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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思想史不太有兴趣，十几年前才注意到雍正皇帝编撰的奇书《大义觉迷录》。书中主角曾静系湖南永兴人，就在敝乡安仁县隔壁。奉曾静之命前往西安给岳钟琪投书的张熙，家住鹏塘，其宗族更是与寒族同出一源，该地到一九五六年才划归酃县（今名炎陵），此前也属安仁。敝乡文化后进，在国史上罕有表现，当时竟发生如此上达天听、轰动全国的大事，煞是令人惊奇。总想什么时候回乡了去看看这对师生的老家，怎奈一直未得其便。
这个暑假，总算得着机会，去永兴转了一圈。重点是跟该县史志办的人做了些交流。现任的王主任对曾静未做研究，但介绍了当地的研究现状，并且说，一九九九年美国史学家史景迁也来过此地。一查，其时尚在其《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上海远东出版社二五年版）一书的英文原版（出版于二一年）撰成之前。
史氏在该书的“致谢”中对此也有记录：“我个人因曾静一案的历史探索而产生的情感随着我探访曾静位于湖南东南的永兴县而达到高潮”，为此感谢“永兴县政府的干部、学者”等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抵达永兴县的北边—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最切近地感受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那个小小私塾”（该书第5页）。
笔者不能不由衷地钦佩。仅仅为感受曾静当年的那个小书馆，竟不远万里，来到永兴实地踏访。对比之下，国内学者研究过曾静案的不知凡几，这中间的差异恐怕不是研究条件有别可以解释的。
史景迁未及详述当年陪他在永兴考察的当地人士，其中主要是曾任永兴县史志办主任的廖盛时先生。笔者这次到永兴当然要拜访他。
说来可怜，曾静这样一位让永兴名扬宇内的历史人物，在当地竟没有找到丝毫有意义的资料。当地人撰写的各种曾静文章，主要都取材于《大义觉迷录》。以致连他老家所在—笔者希望能精确到自然村—仍没有搞清楚。
廖盛时先生曾撰文认为，曾静“祖籍永兴鲤鱼塘镇石溪湾，后迁大布江乡较头猪婆口村”（《反清儒士曾静》，收入《松柏集》，二一三年自印本，21页）。在访谈中他说，这一认识是从族谱中得出的。石溪曾家冲在永兴算比较早的曾氏村落，附近有不少曾氏村落是由此繁衍而出的。猪婆口村今属千冲乡，该地有关于曾静的传说，故而他有此判断。一九九九年他带史景迁走访的地方，则在县城南郊的注江村（今属便江镇）。此地有曾子庙，有曾家塆，也是从石溪迁来的。他们曾在此查阅曾氏族谱，从“石濑房世科宦途封典一览表”中看到一句关于曾静的文字：“曾静，民国光复，中央以其为革命先杰，发银四万建专祠，被靖州曾氏冒领。”（同上，24页）
至于史景迁所谓“抵达永兴县的北边”，据廖先生回忆，实则在永兴县香梅乡。此地位于永兴县城以北十八公里，且濒临县界，说它是“永兴县的北边”自无不可;只是此地毗邻的是耒阳县，距与安仁交界的那段永兴县北边最近尚有百里之遥。廖先生说，当时史景迁对于路边的一个小庵子非常非常感兴趣。想必，这就是上引所谓“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那个小小私塾”的生活原型吧？明乎此，不能不感叹史氏所谓“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实在可谓神来之笔。—谁说历史必得实证，不需要足够的想象力？
考虑到其在现实中对曾静的生活场所几乎全没有摸着边，笔者很好奇史景迁在书中关于曾静的空间描述。很厉害，在文本中他的方位感要强得多。《皇帝与秀才》的第四章开头写道：“永兴县一共有二十个都。虽然蒲潭村本身并未显示在县区级地图上，资料表明，它坐落于山峦起伏的第十九都，位于该县东北角。第十九都距县城二十五英里，路途崎岖难行，但距张熙及家人所居住的安仁县倒相当接近。”（74页）
