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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人教版课标教材八年级上册语文《老王》时，笔者以教者、读者、学生三重身份投入文本，通过裸读、复读、研读、回读等方式细嚼揣摩，读出了自己的感悟，嚼出了文本的味道，体味到了那种含而不露、极其微妙的情感。
一、裸读捕捉第一感觉
不借助任何资料，能独立、准确地理解文本内涵，是语文教师的看家本领。
《老王》是杨绛先生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讲述的是杨绛一家人和忠厚善良的三轮车夫老王交往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这位不幸者的同情和敬重。
从教师的视角来阅读，本文都是平常的生活叙述，内容并不深奥。通览全篇后，只要调动自己的阅读经验和积累，即使不看教参和各种资料，也能读懂文本大意。懂了，只是文本解读的底线，如何教这篇散文，还需要教师根据阅读时的理解与体会，对文本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加以预判，并富有想象力地把文本初步分解成目标、方法、过程等，为设计教学方案奠定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再次阅读文本时，我清空了先入之见，以初读的心态走进文本，寻找教学的切口。文章结尾一句“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很快进入了我的教学设计视野。这句话中的三个关键词“幸运”“不幸”“愧怍”，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本的内涵。以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把文本中有价值的素材挖掘出来，串联成教学步骤和学习过程，应该是教学《老王》的重点。
二、复读把握教学难点
教师读了课文，有了真体验，可以梳理出牵动全篇的线索。如果再花时间、想办法帮助学生解决疑难点，解读就更有深度。
文眼“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表意非常明确。谁是幸运的人，谁是不幸者？学生很快就能对号入座。问题是，这样对号入座准确吗？老王的不幸，引导学生从外貌特征、身体状况、职业和家庭状况分析，一目了然，但杨绛是个“幸运的人”吗？课文第6段写道，“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还说“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那么，钱先生是什么原因“腿走不得路了”，杨绛又为何不敢乘三轮了？细细品读，在段首找到了原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来，在文革期间，钱钟书、杨绛均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揪出”，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钱钟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腿走不得路了”；同样境地，作为“资本家”的知识分子，谁还敢坐劳苦大众的车呢？文中接下来写，老王把默存拉到了医院，“我”一定要给他钱，老王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文中还提到，“老先生自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这些事实表明，那时候的杨绛一家，并不是真正“幸运的人”，只是相比较而言，作者认为比“老王”幸运一些而已。
至于“愧怍”一词，更值得咀嚼。一个社会总有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幸运者关爱不幸者，是一种责任。从“我”一直关照老王的生意，女儿送大瓶鱼肝油给老王治夜盲症，平时也总是询问老王的生活状况等来看，杨绛一家对老王这个社会底层的车夫如此关心，已经很让人敬佩了，可作者为什么还觉得“愧怍”呢？是因为老王的不幸，抑或是因无法改变老王的不幸而自责？再读文本，感觉如此解读太过肤浅。如果看看老王给杨绛一家送冰，送人，送香油、鸡蛋，再瞧瞧在作者看来是如此吝啬的回报，就能弄清“我”愧怍的真因了。杨绛的愧怍，是自我解剖，更是自我批判，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让人敬佩。
三、研读关注精彩细节
文学作品的魅力有时隐藏在细节里面。在深入研读文本和实际教学过程中，有一处看似随意却耐人寻味的细节，引起了我的深思。
这一细节出现在第3段，作者描述老王身体上的残疾——“瞎眼”时，用了近一段笔墨。对一向用笔俭省的杨绛来说，这实属难得。其中有一句“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初读时，我百思不得其解：营养不良而导致视力失明和得了恶病而失明，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呀，都能昭示出老王的不幸。作者为什么偏要说，得了恶病是更深的不幸呢？仔细研读，发现在这句话前面，有一句看似随意的交代：“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这句交代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因为所有的根据都来自恶意的臆测：“大约”——乱猜疑，“什么恶病”——瞎估计，“老光棍”——断言“年轻时不老实”。这如同鲁迅《孔乙己》中的看客把孔乙己脸上的伤疤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嘲笑的把柄一样。老王除了要忍受身体残疾的不幸之外，还要忍受“更深的不幸”——起码的做人尊严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所以，杨绛认为，同是不幸，得了恶病反而是更深的不幸。
四、回读拓展作品主题
文学作品往往有留白之处，一味地对文本进行“耙地式”解读，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体味到文本更深的内涵。如果从文本中跳出来，把学生的视线引向现实，看一看我们的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人和事，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像老王一样的弱者和不幸者，就会拓展对作品主题的理解。
《老王》是一篇卒章显志的文章，“愧怍”是文章之“志”。追问一句，在那个真情缺失的时代，在那样一个病态的社会环境里，谁最应该有愧？是那些昧着良心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大判“葫芦案”的人啊。这些人如果不“愧怍”，不反思，文革的历史就有可能重演。或者说，文化大革命过后，应该“愧怍”的不仅仅是杨绛一个小“我”，每一个比老王相对幸运的人都应该“愧怍”。回读文本，我们不难明白，作者是在借反思自己来反思知识分子，批判文革的忏悔健忘者，呼唤善良人性的回归，呼唤社会的共同反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本色，也是读者应该从作者身上学习的可贵品质。
