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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并非来自造物主。美国《独立宣言》认为，造物主赋予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言而喻、不可剥夺，但这些权利清单并不清楚完整，需通过经验予以确证和充实。事实上，再神圣的权利，也常因战争、危机等被搁置与践踏;就算没有造物主，人类在生存时也离不开权利。
有很多中国学者研究后说，中国没有造物主。有人问，盘古不算吗？盘古开天辟地，用身躯造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女娲不算吗？女娲只身走在盘古开辟的天地间，倍感孤寂。于是，她挖了些泥土，和上水，照着自己的影子，捏出来一些小东西，模样与她自己差不多，也有五官七窍，双手双脚，往地上一放就活了起来。女娲把这些小东西叫作“人”。
如果非要把盘古和女娲算作中国的造物主，那关于人的权利，盘古说了什么、写下了什么？女娲又说了什么、写下了什么？似不可考。
在基督教世界，人们视上帝为造物主。这个造物主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他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以舌头谗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夥毁谤邻里……
一本新旧约全书，上帝说了好多，似乎并未直指权利，又句句关乎权利。他教导你应该做的，就是你的义务，你的义务就是他人的权利。但即便造物主一句关于权利的话都没有说，人的权利该有不是还得有吗？
2.权利并非来自自然。自然是价值中立的，没有道德意涵。自然有温情美丽的一面，也有暴虐残酷的一面。以自然作为权利或正当的基础，其实依赖于人性的抉择。人是自利、任性、盲目的，并倾向于败坏。权利如果建立在自然天性的基础上，那就等于把人类交给偶然的力量了。
我们能从自然里得到什么呢？这是权利产生的重大问题。
自然会赋予我们美，山川花草，翠鸟灵兽。但自然也会向我们示丑，枯木、暗礁、生态链杀戮、不适者毁灭。甚至会带给我们惊恐，沙暴、洪水……人的权利若生于如此“两面三刀”的自然，那权利的出处是那些美的、丑的，还是那些令人惊恐的、莫名的、不解的，甚至痛恨的？
若权利真的来自自然，那自然如此纷乱、复杂、多面、杂芜，决定权利的也注定依赖于人性的选择。那什么是人性？是印度圣雄甘地式的，纳粹恶魔希特勒式的？还是特蕾莎修女式的，基地头目本·拉登式的？
若是甘地式的，那世界定会渐渐趋于“非暴力”;若是希特勒式的，那除了日耳曼民族，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就只能被流放、被欺凌、被屠杀;如果是特蕾莎修女式的，那人间的贫困和隔阂一定越来越少;如果是本·拉登式的，那恐怖主义必将在世界各地卷起巨大的黑色风暴……
这4个典型人物出于世，既是必然，也属偶然，把权利交由偶然性来确定，我们或许有一定概率会得到特蕾莎那样的大爱，但也一定有很大概率会陷入希特勒那样的大恶。人的权利不可以由撞大运来确定和实现。
3.权利并非来自逻辑构造。逻辑世界是完美有序的，但它排斥经验，体现出理性的自负。在权利领域，逻辑演绎的先验前提并不存在，或者人们对此无法达成共识。即便提供了某种逻辑，也不一定适用于复杂多变的生活现实。逻辑推理对生活的简化，往往意味着专断的压制。
正如各级政府不断搬出统计数字，说居民收入年年增加，生活水平年年提高，但很多人不光不相信，还反唇相讥：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姑且相信政府的统计数字没有造假，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一些人的抱怨全部失真。双方分歧点在于，政府行的是逻辑，那些人凭的是感觉。逻辑是8÷3=2.666……;感觉则是我是不是这样，周围的人是不是这样。
凭感觉得出的结论与逻辑结果常常不同。梅西获得金球奖，令许多球迷不解。原因很简单，国际足联依据的是统计数字，球迷依据的是或多或少、或完整或零碎的“看在眼里”的感觉。两个结论自然难以重叠。
那逻辑能给出人的权利吗？如，某市去年人均收入水平增加900元，养老保险缴费标准相应提高。这对收入提高了900元的人还倒罢了，可那些收入没有增加到900元，甚至一分钱收入都没增加的人怎么办？
这就要对后者施以特别政策。但这个政策给这些人带来的权利，不是逻辑结果，而是经验结果，即：增长之外，一定有没增长甚至下降的。