从这段叙述不难看出，这位洋太史公在空间问题上做了不少案头功夫。所谓“蒲潭村”指曾静住地。张熙在西安招供，其师曾静“系湖广郴州永兴县人，现居本县蒲潭地方”（《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572页）。稍后湖广总督迈柱奏称，“今有钦差同抚标游击、桂阳知州，在于永兴县渤潭地方，拿获匪犯曾静一名”（同上，第十四册，132页）。“渤”、“蒲”在方言中读音接近，可以肯定系同名异写。然而无论“蒲潭”抑或“渤潭”，不要说如史景迁所希望的“显示在县区级地图上”，就连乾隆、光绪以至当代历修《永兴县志》中都没有出现。特别要说明的是，乾隆、光绪两部《永兴县志》的《封域》部分都开列了各都的“村落地名”，十九都辖有村落四十处，均无“蒲潭”之名（也未见于其他都）。因此，严格说来，“蒲潭”到底是否如史氏所认定的“村”名，不得而知。
尤令人惊异的是，曾静案留下的材料中，无任何“资料表明”，蒲潭坐落于十九都。史料中提到十九都的是《大义觉迷录》卷三，曾静在招供关于雍正帝与陕西总督关系的谣言时说：“此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107页）而这个石枧村，按诸何立忠供词，只是何某的女婿家。其缘由用何某话说，是“旧年因犯生女婿死了，曾静到女婿家来吊孝，犯生会着他，说起犯生女婿为人度量褊浅”，这才扯出一个皇帝与总督的狗血故事。曾静去给何某的女婿吊孝，说明其所居似相距不远—或许此处正是其所居的“蒲潭地方”亦未可知，但直接以此为曾静所居的“蒲潭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是史料无法证明之事。史氏所谓“资料表明”，其实还存在逻辑缺环。
然而无论如何，“蒲潭地方”应如史氏判断的“位于该县东北角”可以肯定。因为曾静岳家位于安仁湘湾（同上，69页），该地今属安仁县豪山乡，与永兴东北接壤。传统乡村通婚半径一般不过一二十里，“蒲潭”应离湘湾不远可知。另外曾静还在供词中声称其“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同上，98页），而方志所载永兴东北与安仁交界的名山大湖仙距永兴县城亦不过一百一十里。即使曾静在招供中为了突出其住处偏僻，从而故意夸大了到县城的里数，至少也已迫近东北县界。就是说，尽管史景迁在永兴完全跑反了方向，他的书面结论却相当靠谱。至少比目前为止当地人的认识更靠谱。
一个外国人，一个对具体空间并无太多实际感受的外国人，在案头工作中却表现出了如此敏锐的判断力，而且还实现了一个思维的跳步（将“蒲潭”定位于十九都），不能不令人欢喜赞叹。
台湾王汎森先生曾发表一篇论文《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近收入其新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版）。该文述及：“曾静于一六七九年生于湖南郴州永兴县（衡阳南方七十五里左右）一个叫十九都的小山村中。”（346页）这里面，“一个叫十九都的小山村”显系笔误。因为“都”不是村名，它是清代县以下的基层政区名，上引史景迁文中已注意到“永兴县一共有二十个都”，此文的本来面目应该是“十九都的一个小山村”。
史景迁参考了王先生此文。按其在书前致谢的顺序，他得到此文尚在其去永兴考察之前。恰好他也将“蒲潭”与十九都联系在一起，不知是否受到了此文的启发。
王先生的文章重在探讨社会心态。虽然从“湖广填四川”讲起，也分析了“曾静的内心世界”，但五个部分中最后一部分“时人的反应”占到超过四成的篇幅。该文立意高远，视野宏阔，除第一部分为“重建曾静的生活史及思想上的转变”之需而将永兴带了两笔之外，其余都是以全国为空间尺度来展开讨论的。自然，曾静的书馆之类细故不在其念中。
史景迁《皇帝与秀才》一书的正文并没有叙及曾静的书馆。他在致谢中带上一笔，还要活色生香地想象“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大概是难抑实地踏访的兴奋之情，与读者分享其神交古人的时空经验。平心而论，他这一笔确实了得。曾静在招供中只顺口提到一句：“小的书馆在安仁县路傍鹏塘地方。”（《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影印版，901页）就让他一把抓住。要是没有足够的敏感，很可能就滑过去了。
