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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好拿历史说事，其中多有娱乐化倾向。泛滥成灾的清宫戏自不必说，就算一些专家学者，也不甘寂寞，将历史的陈谷子烂芝麻重新拿来炒冷饭，易中天靠在电视上“品三国”一举成名便是典型。有人对此不屑，讥讽他拿严肃的历史“说评话”，他却得意地自吹“站着把钱赚了”。
也并非所有人都在戏说历史。最近读了吴钩所著《重新发现宋朝》一书，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倒也引经据典，史实丰富，加之行文活泼，篇幅短小，感觉颇有兴味。
印象中，这些年的说史，以明清为多，汉唐次之，而涉及大宋的，除了电视剧《包青天》和《水浒》中有所交集，其余好像不多见。这种现象的存在，我想大概与人们对宋朝的习惯看法分不开。
历史的玩笑
宋朝的立国是在汉唐盛世之后，这似乎天生不利于宋的自我形象塑造。虽然此前历经五代十国之乱，宋太祖赵匡胤的统一中国强化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的休养生息，商业和文化的繁荣造就了时代的进步，却终究有大唐的巍峨丰碑在前，生活在巨人阴影下的大宋王朝大则大矣，又不免相形见绌。
更糟糕的是，流传于坊间的关于宋朝的故事，大多属于负面形态的东西，影响最广的，如在“莫须有”罪名下岳飞的蒙冤而死之类，显然极大地损害了宋朝的形象。岳飞的一阕《满江红》，“怒发冲冠”成为千古绝唱，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悲愤，总是在引发人们对亡国恨共鸣的同时，宣泄了对徽钦二帝昏庸无能的不满。我读中学时，语文老师讲解《满江红》，不仅慷慨长歌，还一字一句地教会了我们唱这首歌，至今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旋律在心。
南宋偏居江南一隅，面对外族入侵，连年征战而欲振乏力。苟延残喘之下，临安小朝廷不得不开始逃亡生涯，直至迎来终极之役厓山海战，忠义大臣陆秀夫身背8岁小皇帝赵昺跳海而死，书写了宋王朝最后的悲壮。这一幕绝世悲情令人刻骨铭心，却愈加反衬出一个王朝的无奈和没落。赵宋帝国历18帝320年漫长岁月，后人没有记住其曾经的辉煌，反而念念不忘那些倒霉蛋倒霉事。历史似乎给大宋开了个小小玩笑。
然而，正是这种长久以来对宋朝的误读，才使得“重新发现宋朝”这一命题的提出变得顺理成章，而经过一番仔细的梳理，条分缕析之中，我们果然发现了宋朝别样的精彩。
“权归人主，政出中书”
按照《重新发现宋朝》作者的分析，宋朝最特别的地方，是并不像史家历来强调的那样皇权专制达到
登峰造极地步，相反，其国家治理体系颇具“分权与制衡之美”。宋代的制度设计均遵循“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对于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乃至君主本人，无不严加防范。
汉唐二代皇帝为了独揽大权，采取立内朝、制外朝的策略，并起用皇室的“身边人”来钳制政府首脑，历朝历代乱政无数，无不源于此。宋朝的国家治理架构却相对合理，就像南宋的洪咨夔对宋理宗说的那样，“臣历考往古治乱之源，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也就是，主权归君主，宰相行政事，这样的一种二元权力结构，若能彼此相安无事，则天下太平可求。
但是，宋天下终究是赵姓老大打下的，皇帝虽知“祖宗之法严”，也有忘乎所以，不时冒出乾纲独断的念头。对此，书中特意列举了北南两宋4位皇帝遇事碰壁的8个故事，以此证明宋代君臣“虚君共治”的理想已然实现。
其中说到宋仁宗一心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一个挂名闲职），被包拯极力反对而作罢；宋孝宗嗜好围棋，内廷国手赵鄂天天陪他下棋而得宠，便向孝宗讨官做，孝宗不敢私自封官，嘱他自己找关系，屡次不成，只好不了了之，这样的事在其他皇帝那里也碰到过。相反，时至今日多有陪高层领导下棋打牌的无德无能之辈得高官的事发生，其用人之道竟不如古代宋朝，不能不叫人感慨唏嘘！
快意事做不得一件
更不可思议的是，神宗朝时期，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大怒，批示将一名漕臣斩了。次日，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 蔡确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问为什么？蔡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又提出将其“刺面配远恶处”。这时，副宰相章悙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朝的皇帝当到这个份上，实在够窝囊的，而在这些故事的背后，是宋人对君权节制的一种执著追求。南宋的一位御史刘黻针对当时皇帝“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想绕过宰相机构直接指挥办事，上书度宗这样说：“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对皇帝很有点教训的味道。另一位御史方廷实更直接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分明是单姓独传的封建“家天下”，在宋朝却被解读为“万姓之天下”，大有把皇权关进笼子的意味。皇帝老子历来自恃天下第一，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岂料用个人、批个文、办个事处处受制于下臣，还不时被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不如现今一个县太爷可以胡作非为——这个宋朝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僦舍而居，比比皆是
