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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杭州市农民工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表明,由于社会环境和交际对象的变化,城市农民工大多实现了语言转型,由单语人或潜在的双语人转变为现实的双语者,部分甚至是多语者,表现出高度一致的语言行为变化和主流化的语言认同态度,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有四个发展趋势。
关键词: 农民工 语言接触 语言行为 语言认同
一、前言
农民工是伴随我国社会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数量庞大、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由于兼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社会身份,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域之间迁徙流动,农民工的交际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外出务工前,农民工处于乡村单一的共同生活区域中,交际圈相对稳定;进城务工后,交际圈一分为三:农民工家庭内部交际圈、农民工与城市其他务工人员交际圈、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交际圈。社会语言学认为,使用中的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会相互作用并产生社会效应。曾经长期使用单一家乡话进行交际的农民工,在城市多元化的语言环境中,是否因频繁的语言接触而发生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的转变?有哪些趋于一致的规律?家乡话、打工地方言和普通话三者在这一特殊群体中是如何相互影响与融合的?这些问题,是当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城市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的调查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旨在调查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语言接触和语言认同的现状,探讨其发展趋势。
二、调查范围与基础数据
2009年2—3月、7—8月,我们以浙江省杭州市为调查地,先后两次展开农民工语言使用状况调查。浙江省经济发达,是目前中国吸收外来农业人口能力较强的省份之一。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城市,农民工数量众多,截至2009年2月15日,杭州市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281.7万①。杭州历史悠久,是众多高等院校的聚集地,有良好的讲普通话的传统;杭州人对杭州话也很有感情,公共场合使用杭州话比较普遍,杭州方言在地方传媒中蔚为流行。这种相对复杂的语言环境对农民工的语言生活有较大的触动与影响,因此,在观察农民工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问题上,杭州不失为一个有代表性的选择。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个别访谈,问卷调查采用由调查员询问并填写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66份,回收566份,经检查全部为有效问卷。所有数据录入Microsoftaccess数据库,使用统计软件SPSS11.0进行统计学分析。以下是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
表1 农民工语言状况调查全部样本情况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农民工的语言接触和语言能力。
本次调查设计了10个问题考察农民工的语言接触状况和不同语言变体的交际能力。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杭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具有以下特点。
1.双语型比例极高,部分农民工甚至是多语者。
在调查农民工的语言使用类型时,我们提供了家乡话、普通话、杭州话和其他地区方言四个选项(可多选)②供选择。结果显示,双语型的农民工比例很高,占了总人数的81.5%,绝大部分人在杭州时都同时掌握了家乡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变体。有17.5%的农民工甚至是多语者,在掌握家乡话和普通话的基础上,还能使用杭州话或其他打工停留地的方言。单语人只有3个,仅占0.5%,且均为家乡话单语者,均为家政行业,2人年龄在41—50岁段,1人在50岁及以上年龄段;2人不识字,1人初中教育水平。我们分析,单语人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方面的原因,年龄偏大的农民工没有受过学校普通话教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使用单语的几率较大;二是工作环境相对封闭,很少接触外界,彼此之间多使用家乡话交流。
表2 语言使用类型
