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林，重庆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荣获2020年“全国十佳公诉人”称号，首届全国公诉人与律师电视论辩赛优秀风采奖，全国公诉人论辩赛西南片区比赛最佳论辩奖，重庆市检察机关才艺之星、论辩之星等。从事检察工作14年来，办理了700多起案子，其中大部分为疑难复杂案件。在办案中不断打磨自己，把每起案子都办成精品案件，追求司法办案的更高境界，这是他努力奋斗的目标。
　　“我就是爱说话，说起来没完，大家都觉得我是个话痨，这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吃鸭头的缘故吧。我老家有个传统，认为爱吃鸭头的人嘴皮子利索，小时候父亲总会一边把鸭头分给我，一边说我：‘全家就你话多。’”面对《方圆》记者的采访，李光林如此解释自己“话多”的原因，话没说完，他自己先哈哈笑了起来。
　　2020年9月27日，第七届全国十佳公诉人暨全国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在北京落幕，赛场的大屏幕上赫然显示重庆市检察院检察官李光林位列第二。看到这一成绩时，35岁的李光林兴奋不已，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竟刷新了重庆检察机关在该项赛事中的纪录。
　　李光林在赛场上的优秀表现，尤其是他思维敏捷、收放自如的论辩风采，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印象深刻。作为地地道道的重庆人，李光林身上有着山城人的火热性格，正是这种爽朗热情的个性，让他在14年的公诉生涯中，不断去尝试突破自己。

多做事，做难事，才能不怕事

　　爱说话，是李光林身上最明显的标签。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学时，李光林就是学院辩论队队长。在队员眼里，他记性极好，辩论发言时几乎不用看稿子，随时就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2007年，李光林大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被安排到公诉部门工作。从辩论队队长到公诉人，李光林很庆幸自己能在兴趣爱好和工作中找到统一。
　　和所有基层院的同事一样，一开始，李光林在“两抢一盗”之类的普通刑事案件中摸爬滚打。不过很快，就有重任落到了李光林身上。
　　2007年10月，九龙坡区检察院受理了该院首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当时检龄还不到2个月的李光林被安排协助科长罗嘉陵办理此案。三个月后庭审时，李光林协助完成了该案的举证、质证和答辩工作，他没想到自己能做这么多事。
　　回忆起这段经历，李光林说：“当时我很懵，感觉连爬都没有学会，怎么能跟着跑呢？”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实践机会，让李光林可以快速进入角色，很快适应公诉岗位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李光林觉得，年轻人必须要多做事、做难事，以后才会不怕事。
　　办理这起涉黑案件，为李光林开启了公诉办案之门，也让他从此在工作中不断挖掘释放着潜能。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從九龙坡区检察院、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到重庆市检察院，从书记员、助理检察官到员额检察官，李光林不断探索总结着办案技巧和公诉经验，先后办理了中国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高某某受贿案、全国首例非法经营客运站犯罪案等重特大案件，逐渐成为公诉岗位上的中坚力量。

拆穿“到重庆来看雪”的谎言

　　2017年，重庆警方破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地最大的制毒案，在案发现场查获多种毒品，案件涉及全国8个省市，涉案人数众多。但是即便抓获了大批犯罪嫌疑人，历时近一个月，该案却陷入了近乎“零口供”的僵局。