宋朝的惊人之举，还有我们时有所闻而当下中国从未实行过的“官邸制”。
所谓官邸制，就是国家为任期内的重要官员提供住房，离任则收回。这也是目前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官住房制度。记得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任内，联邦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为他提供了一套大房子，政府出部分租金，余额自己补齐，施罗德感到负担不起，一家三口依然挤在7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古代中国，除了秦汉时期，唐宋以降大抵均实行流官制，官员离任，立马归还房产，致使许多士大夫为官一世，居无片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卜居》诗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居易当时官至礼部主客郎中，相当于现今外交部礼宾司长，在京都混了20年居然一房无着，令人难以想像。 《重新发现宋朝》提供的史实显示，到了宋朝，官员的住房情况并不比唐朝有所改善，甚或控制更严。立国之初的大宋很长时间未建官邸，京官均租房自理，所谓“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仁宗朝时期的大文豪欧阳修到京师任职，租住在破旧小屋里，他在诗中抱怨：“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境况如此，发点牢骚似也情有可原。
后来，朝廷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虽在皇城根修建了一批官邸，也仅限于副国级以上宰相等八类高官使用，部长以下的官员，仍“僦舍而居”。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员，则采用“廨舍合一”的官舍制度，即前屋办公、后屋居住，官员一旦离任，房屋即交由下任使用，国家并不包养终生。
今日今时，住房难成为国人永远的梦魇永远的痛，也成为腐败特权的黑洞之一。凡落马的大小老虎，每每行宫遍地，豪宅连片，而工薪阶层无不沦为房奴，这样的场景即便上溯千年的宋朝也未曾有过。
民可游青楼，官不挟妓行
实际上，按照大宋的制度安排，政府官员受制约的远非住房一条，其他方面还很多。
比如说，“官不修衙”。作者借《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详述了北宋京都市井的繁华，相比之下，皇宫却远不如历代宫城的豪华恢宏。史书记载，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甚至可以俯视宫禁，宫女日夜闻听民间酒楼丝竹歌笑之声，往往忍不住向仁宗皇帝诉说宫中的冷冷清清。
北宋朝廷在政府设施上自我节制，同时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地方政府要修建衙门、楼堂馆所，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苏轼先后两次出任杭州行政长官，州衙屋宇每见“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却又无擅自修建官衙的权力，直至一再上报中央政府，才在远少于预算的拨款下勉强修缮了事。这种“官不修衙”的传统延续到清代，演变为地方官修建衙署一概自掏腰包，从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致使再无官员愿当这个自讨苦吃的冤大头。
又比如，“平民可访烟花巷，官员不可挟妓行”。宋朝的娼楼妓馆公开营业，但按照立法条令，平民可以眠花宿柳，官员不许召妓买醉，也不可私下宴请妓女吃喝玩乐，否则一旦查处轻则受刑责，重则罢官撤职。而对待司法官员，宋朝的制度限制比一般官员更加严厉，别说出入娱乐场所狎妓嫖娼，即使一般的社交应酬活动也一概禁止。像唐朝的白居易公然携十名妓女夜游杭州西湖，还赋诗自鸣得意，要在宋代早丢了乌纱帽。更别说现在居然还有法官集体嫖娼的丑闻，腐败堕落至此，简直抹黑祖宗脸面。
此外，对于政府官员公款吃喝的治理，作者认为是“历代中最为完善、合理的”。对必需的公务接待，国家财政明确拨给“共用钱”，凡超标违规以重典处置。对公干出差等，政府发给“券食”，凭券供应饮食，到年终统一结算，有多吃多喝的，同样按规章制度处罚。
福利“兜底”之功
“宋朝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当《重新发现宋朝》在论及宋代的福利体系时，我们明显感受到了作者笔下一种难掩的欣喜之情。
作者认为，宋朝已经“建立了一套覆盖面极广的福利救济体系，救济的对象涵盖了孤寡老人、残疾人、乞丐、弃婴、孤儿、贫困人口等所有无法自立的群体，提供的福利覆盖了国民‘生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等层面，可谓‘从摇篮到坟墓’均有国家救济”。根据书中所述，分别来看，确实超乎今人的想象。
