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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称为“东进序曲”的郭村保卫战胜利80周年之际，进一步了解郭村保卫战发生的历史背景，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战斗岁月，探索其胜利的伟大意义，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指示，弘扬铁军精神，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郭村保衛战的历史背景
西安事变之后，在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区，并在战略上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自1938年10月开始，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战略意图，在初建江南茅山抗日根据地不久，即率部东进北上。陈毅指派管文蔚的挺进纵队进攻长江中的冲积沙洲扬中县，以便相机在长江北岸建立抗日桥头阵地。1938年10月和1939年4月上旬，挺进纵队两次攻打扬中，终使扬中回到了人民手中。陈毅又调回东进吴淞地区的叶飞部与管文蔚部合编，驻守扬中，牢牢控制了新四军挺进江北的江中跳板。
1939年3月，周恩来到云岭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进军方略。193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要求，“新四军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守江南地区，主力向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根据中央指示，挺进纵队适时向江北发展，并在江都嘶马大桥、吴家桥一带建立了北上抗日的桥头堡，为新四军东进北上做准备。
新四军东进北上抗日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极力反对。他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按照蒋介石“共产党不走就赶走”的反共计划，于1940年3月偷袭新四军皖东五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急调叶飞挺进纵队主力一部驰援半塔集，加上新四军五支队和苏皖支队兼程东返，内外夹击，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战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半塔集约见叶飞，传达了党中央“有理有节反摩擦”的指示，并面授解决苏北问题的锦囊妙计：“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
战斗结束，叶飞率挺进纵队返回江都吴家桥驻防。5月中旬遭到驻扬州、口岸日伪军的联合扫荡，双方激战一昼夜，日伪军死伤惨重。为防日伪报复，挺纵主动撤到泰州西北的郭村休整，并遵照中原局指示，在郭村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建立政权，扩充军队的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改变了对华策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一方面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另一方面积极扶持汪伪政权，巩固日军占领区，重点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
当时苏北地区的形势异常复杂，日、伪、顽和中间力量交织在一起。郭村西边10里外是日军高邮、邵伯据点;北边几里外是韩德勤部的张星炳保安三旅;东边离泰州20多里的宜陵、塘头，是地方实力派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的地盘。“二李”政治上属中间派，虽与韩是隶属关系，但与韩矛盾很深。郭村处于日、韩、李三股势力的结合部，挺纵进驻郭村正好可以利用三方之间的矛盾，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但郭村是“二李”的地盘，为尽量避免与友军发生摩擦，陈毅审时度势，先给李明扬写信，说明新四军进驻郭村是作暂时休整，后又三进泰州城做稳定“二李”的工作，团结“二李”共同抗敌，促其保持中立，并为新四军制订了“联李、孤韩、击敌”的斗争方略。
郭村保卫战的经过
一段时间后，“二李”见移驻郭村的新四军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担心有长期驻扎之势，便多次派人要求新四军撤出郭村。加上汪伪代表到泰州威胁，要“二李”消灭驻郭村的新四军，而韩德勤也煽动“二李”用武力解决郭村，并许诺借兵3个旅相助。在敌顽势力的推动下，“二李”决定对郭村的新四军下手。1940年6月25日，李长江向挺纵发出通牒，限挺纵三日内离开郭村。
面对危急形势，挺纵电告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中原局刘少奇来电，要求挺纵固守待援，争取政治优势。江南指挥部陈毅来电，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尽量避免与“二李”冲突，不能避免也要尽量拖，以待江南主力打退国民党冷欣部进攻后北渡长江;中策是如果冲突避免不了或无法拖延，要打也要退到吴家桥打;下策是在郭村打。