　　那时，李光林是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公诉部门毒品犯罪案件办案组组长，奉命提前介入案件侦查。在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后，李光林意识到，该案涉毒人员大多是贩毒老手，他们不可能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是要找别的突破口，于是，他转头去了该团伙所在的制毒现场进行调查。
　　站在一处四面全是密林的地下制毒工厂里，李光林陷入了沉思：“这里距最近的城区都有一个多小时车程，那就意味着所有制毒原材料、成品必须使用车辆才能运送到制毒工作地点。”李光林立即建议公安机关调转侦查方向，将口供审讯转向清查涉案车辆。
　　在查明该团伙运输车辆均为一次性使用后，看似线索又中断了，但李光林心里琢磨着：“车确实随时可买可卖，但谁去经办的这些事？车辆交易另一方也不会对交易对象毫无印象吧？”
　　很快，依靠追查涉案车辆来源找到了经办人，但该经办人只负责车辆运输的事情，无法顺藤摸瓜找出幕后的毒枭，公安机关只能继续侦查。在对被抓获的疑似毒枭的手机进行技术鉴定后发现，由于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临时手机，而且这种老式直板手机里的手机卡也已被销毁，根本无法提取到数字证据。
　　凭借敏锐的直觉，李光林要求再次查看该手机。反复翻找后，竟然发现了重大线索。原来，老式直板手机只具有打电话、发短信两项功能，该毒枭发号施令也只用短信。虽然每次发完短信后会立即删除，但该手机的短信“草稿箱”功能却意外留下了数条未发出的短信。这些短信中，清楚地显示了该毒枭要求手下将毒品送达的地点、时间等关键信息。至此，一条原本破碎的证据链，被李光林完整地串联了起来。
　　此后，李光林先后提出50多条侦查意见，被公安机关一一采纳。随着主要证据链的固定，侦查迅速进入快车道，不到两个月该案被侦查终结。
　　当制毒案正式移送审查起诉时，全案卷宗堆满了一张宽大的会议桌，仅案卷就多达50余册，另有侦查机关制作的890张光盘及其他材料。整整花了4个月的时间，李光林完成了全部审查，并形成了41万余字的审查报告和长达25页的起诉书。 　　该案被起诉的18人罪名涉及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买卖、运输制毒物品罪等刑事重罪，辩护人由广东、重庆等地诸多资深刑辩律师组成，实力强劲。
　　面对压力，李光林不仅没有怯场，反而特地给每一位辩护人准备了纸质版举证提纲。法庭调查时，李光林还利用自创的“图表指控法”展示涉案成员的地位、作用和关系，运用地图展示涉案人员、车辆、原料的运动轨迹，使所有指控一目了然。连辩护律师都觉得出乎意料，赞叹：“重庆检察官真专业！”
　　即便准备得如此充分，庭审中仍旧有一名被告人当庭表示“无辜”——“我是被人以到重庆看雪为由骗来的，还被强制拉到山上打黑工，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制毒。”在庭审现场，该名被告人如是说。
　　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李光林的所有预案，也让庭审现场一片窃窃私语。短暂思考之后，李光林放下所有材料，神态平和地望向这名“当庭喊冤”的被告人，语气极为平缓地问了几个问题。
　　“请如实回答，你听说过重庆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城市吗？”李光林问。
　　“知道。”对方答。
　　“那你打算到‘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来看雪？”李光林又问。
　　“……”对方眼神开始飘移。
　　“你吸毒吗？”李光林再问。
　　“嗯，吸毒。”对方答。
　　“你在制毒工厂工作那么久，没犯毒瘾？难道是自己戒毒了？”李光林追问。
　　“……”对方扭头四顾不敢作答。
　　李光林见状，一点点加快语速，最后形成了连珠炮式的快速提问：
　　“你至今未戒毒，而当时你又身在深山老林，你哪来的毒品吸食？”
　　“那些强制拉你‘打黑工’的毒贩，难道还会放你每天外出购买毒品？”
　　“你每天都在吸毒，但你居然不知道你天天制造的那些东西是毒品？”
　　……
　　法庭上，李光林无数个“灵魂拷问”，如狂风暴雨般砸向这名被告人，砸得他的头深深地埋了下去，也砸得剛刚还骚动不已的庭审现场鸦雀无声。
　　2018年12月，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全部得到法院认可，胡某某等1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死刑不等的刑罚。
　　“抓住对方的常识性错误进行驳斥，这是一种辩论的技巧。”李光林同时也认为，运用大家都了解的生活常识来办案，可以打开思路，有助于普通群众理解，也有助于庭审现场取得更好的效果。

向着“要更好”的目标前行

　　长期从事公诉工作，李光林面对的大多是恶性案件，但即便是如此特殊且较有风险的职业，他也一直坚持向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公开自己的手机、微信等联系方式。
　　“对罪犯，作为检察官，我不怕;对被害人及其家属，作为检察官，我是他们最可依赖的人。”对司法正义，李光林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新时代的司法正义不能仅停留在“有就行”的阶段，而应该向着“要更好”的目标前行。
　　什么是“要更好”的目标？李光林的答案是，努力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并且让他们参与到办案中，以他们认可的方式把公平正义展现给他们看。
　　2017年5月，一男子携妻在餐馆吃饭，与邻座发生争执后被对方三人殴打致死。该案移送至李光林这里，他首先听取了该男子之妻同时也是现场目击者之一的程芳菲（化名）的意见。
　　令人意外的是，程芳菲坚持认为是三人中身材最高的杨某导致了丈夫的死亡，而不是警方认定的李某。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当得知证据指向的行凶人员和自己认定的凶手不一致时，程芳菲认为是李光林联合公安机关有意偏袒行凶方，还让律师写控告信，声称检察官是在对凶手网开一面。

