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说文通训定声》，清代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既是全书重点讲述的内容，也是其编著体例。这部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通训定声》对说文学的影响做总体性的研究。
关键词：说文学 说文 通训 定声 贡献
引言
《说文通训定声》（以下简称《通训定声》）是清代文字学大师朱骏声撰定的一部研究《说文》的重要专著。它从“说文”、“通训”、“定声”三个方面来研究和丰富《说文》，主要贡献在于全面而系统地解释字义，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本文主要是通过例证，探讨其对说文学的贡献。
一、《通训定声》概况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号允倩，晚年又号石隐，清代文字学大师，“《说文》四大家”之一。他一生博览群书，尤其擅长诗赋词章。《清史稿》言其:“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6](P.166)朱骏声一生著述百余种，他为文浅显，不崇尚华丽繁复，对初学者十分有帮助。
《通训定声》共18卷，是一部按古韵部改编《说文解字》的书。打破了《说文》540部首的顺序，把书中的全部字分析出1137个声旁，再以这些声旁统领9353字，以谐声声符为纲，按照古韵十八部排列。该书由三部分组成：“说文”、“通训”和“定声”。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这部书对中国文字的转注、通假、定声作了大量的考证对我国说文学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王力先生評价这本书时曾说《通训定声》称得上博大精深。朱骏声的主要贡献不仅是在《说文》的研究上，而是全面的研究了词义。胡适在为朱起凤《辞通》写的序里说，《通训定声》“是一部有创见的书”。[4 ] P.4）
二、“说文”、“通训”、“定声”
（一）字形研究上的意义：
“说文”，即着眼于字形，详细说解字形与音义之间的关系，训释文字形体所反映的本义。这一部分包括了“六书”的前四书，是讲究所谓的造字原则的。此外，如果字“既无关于转注，又难通于假借”，则定为“别义”。本书在字形研究方面基本尊重许慎《说文》，然而在必要时又作了补充与说明，而且对《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进行六书分类，这是文字学史上的一大创举。
《通训定声》改会意为形声的特别多，朱骏声认为：“字本相承会意，如松秀等，今辄以鄙见，定为形声，附系各母之末。”[1] （P.15）
不过朱骏声的见解也有些失之偏颇。他统计的形声字有八千零十七个之多，是历来统计之最。朱星说他有一个偏向，是太相信形声字，又相信段玉裁的一句名言“凡同声者必同部”，于是他便努力扩大形声字。[7]王力也认为朱骏声的“省声”理论不太妥当。[3] (P.163)
不过，《通训定声》另附有《六书爻例》，列出每字的六书分类。值得注意的是，除形声外，指事、象形、会意皆一一列举，这是文字学书所前所未有的创举。
（二）字义研究上的意义
“通训”，主要是列举并解释经籍里通用的意义，疏通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这是全书的重点，讲的是所谓前四书的用字原则。字义研究上的特点是把字的转注义和假借义严格区分开来。朱骏声认为：“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他大幅度的修改了许慎对转注和假借所下的定义，重新举例。在他看来，转注就是字的引申，假借则是同音通假。朱骏声认为《说文》和《尔雅》都没有重视这部分内容。除此之外，他的通训还包括声训、别义等项目。
朱骏声主要把字义分成两大类：一是本训和转注，二是假借。所谓的本训既是本义，“一字必无数训”，就是说一个字只有一个本义。而他所说的“转注”实际指的都是词义引申的方式。假借则与此不同，“一则借其形而非有其义，一则借其声而别有其形”只是借用一个字形以表同声的词而已。朱骏声对引申义和假借义做了严格的区分。他在分析字义时一般先本义，后转注，然后再是假借。在解释本义时基本上遵循了许慎的说法。
我们不难看出，朱骏声认为假借和转注一样，是一种用字现象。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转注是意义之间的相互贯通，而假借与声音直接相关。他是从字的形义是否切合的角度来对假借定义的，即被借来表示某个意思的字和这个字的形体所表示的意义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形体上的借用。他还认为假借都有本字本训，是可以寻找的。并将假借现象扩大化。“通其所不通则为假借”，即凡是假借其双方在意义上都不相关联。他还不甚妥当的把包括同源字、误字等性质不同的内容混为一谈，这或许是因为他“以稽群经子史用字之通融”的本意。
（三）字音研究上的意义
“定声”，是指用上古韵文的用韵证明某字的古音。其中包括两种：凡同韵相押为“古韵”；邻韵相押为“转音”。当然，这里所谓的同韵和转韵都是指古韵十八部而言。在字音研究方面，利用谐声偏旁把古韵分为十八部，创造“以声为经”、“以形义为纬”的编排体例，从而让读者从中发现字与字之间的音义联系。这在字义研究上的贡献是空前的，为中国文字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通训定声》把每个字的字义分成本义、转注、假借、别义等，并收集大量古训材料作为例证。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字义发展的轨迹与规律，进而为后来的学者提供可靠的依据，这是本书最值得肯定的一面。
《通训定声》还创造了“以声为经”、“以形义为纬”的编排体例。《通训定声》在每部之下，借“某几名，凡某之派，皆衍某声”形式来表示从某声符得声的字。例如丰部第一，在“同十五名，凡同之派，皆衍同声”下面，收了以“同”为声符的同、侗、铜、桐、筒等十五个字。这样做可以看出音和义的联系，尤其是声符相同的字在意义上的联系，可以看出某些字之间的同源关系。
