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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创业者，在北京大学创业园里屡次遭遇欺诈和忽悠
苏禹烈25岁，现在是北京某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助理，他看项目和一般的投资人有些不同。
“看到一些创业的人，不管其项目靠谱不靠谱，是真的来融资的，还是来找我骗钱的，我都会帮助他。”苏禹烈所在的北京千舟清源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包括他在内的公司有6个合伙人，都曾经在大学里创过业。
“我对创业这事是有感情的。因为我在创业的时候，那些打着旗子说要帮人的人都在坑我们。”
今年，苏禹烈刚刚从北京大学拿到本该2007年就拿到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推迟三年毕业，都缘于三年前他停学创业的决定。
2007年，22岁创业的苏禹烈初生牛犊不怕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他从没有想到将要面对那么多的陷阱。甚至对于那些旨在帮助创业者的创业园，也要处处提防……
遭遇敲诈
2006年，苏禹烈向北京大学申请体学两年，找了两个发小，凑了10万元钱，成立了一家国际文化交流公司。苏经常跟外国人一起玩，外语听说能力很好。他知道北京大学有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就向系里、学校团委、就业指导中心层层写申请，获得了批准。他兴冲冲地到工商部门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并先把一笔资金打到工商局的专用注册资金账户里。
工商部门审核新注册的公司，需要注册资金和公司注册地址完备，如果没有解决公司注册地问题，注册资金将被锁定。苏禹烈涉世未深，他以为既然学校各个部门都批准了，要申请进入位于北京大学资源综合楼地下一层的北大创业园，解决公司注册地问题轻而易举。但事实证明他想得太天真了。
苏禹烈找到北大创业园负责人朱军(化名)，双方沟通很顺利，但朱军表示事情不好办，“他说创业园那么多企业、那么多人来申请。忙不过来，而且创业园的资源和地方有限，你们排个队吧。”
苏禹烈回家后向家人说明情况，家人分析，对方可能是要一点好处费，在家人的指点下，苏禹烈买了两条价值700多元的小熊猫香烟孝敬给朱。
“他是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我觉得送两条小熊猫应该差不多了。况且我的创业报告学校里都批了，北大创业园实在没有压下的理由。”苏禹烈说。但是两条小熊猫送出去，还是没什么动静。他后来多次找朱军，希望帮忙解决注册地问题，但总被对方以各种理由应付过去。
三个多月后，苏禹烈再去找朱军时，朱终于把话挑明了，“他说创业园的租金是按照工位算，如果我们一次性要的面积大一点，事情就好办，省得他一个个弄。另外，如果我们出的费用比别人高，这事也好办。”苏禹烈不明白，他问朱军，创业园难道不是有统一标准吗。
“我们这里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学生标准，一种是社会标准。你们一半面积按学生标准付费，一半面积按社会标准付费，申请起来好办些。我跟领导(北大孵化器领导)一说，咱这好歹也算搞点创收，这事就好批复你。”按照一半社会标准一半学生标准，苏禹烈每年要缴纳2.7万元。
苏禹烈算了算，如果按单纯的学生标准，自己要缴纳的租金，算上押金才1.1万元左右。朱军的要价几乎是学生标准的三倍。苏禹烈这回长了个心眼，他把朱军的话都录下来了，假装要回去和股东、家人商量，如果同意第二天早上找朱军办理。
第二天上午，苏禹烈并没有找朱军，反而是朱军迫不及待地给他打了二十多个电话，但他都没接。下午，苏禹烈终于接了朱军的电话，他给朱军编了一个故事。“我说，你要2.7万元，我没问题，其他股东也没问题，但我一个股东的女朋友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女儿，她不愿意。这事要不给办，她找她爸去。”
“大哥，你早说有这关系，不早就给你办了吗?这点事你不能麻烦校长，你在哪里，我请你吃饭，咱得聊聊。”朱军说。
苏禹烈告诉《创业家》，朱军见到他时，脸都是白的，显得非常害怕。当天下午，苏禹烈连租金都没交，朱军就先把合同签了，这合同只有北大孵化器的领导才有权力签，但朱军居然模仿领导笔迹签了，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苏禹烈的公司搬入。
被忽悠
公司注册完毕，就开始拉单子做业务。苏禹烈为了取得客户的信任，经常提到自己的公司在北大创业园，得到了北大创业园的支持。但有好几次，当对方电话打到北大创业园时，却被告知园区并无这个企业，让他丢了好几单业务。苏禹烈感到很疑惑：公司明明已经在北大创业园注册了，怎么会不是园区的企业呢?凑巧他有一个好朋友跟朱军共事，告诉苏禹烈，朱军给他的租金发票是假的。
如果发票是假的话，意味着那笔租金很有可能被朱军私吞了，苏禹烈的公司也很可能是“黑户”，无法享受大学生创业公司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时正赶上北大创业园三周年庆典，“不能让朱军这个庆典过得太舒服了”，抱着这样的想法，苏禹烈给朱军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我到税务局申请减免税收，税务局不批，说我们并不是北大创业园入驻企业”。朱军很快给他回了三个字：“我问问”，连标点都没有。这样的回答，让苏禹烈觉得朱军不把自己当回事。他脾气一下上来了，迅速给朱回了个短信： “你给我的发票是不是有点问题?”