2.自我判定普通话水平较好或打工后提升较快。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自我判定普通话水平普遍较好,极少有人听不懂普通话或不会说普通话。从打工前后普通话水平变化的自我判定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民工认为打工后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有明显提升,尤其是说的能力进步很大,有50%的人表示“说得比以前多了”,有64.7%的人觉得自己“说得比以前好了”。通过访谈我们得知,不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前只是家乡话单语人或潜在的家—普双语人,部分人虽然已有一定的普通话基础,但由于在农村的大部分社交场合缺乏使用机会,听和说的能力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听的能力较强,说的能力较弱。出门打工后,随着交际面的扩展,他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大大增加,在使用普通话的同时,不自觉地提升了普通话水平,从不会说变为会说,從说得不好变为说得越来越好,成为了现实的双语人。可见,打工行为在促使农民工实现语言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自我判定打工地方言——杭州话水平普遍较差。
数据显示,农民工自我判定杭州话水平普遍较差。听的能力方面,只有一半人自述“完全能听懂”或“大部分能听懂”;说的水平则更差,超过80%的人只能“简单说几句”或“完全不会说”。在自我判定打工前后杭州话水平的变化时,多数人感觉自己听的能力有所提高,但说的能力提升相对较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各方面都“没有变化”。我们分析,多数农民工来自外省,属于北方方言区和赣方言区,由于杭州话属于吴方言,与普通话沟通度比较低,因此真正掌握杭州话的农民工很少。而且,很多农民工虽然在杭州打工,但是由于工作环境、居住情况和交往对象的限制,学习和使用杭州话的机会很少,因而杭州话水平提升不太明显。
4.家乡话水平整体保持良好,少数出现程度退化迹象。
家乡话水平整体保持良好,但是,有0.5%的人表示“只能听懂一点”,0.4%的人“完全听不懂”,2.3%的人“只能简单说几句”,0.4%的人“完全不会说”。在自我判定打工前后家乡话的变化时,总计超过50%的农民工感觉家乡话说得“有些变味,不地道了”,或“有些意思用家乡话不会表达了”、“讲家乡话时会混入几句普通话或其他方言”。这表明,有少数人的家乡话出现了程度退化。经过访谈,我们发现,家乡话使用退化者主要是一些年龄较小和打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他们或者由于在校接受普通话教育而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使用普通话,或者因为在外长期打工融入了城市,家乡话疏于使用,久而久之出现程度退化。在回答“说哪种话能最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普通话”,而非“家乡话”。这一事实说明,在城市多语并存的现实中,家乡话存在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已经消失或淡化了,这是正常的语言变异现象,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可以预测,在将来,城市农民工的家乡话将会进一步弱化。
(二)农民工的语言行为。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设计了7个问题来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语言行为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如下。
1.普通话使用频繁,已经取代家乡话成为打工期间最主要的交际用语。
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打工期间三种语言变体按使用频率从多到少排列依次为:普通话>家乡话>杭州话。普通话和家乡话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杭州话,其中,普通话是农民工自述在杭州最常用的语言,使用比例高达89.2%。这说明,就语言使用的整体情况而言,对于多数在杭农民工来说,普通话已经取代家乡话成为打工期间最主要的交际用语。但是,农民工回老家还是以说家乡话为主,比例达80%,说明农民工对语码的选择受语言存在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制约。
在整理调查数据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了省内打工者的语言行为选择。杭州是浙江的省会城市,就杭州话的区域地位来看,是强势方言,从强势方言对弱势方言的影响来看,杭州话应该成为省内打工者容易仿效的对象;且由于同属吴方言,打工者的家乡话与杭州话之间本身就有一些共同的语音特点,但事实却非如此,省内打工者的语言行为选择并没有呈现向中心城市杭州方言靠拢的趋势,相反,却与其他外省打工者一样呈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演变趋势。这应当与打工者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认知有关。
2.根据与交际对象的关系选择语码,语言使用具有代际性差异。
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在城市的语言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普通话和家乡话有明确分工:与交际对象的关系越是亲近、熟悉,选择家乡话的概率就越高;反之,与交际对象的关系越是疏远、陌生,选择普通话的比例就越高。而且,即使在家庭内部,农民工与父母、丈夫(或妻子)、子女三代人交谈时语言选择也有一定的规律:随着交谈对象年龄的减小,家乡话的使用呈下降趋势,普通话的使用呈上升趋势,可以说,农民工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具有代际性差异。从访谈中我们得知,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的语言应用观念趋向保守,年龄越大的人,越不愿意在家庭中说普通话,只有跟外人交往的场合偶尔使用普通话。而一般农民工二代正处于上中小学的年龄,由于教育部门有要求,学生在校应说普通话,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家庭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较高,不少父母为了照顾孩子,在家庭中与孩子交谈时也会不自觉地使用普通话。
3.不同场合的语码选择取决于交际空间的开放度和交际场合的正式度。