为贯彻陈毅的“联李、孤韩、击敌”方针，挺纵领导管文蔚、叶飞即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调查科长周山进泰州城与“二李”谈判，竟被李长江扣留。
此时，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部已经与陶勇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在苏皖边界活动。在郭村的新四军部队只有挺纵一团和四团2000余人，“二李”与我比例为10：1。是撤还是守？管文蔚和叶飞连夜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大家认为郭村各方面工作都有一定基础，在郭村打，有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有胜利的把握。挺纵研究后上报中原局和江南指挥部：郭村易守难攻，还是在这里迎敌为好。经反复权衡，在苏北特委书记韦一平，副书记惠裕宇和挺纵参谋长张藩的支持下，叶飞下决心保卫郭村，并再次电告陈毅求得支持。
正当大战一触即发之时，接到苏北特委安插在“二李”部队中的秘密党员陈玉生身份暴露，李长江要对其下手的消息。叶飞决定分兵一半去救陈玉生，郭村只剩下挺纵主力1000余人。
6月27日，在“二李”部任政训员的中共地下党员郑少仪，得知“二李”将于28日凌晨向郭村进攻的紧急情报，连夜通过封锁线，冒雨涉渡7条河流，及时将情报送到郭村，为新四军调整防御部署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几个小时时间。
6月28日，李明扬假借去兴化开会离开泰州，由李长江调集3个纵队的游击军，加上韩德勤派给他的张星炳保安三旅，共13个团的兵力对新四军挺纵驻地郭村进行了轮番进攻。面对10倍于己的兵力，在苏北特委和郭村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叶飞、乔信明将部队收缩于郭村和西周村坚守，同时利用李部之间各路互不配合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机动出击的战术，逐次打退进攻之敌，稳住了郭村阵地。 苦战一天后，29日，紧急增援郭村的苏皖支队陶勇部及时赶到，协助挺纵发起反击。7月1日，李长江部第三纵队八支队担任队长的共产党员陈玉生率部起义，到达大桥地区，控制了长江交通要道，防止了江南顽军增援。李部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四大队担任大队长的共产党员王澄、连长姚力等人也率部在泰州北面的港口起义，逮捕了李部第二纵队五支队支队长陈冬生，俘获五支队重机枪连的全部人马，开进郭村投入保卫战。在三支外援的支持下，郭村抗日自卫团和人民群众一起参战，战场形势骤转，至7月2日，挺纵转守为攻，经内外夹击，李长江部全军溃败。新四军乘胜追击，7月4日打下塘头，5日直逼泰州城下。
为落实“联李、孤韩、击敌”的方针，迫使“二李”放弃反共立场，陈毅决定不攻泰州城，并再次与“二李”谈判，主动送还俘虏、枪支，退出郭村。这让“二李”感动，愿与新四军重修旧好，保持中立，联合抗日。
至此，历时8天的郭村保卫战胜利结束，共消灭李长江3个整编团，俘虏700余人，缴步枪600多支，轻重机枪10余挺，取得了政治、军事双胜利。
郭村保卫战的历史功绩及意义
郭村保卫战是新四军渡江北上的前哨战，是共产党新四军成功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光辉典范。此战团结了中间派，震慑了顽固派，为新四军东进黄桥奏响了一首高昂的序曲。
郭村保卫战是成功运用统战策略的典范。为粉碎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策略，为新四军北上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好政治准备，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根据中央建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结合苏北抗战的实际，为挺进江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制订了“联李、孤韩、击敌”的大政方略。为争取“二李”共同抗日，陈毅自1939年8月至1940年2月三进泰州城做“二李”的工作，为新四军渡江北上抗日争取到了同盟军。挺纵进驻郭村后，“二李”受日伪军压迫和韩德勤挑唆，认为新四军占据了他们的地盘，欲挑起争端，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陈毅仍坚持以大局为重，反复叮嘱挺纵要做好“二李”的工作。在郭村大战爆发前，叶飞按陈毅指示再次派陈同生、周山去泰州谈判，表明了新四军团结抗日的愿望。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时仍指示“战役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要逼他们过甚，使他们投奔韩德勤”。显示了高超的战略眼光。7月4日在挺纵直逼泰州城下时，陈毅下令停止攻城，并亲自打电话给李明扬，再次表明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战，愿与他重修旧好，释放全部俘虏人员，发还缴获枪支，归还郭村、塘头。正为郭村惨败一筹莫展的李明扬接到电话，喜出望外，一一答应，并立即释放了扣押的挺纵谈判代表陈同生、周山。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正是陈毅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斗争策略，终于敲醒了中间势力“二李”，让他们认识到了新四军是真心抗日，所以才有了“二李”为新四军东进黄桥主动让路并在日后的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从而粉碎了韩德勤企图借“二李”之手消灭新四军的阴谋。
