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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一个奇怪的名字，不少人还以为是个外国人，原来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写过一本书，名叫《大众哲学》，于1936年1月出版。这本“把哲学还给民众”的通俗化哲学著作，不到5个月就连续出了4版，十多年一直成为该出版社的畅销书，创下了连出32版的奇迹。蒋介石骂他的《大众哲学》害死人，还操着浙江奉化口音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毛泽东也曾多次阅读该书，还特地给远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寄去一本。他一直视艾思奇为可以交谈哲学、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看法的密友，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
猜不透的笔名，不寻常的身世，曾被蔡锷收为“义子”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使用的笔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在日本留学的艾思奇毅然回国，在上海《申报》馆负责编辑政治、经济方面的论文。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文章均使用“艾思奇”这个笔名。关于这个笔名的来历有多种说法，比较靠谱的有三：一是据艾思奇的胞弟李生葂在《云南文史资料第36辑》所载《艾思奇传略》中说，“艾思奇”来源于“爱（艾）卡尔·马克思（思）伊里奇（奇）·列宁”：二是说艾思奇在看了一部名为《爱斯基摩人》的影片后，于是想借此影片名的谐音为自己取名，意思是“爱思考奇异事物”，即“艾思奇”：三是说李生萱中“生萱”二字的英文头一个字母是“S、H”，其谐音是“艾思艾奇”，去掉中间的“艾”字就成了“艾思奇”。当然，这都是别人猜测的。
1910年2月，艾思奇出生在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据李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名叫里黑斯波，是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时的一名将领，后来奉命驻守腾冲安寨，到艾思奇这辈已是第十八代后裔。艾思奇的祖父名叫李德润，字泽之，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年轻时在缅甸经商，经常来往于仰光、腾冲及下关之间。李德润年老之后回到故里，在家中闭门读书，并拒绝做官，被乡人称誉为“能律己”、“待人耿直无饰”。祖父的这些品格，对艾思奇影响很大。
艾思奇的父亲李日垓，“生而颖异，沉默寡言”，清光绪年间考入京师大学堂，攻读经济特科兼修外语。毕业之后被委任为全滇沿边土民学堂总办，在任期间创办了128所土民学堂，成为少数民族教育的先驱。后来在黄兴及其族叔的介绍下，李日垓于缅甸加入同盟会，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时期，李日垓参加了昆明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被委任为军政部次长：袁世凯复辟期间，出任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据史料记载，“护国军”之名就出自李日垓的建议，著名的“讨袁檄文”也是由他和第二军秘书长钟动一道起草的，深为蔡锷所器重，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辛亥革命后，李日垓回到故里，大力倡导科学救国，创办了云南省立第二中学、腾冲五属联合中学。此外，他还积极兴修水利，组建了叠水河水电公司，深得乡人爱戴，人称“良吏美政”。
艾思奇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老二。因为从小就比较聪慧，两岁时曾被蔡锷收为“义子”。大哥李生庄，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曾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创立过云南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著有《云南边区问题》一书。大哥对艾思奇的影响很大。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艾思奇从小就受到了民主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熏陶，同时也继承了李家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特征。
从小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与聂耳成为好朋友，17岁入狱曾被判死刑
艾思奇虽然出生在西南边陲腾冲县，但他的学校教育是在昆明、香港和日本完成的。两岁时，他随父母迁居昆明，后来与大哥一起进了私塾。11岁时，凭借其聪明才智，艾思奇直接考入了公立麒麟寺国民小学读四年级。1923年，父亲因受军阀唐继尧的排挤，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艾思奇上了一年教会学校，校内课程设置以圣经、国文和英文为主。艾思奇在班上各科成绩优良，唯独对《圣经》课不感兴趣。有一次，校长讲到圣经中的福音：“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再让他打你的左脸。”艾思奇听后愤忿地站起来反驳说：“我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段话。”
艾思奇的弟弟妹妹也回忆说：二哥自幼就不信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相信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一次母亲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二哥偷偷拿了几块，母亲发现之后，就追问是谁干的。二哥故意说：“是弥勒佛偷吃了。”母亲训斥道：“胡说！弥勒佛是瓷制的，怎么会偷了吃？”二哥说：“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根本就没有鬼神。”母亲无言以对。
1925年，艾思奇回到昆明，在家自习半年后，考入了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省立一中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在共产党员李国柱的秘密组织和筹划下，学校成立了“青年读书努力会”。也就是在这时，15岁的艾思奇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初次读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向导》等刊物，还担任了校刊《滇潮》的编委，并在上面发表文章。由于艾思奇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文笔犀利，受到进步教师楚图南、罗稷南的关注与称赞。在市学联组织的一次讲演会上，艾思奇作了题为《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说，更是让师生对他刮目相看。