宋人对下一代关怀备至，主要表现为对贫困人家孕妇实行生活补贴，以免发生溺婴、弃婴事件。宋高宗曾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并在全国推广“胎养助产令”，为每家贫困户发钱4000文（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州县还设“举子仓”，专给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遇到荒年，路有弃子，遍布各地的“婴儿局”、“慈幼局”之类机构，则“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往支”。
宋朝设有“安老坊”、“安济院”等各种养老机构，60岁以上的老人，享有进入福利机构养老的权利，一般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额外补助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可谓照顾周全。
宋代专为收养、治疗孤苦贫困病人而设的“安济坊”，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福利医院。所颁行的“安济法”规定：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均要设立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济坊收治。宋朝还设有“药局”、“施药局”，类似于今日的平价门诊部、平价大药房，看病“只收本钱不收息”。有时，药局也向贫困人家免费发放药物。
至于死后墓葬，宋朝各地所设的“漏泽园”制度，完全属于福利性公墓，“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母过二千，勿收息。”政府还专门雇人管理公墓冥器陪葬贡品，一应提供，以慰逝者尊严。
根据以上各项，作者的结论是：“两宋期间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系，为历代最為完备，不但超越了前代，而且为后世所不及。”两宋之所以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全国性民变的长命王朝，“这里面，应有国家福利‘兜底’之功”。
穿越时光，回归千年，我们见识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宋朝。除此之外，《重新发现宋朝》一书还“重新发现”了宋朝活跃宽松的商业环境、初具雏形的金融体系、广为开放的海上贸易等等，以至千年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内生的“近代化”特质。在历来对宋朝评价的歧见中，作者显然赞同陈寅恪、黄仁宇等人褒宋的观点，只是此书尚属札记类的文字，日后如有更深入的研究问世，想必会给人新的惊喜。
而我个人对宋朝的了解，大抵还停留在宋词阅读的层面上。宋词所彰显的汉语之美，堪称空前绝后。我甚至悲观地认为，从此往后，再无可能读到宋词这般秀美的文字了。
也并非所有人都在戏说历史。最近读了吴钩所著《重新发现宋朝》一书，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倒也引经据典，史实丰富，加之行文活泼，篇幅短小，感觉颇有兴味。
印象中，这些年的说史，以明清为多，汉唐次之，而涉及大宋的，除了电视剧《包青天》和《水浒》中有所交集，其余好像不多见。这种现象的存在，我想大概与人们对宋朝的习惯看法分不开。
历史的玩笑
宋朝的立国是在汉唐盛世之后，这似乎天生不利于宋的自我形象塑造。虽然此前历经五代十国之乱，宋太祖赵匡胤的统一中国强化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的休养生息，商业和文化的繁荣造就了时代的进步，却终究有大唐的巍峨丰碑在前，生活在巨人阴影下的大宋王朝大则大矣，又不免相形见绌。
更糟糕的是，流传于坊间的关于宋朝的故事，大多属于负面形态的东西，影响最广的，如在“莫须有”罪名下岳飞的蒙冤而死之类，显然极大地损害了宋朝的形象。岳飞的一阕《满江红》，“怒发冲冠”成为千古绝唱，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悲愤，总是在引发人们对亡国恨共鸣的同时，宣泄了对徽钦二帝昏庸无能的不满。我读中学时，语文老师讲解《满江红》，不仅慷慨长歌，还一字一句地教会了我们唱这首歌，至今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旋律在心。
南宋偏居江南一隅，面对外族入侵，连年征战而欲振乏力。苟延残喘之下，临安小朝廷不得不开始逃亡生涯，直至迎来终极之役厓山海战，忠义大臣陆秀夫身背8岁小皇帝赵昺跳海而死，书写了宋王朝最后的悲壮。这一幕绝世悲情令人刻骨铭心，却愈加反衬出一个王朝的无奈和没落。赵宋帝国历18帝320年漫长岁月，后人没有记住其曾经的辉煌，反而念念不忘那些倒霉蛋倒霉事。历史似乎给大宋开了个小小玩笑。
然而，正是这种长久以来对宋朝的误读，才使得“重新发现宋朝”这一命题的提出变得顺理成章，而经过一番仔细的梳理，条分缕析之中，我们果然发现了宋朝别样的精彩。
“权归人主，政出中书”
按照《重新发现宋朝》作者的分析，宋朝最特别的地方，是并不像史家历来强调的那样皇权专制达到
登峰造极地步，相反，其国家治理体系颇具“分权与制衡之美”。宋代的制度设计均遵循“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对于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乃至君主本人，无不严加防范。