总的来说，朱骏声尤为注重形声字的研究。而以古韵及形声声符排比文字，有助于对词与词的渊源关系的探求。
三、《通训定声》对说文学的贡献
汉字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至今仍在广泛运用的表意体系。想要建立科学的汉字学，一方面从汉字发展的历史出发，总结出汉字系统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是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充分利用优秀的研究成果。在这两个方面，《通训定声》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
《通训定声》在《说文》每字形音义的训释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创造了独立的体例。胡适在《辞通序》中认为：“（本书）体例与方法都稍胜前人：体例是一部表示声音与训诂变迁滋生的字典，是一部有创见的辞书；方法是特别注重‘转注’与‘假借’，用为训诂演变与形声变异的原则。”[4] (P.4)
总的来说，《通训定声》对说文学的贡献并不在于注释了多少字，而在于，使汉字研究全面进入形、音、义相结合的阶段，并且比较全面的解释并归纳了字词的引申义和假借义；同时广泛搜集经史子集里的大量故训，并初步加以排比而使之略具系统。这对说文学来说，都具有普遍性意义。无论就全书体例还是每字解说而言，它都完全打破了《说文》的原有格局，走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即从传统文字领域过渡到近代词汇领域。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字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胡朴安在《中国文字学》里这样说道：“形音义三者，为文字之要素。得文字之用者在于义，得文字之义者在于形与声，由形以得文字之义，有许君《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在，由声以得文字之义，有朱氏《通训定声》一千一百三十七声母在。此朱氏之书，在文字学史上之可贵者也。”[2] (P.9)
参考文献：
[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凡例”[M].中华书局,1984.
[2]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M].商务印书馆,1937.
[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4]胡适.《辞通序》[M].中华书局,1993.
[5]白兆麟.《再论<说文通训定声>》[J].杭州师范学院报,2003(06)
[6]房建昌.《朱骏声与<说文通训定声>》[J].辞书研究，1984（02）.看还有没有？
[7]朱星.《評<说文通训定声>》[J].北京师大学报，1978(05)
主要参考书目：
1、向光忠《说文学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版
2、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关键词：说文学 说文 通训 定声 贡献
引言
《说文通训定声》（以下简称《通训定声》）是清代文字学大师朱骏声撰定的一部研究《说文》的重要专著。它从“说文”、“通训”、“定声”三个方面来研究和丰富《说文》，主要贡献在于全面而系统地解释字义，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本文主要是通过例证，探讨其对说文学的贡献。
一、《通训定声》概况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号允倩，晚年又号石隐，清代文字学大师，“《说文》四大家”之一。他一生博览群书，尤其擅长诗赋词章。《清史稿》言其:“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6](P.166)朱骏声一生著述百余种，他为文浅显，不崇尚华丽繁复，对初学者十分有帮助。
《通训定声》共18卷，是一部按古韵部改编《说文解字》的书。打破了《说文》540部首的顺序，把书中的全部字分析出1137个声旁，再以这些声旁统领9353字，以谐声声符为纲，按照古韵十八部排列。该书由三部分组成：“说文”、“通训”和“定声”。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这部书对中国文字的转注、通假、定声作了大量的考证对我国说文学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王力先生評价这本书时曾说《通训定声》称得上博大精深。朱骏声的主要贡献不仅是在《说文》的研究上，而是全面的研究了词义。胡适在为朱起凤《辞通》写的序里说，《通训定声》“是一部有创见的书”。[4 ] P.4）
二、“说文”、“通训”、“定声”
（一）字形研究上的意义：
“说文”，即着眼于字形，详细说解字形与音义之间的关系，训释文字形体所反映的本义。这一部分包括了“六书”的前四书，是讲究所谓的造字原则的。此外，如果字“既无关于转注，又难通于假借”，则定为“别义”。本书在字形研究方面基本尊重许慎《说文》，然而在必要时又作了补充与说明，而且对《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进行六书分类，这是文字学史上的一大创举。
《通训定声》改会意为形声的特别多，朱骏声认为：“字本相承会意，如松秀等，今辄以鄙见，定为形声，附系各母之末。”[1] （P.15）
不过朱骏声的见解也有些失之偏颇。他统计的形声字有八千零十七个之多，是历来统计之最。朱星说他有一个偏向，是太相信形声字，又相信段玉裁的一句名言“凡同声者必同部”，于是他便努力扩大形声字。[7]王力也认为朱骏声的“省声”理论不太妥当。[3] (P.163)
不过，《通训定声》另附有《六书爻例》，列出每字的六书分类。值得注意的是，除形声外，指事、象形、会意皆一一列举，这是文字学书所前所未有的创举。
（二）字义研究上的意义