　　“法院还没有开庭，最终结果都还没有，怎么偏袒得了？”李光林耐心解释，但程芳菲还是情绪激动地大骂：“你这个检察官收了他们的好处，和他们一起栽赃陷害，我要告你！”
　　李光林想了想，没有发火，合上案卷继续和程芳菲沟通。原来程芳菲认为案发现场有很多监控探头，完全可以真实还原当时的情况，但是警方有意偏袒不查看监控视频。李光林立即核实情况，了解到原委后并没有表态，而是邀请程芳菲一起赴案发现场去找监控。逐一核查了现场所有监控视频后，发现是因为角度不对，导致这些摄像头全部都没有拍摄到当天的情况。
　　“其实，警方早就在第一时间彻查现场所有摄像头，发现没有有效影像证据，但被害人家属情绪激动，根本不听警方的解释。”这种情况下，李光林觉得应该换一种办案方式。他决定带着被害人家属一起回溯案情。“只有亲眼看到了，她才会真正相信我们说的话，心里也会更有踏实感。”
　　但程芳菲比李光林想象的要更加固执。即使在确认过监控摄像头查不到案发当时的情况后，她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次不成功可以再换一种解决方法。”李光林思考着如何才能解开程芳菲心中的疑惑。庭审当日，李光林把程芳菲带到了庭审现场，还让三名被告人站成一排，让程芳菲现场指认她心里认定的那名“真凶”。
　　程芳菲却傻眼了。她一直认定其中个头最高的是凶手，可是现场的三名被告人身高均在1.69米至1.73米，差距只有4厘米，再加上三人体态胖瘦、身材比例以及穿鞋的高度不同，导致三个人看起来身高几乎无差别，很难准确地分清楚哪个人更高。 　　更让程芳菲尴尬的是，经过当庭确认，三人中真实身高最高的那个，恰恰是警方认定的主要责任人。程芳菲当庭与三人逐一对质后，终于亲自确认了直接伤害致其丈夫死亡的正是李某。
　　解铃还须系铃人，亲历办案的过程让程芳菲终于解开了心结：“你们还原了案发现场，我觉得很公正，检察院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程芳菲事后对自己之前不理智的指责谩骂也表达了歉意。
　　庭审顺利结束后，李光林开玩笑地说：“您还告我不？”程芳菲万分抱歉地向李光林深深鞠了一躬：“检察官，真对不起。”
　　之后，李光林还积极开展刑事和解工作，程芳菲陆续获得15万元的赔偿。
　　尽管该案早已结案两三年，但每逢节日，程芳菲都会通过微信给李光林发来诚挚的祝福。
　　自己的工作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哪怕花费再多的时间和功夫，李光林觉得都是值得的。他也毫不避讳地说道：“我的手机号、微信等联系方式都是向当事人及其家属公开的，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从2017年起，李光林就把微信名改成了实名。谈起原因，他笑道：“采用实名制，当事人会对我多一份信任。”

在办案中闯关

　　每办理完一个案件，解决完一个问题，李光林觉得自己就像闯过一道关。与此同时，他的办案领域也在不断拓展。
　　李光林和同事曾经办理过一起影响较大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该案罕见地遭遇了公安机关的复议复核以及权利人的申诉，这种情况也使办案工作陷入困局。“我在参与案件讨论时得知，现在在办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时，公检法三机关在证据认定上争议较大，检察机关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在办案过程中常常陷入被动。”李光林思考再三，觉得知识产权领域是检察机关在新时代面临的新难题，“我的斗志一下被激发出来，决心直面这个难题与挑战”。
　　2018年年初，李光林加入重庆市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刑事专业团队，还担任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组组长。他说：“近几年知识产权新型犯罪案件不断涌现，由于此类案件专业性强，比较小众，办案中细枝末节的地方比较多，对检察官办案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考验。我觉得人总要给自己一点挑战，专业性强的知识产权类犯罪虽然小众，但提升的空间会更大。”
　　面对知识产权案件中“权利用尽”“平行进口”等平时了解甚少的专业词汇，李光林和队友们没有丝毫退缩。为此，他们购买专业书籍、向专家请教、向北上广同行取经，以最快的速度让自己入门。李光林说：“为了把工作做实，我们一方面积极参与全市专业案件的提前介入、办理及请示工作;另一方面主动融入知识产权保护圈，在知识产权保护专业论坛和沙龙上发出检察声音。”短短三年，知识产权团队走上了正轨，还成功办理了一些难度较大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2015年，一家净化设备公司的生产厂长、外贸经理和焊工骨干合伙另起炉灶，开了一家净化设备厂，但是业务跟老东家一模一样。他们正是利用工作便利，拿到了老东家的核心商业秘密进行牟利。截至案发时，他们在短短几个月里已非法获利230余万元。