数据显示,在家庭内部,农民工以说家乡话为主。通过对一些被调查对象的访谈,我们得知,除了少数农民工子女因为学校教育原因,按照学校的要求在家里练习使用普通话外,在家庭对话,和同乡或亲友交谈时,他们觉得很难开口使用普通话,使用家乡话显出一种天然的和谐与融洽。随着交际空间开放度和交际场合正式度的递增,普通话的选用频率随之递增,而家乡话的选用率骤然减少。去社区或政府部门办事最为正式和严肃,所谈内容几乎没有日常生活,因此选用普通话的比例最高;而在菜场、单位等场合就相对随意一些,说家乡话的比例也相应略高一些。结合与不同交际对象的语言选用数据,可以看出,在杭农民工打工期间,家乡话和普通话处在分存并用的局面,家乡话成为维系家庭和乡土情感的内部交流语言,而普通话则成为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外部交际语言。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跟家庭之外的人打交道,往往出于一种获利目的,此时,即使是普通话很蹩脚的人,也会努力去说普通话。农民工语言行为上发生的这种种变化,增加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力,提升了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
(三)农民工的语言态度。
本次调查设计了10个问题以考察农民工对不同语言变体的语言态度和相关因素,数据显示,在杭农民工的语言态度呈现出主流趋势。
1.打工后,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超过家乡话,对普通话的学习期望值高。
从数据可以看出,打工前,农民工对家乡话的情感认同度最高,普通话次之,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流露无疑;打工后,农民工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超过了家乡话,而且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较高,合计有85.5%的人喜欢说普通话,希望普通话水平达到“听说都没问题”的比例为77.9%。这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语言选择价值观的转变,即由原来单一乡村环境下的“核心价值观”(Smolicz,1981)转变为多种语言(方言)并存环境下的“市场价值观”(Bourdieu,1982)。虽然进入城市之后,农民工仍然对家乡话抱着深厚的感情,但是,打工行为开始促使农民工理性审视不同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和功用。由于在城市就业或与人交流都离不开普通话,普通话在农民工的经济利益追求中日显重要,出于对自身发展前途的考虑,体现在语言态度上,就出现了扬弃家乡话,推崇普通话的态势。农民工的这种语言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交际。可见,社会群体对一种语言变体社会地位和经济功能的认同可能提高对这种语言变体的价值评价,并潜移默化地引导他们对语言的情感倾向,进而影响他们的语言行为。
但是,调查数据显示,也有一定比例的人对语言变体的选择持无所谓态度,这部分农民工只是把语言看作一种工具,对交际工具没有太多的个人喜好。
2.对子女学习普通话和外语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对家乡话的失传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
虽然农民工对家乡话有较高的情感认同,但从农民工对后代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期望来看,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家乡话有让位于普通话和外语的趋向。数据显示,农民工对子女学习普通话和外语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对家乡话的失传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甚至有少数农民工不希望子女保持家乡话。可以预见,在若干年后,一部分农民工的子女可能会成长为只会说普通话的“无方言群体”,这些人一旦回到家乡,可能会因为语言使用习惯的不同而被视为“外乡人”,这种边缘化是否会使农民工的下一代重蹈他们父辈身份认同的困惑,值得思考。
3.对打工地方言(杭州话)的情感认同度和学习期望值较低。
在问及“与说杭州话的杭州人交谈的感受”时,“羡慕会说杭州话的人”和认为“如果我会说杭州话,工作和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的分别占22%和43.5%,说明很多农民工还是认可杭州话对于在杭州打工与生活的现实性,但他们对杭州话的情感认同和学习期望值却远远低于普通话。虽然打工后,喜欢杭州话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整体上看,对杭州话持“不喜欢”的负面情绪的人仍高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由于自己不会说杭州话,在与说杭州话的人交谈时,有“我不属于这里”、“杭州人很排斥我们外来打工者”、“我在杭州低人一等”、“很反感”等负面情绪的人合计也占47.7%。这说明,农民工对于打工地方言有一定的排斥心理。语言演变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发生与进行的,由于农民工对杭州话的认同度不高,这种较低的认同度自然会影响到农民工对杭州话的接受度,这符合社会语言学中的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中的靠拢(convergence)现象,即当家乡话与普通话、当地方言有面对面接触机会时,由于对普通话有极高的认同度,自然就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所说的家乡话向普通话靠拢,而不是向当地方言杭州话靠拢。与之相应,农民工对自己杭州话的学习期望值也大大低于普通话,仅有三分之一的人希望杭州话水平能达到“听说都没问题”的程度,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甚至对杭州话水平“没有要求”。