朱军的电话马上拨过来，苏禹烈没接。三四个小时内，朱军接着打了三十多个电话，苏禹烈都没接，他在和股东、家人商量对策。直到下午，才给朱军回了电话。
朱军在电话里不断地说自己错了，希望面谈。当天晚上，苏禹烈跟几个朋友来到约定的地点——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茶馆。朱军早早等在那里，点了最贵的茶。朱军求苏禹烈等人放他一马，到最后甚至跪在地上抱着苏的大腿求他。
“他这么低声下气地求我们，说明被他坑的公司不止一家。”苏禹烈说。北大创业园有将近20家企业，估计至少一半企业都被黑了。一家被黑1万元，十家就是10万元，按朱军这么低的级别，只要5000元就够判刑了，加上发票造假，之前涉嫌敲诈入园企业，“当时我们估计如果司法量刑的话，他至少要被判三五年。”苏禹烈说，那天正是北大创业园三周年庆典前一天，媒体记者、学校领导都会出席庆典，朱军希望能把这件事先按下来。
苏禹烈答应了，但要求朱军写一个认罪书。“他很紧张，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一页纸的认罪书居然每一行都有错别字，反复抄了30多次。”苏禹烈公司一位股东的叔叔是刑警，在他的陪同下，苏禹烈从朱军那里拿到了遭受损失3倍以内的赔偿，也承诺不会将假发票的事情说出去。
几个月后，“假发票案”被北大创业园的其他企业知道了，直接将朱军告到北京大学。很快，北大创业园的上级领导——北大科技园董事长找到苏禹烈，希望苏禹烈提供朱军违纪的证据，并说朱军的事情很严重，要把他移交司法部门。苏禹烈没有提供。
他后来了解到，朱军把钱都吐出来后，被开除出北大创业园，但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至于他吐出来的钱去了哪里，也不得而知。
苏禹烈的公司2008年初搬出了北大创业园，但并没有注销，偶尔会做一些零散的业务。公司另外两个股东都出国留学了，他也把工作重心转向了投资。今年下半年，他所在的公司打算建立一个孵化器。
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者，这次事件让苏禹烈成熟了很多，也对创业园这种方式所达到的效果表示怀疑。
“大学生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能降低其初期投入成本的便宜办公场地，也不仅仅是优惠的政策和税收。政策是虚的，政策的下发和落实是延迟的。至于税收优惠——大学生公司刚创办，哪有收入?没有收入也就没有所谓的税收优惠。”苏禹烈说，大学创业园应该像天使投资，带有公益性，多做一些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大学生创业企业最难的地方不是从1到10，而是从0到1，很多人从0到1这一关过不了。很多创业者一开始很孤独，资源也很少，更没有销售能力。”
他认为大学生创业园绝对满足不了这些功能。“创业园对工作人员的水平要求非常高，不但要懂创业，还要懂经营，更要懂政策，懂资本，有很好的语言沟通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你觉得各大学派下来的人有这个能力吗?不要说个人，他们整个团队有这个能力吗，我很怀疑。而且，大学生创业园的工作人员驱动力不足，没有热情。”
苏禹烈说，有这些能力的人早到各大投资公司担任高管职务了。现在盘踞在各个大学创业园的负责人，很多是从大学系统被筛选下来的“边缘人”。
“北大科技园一位高层原是某副校长的秘书，在校管理层干部考试时作弊，被开除发配到北大科技园。”苏禹烈说，朱军的叔叔据说是北京大学某位副校长的专职司机。
这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这所全国著名的大学对待创业园的态度。近年来，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纷纷建立创业园，会不会也存在相似的问题?还有多少大学生创业者有这样的遭遇?