苏霍姆林斯基说，为了上好一堂课，你一辈子都在备课。面对文本，教师如果从多个角度细细品味，反复咀嚼，就会越嚼越有味。这样，课也一定能上得精彩。
责任编辑 姜楚华
一、裸读捕捉第一感觉
不借助任何资料，能独立、准确地理解文本内涵，是语文教师的看家本领。
《老王》是杨绛先生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讲述的是杨绛一家人和忠厚善良的三轮车夫老王交往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这位不幸者的同情和敬重。
从教师的视角来阅读，本文都是平常的生活叙述，内容并不深奥。通览全篇后，只要调动自己的阅读经验和积累，即使不看教参和各种资料，也能读懂文本大意。懂了，只是文本解读的底线，如何教这篇散文，还需要教师根据阅读时的理解与体会，对文本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加以预判，并富有想象力地把文本初步分解成目标、方法、过程等，为设计教学方案奠定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再次阅读文本时，我清空了先入之见，以初读的心态走进文本，寻找教学的切口。文章结尾一句“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很快进入了我的教学设计视野。这句话中的三个关键词“幸运”“不幸”“愧怍”，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本的内涵。以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把文本中有价值的素材挖掘出来，串联成教学步骤和学习过程，应该是教学《老王》的重点。
二、复读把握教学难点
教师读了课文，有了真体验，可以梳理出牵动全篇的线索。如果再花时间、想办法帮助学生解决疑难点，解读就更有深度。
文眼“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表意非常明确。谁是幸运的人，谁是不幸者？学生很快就能对号入座。问题是，这样对号入座准确吗？老王的不幸，引导学生从外貌特征、身体状况、职业和家庭状况分析，一目了然，但杨绛是个“幸运的人”吗？课文第6段写道，“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还说“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那么，钱先生是什么原因“腿走不得路了”，杨绛又为何不敢乘三轮了？细细品读，在段首找到了原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来，在文革期间，钱钟书、杨绛均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揪出”，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钱钟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腿走不得路了”；同样境地，作为“资本家”的知识分子，谁还敢坐劳苦大众的车呢？文中接下来写，老王把默存拉到了医院，“我”一定要给他钱，老王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文中还提到，“老先生自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这些事实表明，那时候的杨绛一家，并不是真正“幸运的人”，只是相比较而言，作者认为比“老王”幸运一些而已。
至于“愧怍”一词，更值得咀嚼。一个社会总有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幸运者关爱不幸者，是一种责任。从“我”一直关照老王的生意，女儿送大瓶鱼肝油给老王治夜盲症，平时也总是询问老王的生活状况等来看，杨绛一家对老王这个社会底层的车夫如此关心，已经很让人敬佩了，可作者为什么还觉得“愧怍”呢？是因为老王的不幸，抑或是因无法改变老王的不幸而自责？再读文本，感觉如此解读太过肤浅。如果看看老王给杨绛一家送冰，送人，送香油、鸡蛋，再瞧瞧在作者看来是如此吝啬的回报，就能弄清“我”愧怍的真因了。杨绛的愧怍，是自我解剖，更是自我批判，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让人敬佩。
三、研读关注精彩细节
文学作品的魅力有时隐藏在细节里面。在深入研读文本和实际教学过程中，有一处看似随意却耐人寻味的细节，引起了我的深思。
这一细节出现在第3段，作者描述老王身体上的残疾——“瞎眼”时，用了近一段笔墨。对一向用笔俭省的杨绛来说，这实属难得。其中有一句“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初读时，我百思不得其解：营养不良而导致视力失明和得了恶病而失明，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呀，都能昭示出老王的不幸。作者为什么偏要说，得了恶病是更深的不幸呢？仔细研读，发现在这句话前面，有一句看似随意的交代：“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这句交代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因为所有的根据都来自恶意的臆测：“大约”——乱猜疑，“什么恶病”——瞎估计，“老光棍”——断言“年轻时不老实”。这如同鲁迅《孔乙己》中的看客把孔乙己脸上的伤疤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嘲笑的把柄一样。老王除了要忍受身体残疾的不幸之外，还要忍受“更深的不幸”——起码的做人尊严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所以，杨绛认为，同是不幸，得了恶病反而是更深的不幸。
四、回读拓展作品主题
文学作品往往有留白之处，一味地对文本进行“耙地式”解读，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体味到文本更深的内涵。如果从文本中跳出来，把学生的视线引向现实，看一看我们的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人和事，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像老王一样的弱者和不幸者，就会拓展对作品主题的理解。
《老王》是一篇卒章显志的文章，“愧怍”是文章之“志”。追问一句，在那个真情缺失的时代，在那样一个病态的社会环境里，谁最应该有愧？是那些昧着良心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大判“葫芦案”的人啊。这些人如果不“愧怍”，不反思，文革的历史就有可能重演。或者说，文化大革命过后，应该“愧怍”的不仅仅是杨绛一个小“我”，每一个比老王相对幸运的人都应该“愧怍”。回读文本，我们不难明白，作者是在借反思自己来反思知识分子，批判文革的忏悔健忘者，呼唤善良人性的回归，呼唤社会的共同反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本色，也是读者应该从作者身上学习的可贵品质。
苏霍姆林斯基说，为了上好一堂课，你一辈子都在备课。面对文本，教师如果从多个角度细细品味，反复咀嚼，就会越嚼越有味。这样，课也一定能上得精彩。
责任编辑 姜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