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X作”拔牙记忆

　　几十年前，我在旅行社做日语导游，带团过程中发现，不少游客镶着金牙或者银牙，搞不清是一种“炫富”，还是压根儿就“牙”不好，总之，镶牙者比北京人多。和客人混熟了，有一天和客人一起喝酒，客人的一番话让我记忆颇深。一位叫岛田的老者，秃顶，镶着两颗金牙，微醉，晃动着酒盅说：“以现在日本的医疗水平，完全可以研制出一种药，让人不长蛀牙，可齿科界反对，因为这样，牙医就失业了。要知道，日本的牙医诊所比贩卖店（商店）还多呢。开诊所的牙医非常赚钱，全是‘土豪级’。这两颗牙，我花了近百万日元！”一番笑谈，当时，我没太在意。
　　后来，我辞去导游工作，去了日本东京，居住在一个叫“X作”的地方。这是一个偏僻小镇，车站附近仅有一条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却极繁华，竟有好几家“齿科”。商业街之外的地方便是一片寂寥。到日本不久，我便患牙疾，槽牙活动了，疼得不行。要知道，当年，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留学日本都是学医的，因为日本有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牙科大学。我想，在日本治牙，牙医的水平应该不必担心。因此，我想就不必到大医院挂专家号了，车站附近随便找了一家诊所也就是了。
　　进得门来，这“牙科小店”仅有一名中年医生、一名护士，显然是个体户。候诊室里，粉色墙壁，流淌着音乐，还摆着些儿童玩具，营造出不像医院的气氛。坐在椅子上，对面的这位医生戴着一副眼镜，长着一张极精明的脸。拍了照片，他便说：“拔掉！”我问：“疼不疼？”他说：“打麻药，疼什么？”态度冷淡。1990年代，北京人尚不富裕，大部分来日本打工的人，从事的是底层的工作。因此，我们在日本生活的北京人，对日本人的“态度”非常敏感。毕竟，我们是在皇城根儿下长大的，有股子天生“爷”的气质，就怕被人看不起。不过，治牙归治牙，冷淡就冷淡吧。于是，我安心坐在椅子上，听着音乐。麻醉针针管很粗，医生将针头弯成“7”字形，然后，让我张嘴。针扎进去，可不得了，我险些没从座位上跳起来。当时的感觉就是，身体仿佛变成了一根面条，被针头吸进了针管，疼是不言而喻的。过去，读到过“灵魂出窍”一语，不解其意，这回算是读懂了。立马就拔，1分钟解决问题，看来这位日本医生很注重效率。一番煎熬，终于完事。没想到，这位医生指着我的牙齿相片上的另一颗牙，谄笑地说：“这颗牙也坏了，需要拔。”还没有从疼痛中苏醒过来的我，不可能当时再拔一颗牙，但也点了点头。临出门，医生叮嘱我，那颗牙一定要尽快过来治疗，否则影响生活。
　　回到家，我感觉不对劲儿，那颗牙一点儿也不疼，怎么会出问题呢？这时候，我突然回忆起岛田先生晃动酒盅的样子，心生芥蒂，开始怀疑起那位医生。第二天，我换了一家大医院，在立川站附近。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大夫，头发花白，也戴着一副眼镜。见我是中国人，他很高兴，说到中国旅游过，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说了有医生说我的那颗牙需要拔，老大夫显出极度重视的样子。他让我拍张照片再说。拿着照片，他看了好半天，最后他放下照片，严肃地对我说，你的牙没有任何问题。啊！我高兴极了，如释重负。

　　回家后，我将此事讲给房东听，没承想，房东是位仗义执言的人，听罢，竟穿上衣服，板起脸，找那位医生说理去了。晚上，房东对我说：“这是位不好的日本人，你别太介意，绝大多数日本医生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接下来，他劝我说：“别在日本镶牙，太贵，打工挣点钱不容易，你又没有本地的医保，还是回国治吧。听说，你们那边物价极便宜。”晚饭的时候，房东还特意做了一碗汤面给我送了过来。时隔几十年了，回忆起那位日本房東和老大夫，我的心里还暖烘烘的……

感谢“无疼医生——李大夫”

