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要有一点怀疑精神的。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的话，就是告诫我们不要迷信书本，对于书中所言，不仅不要轻信，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进行一番仔细的甄别和思考。戴震是清代的大学者，据说他10岁时，老师教他读《大学章句》，他问老师，怎么知道这是孔子所说而曾子转述的？又怎么知道这是曾子的意思而被其门人记录下来的呢？老师说，前辈大师朱熹在注释中就是这样讲的。戴震又问，朱熹是什么时候的人啊？老师说，南宋时的人。戴震再问，孔子、曾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老师说，东周时的人。戴震继续问，东周距南宋有多久了？老师说，差不多两千年了吧。戴震于是说，那么，朱熹是怎么知道的呢？老师无言以对。
　　人性本善，这个善，并不单指善良，还有人的知性。而追根究底的怀疑精神正是知性的一种表现。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这点慧根是不能少的。陈寅恪在王国维沉湖之后为其撰写的碑铭中，把它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发挥到极致的一种说法。戴震则指出：“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也恰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他还说，戴震能成为一代宗师，皆因他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这样一种本能。
　　其实，梁启超对于所读之书也是不肯轻信的。他作《王安石（荆公）传》，为了弄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穷究其原因，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了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与《宋史》所记互相参证。他发现，《宋史》记载的王安石变法有许多不实之词，“重以入主出奴，谩辞溢恶，虚构事实，所在矛盾”。这是因为，《宋史》完成于南渡以后的史官之手，元人又因而袭之，其中多为反对党对王安石的诋毁和污蔑，“其为意气偏激，固无待言”。梁启超则“一一详辩之”，所资之参考书竟不下百种。可见，读书不盲从、不轻信，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初做学问，或容易被别人所蒙蔽，待稍微读了几本书之后，又容易被自己所蒙蔽。既不“以人蔽己”，又不“以己自蔽”，则怀疑的精神固然重要，而质疑的能力就更显得重要。戴震总结为“学有三难”。哪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就是说，即使你有怀疑的精神，即使你不想盲从和轻信，但如果你过不了“淹博”“识断”“精审”这三关，还是免不了被蒙蔽。
　　戴震这么说，自是他切身所体会的。而这些体会，“实从甘苦阅历得”，又不是凭空可以想象的。事实上，要将这“三难”变成三不难，殊非易事。历史上许多大学者或大师，也只能三取其一，或三取其二。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书籍早已浩如烟海，其中真伪正误，则殊不知凡几，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讲到如何鉴别伪书、伪事，前后就列举了近20条。他还现身说法，讲到“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就举了自己所著《戊戌政变记》一书为例，他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氏在这本书中究竟“放大”了哪些“真迹”，以致所记不敢承认为“信史”，他没有说，但他的意思，我想，是要我们再读此书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疑问的目光，把那些“放大”的“真迹”还原为真相。
　　但也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梁启超语）。或如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这正是读书的辩证法。
　　郭旺启荐自《联谊报》2017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