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等活动，声援五卅运动。当时，聂耳是云南省一师的学生代表，经常到云南省立一中开会，就这样聂耳与艾思奇相识了，并很快成为好朋友。由于聂耳组织了一个小乐队，因此艾思奇每当演出或开音乐会时，总要请他的乐队前来演奏。演奏的曲子有《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后来，艾思奇到日本留学，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就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传记。此外，还带回了一些世界著名歌曲，如《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纤夫曲》等。《伏尔加纤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而将其译成中文的就是年仅18岁的艾思奇。他的翻译通顺有力，琅琅上口，而且词意通俗且深刻。艾思奇把这首歌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后来得到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可与喜爱，但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首歌的翻译者是哲学家艾思奇。 课余时间，艾思奇还担任了省立一中义务夜校的训导主任兼教员。义务夜校的校址就设在天君殿内，前来学习的都是省立一中附近的云南兵工厂、造币厂等穷苦工人的子弟，其教学经费也全部由一中学生自治会供给。夜校前后办了4个班，共招收学生300余名。这些学生每晚上课前，总是早早地就来到了学校，有的学生甚至上完课后仍不愿意离开，还热心谈论着他们关心的问题。有时谈得太晚，艾思奇还会将年纪小的同学或女同学护送回家。有些学生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艾思奇还会送给他们笔、墨、纸张等学习用品。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运动也掀起了新高潮。军阀唐继尧十分惊慌，下令逮捕学生。当得知艾思奇是李日垓的儿子，还是骨干分子时，唐继尧暴跳如雷地狂叫：“跑掉了老子，跑不掉儿子，把他抓起来。”初冬的一个夜晚，几个便衣和军警闯到家里，追问艾思奇的下落，恰好艾思奇不在家。机灵的妹妹趁特务搜查的时候，偷偷溜到街口给哥哥报信。就这样，艾思奇躲过了军警的抓捕，安全转移到了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家的阁楼上，这一躲就是两个月。后来，艾思奇乔装成一个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经香港，于1926年底来到苏州。
1927年，艾思奇又从苏州前往南京，找到正在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的大哥李生庄。那时，李生庄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哥的影响下，艾思奇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新滇社”。当时正处在穷途末路的军阀孙传芳到处抓人，李生庄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有一天，艾思奇去东南大学宿舍找大哥，大哥不在，恰逢军警来抓人，他便被军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当时他年仅17岁。幸亏大哥和父亲多方奔走，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
留学日本生修冶金专业，却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特别的兴趣
1927年，北伐军攻占了上海，面对破败的山河，父亲李日垓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不发达，缺乏振兴实业的人才，当即决定送艾思奇去日本学习工业。1927年春，艾思奇第一次东渡日本。这期间，他阅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日译本书籍。为了多挤出些时间看书，他总是等到头发很长才去理，衣服也是过了很久才换洗。因劳累过度，艾思奇患了胃病，不得不中断学习回昆明老家养病。
日本福岗工业大学办得非常出色，恢复健康的艾思奇决定再赴日本，报考这所学校。但来自云南的留日学生，从来没有人考取过。艾思奇立志要为云南创造一个奇迹，经过严格的考试，他果然考上了。1930年，艾思奇进入该校的冶金系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功课学得认真，而且兴趣广泛，求知欲强。他广泛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种知识，因此后来在李公朴主持的流通图书馆工作时，被同事们誉为“百科辞书”。但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更感兴趣。他的朋友陆万美曾回忆说：“在一个黑暗的夜晚，我们漫步在翠湖的林荫道上，坐坐走走，整整谈了3个钟头。平常不爱多说话的他，这晚却侃侃而谈。他说：‘我总想从这里找出一种对宇亩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为了领悟其中的真谛，艾思奇看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当时，他一边学习日语，还要一边学习德语，翻着字典顽强地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他终于掌握了日语和德语，后来又自学了英语和俄语，从而精通了日、德、英、俄4国语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艾思奇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注意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在一起，并进行深刻的思考。当时的中共东京支部联系许多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的青年会学习一次，虽然艾思奇已搬到了大岗山居住，离青年会很远，但他从来不缺席，每次到会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艾思奇还会把自己从社会上调查的感受和体会用理论作出解释。
24岁写成闻名于世的《大众哲学》一书
