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英国在21世纪之前就形成了以“英国制度”为核心的毒品治理机制.21世纪以后,新型毒品的涌现、跨国贩毒集团的扩张以及暗网交易模式的形成给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变化,英国政府在“危害最小化”原则的指引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禁毒法案与禁毒政策.分析英国毒品治理机制的发展、变革与完善过程及其实施效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究世界毒品前沿问题,同时亦能对我国的毒品治理问题有所镜鉴.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英国在21世纪之前就形成了以“英国制度”为核心的毒品治理机制.21世纪以后,新型毒品的涌现、跨国贩毒集团的扩张以及暗网交易模式的形成给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变化,英国政府在“危害最小化”原则的指引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禁毒法案与禁毒政策.分析英国毒品治理机制的发展、变革与完善过程及其实施效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究世界毒品前沿问题,同时亦能对我国的毒品治理问题有所镜鉴.
其他文献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著名经师马明龙的《认己醒语》是目前所知最早以诗体形式出现的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著作.本文通过解读《认己醒语》的主要内容,分析其中所借用的儒、道术语,以期深入把握马明龙的思想.经过概念的分析和思想的比较,我们发现在明末清初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释道合流的文化背景下,早期穆斯林汉文著述家在“以儒诠经”基础上表现出较为多元的著述风格和思想倾向.不同于张中和王岱舆,马明龙的思想特色更多地体现在他讲述苏非思想的存在论、宇宙论和人性论过程中对道家术语和理念的运用.
《国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通讯》(International Buddhist Canon Research Newsletter,以下简称《通讯》)旨在整合国际上有关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整理、收藏、数字化的学术和资料信息,自2021年1月创刊,目前已经以电子刊的形式发行了5期.rn一、刊物背景rn《通讯》由亚利桑那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吴疆教授创办并担任第一任主编,且由该中心团队负责整理发行.编辑团队由对汉文大藏经有专门研究的成员组成,分别是张旭、杨志飞、管仲乐、楼晓蔚、释如闻、释法幢、毕幽腾、张美侨、王若宾、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而阶级生成和阶级区分都是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需要通过劳动转变为技术,进而转化为资本.但资本家掌控和主导了知识向资本转化的过程,导致该过程伴随着知识者与知识、技术、价值的分离,知识者的知识并未演化出技术,或者演化出来的技术被资本家夺取,知识者空有知识而无法转化为价值,该过程即为“失技术化”.通过田野研究发现:资本通过组织结构分化收缴知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导权,通过劳动内容圈定和劳动行为规训缩减知识工人的劳动自主性,而职业无感的员工也仅仅考虑即时性报酬.双
“三教”,指儒教、佛教和道教.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改造儒学,“从理论上彻底完成了宗教信仰的神权、儒家伦常的父权和政治统治的皇权的三位一体化”①,儒术独尊,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具有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道家在发展中不断吸收鬼神信仰、神仙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等,终于在汉末形成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这样的早期道教组织.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则在两汉之际已传入中土.可知,“儒学宗教化,道家宗教化,以及佛教的传入,都在汉代”①.从此,儒释道三教开始了漫长的交流、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即为三教论衡.三
科学研究(简称“科研”)与科学普及(简称“科普”)是科学相辅相成的两翼.已经被科学研究发现的规律、发明的理论,需要科学普及将其转化成为普通的知识,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与社会,推动人类社会良性有序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科研与科普同样是其不可偏废的两翼,故老一代的学者从不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科普工作.曾经深刻地影响过笔者的《中国古代史常识》丛书,参加编审的即都曾是各个领域的资深学者(如杨向奎、胡厚宣、何兹全、蔡美彪、史树青等);而如郭沫若、范文澜、陈垣、吕振羽、侯外庐、季羡林、翦伯赞、罗尔纲、雷海宗、郑天挺
德国思想家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在他1943年底至1944年8月写就的狱中书信中,继承启蒙精神,主张人类正走向一个“全面的非宗教的时代”(eine v(o)llig religionslose Zeit),在这样的时代,他提出要对基督教做“非宗教性解释”(nicht-religioese Interpretation).自其狱中书信1951年出版以来,他的思想引起了世界学界的广泛兴趣①.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学既是工会理论发展的必然,也是工会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学的构建具有良好的学科基础,但也面临着诸如学科定位模糊、学科知识体系不全等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是其构建的深化路径.
劳动者生物识别信息特殊保护不足,具体表现为对劳动者生物识别信息的立法保护缺少特殊性,劳动者知情同意形式化失效与保护预期悖反,职业评估影响升级与就业歧视的风险.劳动者生物识别信息保护具有多元权利属性,需要结合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平等保护.劳动者生物识别信息保护法律应对之原则包括:劳动者知情同意原则、比例原则、严格雇主责任原则.在具体安排上,劳动者生物识别信息保护应通过立法保护的方式,提供基本内涵的统一标准和合理范围,并通过技术方式辅助立法实现范围的可控.
1922年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其性质最初是海员自发组织的、以谋求工作待遇改善的经济斗争.但随着港英政府的介入,罢工斗争的性质逐渐演变为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治斗争.从外部推力来看,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与“一战”后世界工运局势变化有所关联.同时,它也受到香港工运传统的影响.在这场罢工运动中,工人领袖苏兆征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罢工运动也反作用于苏兆征本人,使其思想意识特别是对革命问题的认知有了显著提升,领导组织动员工人开展斗争的能力得到锻炼,为他迅速成长为卓越的工人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社会抗议事件是剖析一个国家治理问题的重要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劳工社会抗议事件日趋增多.本文选择老牌西方发达国家——法国的劳工社会抗议事件①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出法国社会抗议事件可分为“有组织”与“无组织”两类的特征,深入分析引发社会抗议事件的内在原因,并结合中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提出相关启示与思考.