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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招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宫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宫。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了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人物链接】
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生于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出外谋生，流落到甘肃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后云游敦煌，和其助手一起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长期居留于此地，度过了后半生。
王圆箓是一名道士，却尽毕生之功守护着一片佛窟。他开启了敦煌文化最重要的一扇门，却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和当局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将中华瑰宝贱卖给掠盗者。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冒险家使用各种欺骗手段，先后从他的手中廉价购买走藏经洞中大量的文化瑰宝。
【赏析】
作者的落笔点并非在绘景，他仅在文章开头用极少的笔墨描写了莫高窟外的道士塔，然后便将话题转向道士塔的主人——王圆箓。写王圆箓，作者以史实为基本依据，同时合理发挥想象，描绘出一个个生动、逼真的场景，如同拿着一部老式放映机，当画面一帧一帧地摇过，王圆箓那再普通不过的中国道士的形象便在我们眼前清晰起来。
当然，作者最终的落笔点也不是写人，王圆箓身后的那段令人哀叹的历史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历史似乎很容易给人们一个“王圆箓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的结论，然而当我们真正认识了王圆箓其人后，我们不得不问自己：历史的罪责真该由这个普通、渺小、愚昧的道士全部承担吗？答案是否定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个人，其身后往往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国家、一个同样具有悲剧色彩的民族。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招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宫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宫。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了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人物链接】
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生于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出外谋生，流落到甘肃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后云游敦煌，和其助手一起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长期居留于此地，度过了后半生。
王圆箓是一名道士，却尽毕生之功守护着一片佛窟。他开启了敦煌文化最重要的一扇门，却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和当局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将中华瑰宝贱卖给掠盗者。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冒险家使用各种欺骗手段，先后从他的手中廉价购买走藏经洞中大量的文化瑰宝。
【赏析】
作者的落笔点并非在绘景，他仅在文章开头用极少的笔墨描写了莫高窟外的道士塔，然后便将话题转向道士塔的主人——王圆箓。写王圆箓，作者以史实为基本依据，同时合理发挥想象，描绘出一个个生动、逼真的场景，如同拿着一部老式放映机，当画面一帧一帧地摇过，王圆箓那再普通不过的中国道士的形象便在我们眼前清晰起来。
当然，作者最终的落笔点也不是写人，王圆箓身后的那段令人哀叹的历史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历史似乎很容易给人们一个“王圆箓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的结论，然而当我们真正认识了王圆箓其人后，我们不得不问自己：历史的罪责真该由这个普通、渺小、愚昧的道士全部承担吗？答案是否定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个人，其身后往往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国家、一个同样具有悲剧色彩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