九一八事变前，艾思奇只是把哲学当做一种爱好，他真正的理想是工业救国。九一八事变后，他的这一理想被彻底破灭，对此他曾经这样说过：“1933年以前，我虽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也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但我自己没有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1932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革命斗争。”因此，艾思奇从日本回到昆明后，曾经萌生去德国求学的念头，因为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但最终因经费问题未能成行。此时，父亲又一再敦促他回家乡腾冲县兴办实业。面对这种情形，艾思奇决心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就这样，艾思奇从昆明来到了上海。起初，他为上海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文章，偶尔也写些新诗和杂文，以赚取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后又经留日同学郑思群介绍，到上海福建华侨办的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当时的泉漳中学有中共党组织，而且经常开展革命活动，艾思奇很快便加入了这个行列，并且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此后，他每天忙于集会、写标语、发传单。
1933年，“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考察，发现艾思奇思想活跃，而且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就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其调到“社联”工作，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做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5月，艾思奇写成了第一篇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发表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从此，艾思奇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哲学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1934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安排，经共产党员柳先生介绍，24岁的艾思奇加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并担任《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同年11月，在李公朴先生的奔走下，“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改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是编辑之一，主持内部编辑业务。经过通盘构思酝酿，他开始为《读书生活》每期写一篇哲学讲话，第一篇的题目便是《哲学并不神秘》，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掠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截至1935年11月，共发表24篇。每一篇都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猫吃老鼠》等。这些文章以耳熟能详的事例和口语，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顿、失业等现实问题，向人们讲述不同的世界观，会使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艾思奇在写作时颇费了一番心力。1935年底，艾思奇发表的24篇文章集结出版，并命名为《哲学讲话》，在广大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影响很大。但这本书的畅销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因此不久即遭到查禁，再版时只好更名为《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不少青年读者就是在它的影响下才走上革命的道路。著名诗人贺故之曾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道：“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们的《新华日报》，我们的《大众哲学》，我们的《解放》周刊，我们的《活跃的肤施》。”由此可见这本通俗哲学著作的巨大影响力。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时，他总是十分谦虚地说：“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
与毛泽东结下哲学情。与自己的学生王丹一结下夫妻情
1935年10月，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艾思奇、周扬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离开了上海奔赴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也来到延安时，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未了！”刚到延安后不久，艾思奇就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他曾给1000多名抗大学员上露天大课，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旁听者。曾经旁听过艾思奇讲课的吴伯萧后来这样评价说：“老艾同志讲课的场面，已经是把鲁迅先生响亮的召唤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了。”
除在抗大教书外，艾思奇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此外，他还兼任了刚成立不久的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一职。在陕北公学任教期间，艾思奇认识了一个叫王丹一的女学生。她比艾思奇小9岁，1919年出生在江苏，1938年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第2期第14队学习。当时给王丹一讲课的老师有“毛泽东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在王丹一的印象里，艾思奇“不善辞令，但讲课很通俗。他当时给我的是一个老夫子的印象，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不过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确有学者的风度。他能用最普通的语言讲明高深的道理，简明扼要，理论功底深厚。我们当时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但他也知道我。读了他的《大众哲学》，又听了他讲的课，确实受益不少”。随着认识的加深，终于在1944年7月，王丹一与艾思奇在延安举行了简简单单的婚礼。他们只花了5毛钱买了些花生、红枣，以招待客人。从此，两人恩恩爱爱，相伴一生。