不过，曾静说得明明白白，他的书馆在安仁县境，鹏塘地方。也就是其门生张熙家所在。此地今名西草坪村，属炎陵东风乡;与史景迁实际造访的永兴香梅相距不过百余里，而形势却天差地别。
打开湖南地图不难看到，从郴州往北，永兴、安仁、攸县、醴陵基本上成一条直线。从醴陵往北，是株洲、长沙;从郴州往南，则越过南岭，直奔广东。这是一条南北大路。史景迁据以想象曾静书馆居然找到这样一条“大路”，且不说其中的古今之别，就算回到当年，鹏塘一带的情形也不可能同日而语。
曾静在供词中多次强调其生活中的地理环境，如“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所住之地离城市远，无交易买卖”之类（《清史资料》第四辑，45、78页）。凡此种种，当然是为了给自己脱罪。既然为脱罪，免不了有所选择，甚至夸张。例如，他讲自己“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时，要强调是“自家僻处山谷”（44页）;而当官府追查谣言来源，要他招供信息渠道时，他又分说“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而乡间常有人在县来往”（98页），似乎其住处并不闭塞一样。实际上，在他完全是看说话的方便，具体情况如何就得看听话人怎样理解了。
王汎森在研判这一干史料时，也注意到对曾静的供词要做话语分析。他指出“不知李自成是曾静脱罪的一个重大关键”，于是推断：“雍正是否派人暗示曾静这条脱罪的线索已无从得知，这至少是清廷同意的脱罪方式。”（上揭书，383页）这恐怕有点过犹不及了。曾静犯的是“弥天”重罪，如果得逞，清廷就得亡国，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如此你死我活的勾当，怎么可能主动给对手以脱罪的暗示？雍正后来之所以原宥曾静，完全是看到曾静其实毫无能为，不过就是荒僻山沟里一书呆子而已。去之无益，还不如留作反面典型，可以教育更多的群众。王先生有此想法，一来是把清廷想得过于仁慈，以致事关生死存亡也不讲原则;二来则恐怕是不太了解当地情况。就笔者所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静岳家豪山一带的乡民仍有人以到过安平司（安仁上半县的中心，今名安平镇）为平生自豪。斗气（方言谓之“赛牙”）时会有人唾沫四溅地宣称：“我安平司都到过，还怕你！”豪山是从安仁前往鹏塘的必经之路，鹏塘、“蒲潭”之偏僻犹有过之。曾静在被捕前不知明末有李自成，应该是完全可信的事。这反映了当时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结构。
明乎此，对曾静关于其书馆的描述可大致有一个符合事实的想象。当时因钦差“反复追讯造言首犯”，曾静“实不能指出造言之人”，供称是“偶听来往路人传言，实未询确姓名住址”，又怕官府认为他不老实，于是强调其书馆“在安仁县路傍鹏塘地方”（《清代文字狱档》，901页），意思是来往路人太多，无从追查。这样也就可望提高其供词的可信度。事实上，鹏塘地形与他住处一样，也是山区（在安仁是全县地势最高的山区）。所谓“路”，不过是当时安仁通往酃县的路，再往东就是罗霄山脉了。—说它是条大路也可以，但其繁忙程度与史景迁在永兴香梅所见、所想象的，完全是两个概念。
由于对实际的地理形势不甚明了，尽管案头工作做了不少，到行文写作时，史景迁明显有些力不从心。
兹仍以《皇帝与秀才》第四章“湖南查案”为例。本来，在湖南要抓捕的七名人犯，分布于永兴（属郴州）、安仁（属衡州）、宁远（属永州）、华容（属岳州）四处;钦差与湖南巡抚略作商议，便定下了一个兵分四路的抓捕方案，相当于一个大专案组下设四个分专案组，每一组都由省里派员，会同府州县地方官联合行动。其中前往永兴的一组，由于目标是主犯曾静，特由钦差从京城带来的随从武官监督执行。这一形势十分明朗。然而史景迁在讲述这一过程时，添油加醋，将一个简单问题讲得缠夹不清。