郭村保卫战是科学分析双方力量后作出的正确选择。郭村保卫战爆发前，无论是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复电，还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的复电，都不希望挺纵在郭村开战，陈毅还特别强调“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叶飞、管文蔚连夜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就如何贯彻落实刘少奇、陈毅的指示认真讨论分析。从地形上看，郭村的三个村呈三角形分布，东边向泰州，是水网地带;北边由顽军张星炳旅所占，也是水网地带;西边是运河、邵伯湖，不利部队运动，还有日军据点;只有南面和西面是开阔地，是“二李”阵地，有利我军固守待援。从时机上看，坚守郭村，正是新四军落实刘少奇的“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指示的最佳时机，只是新四军面对的不是预想的顽固派韩德勤，而是中间派“二李”。现在中间派突然翻脸，公然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就应坚决反击，这也符合毛泽东同志“当中间派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对其一部给予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相互配合”的指示。而新四军如果脱离郭村既设阵地，仓促向南转移，定会遭到日伪、李军的北追南堵西顶，战术上会很被动。新四军坚守郭村，可以免除移师劳顿，以逸待劳。当地群众为保卫家乡也会积极支前。在正确分析双方情势的基础上，作出保卫郭村的科学决策，并事后征得陈毅的认可。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郭村保卫战取胜的重要保证。当时李长江调动三个纵队，另有韩顽保安第三旅张星炳配合，共13个团的兵力向郭村进攻，双方兵力对比为10：1，如果死打硬拼，肯定难以取胜，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尤显重要。特别是6月26日接到陈玉生救援急电，在郭村急需用兵的节骨眼上，派出挺纵第四团南下救援陈玉生更是一着险棋。但叶飞和李长江斗智斗勇，故意造成叶飞带领主力一团南下救援的假象，让李长江误以为郭村兵力空虚，放弃了先解决陈玉生部的决定，改为先打郭村。这既解了陈玉生之围，为陈玉生成功起义争取了时间，又起到了麻痹李长江的效果。在郭村保卫战中，新四军以主力营应对陈中柱第四纵队和陈才福第六纵队的进攻，以密集手榴弹、短促突击，反冲击等机动灵活的积极防御战术。团参谋长廖政国抱病上阵，带领部队和李军展开白刃战，有500多名新四军战士光荣牺牲。正是有了新四军敢打敢拼勇于牺牲的精神，再配合以科学灵活的战术，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稳住了郭村阵地。
听从调度及时增援是郭村保卫战取胜的关键。为解郭村之围，苏皖支队26日接到陈毅急令：火速驰援郭村挺纵。接令后，支队司令員陶勇克服部队建制不全、后勤准备仓促等困难，从6月27日起一路急行军，过天扬公路，渡邵伯湖和运河，闯仙女庙日军封锁区，穿插“二李”防区，日夜兼程200多里，在郭村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刻及时赶到，缓解了郭村北面的压力，鼓舞了郭村军民的信心。再加上陈玉生部，王澄、姚力部的战场起义，为全线击溃李长江部奠定了基础。陶勇苏皖支队的及时到援，在夺取郭村保卫战的胜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村保卫战是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体现。“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新四军挺纵进驻郭村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把新四军当作了自己的救星。当听到李部要进攻郭村的消息后，群众主动支前，积极参战。他们和挺纵战士一起挖壕沟，修筑防御工事，主动把家里的木料、门板捐出来作修筑工事的材料，甚至有的青年主动献出结婚打家俱的木料，老人献出准备打棺材的木材。当郭村人民得知部队急需1万支竹签时，男女老少齐动手，一夜之间做了3万余支竹签预埋在阵地前沿，让李部尝到了“竹签阵”的厉害。妇女们日夜赶制军鞋，工抗会、青抗会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抢救伤员、运送弹药，为战士们送饭运菜，确保了部队的后勤供应。可以说，郭村人民的全力支持为夺取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郭村保卫战为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奠基作用。郭村保卫战胜利后，7月5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在郭村南部的塘头与陈毅率领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三大主力齐集江北后，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郭村镇塘头村花园组于氏姊妹楼宣布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并将塘头会师的三支队伍整编为三个纵队，一纵司令员叶飞，二纵司令员王必成，三纵司令员陶勇。塘头整编后，新四军统一了建制，统一了指挥，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增强。此时，陈毅组织新四军团以上干部讨论何处建立根据地。经充分发扬民主，最后决定在东进党和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黄桥，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