一天课后，艾思奇正在办公室备课，中央办公厅派人送来了给他的一封信。他一看那封信上刚健有力、龙腾蛇舞的“艾思奇同志亲收”的字迹，就知道是毛主席给他来的信。信上写道：
于是，艾思奇翻开了写有“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的毛主席摘抄的手书。他一页一页地往下翻，看到这样一段话：“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该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为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艾思奇反复思索着毛主席加的这一段话，不由茅塞顿开，同时也不由深深佩服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不凡的思维能力。当他看到“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这最后两句话，才着急起来。当晚，艾思奇主动去拜访了毛主席，两人就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和其他哲学问题进行了长谈。从此，毛泽东就一直把艾思奇视为可以交谈哲学、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看法的密友。
1938年1月13日，艾思奇又收到了毛主席派人捎来的这样一封来信一一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艾思奇再次去拜访了毛主席，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就谈性大发，竟忘记了时间而畅谈通宵。当艾思奇告别毛主席走出窑洞时，已是天色破晓了。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参加的人有艾思奇、何思敬等人，每周三晚上，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里，漫谈马列主义新哲学。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毛泽东又倡议成立了“新哲学会”。艾思奇与何思敬是这个学会的负责人，毛泽东作为学会的会员之一，经常参加讨论和研究。据于光远回忆说，在总结新哲学会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成就时，艾思奇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与发表，算作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得直不起腰来，憨厚诚实的艾思奇似乎没有意识到大家发笑的原因。毛泽东十分了解艾思奇的为人，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艾思奇是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他常年专心致志地工作，对自己的健康从不注意。直到1966年2月，艾思奇应邀参加一个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顺路到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就让他立即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仍然不停地读书、学习。医生劝他多休息时，他不以为然，笑了笑说：“让头脑闲着并不好受，适当地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坏处。”
1966年3月22日下午，王丹一到医院为艾思奇送去晚饭并照料他用餐，看到他食欲还正常，心中稍感安慰。当王丹一离开医院时，艾思奇紧紧握着她的手艰难地说：“你放心吧！”就在当天夜晚9时15分，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艾思奇与世长辞，享年仅56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为他敬献了花圈，毛泽东还在他的悼词里亲笔写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
猜不透的笔名，不寻常的身世，曾被蔡锷收为“义子”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使用的笔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在日本留学的艾思奇毅然回国，在上海《申报》馆负责编辑政治、经济方面的论文。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文章均使用“艾思奇”这个笔名。关于这个笔名的来历有多种说法，比较靠谱的有三：一是据艾思奇的胞弟李生葂在《云南文史资料第36辑》所载《艾思奇传略》中说，“艾思奇”来源于“爱（艾）卡尔·马克思（思）伊里奇（奇）·列宁”：二是说艾思奇在看了一部名为《爱斯基摩人》的影片后，于是想借此影片名的谐音为自己取名，意思是“爱思考奇异事物”，即“艾思奇”：三是说李生萱中“生萱”二字的英文头一个字母是“S、H”，其谐音是“艾思艾奇”，去掉中间的“艾”字就成了“艾思奇”。当然，这都是别人猜测的。
1910年2月，艾思奇出生在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据李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名叫里黑斯波，是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时的一名将领，后来奉命驻守腾冲安寨，到艾思奇这辈已是第十八代后裔。艾思奇的祖父名叫李德润，字泽之，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年轻时在缅甸经商，经常来往于仰光、腾冲及下关之间。李德润年老之后回到故里，在家中闭门读书，并拒绝做官，被乡人称誉为“能律己”、“待人耿直无饰”。祖父的这些品格，对艾思奇影响很大。
艾思奇的父亲李日垓，“生而颖异，沉默寡言”，清光绪年间考入京师大学堂，攻读经济特科兼修外语。毕业之后被委任为全滇沿边土民学堂总办，在任期间创办了128所土民学堂，成为少数民族教育的先驱。后来在黄兴及其族叔的介绍下，李日垓于缅甸加入同盟会，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时期，李日垓参加了昆明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被委任为军政部次长：袁世凯复辟期间，出任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据史料记载，“护国军”之名就出自李日垓的建议，著名的“讨袁檄文”也是由他和第二军秘书长钟动一道起草的，深为蔡锷所器重，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辛亥革命后，李日垓回到故里，大力倡导科学救国，创办了云南省立第二中学、腾冲五属联合中学。此外，他还积极兴修水利，组建了叠水河水电公司，深得乡人爱戴，人称“良吏美政”。