史氏写到“组成了四支缉捕队”时，解释说：“往永兴县缉捕曾静的一队由随海兰赴湘的韩守备率领，湘抚麾下抚标中军游击及另一名管辖永兴、安仁两县的文官协助;其他三队也分别由官阶相当的湖南文武官员率领，其中前往鹏塘村逮捕张熙家人的一队由长沙知府亲自带队。”（75页）这里面，“一名管辖永兴安仁两县的文官”不可能存在。史料原文是“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当时的郴州只能管永兴;安仁属衡州府辖，郴州何能管得着。史景迁显然是看到安仁县今隶郴州市，便以为清代已然如此。其实只要翻翻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就可以避免这一错误。
更要命的是，之后的讲述更加离奇：“缉捕活动最终从安仁县鹏塘村展开。至于为何先对张熙家人着手，也许是出于某种史料并未记载的地方上的原因，但更可能考虑到，比起蒲潭村来，该处兵马较易通行。海兰与王国栋决定，于十二月二日先捉拿张熙家人，一旦事成，两天后再前去逮捕曾静。”“前往永兴县蒲潭村逮捕曾静的缉捕队于十二月四日进入行动位置。整个行动同样进展迅速，并未遇到多大麻烦。”（76页）这里面，两段引文彼此矛盾。从前一段看，似乎缉捕张熙家人和曾静的是同一支人马，故而须有先后之分;从后一段看，又是两支人马在分别行动。既然是分别行动，那就不存在孰先孰后，而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事;上文他也已经讲了缉捕队有四支，赴安仁、赴永兴两支的人员构成都不一样。像这样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真不知把谁给绕了进去。
据说前贤有人品题史景迁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看到以上例证，对这一隽语该悠然有所心会。近来有人翻出新解，说称史景迁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其实是表扬;作为历史学者，被称为“成功的小说家”才是骂人。在笔者看来，历史学者被称为“小说家”，无论成功与不成功，都不是好话。因为历史如果复原得好，绝对比小说更精彩。而既然被当作了小说家，恐怕还是成功比不成功更好一些。
这个暑假，总算得着机会，去永兴转了一圈。重点是跟该县史志办的人做了些交流。现任的王主任对曾静未做研究，但介绍了当地的研究现状，并且说，一九九九年美国史学家史景迁也来过此地。一查，其时尚在其《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上海远东出版社二五年版）一书的英文原版（出版于二一年）撰成之前。
史氏在该书的“致谢”中对此也有记录：“我个人因曾静一案的历史探索而产生的情感随着我探访曾静位于湖南东南的永兴县而达到高潮”，为此感谢“永兴县政府的干部、学者”等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能抵达永兴县的北边—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最切近地感受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那个小小私塾”（该书第5页）。
笔者不能不由衷地钦佩。仅仅为感受曾静当年的那个小书馆，竟不远万里，来到永兴实地踏访。对比之下，国内学者研究过曾静案的不知凡几，这中间的差异恐怕不是研究条件有别可以解释的。
史景迁未及详述当年陪他在永兴考察的当地人士，其中主要是曾任永兴县史志办主任的廖盛时先生。笔者这次到永兴当然要拜访他。
说来可怜，曾静这样一位让永兴名扬宇内的历史人物，在当地竟没有找到丝毫有意义的资料。当地人撰写的各种曾静文章，主要都取材于《大义觉迷录》。以致连他老家所在—笔者希望能精确到自然村—仍没有搞清楚。