四、结语
根据本次农民工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分析,综合各方面材料,我们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的大致趋势如下。
(一)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语言观念和语言态度。
随着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民工的语言观念将从原来单一乡村环境下的“核心价值观”转变为多语并存环境下的“市場价值观”。具体表现为,在自身语言选择上,尤其是对子女的母语教育方面,他们一般会选择强势语言或主流语言,以及对今后个体实用的语言。
(二)家乡话在家庭环境中的地位暂无实质性动摇,但潜存危机。
城市化将增加农民工语言接触的范围与深度,扩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语言接触和交往范围,家乡话存在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将逐步消失或淡化。从调查现状来看,家乡话在城市农民工家庭和聚居区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但年轻农民工及农民工二代由于普遍接受学校教育,家乡话水平将会进一步弱化。
(三)普通话的绝对优势地位可能延伸至家庭内部。
随着国家推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传播媒体语言的渗透,以及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对普通话优势地位的深刻认同,普通话在城市农民工生活和工作中的强势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普通话将成为农民工打工期间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外部交际工具,家庭双语现象将逐渐普遍化。
(四)打工地方言将有一定的学习需求。
随着进城务工的常态化,农民工的城市居留能力有所增强,定居城市的意愿也会日渐增多,加上某些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对自身职业化要求的提高,打工地方言在城市农民工群体中会有一定的学习需求。对农民工来说,掌握打工地方言,有利于加强人际交流,开拓职业前途,真正融入城市。
注释:
①《每日商报》2009年4月8日“城事”版《杭州市登记在册流动人口达281.7万》。
②“可多选”的题目各选项选择人数的百分比之合可能大于100%,下同。
参考文献:
[1]陈建民.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2]力量、夏历.城市农民工用语现状与发展趋势[J].河北学刊,2008,(7).
[3]屠国平.宁波市外来人口语言生活状况考察[J].语言文字应用,2008,(1).
[4]刘玉屏.农民工语言行为的社会文化解读——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个案[J].修辞学习,2008,(3).
本文是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课题《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语言变异与语言认同研究——以杭州市区农民工为研究样本》(项目批准号:07WHDD012Z)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农民工 语言接触 语言行为 语言认同
一、前言
农民工是伴随我国社会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数量庞大、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由于兼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社会身份,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域之间迁徙流动,农民工的交际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外出务工前,农民工处于乡村单一的共同生活区域中,交际圈相对稳定;进城务工后,交际圈一分为三:农民工家庭内部交际圈、农民工与城市其他务工人员交际圈、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交际圈。社会语言学认为,使用中的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会相互作用并产生社会效应。曾经长期使用单一家乡话进行交际的农民工,在城市多元化的语言环境中,是否因频繁的语言接触而发生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的转变?有哪些趋于一致的规律?家乡话、打工地方言和普通话三者在这一特殊群体中是如何相互影响与融合的?这些问题,是当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城市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的调查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旨在调查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语言接触和语言认同的现状,探讨其发展趋势。
二、调查范围与基础数据
