兵师就拥有933门60mm口径以上的各种火炮，而志愿军三个师所有的旧杂式火炮加起來也不过798门。双方装备的火炮不仅数量上相差悬殊，质量与性能等方面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军装备的火炮口径大，射程远，弹药充足，各种侦察和通信器材齐备，技战术水平无可挑剔;志愿军最初使用的火炮则是不折不扣的“万国造”，大多来源于以往的战场缴获，制式不一，口径驳杂，只能说是勉强堪用，维持基本的弹药供应就已经十分困难，根本无法和美军拥有完整体系的制式装备相提并论。

　　志愿军在严重缺乏支援火力的条件下投入战争，这一情况连敌人也在敬畏之余深表同情——“他们在战争初期几乎没有什么火炮”，《朝鲜战争年鉴》的作者，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小哈利·萨默斯上校甚至用略带怜悯的语气描述志愿军。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显得极为自负而又傲慢，但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毕竟美国已经是世人公认的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的确称得上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凶残对手，这样的对手在战场上的疯狂程度也完全超乎想象。
　　在此次战争中，美军将其掌握制空权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投入战场上的各型飞机从战争初期的1100余架增加到战争后期的2400余架，用于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飞机仅占其中的极少一部分，绝大多数的飞机被用于破坏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的后方设施和交通运输线。美军根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妄图以此切断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供应，使志愿军陷入缺吃少穿、弹尽粮绝的境地。
　　为了实现其险恶的目的，美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出动飞机超过104万架次，投放火箭弹、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等各种弹药超过69万吨，平均每天出动近800架次，高峰时期居然一天出动超过2400架次。占据着空中优势的美军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甚至连地面上出现的一人、一车、一缕炊烟都不放过，轰炸密度已经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缺乏防空火力和空中掩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在完全陌生的作战环境与空前强大的敌人进行较量，如何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做好部队的饮食保障工作，妥善解决广大干部战士的吃饭问题，成为摆在志愿军面前的一项异常紧迫的任务。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先后投入27个军，兵力最多时战场上有19个军，超过130余万人，每天正常的饮食消耗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由于作战地域和作战对象与以往存在较大差异，过去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供应方式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来到异国他乡的志愿军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虽然得到朝鲜人民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朝鲜的大片国土已经在战争中落入敌手饱受摧残，美军飞机肆无忌惮的轰炸也使朝鲜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能就地筹集的作战物资非常有限。而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是装备精良的美军，除自身拥有极强的火力之外，还能凭借完备的通信器材获得炮兵和空军的有效支援，志愿军在仅依靠轻武器的情况下很难将其整建制围歼。财大气粗的美军又有着见势不妙就销毁物资逃命的操作习惯，即便是在溃败之后被迫遗弃的大量物资，也会在事后想方设法进行破坏。这给需要通过搜罗敌方物资补充自己的志愿军带来极大困扰，甚至在打扫战场收集物资的过程中就会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扫射，辛辛苦苦搜罗的战利品往往在转瞬之间毁于一旦，因此依靠战场缴获以战养战的难度很大。