廖盛时先生曾撰文认为，曾静“祖籍永兴鲤鱼塘镇石溪湾，后迁大布江乡较头猪婆口村”（《反清儒士曾静》，收入《松柏集》，二一三年自印本，21页）。在访谈中他说，这一认识是从族谱中得出的。石溪曾家冲在永兴算比较早的曾氏村落，附近有不少曾氏村落是由此繁衍而出的。猪婆口村今属千冲乡，该地有关于曾静的传说，故而他有此判断。一九九九年他带史景迁走访的地方，则在县城南郊的注江村（今属便江镇）。此地有曾子庙，有曾家塆，也是从石溪迁来的。他们曾在此查阅曾氏族谱，从“石濑房世科宦途封典一览表”中看到一句关于曾静的文字：“曾静，民国光复，中央以其为革命先杰，发银四万建专祠，被靖州曾氏冒领。”（同上，24页）
至于史景迁所谓“抵达永兴县的北边”，据廖先生回忆，实则在永兴县香梅乡。此地位于永兴县城以北十八公里，且濒临县界，说它是“永兴县的北边”自无不可;只是此地毗邻的是耒阳县，距与安仁交界的那段永兴县北边最近尚有百里之遥。廖先生说，当时史景迁对于路边的一个小庵子非常非常感兴趣。想必，这就是上引所谓“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那个小小私塾”的生活原型吧？明乎此，不能不感叹史氏所谓“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实在可谓神来之笔。—谁说历史必得实证，不需要足够的想象力？
考虑到其在现实中对曾静的生活场所几乎全没有摸着边，笔者很好奇史景迁在书中关于曾静的空间描述。很厉害，在文本中他的方位感要强得多。《皇帝与秀才》的第四章开头写道：“永兴县一共有二十个都。虽然蒲潭村本身并未显示在县区级地图上，资料表明，它坐落于山峦起伏的第十九都，位于该县东北角。第十九都距县城二十五英里，路途崎岖难行，但距张熙及家人所居住的安仁县倒相当接近。”（74页）
从这段叙述不难看出，这位洋太史公在空间问题上做了不少案头功夫。所谓“蒲潭村”指曾静住地。张熙在西安招供，其师曾静“系湖广郴州永兴县人，现居本县蒲潭地方”（《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572页）。稍后湖广总督迈柱奏称，“今有钦差同抚标游击、桂阳知州，在于永兴县渤潭地方，拿获匪犯曾静一名”（同上，第十四册，132页）。“渤”、“蒲”在方言中读音接近，可以肯定系同名异写。然而无论“蒲潭”抑或“渤潭”，不要说如史景迁所希望的“显示在县区级地图上”，就连乾隆、光绪以至当代历修《永兴县志》中都没有出现。特别要说明的是，乾隆、光绪两部《永兴县志》的《封域》部分都开列了各都的“村落地名”，十九都辖有村落四十处，均无“蒲潭”之名（也未见于其他都）。因此，严格说来，“蒲潭”到底是否如史氏所认定的“村”名，不得而知。
尤令人惊异的是，曾静案留下的材料中，无任何“资料表明”，蒲潭坐落于十九都。史料中提到十九都的是《大义觉迷录》卷三，曾静在招供关于雍正帝与陕西总督关系的谣言时说：“此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107页）而这个石枧村，按诸何立忠供词，只是何某的女婿家。其缘由用何某话说，是“旧年因犯生女婿死了，曾静到女婿家来吊孝，犯生会着他，说起犯生女婿为人度量褊浅”，这才扯出一个皇帝与总督的狗血故事。曾静去给何某的女婿吊孝，说明其所居似相距不远—或许此处正是其所居的“蒲潭地方”亦未可知，但直接以此为曾静所居的“蒲潭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是史料无法证明之事。史氏所谓“资料表明”，其实还存在逻辑缺环。
然而无论如何，“蒲潭地方”应如史氏判断的“位于该县东北角”可以肯定。因为曾静岳家位于安仁湘湾（同上，69页），该地今属安仁县豪山乡，与永兴东北接壤。传统乡村通婚半径一般不过一二十里，“蒲潭”应离湘湾不远可知。另外曾静还在供词中声称其“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同上，98页），而方志所载永兴东北与安仁交界的名山大湖仙距永兴县城亦不过一百一十里。即使曾静在招供中为了突出其住处偏僻，从而故意夸大了到县城的里数，至少也已迫近东北县界。就是说，尽管史景迁在永兴完全跑反了方向，他的书面结论却相当靠谱。至少比目前为止当地人的认识更靠谱。