2009年2—3月、7—8月,我们以浙江省杭州市为调查地,先后两次展开农民工语言使用状况调查。浙江省经济发达,是目前中国吸收外来农业人口能力较强的省份之一。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城市,农民工数量众多,截至2009年2月15日,杭州市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281.7万①。杭州历史悠久,是众多高等院校的聚集地,有良好的讲普通话的传统;杭州人对杭州话也很有感情,公共场合使用杭州话比较普遍,杭州方言在地方传媒中蔚为流行。这种相对复杂的语言环境对农民工的语言生活有较大的触动与影响,因此,在观察农民工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问题上,杭州不失为一个有代表性的选择。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个别访谈,问卷调查采用由调查员询问并填写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66份,回收566份,经检查全部为有效问卷。所有数据录入Microsoftaccess数据库,使用统计软件SPSS11.0进行统计学分析。以下是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
表1 农民工语言状况调查全部样本情况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农民工的语言接触和语言能力。
本次调查设计了10个问题考察农民工的语言接触状况和不同语言变体的交际能力。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杭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具有以下特点。
1.双语型比例极高,部分农民工甚至是多语者。
在调查农民工的语言使用类型时,我们提供了家乡话、普通话、杭州话和其他地区方言四个选项(可多选)②供选择。结果显示,双语型的农民工比例很高,占了总人数的81.5%,绝大部分人在杭州时都同时掌握了家乡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变体。有17.5%的农民工甚至是多语者,在掌握家乡话和普通话的基础上,还能使用杭州话或其他打工停留地的方言。单语人只有3个,仅占0.5%,且均为家乡话单语者,均为家政行业,2人年龄在41—50岁段,1人在50岁及以上年龄段;2人不识字,1人初中教育水平。我们分析,单语人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方面的原因,年龄偏大的农民工没有受过学校普通话教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使用单语的几率较大;二是工作环境相对封闭,很少接触外界,彼此之间多使用家乡话交流。
表2 语言使用类型
2.自我判定普通话水平较好或打工后提升较快。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自我判定普通话水平普遍较好,极少有人听不懂普通话或不会说普通话。从打工前后普通话水平变化的自我判定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民工认为打工后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有明显提升,尤其是说的能力进步很大,有50%的人表示“说得比以前多了”,有64.7%的人觉得自己“说得比以前好了”。通过访谈我们得知,不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前只是家乡话单语人或潜在的家—普双语人,部分人虽然已有一定的普通话基础,但由于在农村的大部分社交场合缺乏使用机会,听和说的能力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听的能力较强,说的能力较弱。出门打工后,随着交际面的扩展,他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大大增加,在使用普通话的同时,不自觉地提升了普通话水平,从不会说变为会说,從说得不好变为说得越来越好,成为了现实的双语人。可见,打工行为在促使农民工实现语言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自我判定打工地方言——杭州话水平普遍较差。
数据显示,农民工自我判定杭州话水平普遍较差。听的能力方面,只有一半人自述“完全能听懂”或“大部分能听懂”;说的水平则更差,超过80%的人只能“简单说几句”或“完全不会说”。在自我判定打工前后杭州话水平的变化时,多数人感觉自己听的能力有所提高,但说的能力提升相对较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各方面都“没有变化”。我们分析,多数农民工来自外省,属于北方方言区和赣方言区,由于杭州话属于吴方言,与普通话沟通度比较低,因此真正掌握杭州话的农民工很少。而且,很多农民工虽然在杭州打工,但是由于工作环境、居住情况和交往对象的限制,学习和使用杭州话的机会很少,因而杭州话水平提升不太明显。
4.家乡话水平整体保持良好,少数出现程度退化迹象。
家乡话水平整体保持良好,但是,有0.5%的人表示“只能听懂一点”,0.4%的人“完全听不懂”,2.3%的人“只能简单说几句”,0.4%的人“完全不会说”。在自我判定打工前后家乡话的变化时,总计超过50%的农民工感觉家乡话说得“有些变味,不地道了”,或“有些意思用家乡话不会表达了”、“讲家乡话时会混入几句普通话或其他方言”。这表明,有少数人的家乡话出现了程度退化。经过访谈,我们发现,家乡话使用退化者主要是一些年龄较小和打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他们或者由于在校接受普通话教育而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使用普通话,或者因为在外长期打工融入了城市,家乡话疏于使用,久而久之出现程度退化。在回答“说哪种话能最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大多数人选择的是“普通话”,而非“家乡话”。这一事实说明,在城市多语并存的现实中,家乡话存在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已经消失或淡化了,这是正常的语言变异现象,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可以预测,在将来,城市农民工的家乡话将会进一步弱化。
(二)农民工的语言行为。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设计了7个问题来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语言行为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如下。
1.普通话使用频繁,已经取代家乡话成为打工期间最主要的交际用语。