艾思奇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老二。因为从小就比较聪慧，两岁时曾被蔡锷收为“义子”。大哥李生庄，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曾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创立过云南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著有《云南边区问题》一书。大哥对艾思奇的影响很大。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艾思奇从小就受到了民主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熏陶，同时也继承了李家内向、沉默寡言的性格特征。
从小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与聂耳成为好朋友，17岁入狱曾被判死刑
艾思奇虽然出生在西南边陲腾冲县，但他的学校教育是在昆明、香港和日本完成的。两岁时，他随父母迁居昆明，后来与大哥一起进了私塾。11岁时，凭借其聪明才智，艾思奇直接考入了公立麒麟寺国民小学读四年级。1923年，父亲因受军阀唐继尧的排挤，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艾思奇上了一年教会学校，校内课程设置以圣经、国文和英文为主。艾思奇在班上各科成绩优良，唯独对《圣经》课不感兴趣。有一次，校长讲到圣经中的福音：“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再让他打你的左脸。”艾思奇听后愤忿地站起来反驳说：“我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段话。”
艾思奇的弟弟妹妹也回忆说：二哥自幼就不信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相信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一次母亲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二哥偷偷拿了几块，母亲发现之后，就追问是谁干的。二哥故意说：“是弥勒佛偷吃了。”母亲训斥道：“胡说！弥勒佛是瓷制的，怎么会偷了吃？”二哥说：“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根本就没有鬼神。”母亲无言以对。
1925年，艾思奇回到昆明，在家自习半年后，考入了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省立一中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在共产党员李国柱的秘密组织和筹划下，学校成立了“青年读书努力会”。也就是在这时，15岁的艾思奇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初次读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向导》等刊物，还担任了校刊《滇潮》的编委，并在上面发表文章。由于艾思奇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文笔犀利，受到进步教师楚图南、罗稷南的关注与称赞。在市学联组织的一次讲演会上，艾思奇作了题为《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说，更是让师生对他刮目相看。
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等活动，声援五卅运动。当时，聂耳是云南省一师的学生代表，经常到云南省立一中开会，就这样聂耳与艾思奇相识了，并很快成为好朋友。由于聂耳组织了一个小乐队，因此艾思奇每当演出或开音乐会时，总要请他的乐队前来演奏。演奏的曲子有《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后来，艾思奇到日本留学，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就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传记。此外，还带回了一些世界著名歌曲，如《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纤夫曲》等。《伏尔加纤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而将其译成中文的就是年仅18岁的艾思奇。他的翻译通顺有力，琅琅上口，而且词意通俗且深刻。艾思奇把这首歌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后来得到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可与喜爱，但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首歌的翻译者是哲学家艾思奇。 课余时间，艾思奇还担任了省立一中义务夜校的训导主任兼教员。义务夜校的校址就设在天君殿内，前来学习的都是省立一中附近的云南兵工厂、造币厂等穷苦工人的子弟，其教学经费也全部由一中学生自治会供给。夜校前后办了4个班，共招收学生300余名。这些学生每晚上课前，总是早早地就来到了学校，有的学生甚至上完课后仍不愿意离开，还热心谈论着他们关心的问题。有时谈得太晚，艾思奇还会将年纪小的同学或女同学护送回家。有些学生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艾思奇还会送给他们笔、墨、纸张等学习用品。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昆明学生运动也掀起了新高潮。军阀唐继尧十分惊慌，下令逮捕学生。当得知艾思奇是李日垓的儿子，还是骨干分子时，唐继尧暴跳如雷地狂叫：“跑掉了老子，跑不掉儿子，把他抓起来。”初冬的一个夜晚，几个便衣和军警闯到家里，追问艾思奇的下落，恰好艾思奇不在家。机灵的妹妹趁特务搜查的时候，偷偷溜到街口给哥哥报信。就这样，艾思奇躲过了军警的抓捕，安全转移到了父亲的学生李沛阶家的阁楼上，这一躲就是两个月。后来，艾思奇乔装成一个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取道越南经香港，于1926年底来到苏州。
1927年，艾思奇又从苏州前往南京，找到正在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的大哥李生庄。那时，李生庄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哥的影响下，艾思奇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新滇社”。当时正处在穷途末路的军阀孙传芳到处抓人，李生庄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有一天，艾思奇去东南大学宿舍找大哥，大哥不在，恰逢军警来抓人，他便被军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当时他年仅17岁。幸亏大哥和父亲多方奔走，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
留学日本生修冶金专业，却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特别的兴趣
1927年，北伐军攻占了上海，面对破败的山河，父亲李日垓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不发达，缺乏振兴实业的人才，当即决定送艾思奇去日本学习工业。1927年春，艾思奇第一次东渡日本。这期间，他阅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日译本书籍。为了多挤出些时间看书，他总是等到头发很长才去理，衣服也是过了很久才换洗。因劳累过度，艾思奇患了胃病，不得不中断学习回昆明老家养病。