汉唐二代皇帝为了独揽大权，采取立内朝、制外朝的策略，并起用皇室的“身边人”来钳制政府首脑，历朝历代乱政无数，无不源于此。宋朝的国家治理架构却相对合理，就像南宋的洪咨夔对宋理宗说的那样，“臣历考往古治乱之源，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也就是，主权归君主，宰相行政事，这样的一种二元权力结构，若能彼此相安无事，则天下太平可求。
但是，宋天下终究是赵姓老大打下的，皇帝虽知“祖宗之法严”，也有忘乎所以，不时冒出乾纲独断的念头。对此，书中特意列举了北南两宋4位皇帝遇事碰壁的8个故事，以此证明宋代君臣“虚君共治”的理想已然实现。
其中说到宋仁宗一心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一个挂名闲职），被包拯极力反对而作罢；宋孝宗嗜好围棋，内廷国手赵鄂天天陪他下棋而得宠，便向孝宗讨官做，孝宗不敢私自封官，嘱他自己找关系，屡次不成，只好不了了之，这样的事在其他皇帝那里也碰到过。相反，时至今日多有陪高层领导下棋打牌的无德无能之辈得高官的事发生，其用人之道竟不如古代宋朝，不能不叫人感慨唏嘘！
快意事做不得一件
更不可思议的是，神宗朝时期，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大怒，批示将一名漕臣斩了。次日，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 蔡确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问为什么？蔡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又提出将其“刺面配远恶处”。这时，副宰相章悙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朝的皇帝当到这个份上，实在够窝囊的，而在这些故事的背后，是宋人对君权节制的一种执著追求。南宋的一位御史刘黻针对当时皇帝“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想绕过宰相机构直接指挥办事，上书度宗这样说：“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对皇帝很有点教训的味道。另一位御史方廷实更直接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分明是单姓独传的封建“家天下”，在宋朝却被解读为“万姓之天下”，大有把皇权关进笼子的意味。皇帝老子历来自恃天下第一，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岂料用个人、批个文、办个事处处受制于下臣，还不时被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不如现今一个县太爷可以胡作非为——这个宋朝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僦舍而居，比比皆是
宋朝的惊人之举，还有我们时有所闻而当下中国从未实行过的“官邸制”。
所谓官邸制，就是国家为任期内的重要官员提供住房，离任则收回。这也是目前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官住房制度。记得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任内，联邦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为他提供了一套大房子，政府出部分租金，余额自己补齐，施罗德感到负担不起，一家三口依然挤在7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古代中国，除了秦汉时期，唐宋以降大抵均实行流官制，官员离任，立马归还房产，致使许多士大夫为官一世，居无片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卜居》诗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居易当时官至礼部主客郎中，相当于现今外交部礼宾司长，在京都混了20年居然一房无着，令人难以想像。 《重新发现宋朝》提供的史实显示，到了宋朝，官员的住房情况并不比唐朝有所改善，甚或控制更严。立国之初的大宋很长时间未建官邸，京官均租房自理，所谓“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仁宗朝时期的大文豪欧阳修到京师任职，租住在破旧小屋里，他在诗中抱怨：“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境况如此，发点牢骚似也情有可原。
后来，朝廷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虽在皇城根修建了一批官邸，也仅限于副国级以上宰相等八类高官使用，部长以下的官员，仍“僦舍而居”。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员，则采用“廨舍合一”的官舍制度，即前屋办公、后屋居住，官员一旦离任，房屋即交由下任使用，国家并不包养终生。
今日今时，住房难成为国人永远的梦魇永远的痛，也成为腐败特权的黑洞之一。凡落马的大小老虎，每每行宫遍地，豪宅连片，而工薪阶层无不沦为房奴，这样的场景即便上溯千年的宋朝也未曾有过。
民可游青楼，官不挟妓行
实际上，按照大宋的制度安排，政府官员受制约的远非住房一条，其他方面还很多。