郭村保卫战的胜利及新四军塘头整编和苏北指挥部的成立，开启了新四军苏北抗日的新篇章，为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 李赞庭）
郭村保衛战的历史背景
西安事变之后，在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区，并在战略上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自1938年10月开始，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战略意图，在初建江南茅山抗日根据地不久，即率部东进北上。陈毅指派管文蔚的挺进纵队进攻长江中的冲积沙洲扬中县，以便相机在长江北岸建立抗日桥头阵地。1938年10月和1939年4月上旬，挺进纵队两次攻打扬中，终使扬中回到了人民手中。陈毅又调回东进吴淞地区的叶飞部与管文蔚部合编，驻守扬中，牢牢控制了新四军挺进江北的江中跳板。
1939年3月，周恩来到云岭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进军方略。193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要求，“新四军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守江南地区，主力向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根据中央指示，挺进纵队适时向江北发展，并在江都嘶马大桥、吴家桥一带建立了北上抗日的桥头堡，为新四军东进北上做准备。
新四军东进北上抗日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极力反对。他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按照蒋介石“共产党不走就赶走”的反共计划，于1940年3月偷袭新四军皖东五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急调叶飞挺进纵队主力一部驰援半塔集，加上新四军五支队和苏皖支队兼程东返，内外夹击，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战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半塔集约见叶飞，传达了党中央“有理有节反摩擦”的指示，并面授解决苏北问题的锦囊妙计：“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
战斗结束，叶飞率挺进纵队返回江都吴家桥驻防。5月中旬遭到驻扬州、口岸日伪军的联合扫荡，双方激战一昼夜，日伪军死伤惨重。为防日伪报复，挺纵主动撤到泰州西北的郭村休整，并遵照中原局指示，在郭村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建立政权，扩充军队的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改变了对华策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一方面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另一方面积极扶持汪伪政权，巩固日军占领区，重点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
当时苏北地区的形势异常复杂，日、伪、顽和中间力量交织在一起。郭村西边10里外是日军高邮、邵伯据点;北边几里外是韩德勤部的张星炳保安三旅;东边离泰州20多里的宜陵、塘头，是地方实力派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的地盘。“二李”政治上属中间派，虽与韩是隶属关系，但与韩矛盾很深。郭村处于日、韩、李三股势力的结合部，挺纵进驻郭村正好可以利用三方之间的矛盾，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但郭村是“二李”的地盘，为尽量避免与友军发生摩擦，陈毅审时度势，先给李明扬写信，说明新四军进驻郭村是作暂时休整，后又三进泰州城做稳定“二李”的工作，团结“二李”共同抗敌，促其保持中立，并为新四军制订了“联李、孤韩、击敌”的斗争方略。
郭村保卫战的经过
一段时间后，“二李”见移驻郭村的新四军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担心有长期驻扎之势，便多次派人要求新四军撤出郭村。加上汪伪代表到泰州威胁，要“二李”消灭驻郭村的新四军，而韩德勤也煽动“二李”用武力解决郭村，并许诺借兵3个旅相助。在敌顽势力的推动下，“二李”决定对郭村的新四军下手。1940年6月25日，李长江向挺纵发出通牒，限挺纵三日内离开郭村。
面对危急形势，挺纵电告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中原局刘少奇来电，要求挺纵固守待援，争取政治优势。江南指挥部陈毅来电，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尽量避免与“二李”冲突，不能避免也要尽量拖，以待江南主力打退国民党冷欣部进攻后北渡长江;中策是如果冲突避免不了或无法拖延，要打也要退到吴家桥打;下策是在郭村打。
为贯彻陈毅的“联李、孤韩、击敌”方针，挺纵领导管文蔚、叶飞即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调查科长周山进泰州城与“二李”谈判，竟被李长江扣留。