日本福岗工业大学办得非常出色，恢复健康的艾思奇决定再赴日本，报考这所学校。但来自云南的留日学生，从来没有人考取过。艾思奇立志要为云南创造一个奇迹，经过严格的考试，他果然考上了。1930年，艾思奇进入该校的冶金系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功课学得认真，而且兴趣广泛，求知欲强。他广泛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种知识，因此后来在李公朴主持的流通图书馆工作时，被同事们誉为“百科辞书”。但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更感兴趣。他的朋友陆万美曾回忆说：“在一个黑暗的夜晚，我们漫步在翠湖的林荫道上，坐坐走走，整整谈了3个钟头。平常不爱多说话的他，这晚却侃侃而谈。他说：‘我总想从这里找出一种对宇亩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为了领悟其中的真谛，艾思奇看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当时，他一边学习日语，还要一边学习德语，翻着字典顽强地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他终于掌握了日语和德语，后来又自学了英语和俄语，从而精通了日、德、英、俄4国语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艾思奇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注意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在一起，并进行深刻的思考。当时的中共东京支部联系许多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的青年会学习一次，虽然艾思奇已搬到了大岗山居住，离青年会很远，但他从来不缺席，每次到会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艾思奇还会把自己从社会上调查的感受和体会用理论作出解释。
24岁写成闻名于世的《大众哲学》一书
九一八事变前，艾思奇只是把哲学当做一种爱好，他真正的理想是工业救国。九一八事变后，他的这一理想被彻底破灭，对此他曾经这样说过：“1933年以前，我虽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也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但我自己没有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1932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革命斗争。”因此，艾思奇从日本回到昆明后，曾经萌生去德国求学的念头，因为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但最终因经费问题未能成行。此时，父亲又一再敦促他回家乡腾冲县兴办实业。面对这种情形，艾思奇决心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就这样，艾思奇从昆明来到了上海。起初，他为上海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文章，偶尔也写些新诗和杂文，以赚取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后又经留日同学郑思群介绍，到上海福建华侨办的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当时的泉漳中学有中共党组织，而且经常开展革命活动，艾思奇很快便加入了这个行列，并且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此后，他每天忙于集会、写标语、发传单。
1933年，“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庠到泉漳中学考察，发现艾思奇思想活跃，而且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就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其调到“社联”工作，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做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5月，艾思奇写成了第一篇系统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发表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主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从此，艾思奇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哲学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1934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安排，经共产党员柳先生介绍，24岁的艾思奇加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并担任《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同年11月，在李公朴先生的奔走下，“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改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是编辑之一，主持内部编辑业务。经过通盘构思酝酿，他开始为《读书生活》每期写一篇哲学讲话，第一篇的题目便是《哲学并不神秘》，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掠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截至1935年11月，共发表24篇。每一篇都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猫吃老鼠》等。这些文章以耳熟能详的事例和口语，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顿、失业等现实问题，向人们讲述不同的世界观，会使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艾思奇在写作时颇费了一番心力。1935年底，艾思奇发表的24篇文章集结出版，并命名为《哲学讲话》，在广大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影响很大。但这本书的畅销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因此不久即遭到查禁，再版时只好更名为《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不少青年读者就是在它的影响下才走上革命的道路。著名诗人贺故之曾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道：“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们的《新华日报》，我们的《大众哲学》，我们的《解放》周刊，我们的《活跃的肤施》。”由此可见这本通俗哲学著作的巨大影响力。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时，他总是十分谦虚地说：“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