一个外国人，一个对具体空间并无太多实际感受的外国人，在案头工作中却表现出了如此敏锐的判断力，而且还实现了一个思维的跳步（将“蒲潭”定位于十九都），不能不令人欢喜赞叹。
台湾王汎森先生曾发表一篇论文《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近收入其新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版）。该文述及：“曾静于一六七九年生于湖南郴州永兴县（衡阳南方七十五里左右）一个叫十九都的小山村中。”（346页）这里面，“一个叫十九都的小山村”显系笔误。因为“都”不是村名，它是清代县以下的基层政区名，上引史景迁文中已注意到“永兴县一共有二十个都”，此文的本来面目应该是“十九都的一个小山村”。
史景迁参考了王先生此文。按其在书前致谢的顺序，他得到此文尚在其去永兴考察之前。恰好他也将“蒲潭”与十九都联系在一起，不知是否受到了此文的启发。
王先生的文章重在探讨社会心态。虽然从“湖广填四川”讲起，也分析了“曾静的内心世界”，但五个部分中最后一部分“时人的反应”占到超过四成的篇幅。该文立意高远，视野宏阔，除第一部分为“重建曾静的生活史及思想上的转变”之需而将永兴带了两笔之外，其余都是以全国为空间尺度来展开讨论的。自然，曾静的书馆之类细故不在其念中。
史景迁《皇帝与秀才》一书的正文并没有叙及曾静的书馆。他在致谢中带上一笔，还要活色生香地想象“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大概是难抑实地踏访的兴奋之情，与读者分享其神交古人的时空经验。平心而论，他这一笔确实了得。曾静在招供中只顺口提到一句：“小的书馆在安仁县路傍鹏塘地方。”（《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影印版，901页）就让他一把抓住。要是没有足够的敏感，很可能就滑过去了。
不过，曾静说得明明白白，他的书馆在安仁县境，鹏塘地方。也就是其门生张熙家所在。此地今名西草坪村，属炎陵东风乡;与史景迁实际造访的永兴香梅相距不过百余里，而形势却天差地别。
打开湖南地图不难看到，从郴州往北，永兴、安仁、攸县、醴陵基本上成一条直线。从醴陵往北，是株洲、长沙;从郴州往南，则越过南岭，直奔广东。这是一条南北大路。史景迁据以想象曾静书馆居然找到这样一条“大路”，且不说其中的古今之别，就算回到当年，鹏塘一带的情形也不可能同日而语。
曾静在供词中多次强调其生活中的地理环境，如“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所住之地离城市远，无交易买卖”之类（《清史资料》第四辑，45、78页）。凡此种种，当然是为了给自己脱罪。既然为脱罪，免不了有所选择，甚至夸张。例如，他讲自己“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时，要强调是“自家僻处山谷”（44页）;而当官府追查谣言来源，要他招供信息渠道时，他又分说“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而乡间常有人在县来往”（98页），似乎其住处并不闭塞一样。实际上，在他完全是看说话的方便，具体情况如何就得看听话人怎样理解了。
王汎森在研判这一干史料时，也注意到对曾静的供词要做话语分析。他指出“不知李自成是曾静脱罪的一个重大关键”，于是推断：“雍正是否派人暗示曾静这条脱罪的线索已无从得知，这至少是清廷同意的脱罪方式。”（上揭书，383页）这恐怕有点过犹不及了。曾静犯的是“弥天”重罪，如果得逞，清廷就得亡国，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如此你死我活的勾当，怎么可能主动给对手以脱罪的暗示？雍正后来之所以原宥曾静，完全是看到曾静其实毫无能为，不过就是荒僻山沟里一书呆子而已。去之无益，还不如留作反面典型，可以教育更多的群众。王先生有此想法，一来是把清廷想得过于仁慈，以致事关生死存亡也不讲原则;二来则恐怕是不太了解当地情况。就笔者所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静岳家豪山一带的乡民仍有人以到过安平司（安仁上半县的中心，今名安平镇）为平生自豪。斗气（方言谓之“赛牙”）时会有人唾沫四溅地宣称：“我安平司都到过，还怕你！”豪山是从安仁前往鹏塘的必经之路，鹏塘、“蒲潭”之偏僻犹有过之。曾静在被捕前不知明末有李自成，应该是完全可信的事。这反映了当时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结构。