　　第一次战役结束之后，参与打扫战场的志愿军司令部缴获60多辆汽车，为了保护这些来之不易的战利品，志愿军的车管部门非常小心地对车辆进行了疏散和伪装，但是仍然被美国飞机炸毁一大半，这让彭德怀司令非常心疼。第二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第38军在三所里、龙源里地区切断敌人南下逃跑的退路，惊慌失措的敌人遗弃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仅是汽车就丢下1500多辆，但是仅有200多辆汽车被志愿军抢救出来，剩下的车辆物资很快就被乌鸦一样遮天蔽日而来的美军飞机摧毁。缺乏防空武器的战士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毁于一旦，痛惜之情无以言表。
　　显而易见，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采取的那种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就地筹措和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出国作战的客观要求，因此，志愿军所需的绝大多数主副食品都需要从国内的战略后方进行统筹供应，再由志愿军后勤部门辗转运往前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共有71种总计174万吨主副食品被运往朝鲜。为了把数量如此之大的给养物资从后方运到前线志愿军手中，动用了当时新中国所有能采用的运输手段——火车、汽车、马车、手推车，乃至人背肩扛，在此期间还要冒着敌人昼夜不停的轰炸和袭扰，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从入朝参战直至1951年6月上旬，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对“联合国军”以及南朝鲜伪军实施战略反攻，迅速遏制住敵人的进攻势头，把战线重新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志愿军的军需给养供应在这一阶段异常艰难。随着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阶段，主副食品短缺的状况至1951年下半年才逐渐得到缓解，部队的生活状况在1952年开始有所好转，到了1953年终于获得较大改善。
　　这一切都离不开志愿军各级军需后勤部门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尽管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各级军需人员依然不畏艰险、舍生忘死，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朝鲜人民的协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与凶残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智斗勇，顽强地履行着自己的光荣使命，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战前准备阶段，时间紧任务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一项重要军事原则，让人吃饱肚子是人类社会必须重视的一件大事。《孙子兵法》同样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粮草给养关乎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中央军委就已经开始着手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务与后勤建设。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13兵团为主组建东北边防军，承担保家卫国以及必要时入朝作战的任务。从该兵团抽调的4个军以及炮兵、工兵部队近26万人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出发，紧急赶赴东北的集结地域进行整训。这些部队所属的后勤部门也开始紧张地运转起来，完善后勤机关与储备给养物资的工作也随即展开。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东北、中南、华东、华北等军区为准备参战的部队补充包括给养粮秣在内的各种物资。为了统筹解决开进部队的口粮、蔬菜和燃料供应，东北地区成立支前司令部，沈阳、安东（如今的辽宁省丹东市）等地也组建支前委员会，在铁路沿线还设置物资供应站点，方便部队在沿途进行物资补给。
　　1950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重建东北军区后勤部，以便统一组织东北地区各部队的后勤工作。8月上旬，东北军区后勤部在沈阳正式成立，下设后勤本部、政治部以及财务、军械、卫生、运输、营房等业务部门，其中军需给养工作由财务部门负责。东北军区后勤部成立之后编配了相应的保障力量，共计25000余人，并迅速从东北和中南两个军区抽调人员扩充力量开展物资储备工作，还协助东北地区县以上各级政府设立了支前机构。
　　考虑到东北军区后勤部人员不足，工作任务也日益繁重，中央军委在8月31日决定再成立三个后勤分部，每个分部编制为2600人，分别由东北军区、中南军区和华北军区各自组建，统一在东北军区后勤部领导下直接供应部队。由于时间过于紧迫，只有东北军区组建的第一分部在9月24日仓促建立，其他两个分部直到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才组建完成。边防军各军、师也在此时加强了后勤力量建设，相继恢复和健全后勤部（处），下设军实和粮秣两个业务部门，分别负责被服装具和给养物资的供应，还增加了兵站（供应站）、医院（医疗所）以及运输、装卸等勤务分队。

　　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先后召开边防军后勤工作会议，部署并检查东北边防军后勤方面的各项准备工作。要求尽快为部队赶制适合严寒气候的冬装30万套，准备可供3个月消耗的粮食和副食品，同时对于部队所需的马料、饲草的补充和储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总后勤部还在7月中旬安排东北、华北、华东以及中南军区为东北边防军准备5000口行军锅。由于仓促组建的东北边防军来自不同的军区，供给标准和供应习惯不尽相同，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给军需保障带来诸多不便。为了解决相关的问题，周恩来副主席在8月下旬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进行讨论和研究，为东北边防军制定统一的供给标准，明确了新的供应关系。确定东北边防军的粮食、燃料和饲草等物资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供应，所需经费由总后勤部拨付，预算之外的作战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支付。 　　1950年9月19日，东北军区后勤部开始部署三条兵站运输线的建设，准备将部队所需物资由国内至前线分三级进行梯次储备，除弹药和油料之外，每级均应储备可供1个月消耗的粮食、油盐、蔬菜和草料。按照当时预备出国作战的部队规模，要求上述三级物资储备能满足部队3个月的日常饮食供应和一次战役的作战需要。
　　到1950年9月底，东北军区后勤部已经在边境地区储备了超过3348万斤粮食、80万斤食用油、86万斤食盐、184万斤各种干菜和罐头食品，以及1893万斤马料和783万斤饲草。这些物资分别储存在安东至辑安（今集安）、凤城至通化、本溪至梅河口、沈阳至四平的“四线八点”运输线上，为准备出国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物质保障。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正式下达抗美援朝的命令，对抗美援朝的作战后勤保障进行总体筹划，命令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的事物，统由高岗负责调度指挥。