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打工期间三种语言变体按使用频率从多到少排列依次为:普通话>家乡话>杭州话。普通话和家乡话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杭州话,其中,普通话是农民工自述在杭州最常用的语言,使用比例高达89.2%。这说明,就语言使用的整体情况而言,对于多数在杭农民工来说,普通话已经取代家乡话成为打工期间最主要的交际用语。但是,农民工回老家还是以说家乡话为主,比例达80%,说明农民工对语码的选择受语言存在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制约。
在整理调查数据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了省内打工者的语言行为选择。杭州是浙江的省会城市,就杭州话的区域地位来看,是强势方言,从强势方言对弱势方言的影响来看,杭州话应该成为省内打工者容易仿效的对象;且由于同属吴方言,打工者的家乡话与杭州话之间本身就有一些共同的语音特点,但事实却非如此,省内打工者的语言行为选择并没有呈现向中心城市杭州方言靠拢的趋势,相反,却与其他外省打工者一样呈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演变趋势。这应当与打工者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认知有关。
2.根据与交际对象的关系选择语码,语言使用具有代际性差异。
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在城市的语言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普通话和家乡话有明确分工:与交际对象的关系越是亲近、熟悉,选择家乡话的概率就越高;反之,与交际对象的关系越是疏远、陌生,选择普通话的比例就越高。而且,即使在家庭内部,农民工与父母、丈夫(或妻子)、子女三代人交谈时语言选择也有一定的规律:随着交谈对象年龄的减小,家乡话的使用呈下降趋势,普通话的使用呈上升趋势,可以说,农民工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具有代际性差异。从访谈中我们得知,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的语言应用观念趋向保守,年龄越大的人,越不愿意在家庭中说普通话,只有跟外人交往的场合偶尔使用普通话。而一般农民工二代正处于上中小学的年龄,由于教育部门有要求,学生在校应说普通话,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家庭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较高,不少父母为了照顾孩子,在家庭中与孩子交谈时也会不自觉地使用普通话。
3.不同场合的语码选择取决于交际空间的开放度和交际场合的正式度。
数据显示,在家庭内部,农民工以说家乡话为主。通过对一些被调查对象的访谈,我们得知,除了少数农民工子女因为学校教育原因,按照学校的要求在家里练习使用普通话外,在家庭对话,和同乡或亲友交谈时,他们觉得很难开口使用普通话,使用家乡话显出一种天然的和谐与融洽。随着交际空间开放度和交际场合正式度的递增,普通话的选用频率随之递增,而家乡话的选用率骤然减少。去社区或政府部门办事最为正式和严肃,所谈内容几乎没有日常生活,因此选用普通话的比例最高;而在菜场、单位等场合就相对随意一些,说家乡话的比例也相应略高一些。结合与不同交际对象的语言选用数据,可以看出,在杭农民工打工期间,家乡话和普通话处在分存并用的局面,家乡话成为维系家庭和乡土情感的内部交流语言,而普通话则成为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外部交际语言。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跟家庭之外的人打交道,往往出于一种获利目的,此时,即使是普通话很蹩脚的人,也会努力去说普通话。农民工语言行为上发生的这种种变化,增加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力,提升了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
(三)农民工的语言态度。
本次调查设计了10个问题以考察农民工对不同语言变体的语言态度和相关因素,数据显示,在杭农民工的语言态度呈现出主流趋势。
1.打工后,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超过家乡话,对普通话的学习期望值高。
从数据可以看出,打工前,农民工对家乡话的情感认同度最高,普通话次之,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流露无疑;打工后,农民工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超过了家乡话,而且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较高,合计有85.5%的人喜欢说普通话,希望普通话水平达到“听说都没问题”的比例为77.9%。这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语言选择价值观的转变,即由原来单一乡村环境下的“核心价值观”(Smolicz,1981)转变为多种语言(方言)并存环境下的“市场价值观”(Bourdieu,1982)。虽然进入城市之后,农民工仍然对家乡话抱着深厚的感情,但是,打工行为开始促使农民工理性审视不同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和功用。由于在城市就业或与人交流都离不开普通话,普通话在农民工的经济利益追求中日显重要,出于对自身发展前途的考虑,体现在语言态度上,就出现了扬弃家乡话,推崇普通话的态势。农民工的这种语言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交际。可见,社会群体对一种语言变体社会地位和经济功能的认同可能提高对这种语言变体的价值评价,并潜移默化地引导他们对语言的情感倾向,进而影响他们的语言行为。
但是,调查数据显示,也有一定比例的人对语言变体的选择持无所谓态度,这部分农民工只是把语言看作一种工具,对交际工具没有太多的个人喜好。