苏禹烈25岁，现在是北京某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助理，他看项目和一般的投资人有些不同。
“看到一些创业的人，不管其项目靠谱不靠谱，是真的来融资的，还是来找我骗钱的，我都会帮助他。”苏禹烈所在的北京千舟清源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包括他在内的公司有6个合伙人，都曾经在大学里创过业。
“我对创业这事是有感情的。因为我在创业的时候，那些打着旗子说要帮人的人都在坑我们。”
今年，苏禹烈刚刚从北京大学拿到本该2007年就拿到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推迟三年毕业，都缘于三年前他停学创业的决定。
2007年，22岁创业的苏禹烈初生牛犊不怕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他从没有想到将要面对那么多的陷阱。甚至对于那些旨在帮助创业者的创业园，也要处处提防……
遭遇敲诈
2006年，苏禹烈向北京大学申请体学两年，找了两个发小，凑了10万元钱，成立了一家国际文化交流公司。苏经常跟外国人一起玩，外语听说能力很好。他知道北京大学有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就向系里、学校团委、就业指导中心层层写申请，获得了批准。他兴冲冲地到工商部门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并先把一笔资金打到工商局的专用注册资金账户里。
工商部门审核新注册的公司，需要注册资金和公司注册地址完备，如果没有解决公司注册地问题，注册资金将被锁定。苏禹烈涉世未深，他以为既然学校各个部门都批准了，要申请进入位于北京大学资源综合楼地下一层的北大创业园，解决公司注册地问题轻而易举。但事实证明他想得太天真了。
苏禹烈找到北大创业园负责人朱军(化名)，双方沟通很顺利，但朱军表示事情不好办，“他说创业园那么多企业、那么多人来申请。忙不过来，而且创业园的资源和地方有限，你们排个队吧。”
苏禹烈回家后向家人说明情况，家人分析，对方可能是要一点好处费，在家人的指点下，苏禹烈买了两条价值700多元的小熊猫香烟孝敬给朱。
“他是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我觉得送两条小熊猫应该差不多了。况且我的创业报告学校里都批了，北大创业园实在没有压下的理由。”苏禹烈说。但是两条小熊猫送出去，还是没什么动静。他后来多次找朱军，希望帮忙解决注册地问题，但总被对方以各种理由应付过去。
三个多月后，苏禹烈再去找朱军时，朱终于把话挑明了，“他说创业园的租金是按照工位算，如果我们一次性要的面积大一点，事情就好办，省得他一个个弄。另外，如果我们出的费用比别人高，这事也好办。”苏禹烈不明白，他问朱军，创业园难道不是有统一标准吗。
“我们这里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学生标准，一种是社会标准。你们一半面积按学生标准付费，一半面积按社会标准付费，申请起来好办些。我跟领导(北大孵化器领导)一说，咱这好歹也算搞点创收，这事就好批复你。”按照一半社会标准一半学生标准，苏禹烈每年要缴纳2.7万元。
苏禹烈算了算，如果按单纯的学生标准，自己要缴纳的租金，算上押金才1.1万元左右。朱军的要价几乎是学生标准的三倍。苏禹烈这回长了个心眼，他把朱军的话都录下来了，假装要回去和股东、家人商量，如果同意第二天早上找朱军办理。
第二天上午，苏禹烈并没有找朱军，反而是朱军迫不及待地给他打了二十多个电话，但他都没接。下午，苏禹烈终于接了朱军的电话，他给朱军编了一个故事。“我说，你要2.7万元，我没问题，其他股东也没问题，但我一个股东的女朋友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女儿，她不愿意。这事要不给办，她找她爸去。”
“大哥，你早说有这关系，不早就给你办了吗?这点事你不能麻烦校长，你在哪里，我请你吃饭，咱得聊聊。”朱军说。
苏禹烈告诉《创业家》，朱军见到他时，脸都是白的，显得非常害怕。当天下午，苏禹烈连租金都没交，朱军就先把合同签了，这合同只有北大孵化器的领导才有权力签，但朱军居然模仿领导笔迹签了，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苏禹烈的公司搬入。
被忽悠
公司注册完毕，就开始拉单子做业务。苏禹烈为了取得客户的信任，经常提到自己的公司在北大创业园，得到了北大创业园的支持。但有好几次，当对方电话打到北大创业园时，却被告知园区并无这个企业，让他丢了好几单业务。苏禹烈感到很疑惑：公司明明已经在北大创业园注册了，怎么会不是园区的企业呢?凑巧他有一个好朋友跟朱军共事，告诉苏禹烈，朱军给他的租金发票是假的。
如果发票是假的话，意味着那笔租金很有可能被朱军私吞了，苏禹烈的公司也很可能是“黑户”，无法享受大学生创业公司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时正赶上北大创业园三周年庆典，“不能让朱军这个庆典过得太舒服了”，抱着这样的想法，苏禹烈给朱军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我到税务局申请减免税收，税务局不批，说我们并不是北大创业园入驻企业”。朱军很快给他回了三个字：“我问问”，连标点都没有。这样的回答，让苏禹烈觉得朱军不把自己当回事。他脾气一下上来了，迅速给朱回了个短信： “你给我的发票是不是有点问题?”