　　从10月11日开始，东北军区后勤部开始组织向朝鲜战区突击运送各类作战物资，至10月25日，共向先期入朝的兵站前运弹药9200多吨，油料5300多桶，粮食1650万斤，食用油和食盐共计50多万斤，各类干菜和罐头食品310多万斤，这些物资分别囤积在朝鲜北部边境的龟城、新仓、双芳洞、别河里、前川、中城干等地区，隨时准备继续前送。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之美军飞机不间断的狂轰滥炸，此前设定的三级物资储备方案未能在志愿军参战前顺利完成。尽管如此，战前未雨绸缪紧急囤积的各种给养物资仍然有力地支援了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

运动战阶段，炒面功不可没

　　志愿军入朝前后，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仁川港实施两栖登陆后，朝鲜人民军很快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不得不战略后撤，尾随其后的“联合国军”步步紧逼，兵锋距离鸭绿江畔已经只有数十公里。针对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的情况，毛泽东主席与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指导志愿军确立以运动战歼敌的作战方针。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直至1951年6月10日，志愿军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实施战略反攻，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连续进行五次战役，以劣势装备把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地区，在短时间内迅速扭转朝鲜战场上的不利态势，基本上达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意图，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入朝之前，军需后勤的各项准备工作都是按照防御作战的构想来实施的，战场态势的巨大变化让志愿军的供应十分被动。在运动战阶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为了抓住有利战机，志愿军大踏步前进后退，灵活转换攻防节奏，发扬连续作战、不怕吃苦的精神与敌人进行长期较量，五次战役之间很少得到休整与补充的机会。随着战线不断向南延伸，国内运来的大量物资积压在鸭绿江畔和铁路沿线，无法及时送到经常处于机动状态的志愿军手中。而美军依仗绝对的空中优势，针对志愿军的后方设施和交通线进行无休止的狂轰滥炸，使缺乏有效防空手段和应对经验的志愿军蒙受巨大损失。志愿军各级后勤部门最初投入朝鲜战场上的汽车仅有1000多辆，入朝作战仅仅15天就损失了339辆，基本上都是毁于空袭。1951年3月开始入朝参战的第12军更是损失惨重，部队在出征之时共有汽车88辆，胶轮大车332辆，开进途中以及第五次战役期间就损失了67辆汽车和236辆胶轮大车，损失原因除因路况恶劣导致翻车外，绝大部分是敌机肆无忌惮的轰炸扫射造成的。
　　根据估算，要保障部队战斗、生活最低的消耗量，每人每天至少需要补充6斤各类物资，而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时投入的总兵力为25万人，日均需要补充150万斤;第二次战役时的兵力增加到40万人，每天的补充量也需相应增加到240万斤;到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的总兵力达到95万人，日补充量需要达到570万斤。种种困难叠加在一起，使得后方的供应任务极为繁重，志愿军的主副食供应在这个阶段变得异常艰难，供应中断的情况时有发生。
　　第一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在敌情不明的形势下仓促入朝，快速机动的部队很容易与后勤部门失去联系，经常遇到吃不上饭的情况。投入黄草岭阻击战的第42军曾经断粮三四天，不得不从附近地区的农田里挖土豆充饥，而最先投入战斗的第40军有7个营整整3天都没吃上饭。第一次战役期间，志愿军从后方得到的给养只有25万斤，就地筹措的粮食高达100万斤。第二次战役期间，第26军所属的第76师原本受命在下碣隅里投入战斗，围歼退守于此的美陆战第1师，但是第76师自从12月2日受领任务之时就严重缺乏给养供应，附近地区又人烟稀少，就地筹集粮草十分困难。1950年冬天又恰逢朝鲜出现了几十年难遇的极端严寒天气，最低气温甚至降至零下40℃，第76师的战士们饥寒交迫，非战斗减员高达3000余人，战斗力受到极大的削弱，严重影响了后续的战斗。