2.对子女学习普通话和外语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对家乡话的失传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
虽然农民工对家乡话有较高的情感认同,但从农民工对后代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期望来看,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家乡话有让位于普通话和外语的趋向。数据显示,农民工对子女学习普通话和外语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对家乡话的失传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甚至有少数农民工不希望子女保持家乡话。可以预见,在若干年后,一部分农民工的子女可能会成长为只会说普通话的“无方言群体”,这些人一旦回到家乡,可能会因为语言使用习惯的不同而被视为“外乡人”,这种边缘化是否会使农民工的下一代重蹈他们父辈身份认同的困惑,值得思考。
3.对打工地方言(杭州话)的情感认同度和学习期望值较低。
在问及“与说杭州话的杭州人交谈的感受”时,“羡慕会说杭州话的人”和认为“如果我会说杭州话,工作和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的分别占22%和43.5%,说明很多农民工还是认可杭州话对于在杭州打工与生活的现实性,但他们对杭州话的情感认同和学习期望值却远远低于普通话。虽然打工后,喜欢杭州话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整体上看,对杭州话持“不喜欢”的负面情绪的人仍高达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且由于自己不会说杭州话,在与说杭州话的人交谈时,有“我不属于这里”、“杭州人很排斥我们外来打工者”、“我在杭州低人一等”、“很反感”等负面情绪的人合计也占47.7%。这说明,农民工对于打工地方言有一定的排斥心理。语言演变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发生与进行的,由于农民工对杭州话的认同度不高,这种较低的认同度自然会影响到农民工对杭州话的接受度,这符合社会语言学中的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中的靠拢(convergence)现象,即当家乡话与普通话、当地方言有面对面接触机会时,由于对普通话有极高的认同度,自然就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所说的家乡话向普通话靠拢,而不是向当地方言杭州话靠拢。与之相应,农民工对自己杭州话的学习期望值也大大低于普通话,仅有三分之一的人希望杭州话水平能达到“听说都没问题”的程度,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甚至对杭州话水平“没有要求”。
四、结语
根据本次农民工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分析,综合各方面材料,我们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语言接触与语言认同的大致趋势如下。
(一)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语言观念和语言态度。
随着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民工的语言观念将从原来单一乡村环境下的“核心价值观”转变为多语并存环境下的“市場价值观”。具体表现为,在自身语言选择上,尤其是对子女的母语教育方面,他们一般会选择强势语言或主流语言,以及对今后个体实用的语言。
(二)家乡话在家庭环境中的地位暂无实质性动摇,但潜存危机。
城市化将增加农民工语言接触的范围与深度,扩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语言接触和交往范围,家乡话存在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将逐步消失或淡化。从调查现状来看,家乡话在城市农民工家庭和聚居区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但年轻农民工及农民工二代由于普遍接受学校教育,家乡话水平将会进一步弱化。
(三)普通话的绝对优势地位可能延伸至家庭内部。
随着国家推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传播媒体语言的渗透,以及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对普通话优势地位的深刻认同,普通话在城市农民工生活和工作中的强势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普通话将成为农民工打工期间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外部交际工具,家庭双语现象将逐渐普遍化。
(四)打工地方言将有一定的学习需求。
随着进城务工的常态化,农民工的城市居留能力有所增强,定居城市的意愿也会日渐增多,加上某些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对自身职业化要求的提高,打工地方言在城市农民工群体中会有一定的学习需求。对农民工来说,掌握打工地方言,有利于加强人际交流,开拓职业前途,真正融入城市。
注释:
①《每日商报》2009年4月8日“城事”版《杭州市登记在册流动人口达281.7万》。
②“可多选”的题目各选项选择人数的百分比之合可能大于100%,下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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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课题《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语言变异与语言认同研究——以杭州市区农民工为研究样本》(项目批准号:07WHDD012Z)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