比如说，“官不修衙”。作者借《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详述了北宋京都市井的繁华，相比之下，皇宫却远不如历代宫城的豪华恢宏。史书记载，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甚至可以俯视宫禁，宫女日夜闻听民间酒楼丝竹歌笑之声，往往忍不住向仁宗皇帝诉说宫中的冷冷清清。
北宋朝廷在政府设施上自我节制，同时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地方政府要修建衙门、楼堂馆所，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苏轼先后两次出任杭州行政长官，州衙屋宇每见“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却又无擅自修建官衙的权力，直至一再上报中央政府，才在远少于预算的拨款下勉强修缮了事。这种“官不修衙”的传统延续到清代，演变为地方官修建衙署一概自掏腰包，从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致使再无官员愿当这个自讨苦吃的冤大头。
又比如，“平民可访烟花巷，官员不可挟妓行”。宋朝的娼楼妓馆公开营业，但按照立法条令，平民可以眠花宿柳，官员不许召妓买醉，也不可私下宴请妓女吃喝玩乐，否则一旦查处轻则受刑责，重则罢官撤职。而对待司法官员，宋朝的制度限制比一般官员更加严厉，别说出入娱乐场所狎妓嫖娼，即使一般的社交应酬活动也一概禁止。像唐朝的白居易公然携十名妓女夜游杭州西湖，还赋诗自鸣得意，要在宋代早丢了乌纱帽。更别说现在居然还有法官集体嫖娼的丑闻，腐败堕落至此，简直抹黑祖宗脸面。
此外，对于政府官员公款吃喝的治理，作者认为是“历代中最为完善、合理的”。对必需的公务接待，国家财政明确拨给“共用钱”，凡超标违规以重典处置。对公干出差等，政府发给“券食”，凭券供应饮食，到年终统一结算，有多吃多喝的，同样按规章制度处罚。
福利“兜底”之功
“宋朝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当《重新发现宋朝》在论及宋代的福利体系时，我们明显感受到了作者笔下一种难掩的欣喜之情。
作者认为，宋朝已经“建立了一套覆盖面极广的福利救济体系，救济的对象涵盖了孤寡老人、残疾人、乞丐、弃婴、孤儿、贫困人口等所有无法自立的群体，提供的福利覆盖了国民‘生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等层面，可谓‘从摇篮到坟墓’均有国家救济”。根据书中所述，分别来看，确实超乎今人的想象。
宋人对下一代关怀备至，主要表现为对贫困人家孕妇实行生活补贴，以免发生溺婴、弃婴事件。宋高宗曾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并在全国推广“胎养助产令”，为每家贫困户发钱4000文（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州县还设“举子仓”，专给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遇到荒年，路有弃子，遍布各地的“婴儿局”、“慈幼局”之类机构，则“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往支”。
宋朝设有“安老坊”、“安济院”等各种养老机构，60岁以上的老人，享有进入福利机构养老的权利，一般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额外补助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可谓照顾周全。
宋代专为收养、治疗孤苦贫困病人而设的“安济坊”，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福利医院。所颁行的“安济法”规定：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均要设立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济坊收治。宋朝还设有“药局”、“施药局”，类似于今日的平价门诊部、平价大药房，看病“只收本钱不收息”。有时，药局也向贫困人家免费发放药物。
至于死后墓葬，宋朝各地所设的“漏泽园”制度，完全属于福利性公墓，“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母过二千，勿收息。”政府还专门雇人管理公墓冥器陪葬贡品，一应提供，以慰逝者尊严。
根据以上各项，作者的结论是：“两宋期间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系，为历代最為完备，不但超越了前代，而且为后世所不及。”两宋之所以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全国性民变的长命王朝，“这里面，应有国家福利‘兜底’之功”。
穿越时光，回归千年，我们见识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宋朝。除此之外，《重新发现宋朝》一书还“重新发现”了宋朝活跃宽松的商业环境、初具雏形的金融体系、广为开放的海上贸易等等，以至千年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内生的“近代化”特质。在历来对宋朝评价的歧见中，作者显然赞同陈寅恪、黄仁宇等人褒宋的观点，只是此书尚属札记类的文字，日后如有更深入的研究问世，想必会给人新的惊喜。
而我个人对宋朝的了解，大抵还停留在宋词阅读的层面上。宋词所彰显的汉语之美，堪称空前绝后。我甚至悲观地认为，从此往后，再无可能读到宋词这般秀美的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