此时，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部已经与陶勇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在苏皖边界活动。在郭村的新四军部队只有挺纵一团和四团2000余人，“二李”与我比例为10：1。是撤还是守？管文蔚和叶飞连夜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大家认为郭村各方面工作都有一定基础，在郭村打，有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有胜利的把握。挺纵研究后上报中原局和江南指挥部：郭村易守难攻，还是在这里迎敌为好。经反复权衡，在苏北特委书记韦一平，副书记惠裕宇和挺纵参谋长张藩的支持下，叶飞下决心保卫郭村，并再次电告陈毅求得支持。
正当大战一触即发之时，接到苏北特委安插在“二李”部队中的秘密党员陈玉生身份暴露，李长江要对其下手的消息。叶飞决定分兵一半去救陈玉生，郭村只剩下挺纵主力1000余人。
6月27日，在“二李”部任政训员的中共地下党员郑少仪，得知“二李”将于28日凌晨向郭村进攻的紧急情报，连夜通过封锁线，冒雨涉渡7条河流，及时将情报送到郭村，为新四军调整防御部署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几个小时时间。
6月28日，李明扬假借去兴化开会离开泰州，由李长江调集3个纵队的游击军，加上韩德勤派给他的张星炳保安三旅，共13个团的兵力对新四军挺纵驻地郭村进行了轮番进攻。面对10倍于己的兵力，在苏北特委和郭村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叶飞、乔信明将部队收缩于郭村和西周村坚守，同时利用李部之间各路互不配合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机动出击的战术，逐次打退进攻之敌，稳住了郭村阵地。 苦战一天后，29日，紧急增援郭村的苏皖支队陶勇部及时赶到，协助挺纵发起反击。7月1日，李长江部第三纵队八支队担任队长的共产党员陈玉生率部起义，到达大桥地区，控制了长江交通要道，防止了江南顽军增援。李部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四大队担任大队长的共产党员王澄、连长姚力等人也率部在泰州北面的港口起义，逮捕了李部第二纵队五支队支队长陈冬生，俘获五支队重机枪连的全部人马，开进郭村投入保卫战。在三支外援的支持下，郭村抗日自卫团和人民群众一起参战，战场形势骤转，至7月2日，挺纵转守为攻，经内外夹击，李长江部全军溃败。新四军乘胜追击，7月4日打下塘头，5日直逼泰州城下。
为落实“联李、孤韩、击敌”的方针，迫使“二李”放弃反共立场，陈毅决定不攻泰州城，并再次与“二李”谈判，主动送还俘虏、枪支，退出郭村。这让“二李”感动，愿与新四军重修旧好，保持中立，联合抗日。
至此，历时8天的郭村保卫战胜利结束，共消灭李长江3个整编团，俘虏700余人，缴步枪600多支，轻重机枪10余挺，取得了政治、军事双胜利。
郭村保卫战的历史功绩及意义
郭村保卫战是新四军渡江北上的前哨战，是共产党新四军成功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光辉典范。此战团结了中间派，震慑了顽固派，为新四军东进黄桥奏响了一首高昂的序曲。
郭村保卫战是成功运用统战策略的典范。为粉碎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策略，为新四军北上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好政治准备，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根据中央建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结合苏北抗战的实际，为挺进江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制订了“联李、孤韩、击敌”的大政方略。为争取“二李”共同抗日，陈毅自1939年8月至1940年2月三进泰州城做“二李”的工作，为新四军渡江北上抗日争取到了同盟军。挺纵进驻郭村后，“二李”受日伪军压迫和韩德勤挑唆，认为新四军占据了他们的地盘，欲挑起争端，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陈毅仍坚持以大局为重，反复叮嘱挺纵要做好“二李”的工作。在郭村大战爆发前，叶飞按陈毅指示再次派陈同生、周山去泰州谈判，表明了新四军团结抗日的愿望。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时仍指示“战役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要逼他们过甚，使他们投奔韩德勤”。显示了高超的战略眼光。7月4日在挺纵直逼泰州城下时，陈毅下令停止攻城，并亲自打电话给李明扬，再次表明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战，愿与他重修旧好，释放全部俘虏人员，发还缴获枪支，归还郭村、塘头。正为郭村惨败一筹莫展的李明扬接到电话，喜出望外，一一答应，并立即释放了扣押的挺纵谈判代表陈同生、周山。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正是陈毅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斗争策略，终于敲醒了中间势力“二李”，让他们认识到了新四军是真心抗日，所以才有了“二李”为新四军东进黄桥主动让路并在日后的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从而粉碎了韩德勤企图借“二李”之手消灭新四军的阴谋。
