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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人物之一的任促夷去了，但这个变革的时代还在继续
在广东政声颇佳的前省委书记任仲夷于11月15日在穗去世。这位见证了百年中国重大事件与关键转折的九秩老人，一向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
他主政广东的五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肇创惟艰的关键时期。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任仲夷无疑就是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前锋。
他提出的“排污不排外”的口号，在复杂多变的改革年代，廓清了改革利弊取合的界限；他主持制定的“31号”文件，将弹丸之地的蛇口，变为举世瞩目的改革前沿；他果断主持会议，为蒙冤30载的“广东地方主义”受难者昭雪平反。
很难想像在当时桎梏重重的陈规腐制之下，在主持广东全局工作之时，任仲夷尚需以莫大的智慧和勇气去面对那些出自保守思想的非议和责难。他始终以坚忍不拔的极大耐心，兢兢业业地低头做事，抬头说话。
在颐养天年之际，他依然抱着对改革伟业的极大热忱，给改革的受惠者及后来人表露心迹，建言进策，烈士暮年，壮心犹在。
智者
1981年底，中央领导注意到广东一些干部利用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便，进行经济投机活动。次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粤闽两省座谈会。一时之间，对于改革开放的质疑者也多了起来。
会议上派发的文件中还有有关部门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任仲夷称，“非常耐人寻味”。当时的一些同志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任仲夷说，“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为了顾全大局，胡耀邦要任给中央写个检查。当时任仲夷虽然不同意一些领导同志“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但是他还是写了这个检查。
随后，在广东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那些不利于改革开放和广东发展的话，任仲夷都没有传达。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任仲夷说：“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当时有报纸批评演员拿着麦克风走着唱歌是“资产阶级腐朽台风”，有记者就此问题请教任仲夷。任说，“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勇者
在“两个凡是”年代，任仲夷是率先写文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地方大员之一，举国为之侧目。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他还主持省委会议，为张志新平反。他甚至建议华国锋给张题词。这在当时，都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的。
任仲夷说，“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在198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到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任仲夷认为，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如果按照“十二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
相反，他在广东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堡垒发起了一次次攻关。外贸改革，物价改革，工交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每一个动作都是对固有思维的大解放，都是市场经济的进步。面对质疑，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选择了迎头而上。
如果说广东是中国的样板，那么蛇口就是广东的样板。没有蛇口速度，就没有深圳速度。有任仲夷这样的省委书记，也就有袁庚这样的实干家。他们在很多方面类似：思想解放，作风开明，有勇有谋。许多青年人至今仍然怀念当年蛇口的风气。
达者
晚年的任仲夷，因为左眼患黄斑症，只能用右眼视物，加之他右耳背了，故而笑称自己是“一目了然，偏听不偏信”。他一直坚持读书看报，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不关心。他喜欢游泳和散步，“要想活就得动。人老了，就不能太动了，但是还必须常常活动。”
任仲夷有一枚闲章，经常用于题词的落款。这枚刻着“是是非非”的闲章，刻于1980年。这个词出自《荀子·修身篇》。任仲夷自己解释道，“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凡是正确的就肯定，凡是错误的就否定；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
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有刻骨铭心之感。经过“文革”和“两个凡是”，我深感“实事求是”对于改革开放的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的命运，实际上就系于这四个字。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要有些勇气。要真正做到“是是非非”，必须敢于“实事求是”，有时甚至还要有大无畏的胆识才行啊!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注定了任仲夷要被人们如此铭记和爱戴。
作为改革开放标志人物之一的任仲夷去了，但这个变革的时代还在继续。
在广东政声颇佳的前省委书记任仲夷于11月15日在穗去世。这位见证了百年中国重大事件与关键转折的九秩老人，一向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
他主政广东的五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肇创惟艰的关键时期。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任仲夷无疑就是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前锋。
他提出的“排污不排外”的口号，在复杂多变的改革年代，廓清了改革利弊取合的界限；他主持制定的“31号”文件，将弹丸之地的蛇口，变为举世瞩目的改革前沿；他果断主持会议，为蒙冤30载的“广东地方主义”受难者昭雪平反。
很难想像在当时桎梏重重的陈规腐制之下，在主持广东全局工作之时，任仲夷尚需以莫大的智慧和勇气去面对那些出自保守思想的非议和责难。他始终以坚忍不拔的极大耐心，兢兢业业地低头做事，抬头说话。
在颐养天年之际，他依然抱着对改革伟业的极大热忱，给改革的受惠者及后来人表露心迹，建言进策，烈士暮年，壮心犹在。
智者
1981年底，中央领导注意到广东一些干部利用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便，进行经济投机活动。次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粤闽两省座谈会。一时之间，对于改革开放的质疑者也多了起来。
会议上派发的文件中还有有关部门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任仲夷称，“非常耐人寻味”。当时的一些同志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任仲夷说，“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为了顾全大局，胡耀邦要任给中央写个检查。当时任仲夷虽然不同意一些领导同志“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但是他还是写了这个检查。
随后，在广东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那些不利于改革开放和广东发展的话，任仲夷都没有传达。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任仲夷说：“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当时有报纸批评演员拿着麦克风走着唱歌是“资产阶级腐朽台风”，有记者就此问题请教任仲夷。任说，“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勇者
在“两个凡是”年代，任仲夷是率先写文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地方大员之一，举国为之侧目。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他还主持省委会议，为张志新平反。他甚至建议华国锋给张题词。这在当时，都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的。
任仲夷说，“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在198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到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任仲夷认为，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如果按照“十二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
相反，他在广东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堡垒发起了一次次攻关。外贸改革，物价改革，工交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每一个动作都是对固有思维的大解放，都是市场经济的进步。面对质疑，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选择了迎头而上。
如果说广东是中国的样板，那么蛇口就是广东的样板。没有蛇口速度，就没有深圳速度。有任仲夷这样的省委书记，也就有袁庚这样的实干家。他们在很多方面类似：思想解放，作风开明，有勇有谋。许多青年人至今仍然怀念当年蛇口的风气。
达者
晚年的任仲夷，因为左眼患黄斑症，只能用右眼视物，加之他右耳背了，故而笑称自己是“一目了然，偏听不偏信”。他一直坚持读书看报，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不关心。他喜欢游泳和散步，“要想活就得动。人老了，就不能太动了，但是还必须常常活动。”
任仲夷有一枚闲章，经常用于题词的落款。这枚刻着“是是非非”的闲章，刻于1980年。这个词出自《荀子·修身篇》。任仲夷自己解释道，“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凡是正确的就肯定，凡是错误的就否定；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
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有刻骨铭心之感。经过“文革”和“两个凡是”，我深感“实事求是”对于改革开放的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的命运，实际上就系于这四个字。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要有些勇气。要真正做到“是是非非”，必须敢于“实事求是”，有时甚至还要有大无畏的胆识才行啊!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注定了任仲夷要被人们如此铭记和爱戴。
作为改革开放标志人物之一的任仲夷去了，但这个变革的时代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