4.权利并非来自法律意志。如果权利完全出自法律，那我们对既有法律体系的评判将缺乏依据，比如体现了专权者意志的纳粹法律公然践踏基本权利。当法律意志本身不正义时，根据这种意志定义权利就自相矛盾。
这是两个带“3”的年份，这是两个影响中国政治生活和所有中国人的重大事件：从2003年8月1日起，《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
前一个《办法》施行了21年，后一个《制度》施行了58年，看似一夕间被废止了，实际上不知是由多少恶行造成的死亡和苦难换来的。
2003年3月17日晚，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走在路上时，被警察收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次日被送往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和其他收容人员的殴打，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
历史将铭刻这5个字：“孙志刚事件”。正是这一惊天事件，直接瓦解了收容制度。若无孙志刚之死，若无记者揭黑，若无最高层纠偏，不知还有多少人会受这一制度的戕害。自由流动的权利中断21年后，又回到我们手里。这一权利的回归，不也是那几个凶手的恶行“带来”的吗？
任建宇曾是重庆市彭水县大学生村官。2011年，他在腾讯微博和腾讯博客复制、转发、评点了100多条“负面信息”，于9月23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随后对他“劳动教养两年”。
2012年，众所周知的湖南人唐慧，只因上访反映11岁女儿被强奸，就被当地政府部门处以劳教一年半。虽然劳教很快被取消，但唐慧仍执意将当地劳教委诉上法庭。2013年7月15日，湖南省高院对这起上诉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定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赔偿金2641.15元。
司法部学者王公义2012年底透露：目前中国被劳教人员有6万多;劳教制度实施后，被劳教人员最多时达30余万，最少时也超5000人。
这些人就这样未经法院审判，就被剥夺了自由权。58年啊，这一恶制背后，埋着多少人的苦难;苦难背后，又藏着多少未清算的恶行！
5.权利来自于人类不正义的集体经验。出于对公认的恶行的恐惧，人们才不断构建权利。这只需对坏社会和恶行具有基本认识或共识就够了。
黑体字摘自（美）艾伦·德肖维茨所著《你的权利从哪里来》W
有很多中国学者研究后说，中国没有造物主。有人问，盘古不算吗？盘古开天辟地，用身躯造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女娲不算吗？女娲只身走在盘古开辟的天地间，倍感孤寂。于是，她挖了些泥土，和上水，照着自己的影子，捏出来一些小东西，模样与她自己差不多，也有五官七窍，双手双脚，往地上一放就活了起来。女娲把这些小东西叫作“人”。
如果非要把盘古和女娲算作中国的造物主，那关于人的权利，盘古说了什么、写下了什么？女娲又说了什么、写下了什么？似不可考。
在基督教世界，人们视上帝为造物主。这个造物主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他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以舌头谗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夥毁谤邻里……
一本新旧约全书，上帝说了好多，似乎并未直指权利，又句句关乎权利。他教导你应该做的，就是你的义务，你的义务就是他人的权利。但即便造物主一句关于权利的话都没有说，人的权利该有不是还得有吗？
2.权利并非来自自然。自然是价值中立的，没有道德意涵。自然有温情美丽的一面，也有暴虐残酷的一面。以自然作为权利或正当的基础，其实依赖于人性的抉择。人是自利、任性、盲目的，并倾向于败坏。权利如果建立在自然天性的基础上，那就等于把人类交给偶然的力量了。
我们能从自然里得到什么呢？这是权利产生的重大问题。
自然会赋予我们美，山川花草，翠鸟灵兽。但自然也会向我们示丑，枯木、暗礁、生态链杀戮、不适者毁灭。甚至会带给我们惊恐，沙暴、洪水……人的权利若生于如此“两面三刀”的自然，那权利的出处是那些美的、丑的，还是那些令人惊恐的、莫名的、不解的，甚至痛恨的？
若权利真的来自自然，那自然如此纷乱、复杂、多面、杂芜，决定权利的也注定依赖于人性的选择。那什么是人性？是印度圣雄甘地式的，纳粹恶魔希特勒式的？还是特蕾莎修女式的，基地头目本·拉登式的？
