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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全新的视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可以说这是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宣言书。基于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同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本文对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条块化特征进行解读，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融合的重大价值，探讨二者进一步融合的渠道。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 传统文化 创造性融合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国家治理提出更高标准，表现在文化思想领域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中的关键是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思想格局中，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条块化特征显著，二者面临解读浅显和结合生硬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命题和意识形态的现状之间矛盾突出，因此有必要进行有机的创新性融合。
党的十九大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是出于全面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考量。
于我国而言，两种意识形态的创新性融合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其他治理范畴现代化程度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整合可以为下一步对经济领域的革新性治理提供稳定可靠的主体制度意识和先进的文化体系支撑。
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本质和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融合，这也是发挥它们最大价值的主要路径。
马克思主义诞生已近170年，它最初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汲取营养，在工人运动的实践基础上丰富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作用，这期间，党和政府基于我国现实和立场不断进行创造性补充，丰富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而中国傳统文化源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兼收并蓄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外来文化的精髓，在一代代历史传承中发展为核心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三项主体内容，已然作为思想DNA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华文化长久以来一直是超级稳定的闭合结构，之所以能够迅速接受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体系在学理、价值体系等多个层面具有一致性。
我国历史上很多精神领袖对世界本源、社会发展和实践方法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评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荀子曾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陆游感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些观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架，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观暗合。
马克思主义倡导“共产主义”，而传统儒家推崇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都具有财产公有、政治民主、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特点，都是超越阶级实现人类完全解放的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儒学从社会个体出发强调其亲社会性，从“民”对“邦”的重要性出发论证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奋斗甚至自我牺牲，儒家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二者的社会理想、对人的看法、道德建设具有高度相似性。
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先天存在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差异。严格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千年历史沉淀形成的东方文化，时间、地域、文化背景的迥异导致二者对集体与个人、伦理与法制、奉献与自由等多种对立关系中不同方面的侧重。
实际上，一致性和差异性并存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根据国家治理需要进行优势强化、劣势互补的深度融合。我国也在实践上对二者的融合作出了很大努力，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兼具新旧理念、中外思维的国家治理手段。比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看重相结合发展为群众路线，注重教化的传统习惯和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磨合生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尚变”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共同形成改革开放理论基础，这些理论犹如飞机跑道上的指示灯和火车的轨道，引导和规范了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
党的十九大后我国将按照报告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意识形态的强大价值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实力增强。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深入骨髓的文明传承决定了传统文化的不可剥离，二者创新性融合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文化背景、精神支撑和创新动力。自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我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一次次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久发展、实力持续提升，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党的十九大明确作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判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成为题中之意，重要着力点之一就是规范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有不少经典研究，比如民本思想、和谐理念、教化传统等。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优秀理念进行重新解读，可以提炼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我国国情的兴国理念，比如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构筑文化强国的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合引经据典，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积聚了至今仍对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具有借鉴价值的优秀理念，也保留了一些与时代不相符合的封建糟粕，要想让我们的民族、国家、政党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传统文化，就需要将其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对照性补充，弃糟粕，扬精髓，更好地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特征进行论述，对精神文明方面的描述较少。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少不了精神文明建设。我国创新性融合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而进行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可以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例证，这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绝非朝夕可就，其实现需要党和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各部门长期坚持配合，需要民众抱以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
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两种意识形态的融合。我国目前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事关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程度，事关全体人民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事关党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需要各级各部门从根本上真正重视起来，积极主动地参与融合工作，这样才可能塑造出符合发展需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目标上要明确新意识形态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新意识形态要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需求，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義，要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思维。这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才能够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后盾和智力支撑。
在任务分配上要明确。意识形态的融合不能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要作为实实在在的任务分配下去、落实下去。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接到任务后需要对照职能特征和业务专长，各司其职，认真执行。比如，党校和学术机构负责理论研究，教育部门负责将其编入教材，宣传部门负责向民众释疑解惑，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相关产业规划，形成完整的软硬件配套，让新的意识形态落到实处、落到基层，在每一位民众心里生根发芽。
在投入方面要完善产、学、研产业链。深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业价值，将其推入市场，拓宽其领域范畴，打造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新时代的文化品牌。将新的意识形态充实到中小学课程、社区宣传和机关文化中，以鲜活的事例和通俗易懂的理论加快民众接受速度。在大学和文化组织中加大对新意识形态的研究力度，和国际学术界扩大交流面，以全球化的视角宣传我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世界影响力构筑。
在监督方面设置反馈机制。对新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接受度、产业发展程度、各主体参与度等进行监测，科学评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同时广开言路，善待批判性思维，定点获取其有益建议，鼓励社会各界尤其是学者提供建议性思维，在融合进程中及时纠偏导正。
严防生搬硬套的融合。针对目前部分群体中存在的食古不化、食“马”不化现象，提早预防生硬嫁接的不良行为，引导其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厚的理性价值，从而进行有机融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和契合性，二者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举足轻重的指导地位。事实上，二者既有相互独立的形成源头，又有相互影响的发展历程，具有有机融合的深厚基础和时代必要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我国新时期的重要任务，二者的进一步融合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
熊志东，2015，《论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怀化学院学报》，第6期。
许青春，200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渊源及其实现路径》，《求索》，第7期，第65～67页。
李翔海，2015，《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论习近平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时代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2期。