　　此后，我就得了一种病，叫“治牙恐惧症”，就怕牙齿出问题。几年后，我回到北京，没承想又患上牙疾，真可谓“怕什么，来什么”。没辙，只好又奔牙科而去。
　　家住回龙观。偶然的机会，曾到回龙观某街道医院就诊，发现那里的牙科诊室里，悬挂着一面锦旗，上书“治牙无疼”几个大字。旁边还有一面锦旗，是海外老华侨送的，上书“感谢无疼医生——李大夫”云云。印象深刻，记在心里。这次患牙疾，我抱着希望，想着去试试，因此没有去大医院。心想，只要治牙不疼，哪儿都行，管它啥子大医院小医院的，没准儿“庙小神通大”呢。
　　进屋才发现原来李大夫是位女医生，而不是我脑子里幻想的男医生。心里便犯嘀咕，总认为干牙医的最好是男士，不管怎么说，男人比女人有劲儿，拔个牙什么的应该比女大夫快。“快来坐！请坐！椅子还是热的，我刚坐了会儿，就怕你们觉得凉！”李大夫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大口罩，难睹真容，但镜片后的眼睛很秀美，说话的声音里充满热情，而且，嗓子极好，适合于唱青衣。“治牙疼吗？”我还是那句话。“不疼。如果您觉得疼，马上告诉我，跺跺脚也行，我会马上调整，千万别忍着，听见了吗？”春风化雨润心田，一句话，说得我心都快“酥”了。不由得让我想起几天前在某较大医院，接待我的那位男医生，我也问这句“治牙疼吗？”您猜人家是怎么回答的？他半开玩笑地说：“连小孩子都不怕，您还怕？治牙怕疼，上战场就怕死。”我马上回答道：“怕疼，不怕死！”终于，还是找了个借口，没让他治，溜之大吉。
　　没承想，李大夫还是位幽默的人，很善聊。她说我的那颗牙挺忠诚的，补了好几次，还在那儿坚守着呢。“我尽量给您保留，不拔。戴个牙套就行，不管怎么说，还是原装的牙好，能不拔，就不拔。”我问她：“镶牙的材料很多，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什么都能用来镶牙？”她说：“是，用‘铁’做一个，还生锈呢！”一句话，说得我捧腹大笑。谈得投机，我便把在日本的治牙经历讲给她听，听罢，她笑着说，躲过一劫，真聪明，看着您就聪明。我问她，是不是日本的牙科医生医术高明？李大夫说：“不见得，咱们多大的门诊量，咱们国家每年的门诊量可以达到80亿人次或者更多，医生技术的好坏，靠实践，他们没有这么大的门诊量。不过，人家的设备好，可话又说回来了，治病也不能完全靠设备啊。”这话说得没错。我记得一位大人物在一次有关医德的讲话中指出，医生的职责有两方面，一、肉体治疗，二、精神抚慰。医德的“德”字在精神抚慰之中，是超越技能和设备，值得思考的东西。医生是介于普通人与佛之间的职业，医生的所谓“佛心”大概就是医德。有时候，这比什么都重要。边聊边治，我的心思全在谈话上，倒忘了是在治牙。突然，觉得一疼，我刚要跺脚，李大夫笑着对我说：“已经给您治好了！”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为了让我不感觉疼，李大夫想方设法转移我的注意力。治牙哪有百分之百不疼的？疼不疼，全靠医生的技术和为患者服务的那颗“心”啊。

　　10年过去，我住进小汤山的九华山庄，早已离开了回龙观。牙的事儿，谁说得准，又患牙疾，便想起了李大夫。经李大夫镶的那颗牙，至今一点儿问题也没有。驱车10公里，我又来到了回龙观。医院还在，正在装修中。那间小科室也还在，我推门进去，坐着的却是一位男医生。我问起李大夫，他说，李大夫几年前退休了。我问他是否有李大夫的联系电话，他说没有。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说实话，至今我也不清楚李大夫长什么样，只是还记得她的嗓音和笑声。一位好医生真的能让人怀念一辈子啊！后来，牙是在九华医院治好的，遇到的也是一位极和蔼的女医生……

没料到，集市上也能“治牙”

　　尽管现代生活物质丰富，超市林立，许多北京人依旧愿意逛逛集市，享受一种民俗和购物的另类快感。现如今，谈到集市，五环以里恐怕很难寻到踪影了，而出了五环，在城乡接合部，还是有所保留的。我住在小汤山镇，镇里就有好几处集市，比如讲礼村的集市、比如双兴苑小区前的集市，等等。
　　集市里的货物五花八门，蔬菜水果、小百货、服装、花鸟鱼虫等等，甚至还卖古玩字画、家具、眼镜什么的。这么说吧，超市里有的，集市里有;超市里没有的，集市里也有，只是所谓档次低一些，价格便宜。最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在集市里我居然发现了摆地摊的牙科。一张桌子，桌布将桌子罩起来，上边印着治牙广告，治牙镶牙植牙通吃，桌子上摆放着药水牙床模具等物，旁边坐着一位“白大褂”，怎么看都像是农民反串的，出现在北京的六环外，多少有点儿匪夷所思。
　　不过，需求还是有的，服务周到，人家能带上工具箱亲自登门，用不着您大清早跑到医院排队挂号。出于好奇，我就跟“白大褂”聊了起来。据“白大褂”介绍，他的治牙技术是祖传的，一听就是江湖郎中派。所幸“白大褂”很善聊，没等我多问，便侃侃而谈起来。他说：“我们面向的是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群体，这些人也要吃饭也要治牙啊。您让他们治一次牙，一个月工资没了，还怎么生活？再说，许多农民工没有医保，花一分钱，人家都得算计。我们的牙套和假牙是在工厂定做的，别的医院也一样。在我们这里治牙没有问题。只是，智齿我们不治不拔，智齿底下连着大血管和神经，弄不好会面瘫，引发严重疾病，我们没有太先进的设备，所以不接这项业务。其他，没有问题。我们做事是有底线的，讲医德也讲童叟无欺。”当我问起执照问题时，他说：“我们有执照，挂靠在某小医院，你也可以去那家医院联系我们。我们在集上，干了不是一天两天，集市也是有人管理的。”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反正，您让我坐这儿补牙，我还真就没有这个胆量。不过，我还是管他要了一张名片，万一家里闹“经济危机”，兴许……

　　据《科学》子刊报道，科学家发现牙周炎细菌能轻易侵入大脑，甚至导致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牙可不是小事儿，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得了牙疾，理应去正规医院就诊，不建议您去集市撞大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牙科诊所的数量不断增加，不少外资医院也落户京城，比如北京的“瑞尔齿科”“圣贝牙科”“海德堡联合口腔”，等等。毫无疑问，竞争的结果就是价格上的松动和降低。只要肯多跑几家诊所，您就会发现价格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当价格更加亲民了，集市里自然也就没了“白大褂”。千万别信，在牙上拴根线，放个“二踢脚”就能拔牙，说破了天，那不过是一段相声。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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