郭村保卫战是科学分析双方力量后作出的正确选择。郭村保卫战爆发前，无论是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复电，还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的复电，都不希望挺纵在郭村开战，陈毅还特别强调“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叶飞、管文蔚连夜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就如何贯彻落实刘少奇、陈毅的指示认真讨论分析。从地形上看，郭村的三个村呈三角形分布，东边向泰州，是水网地带;北边由顽军张星炳旅所占，也是水网地带;西边是运河、邵伯湖，不利部队运动，还有日军据点;只有南面和西面是开阔地，是“二李”阵地，有利我军固守待援。从时机上看，坚守郭村，正是新四军落实刘少奇的“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指示的最佳时机，只是新四军面对的不是预想的顽固派韩德勤，而是中间派“二李”。现在中间派突然翻脸，公然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就应坚决反击，这也符合毛泽东同志“当中间派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对其一部给予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相互配合”的指示。而新四军如果脱离郭村既设阵地，仓促向南转移，定会遭到日伪、李军的北追南堵西顶，战术上会很被动。新四军坚守郭村，可以免除移师劳顿，以逸待劳。当地群众为保卫家乡也会积极支前。在正确分析双方情势的基础上，作出保卫郭村的科学决策，并事后征得陈毅的认可。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郭村保卫战取胜的重要保证。当时李长江调动三个纵队，另有韩顽保安第三旅张星炳配合，共13个团的兵力向郭村进攻，双方兵力对比为10：1，如果死打硬拼，肯定难以取胜，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尤显重要。特别是6月26日接到陈玉生救援急电，在郭村急需用兵的节骨眼上，派出挺纵第四团南下救援陈玉生更是一着险棋。但叶飞和李长江斗智斗勇，故意造成叶飞带领主力一团南下救援的假象，让李长江误以为郭村兵力空虚，放弃了先解决陈玉生部的决定，改为先打郭村。这既解了陈玉生之围，为陈玉生成功起义争取了时间，又起到了麻痹李长江的效果。在郭村保卫战中，新四军以主力营应对陈中柱第四纵队和陈才福第六纵队的进攻，以密集手榴弹、短促突击，反冲击等机动灵活的积极防御战术。团参谋长廖政国抱病上阵，带领部队和李军展开白刃战，有500多名新四军战士光荣牺牲。正是有了新四军敢打敢拼勇于牺牲的精神，再配合以科学灵活的战术，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稳住了郭村阵地。
听从调度及时增援是郭村保卫战取胜的关键。为解郭村之围，苏皖支队26日接到陈毅急令：火速驰援郭村挺纵。接令后，支队司令員陶勇克服部队建制不全、后勤准备仓促等困难，从6月27日起一路急行军，过天扬公路，渡邵伯湖和运河，闯仙女庙日军封锁区，穿插“二李”防区，日夜兼程200多里，在郭村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刻及时赶到，缓解了郭村北面的压力，鼓舞了郭村军民的信心。再加上陈玉生部，王澄、姚力部的战场起义，为全线击溃李长江部奠定了基础。陶勇苏皖支队的及时到援，在夺取郭村保卫战的胜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村保卫战是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体现。“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新四军挺纵进驻郭村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把新四军当作了自己的救星。当听到李部要进攻郭村的消息后，群众主动支前，积极参战。他们和挺纵战士一起挖壕沟，修筑防御工事，主动把家里的木料、门板捐出来作修筑工事的材料，甚至有的青年主动献出结婚打家俱的木料，老人献出准备打棺材的木材。当郭村人民得知部队急需1万支竹签时，男女老少齐动手，一夜之间做了3万余支竹签预埋在阵地前沿，让李部尝到了“竹签阵”的厉害。妇女们日夜赶制军鞋，工抗会、青抗会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抢救伤员、运送弹药，为战士们送饭运菜，确保了部队的后勤供应。可以说，郭村人民的全力支持为夺取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郭村保卫战为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奠基作用。郭村保卫战胜利后，7月5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在郭村南部的塘头与陈毅率领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三大主力齐集江北后，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郭村镇塘头村花园组于氏姊妹楼宣布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并将塘头会师的三支队伍整编为三个纵队，一纵司令员叶飞，二纵司令员王必成，三纵司令员陶勇。塘头整编后，新四军统一了建制，统一了指挥，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增强。此时，陈毅组织新四军团以上干部讨论何处建立根据地。经充分发扬民主，最后决定在东进党和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黄桥，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
郭村保卫战的胜利及新四军塘头整编和苏北指挥部的成立，开启了新四军苏北抗日的新篇章，为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