与毛泽东结下哲学情。与自己的学生王丹一结下夫妻情
1935年10月，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艾思奇、周扬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离开了上海奔赴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也来到延安时，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未了！”刚到延安后不久，艾思奇就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他曾给1000多名抗大学员上露天大课，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旁听者。曾经旁听过艾思奇讲课的吴伯萧后来这样评价说：“老艾同志讲课的场面，已经是把鲁迅先生响亮的召唤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了。”
除在抗大教书外，艾思奇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此外，他还兼任了刚成立不久的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一职。在陕北公学任教期间，艾思奇认识了一个叫王丹一的女学生。她比艾思奇小9岁，1919年出生在江苏，1938年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第2期第14队学习。当时给王丹一讲课的老师有“毛泽东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在王丹一的印象里，艾思奇“不善辞令，但讲课很通俗。他当时给我的是一个老夫子的印象，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不过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确有学者的风度。他能用最普通的语言讲明高深的道理，简明扼要，理论功底深厚。我们当时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但他也知道我。读了他的《大众哲学》，又听了他讲的课，确实受益不少”。随着认识的加深，终于在1944年7月，王丹一与艾思奇在延安举行了简简单单的婚礼。他们只花了5毛钱买了些花生、红枣，以招待客人。从此，两人恩恩爱爱，相伴一生。
一天课后，艾思奇正在办公室备课，中央办公厅派人送来了给他的一封信。他一看那封信上刚健有力、龙腾蛇舞的“艾思奇同志亲收”的字迹，就知道是毛主席给他来的信。信上写道：
于是，艾思奇翻开了写有“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的毛主席摘抄的手书。他一页一页地往下翻，看到这样一段话：“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该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为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艾思奇反复思索着毛主席加的这一段话，不由茅塞顿开，同时也不由深深佩服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不凡的思维能力。当他看到“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这最后两句话，才着急起来。当晚，艾思奇主动去拜访了毛主席，两人就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和其他哲学问题进行了长谈。从此，毛泽东就一直把艾思奇视为可以交谈哲学、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看法的密友。
1938年1月13日，艾思奇又收到了毛主席派人捎来的这样一封来信一一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艾思奇再次去拜访了毛主席，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就谈性大发，竟忘记了时间而畅谈通宵。当艾思奇告别毛主席走出窑洞时，已是天色破晓了。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参加的人有艾思奇、何思敬等人，每周三晚上，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里，漫谈马列主义新哲学。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毛泽东又倡议成立了“新哲学会”。艾思奇与何思敬是这个学会的负责人，毛泽东作为学会的会员之一，经常参加讨论和研究。据于光远回忆说，在总结新哲学会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成就时，艾思奇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与发表，算作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得直不起腰来，憨厚诚实的艾思奇似乎没有意识到大家发笑的原因。毛泽东十分了解艾思奇的为人，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艾思奇是好人，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他常年专心致志地工作，对自己的健康从不注意。直到1966年2月，艾思奇应邀参加一个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顺路到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就让他立即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仍然不停地读书、学习。医生劝他多休息时，他不以为然，笑了笑说：“让头脑闲着并不好受，适当地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坏处。”
1966年3月22日下午，王丹一到医院为艾思奇送去晚饭并照料他用餐，看到他食欲还正常，心中稍感安慰。当王丹一离开医院时，艾思奇紧紧握着她的手艰难地说：“你放心吧！”就在当天夜晚9时15分，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艾思奇与世长辞，享年仅56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为他敬献了花圈，毛泽东还在他的悼词里亲笔写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