“通训”，主要是列举并解释经籍里通用的意义，疏通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这是全书的重点，讲的是所谓前四书的用字原则。字义研究上的特点是把字的转注义和假借义严格区分开来。朱骏声认为：“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他大幅度的修改了许慎对转注和假借所下的定义，重新举例。在他看来，转注就是字的引申，假借则是同音通假。朱骏声认为《说文》和《尔雅》都没有重视这部分内容。除此之外，他的通训还包括声训、别义等项目。
朱骏声主要把字义分成两大类：一是本训和转注，二是假借。所谓的本训既是本义，“一字必无数训”，就是说一个字只有一个本义。而他所说的“转注”实际指的都是词义引申的方式。假借则与此不同，“一则借其形而非有其义，一则借其声而别有其形”只是借用一个字形以表同声的词而已。朱骏声对引申义和假借义做了严格的区分。他在分析字义时一般先本义，后转注，然后再是假借。在解释本义时基本上遵循了许慎的说法。
我们不难看出，朱骏声认为假借和转注一样，是一种用字现象。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转注是意义之间的相互贯通，而假借与声音直接相关。他是从字的形义是否切合的角度来对假借定义的，即被借来表示某个意思的字和这个字的形体所表示的意义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形体上的借用。他还认为假借都有本字本训，是可以寻找的。并将假借现象扩大化。“通其所不通则为假借”，即凡是假借其双方在意义上都不相关联。他还不甚妥当的把包括同源字、误字等性质不同的内容混为一谈，这或许是因为他“以稽群经子史用字之通融”的本意。
（三）字音研究上的意义
“定声”，是指用上古韵文的用韵证明某字的古音。其中包括两种：凡同韵相押为“古韵”；邻韵相押为“转音”。当然，这里所谓的同韵和转韵都是指古韵十八部而言。在字音研究方面，利用谐声偏旁把古韵分为十八部，创造“以声为经”、“以形义为纬”的编排体例，从而让读者从中发现字与字之间的音义联系。这在字义研究上的贡献是空前的，为中国文字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通训定声》把每个字的字义分成本义、转注、假借、别义等，并收集大量古训材料作为例证。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字义发展的轨迹与规律，进而为后来的学者提供可靠的依据，这是本书最值得肯定的一面。
《通训定声》还创造了“以声为经”、“以形义为纬”的编排体例。《通训定声》在每部之下，借“某几名，凡某之派，皆衍某声”形式来表示从某声符得声的字。例如丰部第一，在“同十五名，凡同之派，皆衍同声”下面，收了以“同”为声符的同、侗、铜、桐、筒等十五个字。这样做可以看出音和义的联系，尤其是声符相同的字在意义上的联系，可以看出某些字之间的同源关系。
总的来说，朱骏声尤为注重形声字的研究。而以古韵及形声声符排比文字，有助于对词与词的渊源关系的探求。
三、《通训定声》对说文学的贡献
汉字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至今仍在广泛运用的表意体系。想要建立科学的汉字学，一方面从汉字发展的历史出发，总结出汉字系统发展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是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充分利用优秀的研究成果。在这两个方面，《通训定声》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
《通训定声》在《说文》每字形音义的训释上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创造了独立的体例。胡适在《辞通序》中认为：“（本书）体例与方法都稍胜前人：体例是一部表示声音与训诂变迁滋生的字典，是一部有创见的辞书；方法是特别注重‘转注’与‘假借’，用为训诂演变与形声变异的原则。”[4] (P.4)
总的来说，《通训定声》对说文学的贡献并不在于注释了多少字，而在于，使汉字研究全面进入形、音、义相结合的阶段，并且比较全面的解释并归纳了字词的引申义和假借义；同时广泛搜集经史子集里的大量故训，并初步加以排比而使之略具系统。这对说文学来说，都具有普遍性意义。无论就全书体例还是每字解说而言，它都完全打破了《说文》的原有格局，走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即从传统文字领域过渡到近代词汇领域。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字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胡朴安在《中国文字学》里这样说道：“形音义三者，为文字之要素。得文字之用者在于义，得文字之义者在于形与声，由形以得文字之义，有许君《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在，由声以得文字之义，有朱氏《通训定声》一千一百三十七声母在。此朱氏之书，在文字学史上之可贵者也。”[2] (P.9)
参考文献：
[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凡例”[M].中华书局,1984.
[2]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M].商务印书馆,1937.
[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4]胡适.《辞通序》[M].中华书局,1993.
[5]白兆麟.《再论<说文通训定声>》[J].杭州师范学院报,2003(06)
[6]房建昌.《朱骏声与<说文通训定声>》[J].辞书研究，1984（02）.看还有没有？
[7]朱星.《評<说文通训定声>》[J].北京师大学报，1978(05)
主要参考书目：
1、向光忠《说文学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版
2、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