　　整个运动战期间，有超过190269吨粮食已经运过了鸭绿江，然而后勤运力不足的状况始终难以扭转，部队在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期间得到的粮食只能达到正常需要量的25%左右，依靠就地筹措虽然解决了某些部队的燃眉之急，但是每次战役都会有一些部队吃不上饭。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时，为了对前方的志愿军实施就近补给，后方建立了三条兵站线，部队的供应情况略有改善，然而志愿军为了寻找战机经常处于运动状态，运输线不断向南方延伸，给供应带来的压力更加巨大，而深入敌占区使得从当地直接筹集粮食也十分困难。在最后两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得到的粮食供应仅为正常需要量的50%上下。运动战期间，志愿军发起的每次攻势只能维持7～10天，被敌人称为“礼拜攻势”，许多有利的机会也因为缺粮少弹而被迫放弃。 　　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志愿军为了保证最基本的给养供应，被迫向朝鲜人民借粮。第50军司令部在总结朝鲜作战经验时称：“我军在第一、二、三次战役开进时，沿途均无粮站设置，部队粮食全靠就地筹措或后方追送。”第38军从1950年10月入朝参战开始直至1951年2月，借粮比例占全部供应量的80%。在前三次战役中，从朝鲜就地借粮占志愿军消耗量的75%，整个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向朝鲜方面借粮超过12万吨，占部队需要量的60%以上。就地筹措一部分粮食，不仅使部队缺粮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能大幅度地减轻后方的运输压力，把有限的交通工具腾出来专门运送前方急需的武器弹药、汽油、大衣、鞋子、罐头、猪肉以及油盐等副食品。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减少后勤供应方面的很多困难，前方缺粮少弹的状况也有所缓解。
　　在执行借粮任务时，志愿军非常强调掌握工作方法，严守工作纪律，做好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从朝鲜政府和人民那里筹措的粮食，志愿军会想方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偿还，抗美援朝战争还尚未结束之时，此前在朝鲜筹集的粮食就已于1953年5月分批全部清偿完毕。
　　除在紧急情况下就地筹措粮食之外，志愿军还采取加大携行量的方式进行补救，各部队在每次战役发起之前都尽可能地多带弹药和给养物资。然而当时的志愿军极度缺乏车辆和其他运输工具，基本上只能依靠徒步机动，每名战士身上除必要的武器弹药外，还要携带5天以上的口粮，其中包括至少2天可供直接食用的干粮，通常是部队自行加工的炒面、炒大豆和苞米花。以第40軍所属的第118师352团为例，该团在执行穿插迂回任务时，每位战士的携行量都在30公斤以上，行军速度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第39军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也提到：“由于战地筹粮困难，故部队一般携粮过多，负担过重增加体力消耗。”志愿军各部队在运动战时期普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这一时期的志愿军经常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很少有机会埋锅造饭。此外，无论白天黑夜都要警惕美军飞机的轰炸，为了避免地上的炊烟引起敌人的注意，志愿军不得不以各种干粮为主食。起初部队携带的干粮五花八门，主要有馒头、饼干、烙饼和炒面，情况紧急时，某些单位甚至还曾经用炒大豆和苞米花充作干粮。第二次战役中，第26军因为长时间缺乏给养供应，下属的第77师230团某连只能以炒大豆充饥，导致连里出现不少拉肚子的情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