责 编/周于琬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 传统文化 创造性融合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7.012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创新性融合的国家治理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国家治理提出更高标准，表现在文化思想领域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中的关键是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思想格局中，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条块化特征显著，二者面临解读浅显和结合生硬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命题和意识形态的现状之间矛盾突出，因此有必要进行有机的创新性融合。
党的十九大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是出于全面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考量。
于我国而言，两种意识形态的创新性融合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其他治理范畴现代化程度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整合可以为下一步对经济领域的革新性治理提供稳定可靠的主体制度意识和先进的文化体系支撑。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创新性融合的基础和价值
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本质和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融合，这也是发挥它们最大价值的主要路径。
马克思主义诞生已近170年，它最初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汲取营养，在工人运动的实践基础上丰富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作用，这期间，党和政府基于我国现实和立场不断进行创造性补充，丰富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而中国傳统文化源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兼收并蓄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外来文化的精髓，在一代代历史传承中发展为核心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三项主体内容，已然作为思想DNA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华文化长久以来一直是超级稳定的闭合结构，之所以能够迅速接受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体系在学理、价值体系等多个层面具有一致性。
我国历史上很多精神领袖对世界本源、社会发展和实践方法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评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荀子曾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陆游感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些观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架，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观暗合。
马克思主义倡导“共产主义”，而传统儒家推崇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都具有财产公有、政治民主、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特点，都是超越阶级实现人类完全解放的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儒学从社会个体出发强调其亲社会性，从“民”对“邦”的重要性出发论证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奋斗甚至自我牺牲，儒家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二者的社会理想、对人的看法、道德建设具有高度相似性。
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先天存在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差异。严格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千年历史沉淀形成的东方文化，时间、地域、文化背景的迥异导致二者对集体与个人、伦理与法制、奉献与自由等多种对立关系中不同方面的侧重。
实际上，一致性和差异性并存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根据国家治理需要进行优势强化、劣势互补的深度融合。我国也在实践上对二者的融合作出了很大努力，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兼具新旧理念、中外思维的国家治理手段。比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看重相结合发展为群众路线，注重教化的传统习惯和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磨合生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尚变”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共同形成改革开放理论基础，这些理论犹如飞机跑道上的指示灯和火车的轨道，引导和规范了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
党的十九大后我国将按照报告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意识形态的强大价值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实力增强。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深入骨髓的文明传承决定了传统文化的不可剥离，二者创新性融合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文化背景、精神支撑和创新动力。自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我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一次次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久发展、实力持续提升，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党的十九大明确作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判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成为题中之意，重要着力点之一就是规范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对此有不少经典研究，比如民本思想、和谐理念、教化传统等。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优秀理念进行重新解读，可以提炼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我国国情的兴国理念，比如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构筑文化强国的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合引经据典，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积聚了至今仍对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具有借鉴价值的优秀理念，也保留了一些与时代不相符合的封建糟粕，要想让我们的民族、国家、政党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传统文化，就需要将其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对照性补充，弃糟粕，扬精髓，更好地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特征进行论述，对精神文明方面的描述较少。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少不了精神文明建设。我国创新性融合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而进行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可以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例证，这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贡献。
国家治理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创新性融合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绝非朝夕可就，其实现需要党和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各部门长期坚持配合，需要民众抱以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
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两种意识形态的融合。我国目前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事关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程度，事关全体人民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事关党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需要各级各部门从根本上真正重视起来，积极主动地参与融合工作，这样才可能塑造出符合发展需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目标上要明确新意识形态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新意识形态要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需求，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義，要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思维。这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才能够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后盾和智力支撑。
在任务分配上要明确。意识形态的融合不能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要作为实实在在的任务分配下去、落实下去。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接到任务后需要对照职能特征和业务专长，各司其职，认真执行。比如，党校和学术机构负责理论研究，教育部门负责将其编入教材，宣传部门负责向民众释疑解惑，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相关产业规划，形成完整的软硬件配套，让新的意识形态落到实处、落到基层，在每一位民众心里生根发芽。
在投入方面要完善产、学、研产业链。深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业价值，将其推入市场，拓宽其领域范畴，打造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新时代的文化品牌。将新的意识形态充实到中小学课程、社区宣传和机关文化中，以鲜活的事例和通俗易懂的理论加快民众接受速度。在大学和文化组织中加大对新意识形态的研究力度，和国际学术界扩大交流面，以全球化的视角宣传我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世界影响力构筑。
在监督方面设置反馈机制。对新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接受度、产业发展程度、各主体参与度等进行监测，科学评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同时广开言路，善待批判性思维，定点获取其有益建议，鼓励社会各界尤其是学者提供建议性思维，在融合进程中及时纠偏导正。
严防生搬硬套的融合。针对目前部分群体中存在的食古不化、食“马”不化现象，提早预防生硬嫁接的不良行为，引导其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厚的理性价值，从而进行有机融合。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和契合性，二者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举足轻重的指导地位。事实上，二者既有相互独立的形成源头，又有相互影响的发展历程，具有有机融合的深厚基础和时代必要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我国新时期的重要任务，二者的进一步融合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熊志东，2015，《论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怀化学院学报》，第6期。
许青春，200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渊源及其实现路径》，《求索》，第7期，第65～67页。
李翔海，2015，《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论习近平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时代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2期。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