若是甘地式的，那世界定会渐渐趋于“非暴力”;若是希特勒式的，那除了日耳曼民族，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就只能被流放、被欺凌、被屠杀;如果是特蕾莎修女式的，那人间的贫困和隔阂一定越来越少;如果是本·拉登式的，那恐怖主义必将在世界各地卷起巨大的黑色风暴……
这4个典型人物出于世，既是必然，也属偶然，把权利交由偶然性来确定，我们或许有一定概率会得到特蕾莎那样的大爱，但也一定有很大概率会陷入希特勒那样的大恶。人的权利不可以由撞大运来确定和实现。
3.权利并非来自逻辑构造。逻辑世界是完美有序的，但它排斥经验，体现出理性的自负。在权利领域，逻辑演绎的先验前提并不存在，或者人们对此无法达成共识。即便提供了某种逻辑，也不一定适用于复杂多变的生活现实。逻辑推理对生活的简化，往往意味着专断的压制。
正如各级政府不断搬出统计数字，说居民收入年年增加，生活水平年年提高，但很多人不光不相信，还反唇相讥：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姑且相信政府的统计数字没有造假，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一些人的抱怨全部失真。双方分歧点在于，政府行的是逻辑，那些人凭的是感觉。逻辑是8÷3=2.666……;感觉则是我是不是这样，周围的人是不是这样。
凭感觉得出的结论与逻辑结果常常不同。梅西获得金球奖，令许多球迷不解。原因很简单，国际足联依据的是统计数字，球迷依据的是或多或少、或完整或零碎的“看在眼里”的感觉。两个结论自然难以重叠。
那逻辑能给出人的权利吗？如，某市去年人均收入水平增加900元，养老保险缴费标准相应提高。这对收入提高了900元的人还倒罢了，可那些收入没有增加到900元，甚至一分钱收入都没增加的人怎么办？
这就要对后者施以特别政策。但这个政策给这些人带来的权利，不是逻辑结果，而是经验结果，即：增长之外，一定有没增长甚至下降的。
4.权利并非来自法律意志。如果权利完全出自法律，那我们对既有法律体系的评判将缺乏依据，比如体现了专权者意志的纳粹法律公然践踏基本权利。当法律意志本身不正义时，根据这种意志定义权利就自相矛盾。
这是两个带“3”的年份，这是两个影响中国政治生活和所有中国人的重大事件：从2003年8月1日起，《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
前一个《办法》施行了21年，后一个《制度》施行了58年，看似一夕间被废止了，实际上不知是由多少恶行造成的死亡和苦难换来的。
2003年3月17日晚，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走在路上时，被警察收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次日被送往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和其他收容人员的殴打，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
历史将铭刻这5个字：“孙志刚事件”。正是这一惊天事件，直接瓦解了收容制度。若无孙志刚之死，若无记者揭黑，若无最高层纠偏，不知还有多少人会受这一制度的戕害。自由流动的权利中断21年后，又回到我们手里。这一权利的回归，不也是那几个凶手的恶行“带来”的吗？
任建宇曾是重庆市彭水县大学生村官。2011年，他在腾讯微博和腾讯博客复制、转发、评点了100多条“负面信息”，于9月23日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随后对他“劳动教养两年”。
2012年，众所周知的湖南人唐慧，只因上访反映11岁女儿被强奸，就被当地政府部门处以劳教一年半。虽然劳教很快被取消，但唐慧仍执意将当地劳教委诉上法庭。2013年7月15日，湖南省高院对这起上诉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定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赔偿金2641.15元。
司法部学者王公义2012年底透露：目前中国被劳教人员有6万多;劳教制度实施后，被劳教人员最多时达30余万，最少时也超5000人。
这些人就这样未经法院审判，就被剥夺了自由权。58年啊，这一恶制背后，埋着多少人的苦难;苦难背后，又藏着多少未清算的恶行！
5.权利来自于人类不正义的集体经验。出于对公认的恶行的恐惧，人们才不断构建权利。这只需对坏社会和恶行具有基本认识或共识就够了。
黑体字摘自（美）艾伦·德肖维茨所著《你的权利从哪里来》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