明乎此，对曾静关于其书馆的描述可大致有一个符合事实的想象。当时因钦差“反复追讯造言首犯”，曾静“实不能指出造言之人”，供称是“偶听来往路人传言，实未询确姓名住址”，又怕官府认为他不老实，于是强调其书馆“在安仁县路傍鹏塘地方”（《清代文字狱档》，901页），意思是来往路人太多，无从追查。这样也就可望提高其供词的可信度。事实上，鹏塘地形与他住处一样，也是山区（在安仁是全县地势最高的山区）。所谓“路”，不过是当时安仁通往酃县的路，再往东就是罗霄山脉了。—说它是条大路也可以，但其繁忙程度与史景迁在永兴香梅所见、所想象的，完全是两个概念。
由于对实际的地理形势不甚明了，尽管案头工作做了不少，到行文写作时，史景迁明显有些力不从心。
兹仍以《皇帝与秀才》第四章“湖南查案”为例。本来，在湖南要抓捕的七名人犯，分布于永兴（属郴州）、安仁（属衡州）、宁远（属永州）、华容（属岳州）四处;钦差与湖南巡抚略作商议，便定下了一个兵分四路的抓捕方案，相当于一个大专案组下设四个分专案组，每一组都由省里派员，会同府州县地方官联合行动。其中前往永兴的一组，由于目标是主犯曾静，特由钦差从京城带来的随从武官监督执行。这一形势十分明朗。然而史景迁在讲述这一过程时，添油加醋，将一个简单问题讲得缠夹不清。
史氏写到“组成了四支缉捕队”时，解释说：“往永兴县缉捕曾静的一队由随海兰赴湘的韩守备率领，湘抚麾下抚标中军游击及另一名管辖永兴、安仁两县的文官协助;其他三队也分别由官阶相当的湖南文武官员率领，其中前往鹏塘村逮捕张熙家人的一队由长沙知府亲自带队。”（75页）这里面，“一名管辖永兴安仁两县的文官”不可能存在。史料原文是“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当时的郴州只能管永兴;安仁属衡州府辖，郴州何能管得着。史景迁显然是看到安仁县今隶郴州市，便以为清代已然如此。其实只要翻翻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就可以避免这一错误。
更要命的是，之后的讲述更加离奇：“缉捕活动最终从安仁县鹏塘村展开。至于为何先对张熙家人着手，也许是出于某种史料并未记载的地方上的原因，但更可能考虑到，比起蒲潭村来，该处兵马较易通行。海兰与王国栋决定，于十二月二日先捉拿张熙家人，一旦事成，两天后再前去逮捕曾静。”“前往永兴县蒲潭村逮捕曾静的缉捕队于十二月四日进入行动位置。整个行动同样进展迅速，并未遇到多大麻烦。”（76页）这里面，两段引文彼此矛盾。从前一段看，似乎缉捕张熙家人和曾静的是同一支人马，故而须有先后之分;从后一段看，又是两支人马在分别行动。既然是分别行动，那就不存在孰先孰后，而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事;上文他也已经讲了缉捕队有四支，赴安仁、赴永兴两支的人员构成都不一样。像这样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真不知把谁给绕了进去。
据说前贤有人品题史景迁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看到以上例证，对这一隽语该悠然有所心会。近来有人翻出新解，说称史景迁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其实是表扬;作为历史学者，被称为“成功的小说家”才是骂人。在笔者看来，历史学者被称为“小说家”，无论成功与不成功，都不是好话。因为历史如果复原得好，绝对比小说更精彩。而既然被当作了小说家，恐怕还是成功比不成功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