朱军的电话马上拨过来，苏禹烈没接。三四个小时内，朱军接着打了三十多个电话，苏禹烈都没接，他在和股东、家人商量对策。直到下午，才给朱军回了电话。
朱军在电话里不断地说自己错了，希望面谈。当天晚上，苏禹烈跟几个朋友来到约定的地点——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茶馆。朱军早早等在那里，点了最贵的茶。朱军求苏禹烈等人放他一马，到最后甚至跪在地上抱着苏的大腿求他。
“他这么低声下气地求我们，说明被他坑的公司不止一家。”苏禹烈说。北大创业园有将近20家企业，估计至少一半企业都被黑了。一家被黑1万元，十家就是10万元，按朱军这么低的级别，只要5000元就够判刑了，加上发票造假，之前涉嫌敲诈入园企业，“当时我们估计如果司法量刑的话，他至少要被判三五年。”苏禹烈说，那天正是北大创业园三周年庆典前一天，媒体记者、学校领导都会出席庆典，朱军希望能把这件事先按下来。
苏禹烈答应了，但要求朱军写一个认罪书。“他很紧张，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一页纸的认罪书居然每一行都有错别字，反复抄了30多次。”苏禹烈公司一位股东的叔叔是刑警，在他的陪同下，苏禹烈从朱军那里拿到了遭受损失3倍以内的赔偿，也承诺不会将假发票的事情说出去。
几个月后，“假发票案”被北大创业园的其他企业知道了，直接将朱军告到北京大学。很快，北大创业园的上级领导——北大科技园董事长找到苏禹烈，希望苏禹烈提供朱军违纪的证据，并说朱军的事情很严重，要把他移交司法部门。苏禹烈没有提供。
他后来了解到，朱军把钱都吐出来后，被开除出北大创业园，但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至于他吐出来的钱去了哪里，也不得而知。
苏禹烈的公司2008年初搬出了北大创业园，但并没有注销，偶尔会做一些零散的业务。公司另外两个股东都出国留学了，他也把工作重心转向了投资。今年下半年，他所在的公司打算建立一个孵化器。
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者，这次事件让苏禹烈成熟了很多，也对创业园这种方式所达到的效果表示怀疑。
“大学生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能降低其初期投入成本的便宜办公场地，也不仅仅是优惠的政策和税收。政策是虚的，政策的下发和落实是延迟的。至于税收优惠——大学生公司刚创办，哪有收入?没有收入也就没有所谓的税收优惠。”苏禹烈说，大学创业园应该像天使投资，带有公益性，多做一些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大学生创业企业最难的地方不是从1到10，而是从0到1，很多人从0到1这一关过不了。很多创业者一开始很孤独，资源也很少，更没有销售能力。”
他认为大学生创业园绝对满足不了这些功能。“创业园对工作人员的水平要求非常高，不但要懂创业，还要懂经营，更要懂政策，懂资本，有很好的语言沟通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你觉得各大学派下来的人有这个能力吗?不要说个人，他们整个团队有这个能力吗，我很怀疑。而且，大学生创业园的工作人员驱动力不足，没有热情。”
苏禹烈说，有这些能力的人早到各大投资公司担任高管职务了。现在盘踞在各个大学创业园的负责人，很多是从大学系统被筛选下来的“边缘人”。
“北大科技园一位高层原是某副校长的秘书，在校管理层干部考试时作弊，被开除发配到北大科技园。”苏禹烈说，朱军的叔叔据说是北京大学某位副校长的专职司机。
这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这所全国著名的大学对待创业园的态度。近年来，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纷纷建立创业园，会不会也存在相似的问题?还有多少大学生创业者有这样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