　　案件事实虽然不复杂，但是疑难点却较多。比如涉案技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是否存在其他合法途径获得该商业秘密？
　　针对嫌疑人在辩解中所提到的多名提供信息的技术人员，李光林带领团队引导侦查人员先后前往山东、辽宁等地开展补充侦查，辗转找到关键证人进行询问取证。
　　针对辩护人对涉案技术信息是否为商业秘密的质疑，李光林和团队成员通过对全国公开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176份裁判文书进行调研分析，明晰了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认定标准的司法通说。根据这一通用标准，足以认定其为商业秘密。
　　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后，团队还借鉴有关其他经济犯罪的司法解释，总结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类案“接触” “相似” “推定” “排除合理怀疑”的一整套证明思路。辗转多地调查取证，抽絲剥茧细心论证，一个又一个疑点、难点、争议点被团队逐一攻克，一连串清晰完整的证据链条浮现出来。
　　2018年9月4日，重庆市检察院指定专业团队负责该案的起诉工作。办案团队经审查认为，嫌疑人违反了净化设备公司的保密要求，利用在工作期间获悉的商业秘密，非法制造侵权产品销售牟利230余万元，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同年9月12日，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将该案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办案团队从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积极促成和解，尽可能减少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
　　“每一项商业秘密的背后，都隐藏着可观的商业创新利益，这也意味着企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研发成本。一旦商业秘密泄露，会对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促成和解，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企业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检察机关保护民营企业的一种举措。”李光林解释道。
　　在办案期间，为了了解民营企业的诉求，李光林多次联系被害单位法定代表人，前往被害单位走访问需。同时，通过电话、见面，一直不断尝试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亲属沟通。
　　一开始，涉嫌违法犯罪的李某等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侵权，甚至拒绝沟通。可李光林和同事不厌其烦地释法说理，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最终面对一份份扎实有力的证据，李某等人再也无法狡辩。在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们一同前往老东家登门道歉，表示愿意做出力所能及的赔偿，而净化设备公司也表示了谅解。
　　2018年12月14日，该案开庭审理。三名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当庭认罪悔罪。最终，法院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
　　在庭审现场，被告人与另两名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一同起身，向原告净化设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鞠躬道歉，当天就赔付62万余元。净化设备公司当庭表示谅解，双方达成了附条件的民事赔偿协议。 　　“多亏了检察官，让我们企业的损失得到了弥补，也给企业的员工敲响了警钟。”2019年6月，对案件进行回访时，公司法人代表拉着李光林的手不停地致谢。李光林还得知，公司不计前嫌，重新聘请外贸经理回公司工作，继续合作，发展业务。
　　这几年，李光林带领知识产权刑事专业团队办理和指导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共计31件37人，团队成员也从最开始的4人扩展为6人。另外，知识产权刑事专业团队还与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公安局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总队沟通合作，建立起此类案件的办理机制，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网正在逐渐密织。
　　2019年，这起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被评为重庆市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十大精品案例”之一。该团队被国家版权局授予年度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有功单位二等奖，一名团队成员也被授予有功个人二等奖。

追求司法办案的更高境界

　　“检察机关需要的是能打硬仗的勇士。”这是李光林时常提醒自己的话。李光林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一次获奖后很高兴，领导却泼来冷水——领导说，做公诉工作，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证据审查清楚，不要靠法庭技巧去弥补证据上的缺陷。工作多年以后，李光林对领导的话、对检察工作都有了更深的感悟。他觉得检察人的人生履历像是一栋房子，不同房子外装修的华丽程度不一样，阅历和工作年限相当于房子的楼层。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楼层也会慢慢变多，但是能决定房子究竟稳不稳的，最核心的还是要把案子办实、办好。
　　“相对于辩论场上的语言技巧，审查案件中扎实的证据梳理才是关键;相对于事实层面的类比演绎，法理层面的有效论证才是核心。”回想起过往种种，李光林感慨，检察工作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辩论赛式的语言技巧，在遇到难办的案子时，考验的反而是基本功和学习能力，尤其是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新型犯罪层出不穷，这就更考验基本功。而且，不仅要办好办实案子，还要提高站位，发挥好检察职能，实现司法办案的更高境界。比如，在办理一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时，双方对于是否涉嫌侵犯商业秘密争议较大。
　　面对繁多的办案材料，李光林开始沉下心来进行阅卷。“我觉得商业秘密纠纷只是案件的表象，而案件背后折射出的双方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所出現的债务、人才引进、专利权归属等多个纠纷，才是问题的本质。因此，对于这起案件，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李光林说。针对此案，重庆市检察院组织知识产权刑事团队创设了一揽子解决所有争议的《附条件赔偿协议》，促成双方企业丢下历史包袱，以相对不起诉决定作为结点，促成两家企业轻装上阵，最终达成和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办案效果。
　　在先后办理了700多件各类刑事案件后，李光林对办案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说：“有人觉得专业能力就是体现在法律规定熟悉、梳理证据熟练、逻辑推理明晰方面，我想这些还不是全部。随着办案经历的丰富，我对司法办案‘明辨是非、定分止争，息诉罢访、案结事了，促进管理、创新治理’的三重境界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和感受。明辨是非、定分止争是对专业能力最基本的要求，而要进一步做到息诉罢访、案结事了，促进管理、创新治理，则需要更高的专业素养、思辨能力和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李光林觉得自己未来需要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